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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通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检验协定中该类条款的设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产生影响；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降低了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能够提高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流动的正向影响效应。 织梦好，好织梦

关键词 国际投资协定 可持续发展条款 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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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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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以下简写为IIA）是近年来数量增长最快的国际经济规制，截至2017年4月底，世界上已经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以下简写为BIT）已达2960项，其中已经生效的协定2368项；已经签署的包含投资条款的协定（Treaties with Investment Provisions，以下简写为TIPs）有368项，其中已经生效的协定303项（UNCTAD）[1]。包含投资条款的协定主要是自由贸易协定（FTA）、经济一体化协定（EIA）等，如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第12章规定了专门的投资条款。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签署的协议，作为特定的联系两国的双边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给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宗芳宇等，2012）。特别是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包含了有关缔约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法律障碍，保证投资关系的稳定性，促进私人投资活动的发展（杨宏恩等，2016）。

区域贸易协定通过消除各种关税、非关税壁垒建立单一市场，对于区域贸易协定与贸易结果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区域贸易协定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却不太直观。一些经济体积极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够增加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吸引力，Motta和Norman（1996）发现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改善市场准入，鼓励外国企业的投资。Medvedev（2012）研究区域贸易协定对FDI净流入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的净FDI流入量以及FDI收益的增加与区域贸易协定伙伴的市场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若试图建立区域贸易协定，其他经济体可能会担心因自己没有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而减少FDI的流入，从而导致投资转移。陈丽丽和余川（2011）以三国自由资本模型为基础，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对FDI流向和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多数情况下，FDI会从区外向区内流动，但更多地是流向区内高收入成员国；区域自由化程度越高，区内外国家劳动生产率差异越大，或区外国家收入水平越高，就会有越多的FDI从区外流向区内。Im（2016）研究区域贸易协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区域贸易协定降低了内部成员的水平型FDI，但增加了内部成员出口平台型FDI以及外部成员FDI的流入；区域贸易协定在总体上增加了外部成员FDI的流入，但不能确定其对内部成员FDI流入的影响。 dedecms.com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但在何种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向东道国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技术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Colen等，2016）。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确定通过国际投资协定吸引什么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投资协定对不同投资领域的效应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政府将国际投资协定作为一种吸引最有利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那么就需要研究国际投资协定的异质性效应。陈继勇和计飞（2016）基于美国2006～2013年间能源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东道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立足于本国制度环境的建设和法治水平的提高，单纯依靠双边投资协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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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环境污染等问题，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对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其环境规制日益严格，这使得部分污染密集型企业以FDI的形式进入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企业聚集在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使之成为“污染避难所”，给东道国带来了较大的污染威胁。外商直接投资还会对劳动力市场、工资报酬等众多重要议题产生影响，如工资扭曲、劳动力收入占比等。邵敏和包群（2013）利用世界银行的企业数据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对中国内资企业侵害劳工权益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相关侵权行为会显着地提高当地同行业中内资企业侵害相关劳工权益的概率，但外资企业不侵害劳工权益的行为却未能产生显着的正向外溢效应；随着司法效率或司法公平度的提高，外资企业侵权行为的负面溢出效应明显减弱，同时也有利于强化外资企业不侵害劳工权益行为的正面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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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国家政府都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而国际投资协定通过“国民待遇”、“公平和公正待遇”等条款承诺，也会对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产生影响。一些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并不单纯影响其个体行为，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Lederman等（2005）认为墨西哥北美贸易协定（NAFTA）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加入协定后能够增加跨境投资的流入。一些研究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中与服务和投资相关的条款，如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其他非贸易条款能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Lee和Mansfield（1996）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那么，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规定是否会影响FDI的流向?为了检验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规定对FDI流向的影响，本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条款进行评分，利用来自IMF的CDIS（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统计的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考察这些条款的设定对FDI流入、流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投资流入量产生影响，也没有对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量产生影响；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对东道国投资的流入，也促进了投资来源国对缔约伙伴的投资流出。此外，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FDI流向的异质性影响。与现有文献研究相比，本文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发展：第一，通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功能进行评分，检验两类国际投资协定中该类条款的设定对FDI流入、流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有助于对条款的影响效果提供更清晰的理解和把握。第二，本文较全面地考察了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FDI流向的影响，克服了案列研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第三，本文还考察了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FDI流向的异质性影响，为进一步更深入细致地研究条款设定对FDI流向的影响机制提供了线索。

二、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条款的模式及其演变

2013年全球论坛“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总结报告中指出，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来自商业社区在更广泛的“责任生态系统”中的努力，所有参与者（不仅是企业）都有责任为建立健康的商业环境而努力。政府不能推卸自己在保护国际认可的基本权利以及确保良好的治理、公平、透明度规定方面的责任（OECD，2013）。因此，企业、劳工、民间组织以及政府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经合组织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进行了一些早期调查，如2007年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劳工和反腐败等问题的调查，2010年有关环境问题的条约实践等。Gordon等（2014）进一步更新扩展了这些早期研究，考察了2107个协定样本，涵盖了54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所签署的投资协定[2]，超过全球投资协定总数的70％，其中包括2094个双边协定和13个多边协定。该研究将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扩展到环境、劳动、人权和反腐败四个相关领域。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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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还较少，在调查样本中只有252个国际投资协定纳入了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占总调查样本的12.1％。但近年来其频数已逐步增加，在2008年和2013年之间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有超过75％的协定（主要是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FTAs）投资章节）至少包括环境、劳动、人权和反腐败四个负责任商业行为相关领域中的一个。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时序有差异，在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四个相关领域中，环境问题是协定中第一个提到的问题，最早出现在1985年中国-新加坡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中新双边投资协定的第11条“禁止和限制”条款中规定：“本协定的规定不应以任何方式限制缔约任何一方申请任何禁止或限制或采取任何旨在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采取行动的权利，或保护公众健康或预防疾病和害虫的动物或植物。”劳工问题出现在1990年美国一波兰双边投资协定的序言中，“美利坚合众国和波兰共和国……认识到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关系有助于两国工人的福利和促进基本工人权利的尊重；……同意如下：……”。反腐败问题出现在2000年奥地利-乌兹别克斯坦双边投资协定中的第25条“无效”条款规定中，“（1）争议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全部或部分撤销仲裁裁决的，基于以下一个或多个理由，即……，（c）法庭提供决定性的专家或证据的成员存在‘腐败’行为”。第一次提到人权问题是2002年的奥地利-马耳他双边投资协定第18条“范围、协商、调解和调解”条款中的规定，“（2）欧洲人权公约的申请不应被排除”。

在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四个相关问题中，保护环境的频率最高；非双边投资协定中包括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比双边投资协定中包括该条款的频次要高。在2042个双边投资协定中只有10％的协定包含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条款语言，而在50个非双边投资协定（主要是自由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中有96％的协定包含了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条款语言。尽管非双边投资协定在样本中的比例很低，但其对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高度关注，特别是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提高了样本中出现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频率。252个双边协定中包含的377项有关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条款语言，可按其功能区分为以下几种：（1）序言。虽然序言中的条款语言没有对协定的承诺带来约束力，但序言条款语言往往对解释协定的内容起指导性作用，能够在更广泛的上下文语境中解释相关的协定条款。有关环境保护、劳工条件和标准、反腐败和维护人权的条款语言出现在154个协定中。（2）保留政策空间。这种规定主要旨在保护公共利益的调整预留政策空间，其中146个协定涉及该类条款，内容大多针对环境问题，其中还有一类采取的环境措施是为保护公共福利目的而采取的非歧视性监管行动，但不构成间接征收，54个协定包含了该项内容。（3）维护标准。首先是不降低标准，这种类型的条款旨在阻止降低环境或劳动法规以吸引投资，82个协定包含该类条款；其次是维持或执行国际认可的标准，这种条款通常在协定中承诺反腐败或实施高标准的和劳工条件，还包括尊重一些国际公认的劳工标准等，28个协定包含该类条款；最后是鼓励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条款，在协定中承诺鼓励企业尊重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标准，有9个协定包含该类条款。（4）承诺对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进行合作，协定中承诺缔约方在环境、反腐败、劳工条件和标准等方面展开合作，有35个协定包含该类条款。（5）在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上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ISDS）之间建立联系，有31个协定包含该类条款。（6）协定中承诺采取打击腐败的措施，有16个协定包含该类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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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与数据 织梦好，好织梦

1.模型设定与估计 织梦好，好织梦

在研究双边流量决定性因素的模型中，一般采用引力模型，近来关于引力模型的理论研究表明双边贸易不仅是两经济体之间距离的函数，也是与其他国家之间距离的函数。Anderson和Van Wineoop（2003）提出了纳入“多边贸易阻力（multilateral resistance）”因素的贸易引力模型。为了检验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双边投资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双边投资引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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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Xijt）=α0+α1SDijt+Zβ+μi+vj+λt+εij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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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jt是双边投资变量，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j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经济体；SDijt是对经济体i与j签署生效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具体的评价方法和标准见下文；Z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双边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等相关特征变量，β是对应的回归系数向量；μi与vj表示双边经济体的固定效应项；考虑到时间因素的影响，模型还纳入了时间虚拟变量λt。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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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比率（fdiinf） 内容来自dedecms

本文利用来自IMF的CDIS（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统计的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一个采用经济体j中来自i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占其总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比率（fdijijt）表示；第二个采用经济体j中来自i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占经济体i总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的比率（fdiiijt）表示。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数据跨度为2009～2015年。

（2）解释变量：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评分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采用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包括了2107个协定样本，涵盖了54个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所签署的投资协定，按照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功能对其进行评分：如果一双边投资协定的前言中包括了与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相关的条款，则bitprea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如果一非双边投资协定的前言中包括了该条款，则nbitprea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其余对应保留政策空间、维护标准、承诺进行合作、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建立联系和反腐败条款的虚拟变量赋值规则与前言条款变量赋值类似，分别记为：bitpolicy、nbitpolicy；bitstand、nbitstand；bitcoop、nbitcoop；bitisds、nbitisds；bitatic、nbitatic。最后将六类虚拟变量的分值加总，记为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功能变量总得分，分别为bitfsd和nbitfsd。因此，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功能变量bitfsd和nbitfsd总得分的最高分值为6，最低分值为0。 内容来自dedecms

（3）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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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msize）已被证明是影响FDI流向的重要因素，因为更大的市场提供了规模收益递增效率。本文采用经济体j按2005年价格和2005年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单位：百万美元）的对数值作为市场规模的测量。一个经济体的开放会影响到国际市场的拓展，开放程度高的经济体使外商直接投资者认为该经济体有“友好”的投资环境，对一个经济体的开放度采用该经济体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tradeopen）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总额占GDP的比重（fdiopen）来测量。随着一经济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可支配收入会不断增加，更多的财富会创造更大的消费需求，从而增加了该经济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本文采用经济体j的人均GDP水平作为对产品消费需求的测量，该变量（lngdppcj）以经济体j按2005年价格和2005年汇率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美元）的对数值来计算。此外，经济增长率（gr）、通货膨胀率（inf）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本文以一经济体GDP年度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对经济增长率（gr）、通货膨胀率（inf）的测量。计算以上指标所需要的数据均来自UNCTA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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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质量变量（iq）：由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一些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只是名义上的相关承诺，因此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内容的分析并不代表各经济体真正实施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规定的实际评估结果。各经济体是否认真执行、实施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承诺取决于各自的司法体系、行政系统和执政能力，即取决于各经济体的制度质量。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数据库中东道国的贪腐控制（ccj）、司法有效性（rlj）、政府施政有效性（ge）三个子指标反映该经济体的制度质量。

技术是企业战略性资产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技术寻求型FDI与市场或资源寻求型FDI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有很大不同，为了区分不同投资动机给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本文考虑采用双方经济发展差距（edgap）作为影响具有不同投资动机FDI选址的东道国特征变量，该变量以经济体i与j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对数值来测量，即edgap=log（GDPPCi/GDPPCj），其中GDPPC是按2005年价格和2005年汇率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美元），该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政治制度数据库（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中的数据，标识一个经济体的政权类型变量，如果某一经济体的体制是议会制（Parliamentary），则赋值变量regime=1，否则regime=0。利用Polity IV数据库中对各经济体民主化程度的评估（记为polity），检验民主化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世界银行政治制度数据库中对政党的分类设定右翼政党虚拟变量（right），如果一政党的观念是保守的（conservative）、基督教民主主义的（Christian democratic）或其他右翼的（right-wing），则变量right=1；否则righ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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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表2给出了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双边投资流入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是经济体j中来自i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占其总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比率（即fdij）。在采用OLS回归时，为了放松模型随机误差项独立的假设条件，假设接收FDI流入的经济体组别内（clusters）观测值的随机误差项是独立的，使用稳健标准误进行OLS回归。表2第（1）列只纳入了按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功能进行评分得到的总得分变量bitfsd和nbitfsd，同时方程中还包括FDI来源方、FDI接收方和时期的虚拟变量。其中变量bitfsd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是不显着的，即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东道国FDI的流入没有影响。变量nbitfsd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即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促进了东道国FDI的流入量。 织梦好，好织梦

表2第（2）列增加了传统理论上影响FDI流入的一些经济解释变量，第（3）列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影响FDI流入的制度、政治特征解释变量。总得分变量bitfsd和nbitfsd的回归系数没有发生多大改变，只是变量nbitfsd的t统计量绝对值有所降低。进入回归的控制变量中，市场规模变量（msize）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表明更大的市场能够提供规模收益效率，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反映经济体宏观经济状况的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着，测量经济体开放程度的对外贸易开放度变量（tradeopen）以及投资开放度变量（fdiopen）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也均不显着，表明这些因素没有影响到FDI的流入。进入方程的制度变量中，司法有效性（rl）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表明东道国制度规则的遵守程度较高，特别是在合同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司法公正等方面的制度质量较高，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反映双方经济发展差距的变量edgap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表明FDI来源国与接收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则不利于FDI的流入。而经济体政府的民主化程度（polity）、经济体的议会制体制（regime）以及右翼政党执政（right）等变量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在统计上均不显着，表明这些政治因素变量对FDI的流入影响不明显。 织梦好，好织梦

为了考察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各分项条款对FDI流入的影响，表2第（4）～（6）栏分别将双边投资协定、区域贸易协定中是否包括了与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相关条款的前言、保留政策空间、维护标准、承诺进行合作、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建立联系以及反腐败的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方程。这些变量中只有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保留政策空间变量（nbitpolicy）、承诺进行合作变量（nbitcoop）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着。其中，保留政策空间变量（nbitpolicy）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缔约方为保护公共利益的调整而预留政策空间会促进FDI的流入；承诺进行合作变量（nbitcoop）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缔约双方承诺在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上进行合作会降低FDI的流入。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其他条款设定，如前言、维护标准、与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建立联系以及反腐败等则没有影响FDI的流入。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条款设定也没有影响FDI的流入。 本文来自织梦

总之，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FDI流入量产生影响，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FDI流入，但只有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缔约方为保护公共利益的调整而预留政策空间方面的条款会促进FDI的流入，而区域贸易协定中缔约双方承诺在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上进行合作的条款则降低了FDI的流入。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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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给出了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双边投资流出结构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被解释变量是经济体j中来自i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占经济体i总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的比率（即fdii）。与表2回归结果相比，表3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变化不大。具体来说，变量bitfsd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在统计上均不显着，因此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FDI来源国的投资流出量产生影响。变量nbitfsd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促进了FDI来源国对缔约伙伴的投资流出量。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商业行为的各分项条款对FDI流出影响的回归结果中，双边投资协定中各分项条款对FDI的流出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保留政策空间变量（nbitpolicy）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缔约方为保护公共利益的调整而预留政策空间会促进FDI从来源国的流出。此外，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维护标准变量（nbitstand）的回归系数为正，t统计值在1.5以上，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中设定不降低环境或劳动法规标准，维持或执行国际认可的标准，鼓励企业尊重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标准等条款，能够较弱地促进FDI来源国对缔约伙伴的投资流出量。而进入方程的制度变量中，政府施政有效性（ge）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表明东道国在政策制定、执行力度与有效性等方面的制度质量较高，有利于吸引区域贸易协定缔约伙伴方FDI的流出。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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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FDI来源国的投资流出量产生影响；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促进了FDI来源国对缔约伙伴的投资流出量，特别是区域贸易协定缔约方为保护公共利益的调整而预留政策空间会促进FDI来源国的投资流出。 内容来自dedecms

在以上这些国际投资协定中，有一些是发达国家（如OECD国家）之间签署的，该类协定是“北-北”型国际投资协定，发达国家（如OECD国家）之间的配对记为nn，如果一双边投资协定是OECD国家之间签署的，则nn×bitfsd表示对“北-北”型双边投资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的评分，nn×nbitfsd表示对“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的评分。同样，发展中国家（即非OECD国家）之间的配对记为ss，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是“南-南”型国际投资协定，则ss×bitfsd表示对“南-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的评分，ss×nbitfsd表示对“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的评分。非OECD国家与OECD国家之间的配对记为sn，其相应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中sn×bitfsd表示对“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的评分，sn×nbitfsd表示对“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的评分。 织梦好，好织梦

表4第（1）～（4）栏给出了区分“北-北”型、“南-南”型、“南-北”型国际投资协定后，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FDI流入、流出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FDI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具体来说，变量nn×nbitfsa的回归系数在第（1）、（3）列显着为正，在第（2）、（4）列为正（t统计量在1.4左右），因此“北-北”型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促进了东道国FDI流入；变量nn×bitfsd对FDI来源国投资流出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统计上不显着，因此“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东道国FDI流入没有明显影响。变量sn×bitfsd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在第（3）列中t统计量的绝对值在1.4左右），因此“南一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降低了投资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FDI的流入。表4第（5）、（6）栏分别给出了纳入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评分变量与制度质量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其中交叉项iq×bitfsd的回归系数均不显着，表明制度质量变量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评分变量的交互作用不明显。但交叉项iq×nbitfsd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变量nbitfsd的回归系数在第（6）栏中也显着为正，表明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FDI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FDI流入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会进一步提高该影响效应。 dedecms.com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评分，利用来自IMF的CDIS（coordinated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统计的双边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FDI流入、流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没有对FDI流入量产生影响，也没有对FDI来源国的投资流出量产生影响；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促进了FDI向东道国的流入，也促进了投资来源国对缔约伙伴的投资流出；特别是区域贸易协定中缔约方为保护公共利益的调整而预留政策空间方面的条款会促进FDI的流入，也会促进FDI来源国的流出；而区域贸易协定中缔约双方承诺在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上进行合作的条款则降低了FDI的流入，但区域贸易协定中设定不降低环境或劳动法规标准、维持或执行国际认可的标准、鼓励企业尊重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标准等条款能够较弱地促进FDI来源国对缔约伙伴的投资流出量。此外，不同类型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设定对FDI流入、流出具有异质性影响，“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对FDI来源国的投资流出、东道国FDI流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南-北”型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的设定则降低了FDI来源国的投资流出和东道国FDI的流入。制度质量变量与双边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评分变量的交互作用不明显，但东道国制度质量的提升会进一步提高区域贸易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FDI流动的正向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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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逐步增加，以环境规则为例，在早期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环境规则要么全然没有，要么没有实质内容，完全依附于其他投资规则。但国际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更为直接或显着，东道国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越来越感到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环保意识日益兴盛，潜伏在投资保护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表面化。东道国基于现实的压力和长远发展的要求，不得不在环境保护上改变既有的态度，反映到国际投资协定上来，则以“非排除措施”条款、平衡条款、除外条款、冲突条款、程序条款等内容对环境问题进行规制。在美国2012年、加拿大2004年、挪威2007年以及可持续发展国际机构（IISD）2005年BIT范本中，环境规则以各种类型、不同方式予以呈现，表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保护目标已不再停留于不包含实质内容的口号或宣言。无论从环境规则的数量、类型，还是从环境规则所包含内容对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实质影响来看，环境规则都实现了质的突破。 织梦好，好织梦

中国长期以来是引资大国，在国际投资领域更关注如何维护东道国利益，但中国目前正在逐渐成为对外投资大国，鉴于中国既是吸引外资大国又是对外投资大国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要做好东道国利益保护，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国际投资协定发挥“投资保护”这一最基本的功能。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中国对外投资不断增加，但软实力提升尚且不足，在知识产权、环境等法制建设上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为保护中国海外资本安全，我国应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高度重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平衡。因此，要加强落实履行国际投资协定中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条款对中国“走出去”企业商业行为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引导企业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社会责任，不搞短期行为；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和照顾东道国的利益，帮助它们实现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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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dedecms.com

[1]陈继勇，计飞.双边投资协定有助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能源行业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16（3）. 织梦好，好织梦

[2]陈丽丽，余川.区域贸易协定如何影响选择——基于三国自由资本模型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1（7）. 织梦好，好织梦

[3]邵敏，包群.FDI对我国国内劳工权益的影响——改善抑或是恶化?[J].管理世界，2013（9）.

[4]杨宏恩，孟庆强，王晶，李浩.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6（4）. 织梦好，好织梦

[5]宗芳宇，路江涌，武常岐.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经济研究，2012（5）.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IA。登录时间：201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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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捷克共和国、丹麦、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挪威、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突尼斯、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内容来自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