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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鲍莫尔成本病解释了发达国家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历程，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分工的深化，鲍莫尔成本病在主要国家的表现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本文以美国、中国和印度为例分析了鲍莫尔病在深度全球化分工时代下的表现，认为鲍莫尔病在开放条件下可以减缓甚至被治愈，全球化分工是鲍莫尔病“病因”与“症状”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即全球化分工使鲍莫尔病爆发的条件及其表现在主要参与分工的国家中已经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全球化分工；鲍莫尔成本病；产业结构；经济增长 copyright dedecms

一、问题的提出 内容来自dedecms

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01）于1967年构建了一个两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该模型成功解释了发达国家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过程。鲍莫尔在一系列关键假设条件下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步部门（具有劳动生产率正增长的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将维持不变，[1]而停滞部门（没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部门）的产品单位成本将不断上升，因此，消费者对停滞部门产品的需求如果不是完全无价格弹性的，那么停滞部门不断上升的单位产品成本将会促使消费者减少对该部门产品的需求，结果会导致停滞部门不断萎缩并最终消失。而如果假设停滞部门的产品完全无弹性，那么虽然停滞部门产品的成本不断上升，但仍然会有劳动力不断向该部门流入，从而该部门不但不会萎缩还会逐步吸纳大量劳动力进来，但正由于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因此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变为零，这就是著名的鲍莫尔成本与增长病。鲍莫尔同时指出进步部门主要是指第二产业，而停滞部门主要是指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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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一些学者对鲍莫尔病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进行了扩展和检验。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鲍莫尔模型的扩展，Oulton（2001）调整了鲍莫尔的假设，他假设服务业不再是最终产品部门，而是为第二产业提供中间投入的部门，由此得出与鲍莫尔不同的结论——尽管劳动力仍然持续不断地从第二产业流向服务业，但最终经济不会停滞。Pugno（2006）将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服务引入效用函数和人力资本积累函数，通过社会服务对人力资本形成的贡献将经济增长内生化，得出服务部门的扩张促进了整体经济长期增长的结论。实证检验方面，根据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研究认为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鲍莫尔病，Baumol（1985）利用美国1947～1976年的历史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这段时期美国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的实际产出份额相当稳定，因此随着相对价格的上升，停滞部门服务业的支出和劳动力所占份额急剧上升。Nordhaus（2008）＆Hartwing（2011）分别利用美国和欧盟1948～2001的数据发现美国和欧盟都存在鲍莫尔病和增长病。但与此同时，一些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存在鲍莫尔成本病和增长病。Triplett&Bosworth（2003）指出，美国自1995年以后服务业TFP的增长、ICT投资的扩大和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份额的上升使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改善和提高，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后来，Triplett&Bosworth（2004）利用美国1995～2001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服务生产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了2.3％，而有形产品生产行业的这一增长率仅为1.8％，并认为美国不存在鲍莫尔病。Timmer等（2007）利用欧盟KLEMS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自1995年以来，希腊、爱尔兰和荷兰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他们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些国家并不存在鲍莫尔病。 内容来自dedecms

为什么同一个问题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认为，鲍莫尔病理论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得到的，在全球化分工大发展的时代已经不再完全适用，全球化分工可以减缓甚至治愈一国的鲍莫尔病。本文接下来首先在理论上解释为什么鲍莫尔病在开放条件下可以减缓甚至被治愈，然后以美国、中国和印度为例分析鲍莫尔病在深度全球化分工时代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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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分工减缓或治愈鲍莫尔病的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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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莫尔成本病模型（1967）有四个关键假设。假设1：一个国家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一个部门是停滞部门，这两个部门的区别在于生产率增长率不同，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为正，而停滞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为零。[2]假设2：两个部门的工资始终相等且存在增长，两个部门的工资增长速度等于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假设3：劳动供给量不变。假设4：消费者对停滞部门产品的需求完全无价格弹性。在这四个关键假设条件下鲍莫尔得到了本文一开始给出的结论。这些假设条件其中一个关键假设是停滞部门的工资和进步部门的工资相等并且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长，之所以这样假设，是由于劳动力可以在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根据经济学原理，各个部门的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应该等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就说进步部门存在工资增长是合理的，而停滞部门不应该有工资增长，在封闭经济情况下，由于劳动力可以跨部门自由流动，因此如果停滞部门没有工资增长而进步部门存在工资增长的话，最终所有的劳动力将会流入到进步部门，停滞部门最终消失，但是由于有些停滞部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又是我们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其产品或服务是缺乏价格弹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停滞部门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该部门的劳动力工资仍然可以与进步部门的工资保持相等并以相同速度增长，否则就没有人愿意提供我们所不可或缺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在封闭经济情况下停滞部门的工资和进步部门的工资相等并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是一个非常关键并且合理的假设。根据上述分析，这种假设在一个经济相对封闭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没有产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不同部门的产品和服务只能通过一国内部提供，而一国内部的劳动力在部门之间又可以自由流动，这最终会导致鲍莫尔病的发生，即一国的停滞部门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并且整体经济增长逐步陷入停滞。 copyright dedecms

如果理论上放弃两个部门具有相同工资的假设，而是根据经典的经济学原理假设各个部门的工资增长率等于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那么鲍莫尔成本病与增长病将不会发生，一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此时该国的经济增长率等于不同部门经济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各个部门的权重就是各个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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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是放弃两个部门具有相同工资这一假设是否合理，即假设两个部门具有不同的工资是否符合经济现实，全球化分工为这一假设提供了现实基础，因为全球化分工可以使一个部门在一个国家生产，而另一个部门在另一个国家生产，然后通过贸易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由于国界阻断了劳动力跨国流动，而不同部门又分别位于不同的国家，所以国界也就阻断了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这使得受雇于不同部门的劳动力工资可以维持不同，因此鲍莫尔病产生的基础在全球化大分工的背景下发生了动摇。

本文接下来以美国、中国和印度为例从鲍莫尔病的两个指标——部门劳动力就业占比和经济增长速度来考察论述全球化分工对鲍莫尔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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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化分工下鲍莫尔病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的表现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全球化分工下鲍莫尔病在美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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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劳动力成本，美国国内大量使用劳动力并且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部门其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如果将这些部门留在美国国内，势必会引发严重的鲍莫尔成本病与增长病，为避免或减轻鲍莫尔病的发生，美国将这些部门逐步转移到其他国家生产。那么具体来讲美国会选择哪些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生产呢?为了能够有效减缓鲍莫尔病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这些产业或生产环节一般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二是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三是可贸易程度比较高，在其他国家生产组装之后可以比较容易地运回美国消费。哪些产业会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呢?首先，看传统服务业，它们属于鲍莫尔所说的停滞部门，虽然传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缓慢，但是其可贸易程度非常低，所以难以跨国转移；其次，看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不像鲍莫尔列举的传统服务业，这些服务业主要包括研发、设计、法律、咨询、营销、金融等，它们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其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一改鲍莫尔1967年所描述的滞涨特征，它们不仅使各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化，而且随着专业化、标准化、定制化和技能密集化程度的提高，这类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会显着高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与此同时，ICT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而且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具备跨国转移的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某些技术较为成熟的环节也可能会转移到美国之外进行生产；最后，来看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中有许多已经成熟并且主要依靠人工投入的生产加工环节，这些环节的劳动可以附加在可跨国贸易的有形产品上，可见这些产业和环节比较符合上述三个产业转移的特点。因此美国只是将一些技术上成熟的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部分已经成熟的环节通过全球化分工转移或外包到了国外。除了许多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和不能转移的传统服务业之外，美国本土保留了一些高端的第二产业，这些第二产业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由于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发展，这些高端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 dedecms.com

这种产业跨国转移对美国会形成怎样的影响呢?美国经济还会呈现出鲍莫尔病的“症状”吗?首先，来看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产业结构变迁仍然延续了在这之前的趋势，这一点与鲍莫尔病的“症状”相一致（如图1所示）。其次，再来看美国的经济增长情况，除了周期性波动之外，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明显大于零并且在3％左右波动（如图4所示），也就是说美国产业结构不断向服务业转向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并没有停滞，这一点与鲍莫尔病的“症状”显着不同。按照鲍莫尔的理论，一国劳动力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过程，美国近20年的发展之所以与鲍莫尔的理论不完全相符，全球化分工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将一些技术上已经成熟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环节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转移，将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成熟环节外包给以印度为代表的国家进行生产，美国国内主要保留了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不能转移的产业和环节，比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环节和高端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因此，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美国国内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可以不断提高，而不是像鲍莫尔描述的那样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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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化分工下鲍莫尔病在中国的表现

美国将比较成熟的产业和生产环节向中国转移之后，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有高速增长呢?接下来我们分析全球化分工下中国经济是否产生了鲍莫尔病及其原因。

首先，看中国经济是否具备鲍莫尔病的“病因”。中国从“一五”计划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一直比较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服务业发展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良好的工业基础，服务业主要是以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传统生活服务业为主，以人力资本为大量投入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比例较小且技术密集度低，因此一直以来中国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生产的过程中，FDI对中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起到了促进作用。Amighini（2005）对中国ICT产业的分析表明，中国在这类产业的国际垂直分工中从低端起步，从技术扩散中获益，这对整个国家的生产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张小蒂、孙景蔚（2006）的研究也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中国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1]辛永容等（2009）以1980～2007年中国第二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从长期均衡还是从短期变动来看，FDI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都是正向的。[2]另外，除最近几年外近20年来流向中国的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服务业FDI存量明显偏少。进一步从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来看，传统的运输仓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公共社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仍然是中国服务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据了中国服务业总产出60％以上的份额，而银行、信托及其他金融保险服务、房地产工程和建筑服务、会计和出版服务、法律服务、其他营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份额仅占中国服务业的30％左右，[3]这些发展不足的服务业也正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行业，因此从总体上看，受制于较高比重的传统服务业，中国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缓慢。[3]综上所述，由于自身历史原因和FDI的促进作用，中国的第二产业明显属于进步部门而服务业属于停滞部门，所以中国经济具备了鲍莫尔病的“病因”。 dedecms.com

其次，来看中国经济有没有呈现出鲍莫尔病的“症状”，鲍莫尔病的“症状”之一是属于停滞部门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属于进步部门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如图2所示，虽然中国服务业劳动力占比不断上升，但同时作为进步部门的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也不断上升，所以从就业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并没有呈现出鲍莫尔病的“症状”。再来看经济增长方面，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中高速水平（如图4所示），因此不管是从就业结构还是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经济都没有显现出鲍莫尔病的“症状”。 copyright dedecms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具备了鲍莫尔病的“病因”却没有明显地呈现出鲍莫尔病的“症状”呢，接下来笔者将分析该问题并给出答案——中国以大规模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参与全球化分工减缓了鲍莫尔病在中国的“症状”。 织梦好，好织梦

关于中国服务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问题。中国的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这似乎表现出了鲍莫尔病的“症状”，但是服务业劳动力并不主要来自于作为进步部门的第二产业，因为同时期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也在上升（如图2所示）。究其原因，一方面，服务业和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农业和农村释放出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主要承担了加工制造环节，而在中国承担加工制造环节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FDI及其配套企业，因此FDI及其配套企业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就业以及就业人口的非农化，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FDI对第三产业影响不足。[4，5]以上两个方面相互结合，导致中国的FDI企业、相关配套企业和承接国际外包的本土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并对该产业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促进了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的增加，从而延缓了劳动力向作为停滞部门的传统服务业的流动，因此积极地参与全球化分工延缓或减轻了鲍莫尔病在中国的“症状”。 dedecms.com

关于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中高速增长而没有停滞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转型的改革举措。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这些改革举措盘活和解放了中国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土地，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注入了成本较低的生产要素，也为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分工提供了成本优势，因此中国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与国外需求利用中国廉价生产要素的动机相结合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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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球化分工下鲍莫尔病在印度的表现 织梦好，好织梦

印度服务业是在第二产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Eichengreen&Gopalan（2011）通过对比估算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发现，除石油和非电子产品外，其他行业的印度工人生产率要比中国工人低30％～80％不等。印度第二产业起步也相对较晚，错过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第二产业转移的机遇期，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跟上了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步伐，通过发展服务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与已渐成气候的服务业相比，印度第二产业的被动局面仍非常明显。[6]随着印度服务外包产业的不断发展，印度软件业和服务出口企业的规模、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80年，印度只有21家企业从事软件和服务出口，出口额只有400万美元，平均每家企业约19万美元，平均每个员工1.6万美元。2004年，印度有3170家企业出口，平均每家企业出口额700万美元，平均每个员工3.5万美元。[7]Bosworth等（2007）在有关印度经济增长的最新报告中指出，印度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近几十年来一直很高，几乎是每年3％，可见印度的服务业生产率有较快增长，而且明显高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增长，所以在印度服务业成了进步部门而第二产业则成了停滞部门，按照鲍莫尔的理论，这时印度的劳动力应该从其服务业流向第二产业。但是通过图3可以看出，印度的服务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始终都是上升的，而且图4表明印度的经济也一直以中高速增长，所以不管从鲍莫尔病的成因还是其“症状”，印度都没有爆发鲍莫尔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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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印度同中国一样积极融入全球化分工，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以服务业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而中国则以第二产业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印度在国内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利用自身的优势，加上发达国家为降低其服务生产成本和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而进行全球化配置生产的目的，印度的服务业特别是IT服务业突飞猛进，已经成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服务业出口规模比仅次于它的五个国家——加拿大、爱尔兰、以色列、菲律宾和南非的出口总和还要多。[8]同时，服务外包发展对印度扩大就业、带动出口、促进产业升级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织梦好，好织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印度服务业的发展类似于中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其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外向型产业，印度是承接国际特别是美国服务外包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2012年印度的离岸外包市场份额占全球的39％，可见印度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中其市场份额摇摇领先。印度的IT服务主要用于出口，2003～2004财政年度出口额达到了122亿美元，占当年总产值的78.3％，同时IT服务还是印度主要的贸易顺差项目。[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服务业全球化分工带动了印度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使印度跨越了工业化过程，所以印度服务业超前发展并不是真正的鲍莫尔病，其内因是借助自身优势积极融入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外因是发达国家为降低服务业生产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而主导的服务业全球化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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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copyright dedecms

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分工给处于不同生产环节上的国家带来了各种变化。首先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管理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为缓解大规模使用劳动力引起的成本压力，美国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本土保持了一些使用高技能劳动力的产业和环节，这些产业和环节主要包括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和一部分先进制造业，美国在全球化分工中为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提供高级生产性服务，这使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其整个服务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另外，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度高、在ITC的推动下可贸易性不断提高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因此在全球化生产体系下美国的服务业已经不再是停滞部门，而属于先进部分，这就不再在符合鲍莫尔病的前提条件。但美国仍然表现出了鲍莫尔病的部分“症状”，即服务业劳动力占比不断上升，是因为在全球化分工下，美国不断将第二产业转移到国外，这也促进了美国的服务业劳动和产值占比不断增加。美国利用全球化生产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其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也没有停滞，鲍莫尔病得到一定程度地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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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积极融入并与国内的其他有利政策一起，通过改革开放同样释放了曾长期处于闲置或低效率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大量土地，利用其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使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获得了高速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国内就业，降低了隐性失业，劳动生产率在全球化分工中也得到了显着提升，因此中国在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中获得了“全球化红利”，延缓或减轻了鲍莫尔病。 dedecms.com

印度的发展同中国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是印度也是以劳动力成本优势融入全球化分工，不同的是印度融入全球化分工主要以承接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全球化分工也为印度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使印度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并使印度经济获得快速增长，鲍莫尔病并没有在印度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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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分工改变了一个国家鲍莫尔病产生的条件或“症状”。在原有的封闭经济中，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差距理应会导致工资增长速度的差距，但是由于劳动力可以跨部门流动以及落后部门产品或服务缺乏价格弹性，不同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就不能维持，因此劳动力会逐渐流向停滞部门，并最终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停滞。然而在不同部门实现跨国生产之后，这个问题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因为虽然劳动力不可以跨国流动，但产品和许多服务可以跨国生产和提供，这种跨国分工可以使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工资水平，一国可以将其国内已经成熟但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或停滞的产业转移到相对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这样可以继续维持该停滞部门的低工资，与此同时，产业转出国和转入国的经济增长都得到了改善，转出国可以将原来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部门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配置到具有较高增长率的部门中，从而实现转出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具有成本优势的转入国同时可以利用转入的产业将闲置或低效的劳动力利用起来，通过规模扩张同样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当转入国闲置的劳动力被充分利用之后，如果继续这种模式，转入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减缓。总之，全球化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鲍莫尔病在相关国家的“症状”。 dedecms.com

目前，部分发达国家基于本国短期就业目标考虑出现逆全球化思潮，但根据本文的分析，长期中全球化有利于参与国鲍莫尔成本病的减缓和治愈，有利于全球化分工参与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国家应该放弃逆全球化思维，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从而长期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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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织梦好，好织梦

[1]张小蒂，孙景蔚.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J].世界经济，2006，（05）：12-21. dedecms.com

[2]辛永容，陈圻，肖俊哲.FDI对中国第二产业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9，（01）：74-79.

[3]谭洪波，郑江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2，（09）：5-17. dedecms.com

[4]王燕飞，曾国平.FDI、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变迁[J].世界经济研究，2006，（07）：51-57.

[5]毛日异.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第二产业就业[J].经济研究，2009，（11）：105-117.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6]左连村.印度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愿望及前景[J].南亚研究季刊，2006，（01）：14-17.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7]江小涓.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8-160. dedecms.com

[8]李志能.被动服务化倾向明显——印度IT服务业面临的临界突破挑战[J].国际贸易，2005，（01）：26-29. dedecms.com

[9]魏作磊.服务业将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印度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31-36.

[1]这种成本主要是指劳动力成本。 dedecms.com

[2]后来许多学者认为，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一定为零，也可以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低于其他部门的部门。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美国这一份额已达到7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