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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发展、变动、调整的世界经济格局的背景下，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开放的新战略，因此，准确判断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走势和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趋势，是中国制定正确的全球战略的前提。其中，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是否出现了逆转?“逆全球化”的概念是否成立?将会是中国对外战略决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本文来自织梦

在“逆全球化”的概念上，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着分歧和争论。笔者认为，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走势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 本文来自织梦

其一，与危机前相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认同日趋分化并日益严重，如果说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首次出现的“反全球化”示威，标志着美国国内层面全球化的收益者和受损者的利益诉求的矛盾；那么，危机之后，在国际层面则明显出现国别之间在对待经济全球化态度上的反差。发达国家在对外战略上几乎放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追求的自由主义，转而越来越依仗保护主义，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却在危机之后努力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本文来自织梦

其二，逆全球化现象不仅反映在国别间对全球化的态度差异上，同时也反映在全球化治理方式上出现了逆转的现象，以往多边、全球性的国际协议和机构越来越多地被双边和区域性的协议和组织取代，世贸组织的新一轮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货币组织缺乏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思路与新方案，特别是美国相继退出TPP、国际气候谈判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三，本轮危机之后，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西方主要国家的复苏步伐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样也是国别之间经济变动的异步性特征的再现，这说明各国之间经济的关联度和相互依存度在下降。显然，这是逆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发展主要表现为各国之间世界商业周期的同步性加强，并由此提出了治理全球性危机的国际协调的要求。 内容来自dedecms

其四，世界经济中三大主要板块的经济结构的调整，都呈现出了与危机前不同的趋势，美国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方向，这种调整就美国国内层面而言，意味着资源从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转移，显然调整的成本是巨大的。而在国际层面，制造业的振兴以及美国人买美国货，促使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改善了，但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带动作用将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再平衡过程中的外部需求下降，作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亚洲主要国家的调整只能转向服务业发展，但是，由于亚洲服务业在世界范围中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亚洲服务业的增长只表现为非贸易部门产值和需求增加，从2008年以来的经验数据来看，外围国家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是无法替代中心国家实物需求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的。而欧元区经济体在主权债务危机的调整中逐渐形成了区域内的“中心-外围格局”，区域内贸易的增长超出了区域外的贸易增长。因此，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结果是强化了区域内的自循环，削弱了三大板块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而从阶段性趋势看则呈现出逆全球化性质。

其五，正是2008年危机后各国的反危机与再平衡政策调整的逆全球化性质，导致了2012年之后连续5年世界贸易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的现象。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的复兴和繁荣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期间的绝大多数年份，贸易的增长一直领先于世界产量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2012年之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的确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化发展轨迹。 织梦好，好织梦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确存在着阶段性的逆全球化的变动趋势，因此，笔者认为，作为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时代特征描述，逆全球化的概念是成立的。其含义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各国内外部经济战略的调整与危机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其二，这种逆全球化战略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逆全球化的实质效应。

“逆全球化”概念成立的一个前提是承认国家层面的对外战略是能够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我们说2008年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调整是“逆全球化”的，那么，与此相对应，危机之前这些国家的对外战略总体上讲是顺应全球化的战略，或者说这些国家的战略调整是不断地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战略的调整中梳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尽管在学理上缺乏统一的定义，但较为一致的共识是要素的全球流动所产生的全球资源配置的效应。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不考虑2005年之后的格局变化），即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1958～1960年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出现以后。第一个阶段可视为是贸易国际化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则是金融国际所带动的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的开启时代。

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来认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话，它是一个为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所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在这种持续中，贸易的自由化秩序需要用资本跨国流动的管制来维护，同时，那个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应的国内经济制度也是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下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因此，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通常把那个年代称为是“内含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时期，以此来对应后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时期（Neo-Liberalism）。那么，为什么资本控制加贸易自由的“内含自由主义”能成为当时普遍接受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内容? 本文来自织梦

首先，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符合当时西方国家通过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因此，在国际层面通过合作创造出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符合当时世界经济参与国的共同利益。因此，以贸易自由化为优先目标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必须解决关税壁垒、国际支付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的复兴和发展。这三项任务分别对应当时的GATFS、IMF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组织来协调。其次，资本管制作为各国的对外政策手段，当时被普遍接受的原因在于多数国家普遍担心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动会干扰各国正在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同时，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协议的主要设计者，凯恩斯和怀特也担心短期资本不受约束的流动会影响汇率的稳定，进而影响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最后，当时也有对资本流动的例外要求，这种例外要求在理论上主要来自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阵营，除此之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两大利益集团是反对资本管制的。其一，英格兰银行担心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会导致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弱化，主张战后应该建立资本流动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英国本身在当时无力推动资本流动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市场对英镑的信心受挫，一旦实现货币自由兑换，英镑的币值无疑会下降，伦敦的金融地位同样难以维持；英国经济受战争破坏严重，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货币自由兑换将会使英国经济面临外部不平衡的限制；英国在战后复兴过程中依赖美国贷款，因此在国际秩序的建立问题上必须和美国保持立场的一致。其二，美国虽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导国家，但是美国国内的商业银行家和美联储官员都希望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然而，当时如果资本不加限制地自由流动，结果一定是资本由欧洲流向美国，造成欧洲经济的衰退和支付能力的不足，这对美国商品的输出是不利的，会影响美国产业资本的利益。显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初期，美国的对外战略更多考虑的是美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将银行资本的利益放在了次要地位。 织梦好，好织梦

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产生的原因在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使作为美元的货币有了投资的需求，这是一个纯粹的自发产生的市场，它的发展完全遵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逻辑。那么，这样的市场在“内含自由主义”的国际环境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们主要从美国的顺全球化自由主义战略调整谈起，因为美国所经历的过程比较完整且具有自主性，而其他欧美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其金融自由化的调整均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或具有外生性特征，或只是出于阶段性目的。 织梦好，好织梦

美国对这个离岸美元市场始终是支持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其支持的战略出发点有所不同。在最初阶段，非居民持有的美元有了离岸储蓄和投资渠道，减轻了非居民用美元兑换黄金给美国带来的外部压力，同时，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是可以通过资本账户的管制而分离的，离岸的利伯维尔场可以满足银行资本的利益追求，而在岸的管制金融能保障政府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因此，美国并没有对美国银行的离岸分支机构进行任何干预，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在岸市场资本账户的管控。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离岸市场规模的增大，美国资本管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加之国内资本账户的管制不仅限制了在岸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同时也限制了美国产业资本对外投资的扩张步伐，因此，国内存在着支持放松管制的政治基础。随着美国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通胀形势日趋严峻，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汇兑比价难以为继，特别是在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后，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当局必须跟随美联储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这些国家会面临本币高汇率所带来的出口萎缩和高利率造成的国内紧缩的双重压力。而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实际上是美国通胀的对外输出，因此，美国选择浮动汇率和放松管制的金融自由化调整，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美元在金融自由化的环境中行使着“结构性权力”（Structure Power）。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放松管制的金融自由化方向的调整，使非居民持有美国国债的比重增加，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不依赖于美国本国的居民储蓄，金融自由化并不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因此，为吸引离岸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向美国，1981年美国实施了国际银行便利（IBFs）措施，尽管这是美国的一项自主金融自由化开放的措施，然而它对全球金融自由化调整的趋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不仅体现了美国金融自由化调整的成功经验，使外围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的金融乃至整个经济制度，同时，美国国际银行便利措施的实施，形成了全球范围对金融资源和权利的争夺，欧洲一些对金融自由化还存有疑虑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竞相采取了自由主义的金融开放政策。这一过程就是国际经济秩序由“内含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同时，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所带动的要素全球流动加速，使世界经济的规模和增速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全球性投资、并购高潮的出现也都与金融自由化的开放进程在时间上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上一轮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调整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逻辑的。由此推论，目前出现的“逆全球化”的现象必然是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又一轮否定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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