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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经济刺激政策把其推入“无生产率进步和无就业”的非典型增长态势。究其根源，在于当前的增长路径恢复到了危机前的再金融化模式，经济呈现主要以虚拟交易活动为主的再次“繁荣”。然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分离的事实，使得其GDP和就业创造仍然处于相互割裂的“二元化”状态；经济“二元化”的固化意味着这种“强势”增长的短期性。因此，美国增长真实态势依然任重而道远，其是否持续深度依赖于非常规货币政策，一旦QE加速退出、资产负债表和利率回归正常化，将大概率再次陷入增长“停滞”的困境。美国经济虚拟化和再工业化启示警惕经济陷入过度金融化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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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金融化经济“二元化”就业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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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近50年的“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之后，美国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预示着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1]。经济金融化的转型引发“核心经济”由实体经济转变为虚拟经济，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政策陷入无效的困境。对此，美国政府被迫采取了非常规经济调控政策，如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和定量宽松（QE）货币政策等。一方面，通过三轮QE政策向经济大量注入约4万亿美元的货币流动性，试图大幅降低信贷成本，刺激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另一方面，通过TARP和ARRA两项计划，对“大而不能倒”濒临破产的企业提供大量救助资金以避免危机扩散。然而，无论是美国学界还是政府部门都认识到，不改变制造业萎缩和金融业膨胀的经济增长模式，宽松政策只不过是走在下一轮危机路上的苟延残喘之策。因此，美国政府大力推进“制造业复兴和制造业回流计划”，并于2010、2011、2012和2017年先后出台了“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AMP）”“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和“制造业就业主动计划（MJI）”。希望通过制造业的复兴实现“再工业化”，扭转“底特律”型实体经济持续的萎缩和“华尔街”型虚拟经济的膨胀趋势，重新再造基于实体经济的新经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将实体经济提升到了能否延续“美国世纪”的高度。 copyright dedecms

然而，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果真如美国政府期望的那样吗?其经济复苏路径到底是再工业化，还是再金融化?对此，需要从经济运行方式的演变作为逻辑出发点，从GDP和就业的双维度及产业关联的结构视角，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而这首先必须认识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二分法的统计刻画是观测美国经济的有效视角，从而描绘出美国经济呈现核心经济虚拟化和二元化典型事实，即核心经济经历的虚拟化使得GDP和就业的创造的关联性不断持续地弱化，GDP越来越依赖于金融业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而就业却越来越依赖低端服务业，由此形成了虚拟化条件下经济“二元化”的独特现象。 内容来自dedecms

产业结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复苏“强势”增长趋势的本质仍然是“再金融化”。金融危机表明其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一旦美联储回归常规的货币政策，经济将面临再次陷入停滞和危机的风险。对此，萨默斯反复给予了警告并宣称“美国可能在3年内再次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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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经济复苏的态势及其特征 dedecms.com

IMF、OECD和WOB等机构2018年经济展望显示，虽然对于全球经济一致持负面看法，尤其是中美贸易冲突、欧洲陷入停滞的威胁越来越大和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但是，美国却一枝独秀，恢复势头良好，未来世界经济驱动因素中国和美国的比重越来越大。无论是GDP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和美元汇率，还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指数都显示，美国正漫步于所预测的轨道，复苏及增长势头在不断地强化。从GDP增速看，2015、2016和2017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6％、l.5％和2.3％，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回到危机前水平。失业率在2015年10月份已经跌破6％的门槛值，2018年4月进一步下行至近18年来新低3.9％。美元汇率持续走强，美元兑主要世界货币是2008年危机以来新的高点，美元兑日元向年内高点110.10的目标挺进，欧元兑美元和英镑兑美元分别升至波动区间高点1.2890和1.6230，且美元指数从2014年5月以来的强势仍将延续。资产价格迅速收复失地，美国道琼斯指数2018年1月份已攀升到历史高点的21000点，是5年前同期的6倍。基于以上的判断，耶伦坚定美联储缩按计划不断地缩减资产的购买最终实现完全退出量化宽松，并在2015年12月份第一次加息宣布正式进入加息上升通道，预计联邦基金利率最终会实现中性水平的2.25％～2.75％目标区间。数据似乎显示美国经济已经远离萧条的泥潭，正步入“强势”增长之路，未来担心更多的应该是通胀问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然而，对于美国经济复苏之后增长的真实态势，大众和学界对此的分歧较大。美国是否己跨出始于金融危机的下行轨道，进入经济周期的复苏甚至繁荣阶段，基于传统经济逻辑以及当前宏观数据进行推断，确实预示着“强势美国”已经回归。然而，有大量来自另外一面的观点和证据认为，美国增长真实态势依然任重而道远，其是否持续深度依赖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此次经济复苏之后的经济增长，至少在4个方面与传统“强势增长”有显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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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呈现“无生产率进步”的非典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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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可以观察到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经济复苏通常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增长。然而，目前数据显示，全球经济似乎被危机负面的冲击引发了生产率增长的长期低迷状态，Byrneetal和Silvia Merler等把这称之为“生产率之谜”。这种增长低迷，表现尤为显着的是美国和欧元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如图l所示，美国本轮经济复苏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远远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危机前的2006年～2007年以非农、制造业和非金融企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l.4、3.1和1.3；危机之后，美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乏善可陈，被视为经济GDP和失业率数据良好的快速复苏时期的2015和2016年，生产率数据表现尤为糟糕，2015年～2016年非农、制造业和非金融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仅为0.57、-0.21和0.26。2017年虽然非农生产率有所复苏，但制造业生产率仍然为0.6，仅是危机前的20％。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经济陷入“无就业创造型”复苏 内容来自dedecms

“无就业创造型”经济增长并非特例，在发达国家金融化转型过程中不同程度可以观察到这种特征，即“奥肯定律”之谜[2]。美国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阶段，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并未呈现同步恢复，尤其在2012年之后部分学者所判断的快速复苏的经济阶段二者呈现负相关。然而，近期失业率的下降让很多人认为美国摆脱了“无就业的复苏”。美国的失业率自2011年10月以来一直呈现下降状态，已经从2009年10月份最高点的10％下降到2018年4月份的3.9％。 织梦好，好织梦

但是，从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看，失业率下降的原因过分夸大了经济复苏因素。问题在于失业率的统计范围是“尚在尝试找工作的人群”，对于那些长期失业从而放弃了寻找工作的人而言，尽管失业是其现实处境，但却无法反映在美国“实际”的失业率之中。因此，失业率的良好表现应更多归因于劳动参与率的快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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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是一种艺术术语，并不意味着只有不工作的人数，它包括不工作的人数和正在找工作的人数。在技术意义上，失业率是失业人员占劳动力的比重。如果人们停止找工作，就要从失业对应的劳动力中扣除。从分子和分母中减去它们，分子总是一个较小的数字。即使没有人得到新的工作，也会导致失业率的下降。因此，失业率并不是劳动力市场状况非常明确的指标。人们因为“沮丧”而放弃工作，有一种周期性的退出劳动力的经济模式。当经济复苏开始时，许多沮丧的工人又返回劳动就业范畴。然而，在当前复苏中，此种模式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发生。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其劳动力参与率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见图2）。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如图2所示，2001年1月美国劳动参与为67.3％，危机前2007年9月份其仍然高居66％，平均下降率为0.015％。然而，从危机爆发至2017年12月份，劳动参与平均下降率则为0.044％，扩大了3倍。Glaeser等认为美国经济呈现欧洲的“硬化症”状态，且比欧洲更应该关注其劳动力参与率持续下降的问题。图2显示劳动参与率和其失业率呈现出高度相似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美国失业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失业工人由于就业无望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并非新增岗位引发的就业人口快速增加。 dedecms.com

（三）公众实际收入并没有随着良好的经济数据出现增长 织梦好，好织梦

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归结为经济金融化的转型所引发的金融资产财富的快速增长。在2016年华尔街创造了历史新高业绩的同时，公众却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复苏的成果，美国的这轮复苏只属于少数富人的狂欢。森迪尔咨询（Sentier Research）数据显示，2016年12月份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6240美元，并没有增长至危机前的水平，相比危机前的2007年12月份仍然要低3.5％。经济之GDP数据在2012年5月份就己复苏至危机前水平，而居民的家庭收入虽然呈现增长态势，但却没有以同等比例增长，好似经济增长陷入迷失，呈现出“迷失型经济增长”的怪象。对此，萨默斯重新激发学界对经济复苏真实状态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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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所示，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增长率在过去的20年中呈现快速下降状态，尤其是在危机期间增长率连续30个月为负数，且增长复苏趋势非常缓慢。GDP复苏的同时，但收入却消失了，说明复苏过程中伴随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可以从美国收入的基尼系数的数据得到支持，该值由1994年的0.45增加到2017年的0.48。图3中收入的中位数和基尼系数曲线反映了美国复苏的红利更大的比例被富有阶层所获取，而普通家庭却陷入了“被迫退出就业统计”的尴尬。 织梦好，好织梦

（四）“增长停滞”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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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然利率呈现持续的下降，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这意味着经济面临“长期停滞”风险越来越大。2013年末，拉里·萨默斯复活了“增长停滞”的概念，之后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发达经济体长期潜在产出的大幅下降，部分原因在于工人们看不到工作机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全球大衰退对长期经济前景造成巨大伤害，本应是短期的经济问题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欧洲、日本和北美等发达经济体陷入了所谓的“增长停滞”阶段，这一现象是否会长期存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无法迅速找到走出停滞的方法，那么，将很难应对未来更为严重的问题。罗伯特·索洛认为经济持续停滞风险是未来最大的挑战，Bob Gordon和Ed Glaeser也持同样的观点一一“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几十年的缓慢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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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停滞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新常态，美国是否能独善其身?Juan Jimeno等认为，“令人沮丧的缓慢增长对生产潜力的影响在美国可能会更加敏锐。Ricardo Caballero和Emmanuel Farhi认为，看似缓慢的增长其实是一个“资产安全陷阱”。克鲁格曼认为，无法准确知道经济运行状况与产能之间的差距，未来相当长时间世界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此外，国外学者如戈登、布兰查德、古、艾肯格林、格莱泽等，国内学者何自力、王曦等都分别就经济增长停滞及复苏是否真实有效提出了关切和质疑[3][4]。

因此，此次美国经济复苏表现出“不同以往和不同寻常”。与传统历史相比，增长的复苏与实体经济的生产率提高和就业的增加联系不大，即既是一个“无生产率进步”的增长，又是一个“无就业创造”的增长。这使得人们不能不深入考察此次美国经济复苏的实质，并对其复苏可持续性作出判断。必须思考，其背后所依赖的经济运行方式是什么?这种经济运行模式是否能够使美国真正实现经济复苏以及再度繁荣?事实上，这种“不同寻常”的经济复苏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体制的金融转型有着深刻的关联。这种转变的两个基本特点是“去工业化”和经济的“虚拟化”，二者持续深化构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美国经济复苏的路径：“再金融化”而非“回归实体经济” copyright dedecms

贝克尔最早观察到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发展趋势，并提出后工业社会到来的预言[1]。经过近50年的“去工业化”的金融化转型，美国的经济运行方式由工业化阶段的实体经济生产为主，逐步转型为基于虚拟资本创造和积累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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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中性论是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描述，即过多的货币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然而，当前其有效性遭受巨大挑战。货币可以作为润滑剂，润滑金融实体经济，也可以作为金融资本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已不能忽视“M-G-M”跃过实际生产而创造GDP这样的事实，因为企业利润的创造越来越多依赖于其参与虚拟资本活动的能力。那么，在经济结构观察时，若仍然把金融、房地产和高端服务业与一般低端服务业等同处理，将无法准确的测度经济金融化转型的深度和广度。传统三部门结构视角可以很好观察到卡尔多典型化事实（Kaldor，1961）和库兹涅茨典型事实（Kuznets，1957），但却无法纳入“经济虚拟化典型事实”[1]。 copyright dedecms

（一）经济“二元化”的经济结构观测

如何对经济金融化进行结构性测度，目前还没有形成标准范式。在理论上，不经过物质生产过程而“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都可以划分为虚拟经济系统，反之则适用于实体经济系统。然而，并没有一个类似的基于虚拟经济的统计核算或数据库。因此，根据许平祥和刘骏民等基于经济虚拟化视角的经济结构观测逻辑[1][2]，利用投入产出法，基于经济虚拟化活动过程中的基本特征，对行业GDP和就业的敏感度进行测算，从行业活动数据上把整个经济结构重新划分为虚拟经济部门、实体经济部门和一般服务业部门（见表l）。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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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历经济虚拟化和去工业化，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体，高价值追逐成为其主要的特征，即其产业结构处于产业链的高价值顶端。因此，新分类的标准之一即为哪些行业具有高价值属性。 copyright dedecms

其次，观察哪种经济活动（价值创造还是物质生产）在该行业占大多数比例，这是进行归类的第二个标准。因为价值创造和物质生产所使用的技术是不同的，前者是靠流入的“货币资金量”、以“金融创新”为技术支撑从而创造金融资产的过程；而后者是以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来支撑的。

第三，基于各行业的关联性原则，或者划入虚拟经济系统或者进入实体经济部门。 copyright dedecms

根据此三大原则，对传统经济结构的三次产业部类进行修正。基于NAICS体系下的经济分类，即整个经济分为15个门类、35大类、60种类、2208个小类和19720个国家小类。遵循经济活动的GDP属性原则、经济活动的就业创造性原则与行业关联性的三大原则，对NAICS行业分类进行修正。由此，得到基于行业层面的高价值创造和高就业创造的集合。如表l中显示，虚拟经济部门（I）包括金融、房地产和职业服务，实体经济部门（A）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与仓储业、信息业和农林牧渔业，一般服务业部分（S）包括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艺术、休闲娱乐及餐饮业、批发业、零售业和其他服务业。 dedecms.com

（二）美国经济增长的复苏：核心经济A部门转向I部门趋势未变 内容来自dedecms

在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的过程中，美国的经济结构表现为A部门的先上升然后下降，呈现倒U字型的变化特征；I部门以资本和金融创新为工具，从原来依附并服务于A部门，迅速膨胀成为控制A部门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演变成为整个经济增长的核心部门；S部门就价值创造方面而言，则一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征和趋势预示着其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着某种变革。刘骏民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美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5]即由高度依赖虚拟经济逐步来替代了二战前依赖工业化经济创造GDP的增长方式和全球“由外到内”代替了“由内到外”经济运行方式。由此，美国的核心经济逐步地走上了虚拟化的历程，表现为当前美国GDP创造越来越依赖于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I部门。 dedecms.com

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在没有经济干预政策的情况下，市场力量将自动进入去杆杆、降低债务水平和经济潜在生产的修复进程。然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则使得经济走入了另外一条更为漫长的曲折之路，即A和I部门的非平衡性趋势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得到了改善。在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从GDP的创造结构及其演变看，核心经济由A部门向I部门的金融化转型趋势并未改变。与制造业相反，在金融危机后饱受诟病的金融部门在危机之后却恢复很快。 织梦好，好织梦

如表2所示，无论是狭义的金融业，还是包含保险、房地产和固定资产租赁业的虚拟经济（I）部门，作为危机的导火索都在2008年遭受重创，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但二者随后便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过来：不仅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且还有了一定的上升。同时可以发现，美国金融业的利润率也恢复得“又快又好”。在危机中经历短暂的下降之后，很快就恢复到制造业和全行业利润率的两倍以上[6]。所以，无论是否承认美国经济复苏，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却真的已经从危机困境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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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就业的复苏“配第-克拉克”诘难仍然存在 copyright dedecms

古典经济学家一直不曾放弃过萨伊定律，认为经济不可能存在失业，因此，把就业问题置于次要位置。而对于就业及其结构问题，一般都被描述成劳动力在经济中配置比例问题。马克思也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伴随常态，是资本对劳动力控制的先决条件，资本有机构成不断上升内在逻辑暗含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但是，从经济运行层面上开始关注就业经济的是庇古（C·A·Pigou， 1914），之后凯恩斯（1936）把就业问题的研究推向了顶峰[2]。 本文来自织梦

当前，就业创造已经是宏观经济中重要的目标之一。在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化过程中，经济就业结构遵循收入决定论，劳动力是由低工资的部门向高工资部门的转移，该效应叫作“配第-克拉克定理”。Kuznets实证数据证明，按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情况分类，1839年的美国劳动力在经济中的分布为：64.3％、16.2％和19.5％；1869年为50％、29％和21％；1929年的结构则变成19.9％、38％和41.3％；到1965年各部门类的占比为5.7％、38％和56.3％。劳动力不断由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然后再向更高收入的服务业部门转移[3]。此外，在荷兰、英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农业部门劳动力下降，工业部门上升。“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是对“配第-克拉克”效应的经典描述。如果按照Kuznets的数据，那么，在第一、二、三产业中的工资水平应该逐次递增，按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结果确实是如此。然而，其内在逻辑却忽视了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变化，尤其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存在明显的差异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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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金融、房地产从中剥离之后，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仍然极大，而平均工资水平却远低于第一、二产业。此时，“配第-克拉克定理”的逻辑推理与现实不再相符。采用A、I、S新三部门分类法对就业结构进行观察，经济之劳动力结构表现出 “配第-克拉克”诘难。传统实体经济A部门对就业的贡献在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服务业部门和虚拟经济部门就业占比不断上升，但虚拟经济部门吸收的劳动力很有限，1950年～2000年仅增加了10个百分点，之后一直保持在18％左右；与发生巨大降幅的传统实体经济（1950年～2017年下降了27个百分点）相对应，一般服务业部门增幅却很大，该部门1950年～2017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且保持了持续上升的态势。一般服务业部门于2000年超越传统实体经济部门，成为吸收劳动力最大的部类之后，二者的剪刀差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此后，传统实体经济部门对就业的贡献不断下降而一般服务业不断上升的趋势仍在加强，并且没有看到任何反转的迹象。可见，A部门对就业的贡献一直都比较稳定，但相对重要性已经减弱很多；I部门本质并不是为就业经济而服务的，对就业的贡献非常有限；S部门从来就是就业的伴生品，是就业的主要承载部门。

从“配第-克拉克”诘难的困境看，目前的复苏阶段就业仍然呈现A部门流向S部门的趋势（见表3）。一般服务业部门（s）在超越了传统实体经济部门（A）成为了吸收劳动力最大的部类之后，二者缺口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危机前后阶段，传统实体经济部门（A）对就业的贡献不断下降而一般服务业（S）不断上升的趋势不断加强，并且没有看到任何反转的迹象。可见，A部门对就业的贡献一直都比较高，但相对重要性已经减弱很多；l部门本质并不是为就业经济而服务的，对就业的贡献保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S部门从来就是就业的伴生品，现已经是整个就业经济中的最重要部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美国经济“再金融化”积累加剧了经济的“二元化” copyright dedecms

为什么按A、I、S三部门方法分类方法进行观测时，会得出与传统分类方法相反的结论呢?即为什么“配第-克拉克定理”在经济虚拟化的经济中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二战前美国GDP和就业创造的核心都附着于A部门；二战后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GDP和就业的变化趋势各自走上了不同轨道。当前，美国的GDP创造的核心在1部门，而就业创造的核心在S部门，从而出现载体的异质性问题。这就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呈现“二元”的特征，即经济的“二元化”趋势[1]。这种二元化并不是刘易斯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二元，也不是我国城乡二元；而是指如英国、美国、意大利等经济虚拟化国家在价值增值与劳动力经济参与中所依赖的载体的异质化，从而出现GDP与就业创造的割裂。这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GDP经济和就业经济结构的对称性；其次是GDP贡献和就业创造的异步性，即各行业对总体经济中的GDP和就业创造贡献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而异步的可能。 copyright dedecms

“二元化”趋势是经济虚拟化条件必然导致的结果，那么，在经济复苏仍然以虚拟经济的I部门为主的情况下，二元化趋势是得到改善，还是进一步固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从就业经济和GDP经济对称性和同步性指标看，其二元化在危机后仍然保持分离趋势（见表4）。偏离值指标值大于1表示价值特性高于平均水平从而是高价值属性行业，小于l的则是低价值属性行业。重点观察危机前后，二者偏离程度的变化。表4显示A部门的偏离值在1.02到1.53之间，l部门介于l.88到2.35之间，s部门介于0.62到0.85。2008年A部门为1.17，I部门为2.25，S部门为0.95，I部门表现出高于A部门的2.5倍，S部门的2.8倍；到2017年A、I、S的值分别为1.42、1.95和0.54，I部门是S部门的3.5倍；I部门越来越展示出高价值属性，而S部门则越来越演变为低价值属性活动部门，二者的缺口呈现扩大的趋势。 内容来自dedecms

这说明危机后“二元化”的趋势不但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在复苏过程中回到了原来的路径。GDP经济和就业经济内部结构非对称性的实质是I部门和S部门在价值特性上所表现出的差异。该差异性越来大，二者结构的非对称性就越强。在再金融化的复苏中，经济虚拟化是以I部门的高价值特性为基础的，随着I部门在GDP经济中贡献的增加，经济结构的发散程度的加剧就不可避免。这就意味着GDP和就业的“二元化”趋势仍然在不断加强。 内容来自dedecms

四、启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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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GDP增长和就业的创造。传统理论大多数把二者独立在各种维度进行逻辑判断，得出美国经济复苏良好的结论，但这种逻辑推理缺乏基于二者之间关联的基础支撑。因此，经济系统的自我复苏动力只有在GDP和就业创造互动效应较大时，才能形成自我驱动效应。 内容来自dedecms

美国本轮复苏并非所谓“制造业复兴”带来的实体经济的再次繁荣，而是依赖深度再金融化的“食利型增长”。美国制造业再回流战略可能更多的具有政治意义[7]。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在于泛滥的货币供给推升了资产价格，从而通过“财富效应”机制推动以各种金融工具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一模式却并不可能带来真实的经济增长。这与萨默斯、克鲁格曼和瓦格纳等判断是一致的[8]。 dedecms.com

首先，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难以恢复。这就造成了追求更高利润率的资本投资并不可能流向制造业，而只是在金融部门体内循环，甚至制造业企业的账面利润也大多来自金融领域而非制造业本身。

其次，制造业的持续低迷，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从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在“食利型增长”模式下，金融业的高度资本密集型特征，以及其他服务业的临时就业性质，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严重两极分化。一是极少数金融行业的高级从业人员和企业高级经理人，他们因为能够通过各种股权激励获得极高的收入；二是普通工人，特别是一般性服务业中的非正规就业者，大多处于最低工资水平。 本文来自织梦

虽然当前美国经济处于复苏态势，但“制造业复兴”却并非本轮美国经济复苏的支撑力量。危机后美国一系列应对之策，反倒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使得当前美国经济表现出“无生产率进步和无就业”的非典型复苏态势。此种经济运行方式表明，其仍然是再金融化的模式，即其恢复路径回到了危机前的再经济虚拟化过程，使得其GDP和就业创造呈现相互割裂的“二元化”状态，经济陷入虚拟交易活动快速复苏而实体经济停滞的增长困境。二元经济可以通过不创造就业（或者很少）的情况下取得经济的恢复甚至较大的增长，但此增长在外在货币刺激有限的情况下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美国想要实现真实的经济复苏，经济运行独特的“二元化”方式使之只能逐步恢复就业经济和GDP经济二者之间的联系，代价是虚拟经济的消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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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仍然相分离的事实意味着这种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再金融化意味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回归二者背离的趋势轨道，使得GDP和就业的创造的关联性在不断持续地弱化，GDP越来越依赖于金融业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而就业却越来越依赖低端服务业。复苏的步伐仍然在继续，但“停滞”风险的靴子就在眼前。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经济“二元化”趋势的固化意味着其复苏本质还是再金融化，金融危机表明其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一旦美联储采恢复到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经济将面临再次陷入停滞和危机的风险。 织梦好，好织梦

然而，更为危险的是，“再金融化而非再工业”的进程不仅是美国当前的状况，在欧洲高债务发达国家也观察到了同样的逻辑。经济虚拟化使得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背离的趋势，经过金融危机对前者的消肿缓解了危机的步伐，但危机后的救助政策却把它又重新推向了灭亡的深渊。美国等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复苏真实态势依然任重而道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再工业化的失败启示，要吸取经济去工业化和金融化的教训，警惕经济脱实向虚，避免经济陷入过度金融化的陷阱。 copyright dedecm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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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平祥.经济结构的“二元化”与“奥肯定律”的困局[J].经济科学，2011（05）：26—42.

[3]何自力.西方经济停滞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J].红旗文稿，2018（04）：34—36. 内容来自dedecms

[4]王曦，陈中飞.发达国家长期停滞现象的成因解析[J].世界经济，2018，41（01）：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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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骏民.决定中关经济未来差距的两个基本因素——虚拟经济视角下的大趋势[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5（01）：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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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晨，冯志轩.再工业化，还是再金融化？——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的实质与前景[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7（06）：17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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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鞍钢，任皓，高宇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评述[J].国际经济评论，2018（02）：112—130. 织梦好，好织梦

[8].理查德德·E.瓦格纳，朱子阳.美国经济真的恢复了吗？[J].国际经济评论，2016（06）：17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