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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期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2015年间内蒙古城市化建设的国情调研重大课题，在深入内蒙古城镇的调研期间，主要接触的有三类人：一类是学者，另一类是当地的农牧民，还有一类是内蒙古自治区行政部门的政府官员。在与蒙古族学者的访谈中，笔者感受到了跨专业、跨文化的冲击力。譬如，围绕内蒙古城市化，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海山教授2016年3月在与笔者的邮件沟通中有这样的讨论：

近几十年，内蒙古牧区的“城镇化”基本上是行政行为的产物。城镇化原本是产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产业发展的原因。而内蒙古牧区的城镇化动力是以让牧民定牧、进城为目标，以接纳外来人口为目标，以城镇化为目标的城镇化，有产无业、有城无市的城镇化，有城市无产业的城市化，有产值无收入的城市化。如此的“城镇化” “城市化”以及近年的“矿业兴旗”战略，创造了外来人口与城镇人口对草原生态环境毁灭性破坏的“产业”（包括强势人群抢占或租赁牧民草场超载过牧、滥采乱挖、搂草挖药、捕鸟猎物等）经营机制。其结果导致：草原生态恶化、牧民贫困加剧、国家补贴增加、官商获利。

一、“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

关于什么是城市化，不同的学科定义各有其侧重点。在学者、政策制定者的眼里，城市化可以用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城市化”“基础设施城市化”“地域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六个子系统在内的“城市化指标体系”来表示。在这样的城市化指标体系下，以内蒙古为例，2013年金区实现生产总值16832.38亿元；第一、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2％、67.6％、27.7％。从定量研究的结果来看，根据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出与贡献率，及其对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方面付出的多少，即GDP的产出和付出来计算，内蒙古整体城市化率在2013年已经超过50％。

全国关于“发展”的思维方式，以大数据为标准，以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的质量，认为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可以说，在“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中，资本量的大小是换算城市化发展能力和质量的唯一途径，资本即是GDP的核心。 copyright dedecms

二、城市化与文化、自然生态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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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内蒙古城市化发展的批评意见集中地反映在“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这两方面，比较典型的意见有：定牧导致超载过牧，此种密集、深度放牧破坏了自然生态。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改变了内蒙古人原有的那一套生产和生活方式，亦即破坏了其本土的“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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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改变用定量研究观察社会的方法，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来考察内蒙的城市化过程，根据公众的行为方式，将内蒙古城市化类型划分为四类：“集市型城市”“企业型城市”“政策型城市”和“移民型城市”。其中集市型城市发展自传统集贸市场。譬如包头发展自传统互市，它既是物资的集散地，也是信息的交汇之处；呼和浩特发展自驿站，因为密集的交通网络聚集了人气，蒙古人将这样的地方称为“浩特”。企业型城市，譬如突然发现了煤矿，就挖煤，发现气田就开采煤气，周围就业、服务业也接踵而至，企业带动了当地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和企业的命运拴得比较紧，企业一旦垮了，城市也就废了。政策型和移民型城市有些重叠，但实际上移民型城市主要是以生态移民为主（如鄂伦春、达斡尔等），这是一步到位的发展思路。政策型城市因为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战略需要，搬迁整个城市，形成“新城”和“老城”格局。

传统上蒙族牧民以3～5户为一个基本单位，逐水草而居，传统蒙族牧民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结构紧密、互为影响的有机构成，那么如何基于此来理解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本介入与“过度放牧”等一系列政策行为带来的结果?事实上，正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创造了文化，因而新元素的进入一定也会导致关联性变化的发生，在这个“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中，有些地方的链条断了，有的环节新生长了出来，资本逐渐渗透进牧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可见，城市化过程创造了生产生活链条中的一部分新元素，另外有一些传统的部分则被切断了。比如对于家庭生活来说，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进城为孩子陪读，越来越多的牧民家庭游弋于城乡两地，成为“一户两居家庭”。城市教育体系的建立是衡量城市化程度的标准之一，但教育资源向城市的倾斜、乡村学校的撤并，导致一家人中母亲在城里陪读，父亲在外地打工，本来一家，现在变成一户两家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形成了新型的候鸟式家庭——事实上不只在内蒙地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劳动者在劳动和消费环节中被异化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极为普遍。

二、“一刀切”政策行为与城市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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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牧导致的生态破坏是招致当地学者、农牧民不满当前城市化路径的主要原因，那么定牧的生产形式为何会出现?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理解为什么要“以管理农业的方式管理牧业”。承包草地的政策源于内陆农业承包农田的思路。但是分草地和定牧彻底打乱了原有的生计体系，原来的草地被承包后变成“你的地”“我的草”之类的区分，承包草地的政策出台后，原有的人际链条被切断，同时又生长出一些新的链条，导致当地牧民的人际关系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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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定牧导致的过度放牧和个体主义进一步强化了牧民对资本的依赖。在当地做过多年环保活动的组织也发现，水、电、气等象征城市化生活的基本元素都是当地人无法控制的，为了购买这些商品，牧民不得不竭泽而渔，因而只基于表象而指责农牧民是极其不严肃、不负责任的。 内容来自dedecms

事实告诉我们，内蒙古的城市化建设离不开农牧关系和城乡关系的理顺。我们应当对发展理念的客观性进行反思，笔者认为，不能采用社会进化论那套思维，认为社会发展必然是依照“采集一游牧一农业”的规律，内蒙古还是应该重视发展牧业，维护内蒙古原有的生产与生活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在农牧区这样的地方应该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异化管理，寻找适合当地的生产模式。

“一刀切”是将政策与政策行为混为一谈，其结果是把因当地政府的政策行为导致的失误转嫁给中央，造成大量的冲突和矛盾。以GDP考虑城市化能力和社会发展质量的研究方法，虽然理性，但它以资本代替全部，因为GDP让我们看到的只是资本的量，政策行为的良莠问题却被遮蔽在大数据之中，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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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构建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

如果按定量研究来看，这四类城市都不同程度地给GDP作出了贡献一一资本提高了、城市化率很高、城镇人口增加。但是，当地学者和百姓尤其对政策型城镇化和移民型城镇化的意见颇多，有些学者认为，城市化本身不是问题，市场和政策则是导致内蒙古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遭到破坏的真正凶手。传统的社会进化论里有一个基本思想是采集、游牧是落后的，把草场看成荒地，只有进入农耕，必须产粮以后才能够表示进步，最后进入工业化社会才是真正进步。通过定性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进化论里的这种发展思路在内蒙古发展的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以农业的方式干预牧业。人民公社时期是将草地改造成农田，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将承包土地换成承包草地，政策行为始终用管理农业的一套办法来管理牧业，这显然只注重了经济理性，忽视人的发展，是推广汉人生产及生活方式的一种粗暴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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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容易犯同一个错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为了让你们变得更加富裕，我们主张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内蒙古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问题，指出在贯彻由城市精英给予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需要跟进，那就是实事求是地检验大数据成果在当地的可靠性，探讨因地制宜的生产模式和与当地生活方式有亲和力的发展模式。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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