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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要素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所依赖的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其中，制造业部门在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生产成本，面临着不合理的典型“八高”现象，这既对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造成了不可忽略的阻碍作用，也对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壮大造成了相应的拖累效应。因此，中央在部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战略中，专门将“降成本”制定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此来积极主动地应对和破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些重大挑战。针对以上现象，本文就中国实体经济生产成本“八高”现象的具体表现以及成因做了具体分析，并且就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战略内涵；政策途径

一、当前“降成本”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战略举措

1.当前中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所面临的“高成本”，使得传统产业的出口优势可能出现过早过快下降的态势，从而危及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体经济部门这个根本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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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2015年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和美国制造成本的差距已经缩小到4％，在美国为1美元的制造成本在中国同等则需要0.96美元，[1]由此表明，中美两国当前阶段制造业成本的差距已经非常接近。无独有偶，2015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产业链大逆转，中国纱厂登陆美国》报告，其描述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纺纱业的综合成本已经比美国高出30％，导致中国纱厂开始在美国投资设厂的重要现象。[1]姑且不论以上数据或结论是否具有严谨性或科学性，但是，这促使我们关注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当前阶段制造业的综合生产成本在各种合理乃至不合理因素推动下所造成的快速上升态势，这是否会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优势产生过早过快的弱化或衰退效应?客观来看，基于全球对传统产品需求市场稳定存在以及中国还未发展到完全依靠内需来驱动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双重事实，出口特别是传统产品的出口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这就决定了经过转型升级后的中国制造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的基本事实。 本文来自织梦

2.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约束条件来看，要高度认识到的一个基本发展逻辑是，强壮的传统产业是强大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可能从传统产业全部转移到依靠战略新兴产业，必须实施“双引擎”支撑战略 copyright dedecms

虽然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创新产业的发展取得相当程度的进步和竞争优势，但是，当前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以及高技术创新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还未形成足够的支撑力，2015年其对GDP增速的贡献也只有8％～12％，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匹小马还拉不了中国经济增长这架大车的客观事实。[2]然而，当前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如何定位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产业动力机制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不少地方政府忽略了传统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忽略了中国仍然需要通过提升传统产业的产品质量和构建精益制造生态体系，通过促进传统制造业的全面转型升级，在保证中国制造业出口优势、维持全球竞争力方面、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动能方面的极端重要性。相反，片面夸大新兴战略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这在不少地方政府制定的各项规划中可窥见一斑；第二个误区是，过度强调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忽略了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密切联动性及相互支撑作用。对于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没有强大的传统制造业，没有依据地区禀赋优势和内外约束条件变化而持续转型升级的制造业，无论是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服务业还是生产服务业，均无法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支撑条件。对于中国多数地区的发展逻辑而言，强壮的传统产业是强大的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创新产业的发展是地区既有传统产业优势基础的提升和质变。对于多数中国地方政府而言，当前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要全面发展工业4.0，更重要的是要弥补工业3.0和2.0的短板。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始终坚持做强传统产业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双引擎”发展战略，高度警惕中国传统产业丢了，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又没发展起来的双重发展风险。 copyright dedecms

3.传统制造业不再“传统”，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孕育着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这既是中国未来高质量投资增长点的方向所在，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基础所在。因此，维持和壮大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必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任务之一 本文来自织梦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亮点是，消费需求结构正发生着由低端需求向中高端升级的显着变化态势，然而，中国制造业部门在产品质量和产品多样化个性化方面所需要的工匠精神、精益制造能力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提升，却严重滞后于中国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国内消费者将迅速增长的巨大规模的高端需求，转移到对发达国家产品的需求方面，这就切断了中国情景下消费者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传导机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重大挑战。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情形下，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已经不再传统，孕育着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因此，中国制造业在产品质量、关键设备研发生产、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综合成本降低等方面，蕴含着巨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生产效率提升型的高质量投资机会，这才是驱动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能动力来源，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方向所在。 dedecms.com

二、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高成本”的突出表现 内容来自dedecms

1.相对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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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面临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方面，中国不合理的营商环境成本大幅度高于发达国家，来自各种不合理审批权力、许可和中介服务收费等方面的政策负担仍然相对突出。依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显示，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中国的营商环境[2]居第84位。其不仅仅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而且，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3]另一方面，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腐败成本仍然相对较高。依据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发布2015年度报告，在2015年清廉指数排名中评估的16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得分为37，比去年多了1分，排名为第83名，虽然相比2014年的第100名有所改善，但是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相当大差距。[3]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相对较高的税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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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宏观税负呈现相对较高的态势，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不相称。按照国际通行的宏观税负计算方法，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高达37.2％，已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0％～35％之间。与发达国家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上所呈现的“高税负、高福利”特征所不同，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呈现出“高税负、低福利”的特征，这显然与中国仍然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不相符合的。其次，中国较高的宏观税负水平主要是体现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总税率（企业减免掉法律允许部分之后必须缴纳的税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2014年中国的总税率为64.6％，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43.8％、德国的48.8％、日本的51.3％，也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61.7％、墨西哥的51.8％、越南的40.8％。[4]作为中国国家以及地方税负的核心来源以及税负转移的最终承担者，中国制造业必然首当其中地成为中国高税负水平压力最为直接的影响者，其所承受的高税负水平，必然会逐步弱化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加快中国的中高端附加值产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以及低端附加值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内容来自dedecms

3.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不相对称的迅速增长劳动力工资成本以及负担相对过高的“五险一金”成本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一，中国工资上涨速度不仅显着快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而且快于南非、巴西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具体来看，2008～2014年，中国单位就业人员平均真实工资年均增长率达到9.0％。同期，美国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1.9％、欧元区为0.5％、日本为-0.8％，而发展中国家的南非和巴西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分别为3.2％和5.7％。[5]第二，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优势相比负担相对过高的“五险一金”成本。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发布《2015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报告显示，近八成企业家认为“五险一金”的支出负担相对过高，人力成本已经取代融资成本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最大压力来源。[4]具体来看，中国的社保体系主要由“五险一金”组成，虽然2015年已经初步下调了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缴费费率，但是现行的5项社会保险缴费仍然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其中，企业方面的负担为28.25％，个人方面的负担为11％。[6] 织梦好，好织梦

4.相对较高的资金成本以及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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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真实贷款利率远高于发达国家。与中国制造业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发达国家相比，远高于美国（3.25％）、日本（1.22％）等发达国家。进一步，如果考虑2014年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为一1.9％，在考虑这种情况的情形下，中国企业的贷款实际利率达到7.5％，中国贷款实际利率明显高于除巴西之外的其他主要经济体。[5]此外，中国企业向银行机构的贷款过程中还存在各种附加或隐形的中介费用成本，具体包括担保鉴定费、信用评估费、保险费、顾问费以及腐败寻租等费用，因此，在充分考虑这些中介费用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真实贷款利率，可能普遍就高达10％乃至15％以上，这就使得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要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第二，在中国现阶段以垄断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抑制体系，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的严重滞后，必然会催生以信托公司为主的影子银行体系的盛行，造成P2P和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盛行，导致民间借贷体系乃至非法集资和高利贷体系的盛行。针对那些缺乏有效抵押担保品的中小微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而言，在银行机构遵循风险规避型商业经营原则和普遍发生惜贷抽贷行为的情形下，多数中小微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需求多数只能依靠影子银行体系以及民间借贷体系，而当前的影子银行体系乃至民间借贷体系的真实贷款利率高达20％以上，这会加剧中国制造业自身盈利能力与高融资成本的不对称现象，进一步弱化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优势和转型升级能力的培育。 织梦好，好织梦

5.相对较高的能源成本 织梦好，好织梦

煤炭作为中国工业部门的主要消耗能源来源，中国煤炭的总体价格要高于主要国家。比如从动力煤现货价格来看，2015年底中国秦皇岛、澳大利亚BJ、欧洲ARA港和南非理查德德RB动力煤现货价分别为每吨370元、339元、313元和320元，中国动力煤现货价格分别高出其他3国的9.1％、18.2％和15.6％；中国工业电价要显着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14年OECD成员国工业平均电价为123.88美元/每千千瓦时。而中国工商业平均电价折合139.43美元/千千瓦时，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同时，中国工业电价更是美国平均电价的两倍；中国汽油价格高于中国制造业的主要竞争者。2015年10月，北京汽油价格约为5.92元/升，高出同期美国（3.8元/升）的54％。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汽油价格中约有30％多的各种税费，具体包括消费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和教育附加费等。[6] 织梦好，好织梦

6.相对较高的物流成本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近年来，中国物流成本虽然总体上呈现不断降低的态势，中国物流成本占GDP比重由2009年的17.6％降低至2014年的16.6％，但是，其仍然高于2014年美国（8.3％）和日本（8.5％）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比世界平均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11.7％）要高出将近5个百分点。[7]物流成本占中国企业生产成本的比例也高达30％～40％，而这个比重在发达国家只有10％～15％，[7]这就必然造成相对高昂的物流成本会直接推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公路运输作为中国国内主要的运输方式，主要面临星罗密布的收费站以及运输过程中的乱罚款乱收费现象带来的高物流成本。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制造业较高的物流成本，也是造成制造业总体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copyright dedecms

7.相对高昂的土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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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用地成本和商业用地的相对高成本，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优势的不可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一，中国工业用地高成本直接推高了制造业生产成本。中国工业用地综合成本既高于发达国家，也较大幅度高于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中国迅速增长的商业用地高成本间接推高了制造业生产成本。2000～2014年间中国商品房年均售价累计上涨约为200％，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涨幅。美国房价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2012年的房屋价格指数较2000年累计上涨约51％。同期，日本房屋价格指数几乎没有上涨。欧元区近10年来房价指数累计仅上涨6％左右。此外，目前中国房地产价格中土地成本比重约为50％，一线城市中的比重高达70％，而发达国家土地成本占房地产价格的比例仅为17％左右。[8]因此，从传导机制来看，商业用地成本的高企，必然会通过推动劳动力生存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倒逼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从而激发中国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出口部门）的劳动力要素成本快速上涨与盈利能力相对较低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促使中国制造业部门传统出口竞争优势的加速衰退。

8.与出口结构调整能力和出口竞争不相称的，超过中国制造业部门承受能力的汇率成本

客观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事实上已经大幅度急剧推升中国的出口产品成本，加快了中国制造业行业产品出口竞争优势的衰退。在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持续压力之下，自从2005年7月汇改至2015年底，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56.2％。人民币相对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竞争国的货币分别累计升值27.5％、41.0％、39.3％和27.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自身经济复苏和刺激出口，普遍采取推动本币贬值的政策。2008年7月～2015年底，人民币、美元和印度卢比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36.3％、15.1％和8.1％，而同期，欧元、日元、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和南非南特的实际有效汇率分别贬值15.7％、12.5％、28.2％、29.9％和22.3％。[8]然而，从中国仍然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结构以及仍然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主出口竞争力优势来源的客观事实来看，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可能已经偏离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制造业的平均承受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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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中国“高成本”的成因分析 dedecms.com

1.造成中国制造业部门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税费成本相对偏高的根源，主要是在于对政府与市场功能边界的认识不充分以及地方政府对简政放权调整相对滞后所造成的

首先，造成中国现阶段实体经济部门所面临的高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高税负水平的形成逻辑机制是：政府和市场功能边界界定不合理→政府规模过度扩张+政府权力边界扩大→宏观税负相对GDP增速的高增长+腐败寻租空间的增长→企业真实税负水平升高+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2014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已经超过6400万，财政供养比已高达23:1。[9]当前中国如此规模巨大且仍在膨胀的财政供养人员队伍压力，这必然会造成政府财政支出的刚性特征，从而最终通过政府收入渠道传导到实体经济部门中企业的真实税负承担水平方面，造成中国实体经济部门内生型的高税负效应。而且，中国长期针对公务员队伍的相对低薪政策，政府自身被赋予的生产性功能和赋予地方政府官员的商业经营性职能，以及对各级官员施加的唯GDP至上晋升考核机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掌握政府权力的各级官员的各种寻租腐败活动，导致企业在获得发展所需关键要素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额外的隐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推高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所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其次，不少地方政府在落实和实施中央推出的各项取消不合理的政府行政权力清单时，既由于地方政府对权力使用和控制体制的路径依赖特征，也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对本地区和自身利益的固化特征，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清单并未随着中央简政放权的要求及时做出调整和清理，甚至部分地方政府处于维护地方和部门利益以及自身寻租利益的考虑，故意拖延中央政府对简政放权的时间要求，扭曲中央对取消地方政府不合理行政权力清单的具体要求，致使中央简政放权的政策难以真正落地和有效执行。而且，不少地方政府在经济下行导致地方财政增收面临压力的情形下，非但不执行中央简政放权和清理取消不合理行政权力清单的改革战略；相反，通过恢复或增加某些税费征收项目，甚至征收过头税来保住自身的政府财政收入，这会进一步加大企业的真实税费负担。 dedecms.com

2.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的核心因素，既在于劳动生产率增速滞后于劳动力工资增速现象的发生，也在于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相比，已经略显超前态势的劳动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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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导致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的核心因素，在于劳动生产率增速严重滞后于劳动力工资增速现象的发生。依据笔者的计算，中国整个经济部门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劳动力工资水平增速的重要现象，在1997～2014年期间，中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均值高达11.16％，而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均值为2.54％。在2004～2014年间，中国工业部门中出现了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远低于实际工资增长率的突出现象，而且二者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典型现象。在此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均值只有-1.03％，而实际工资增长率均值却高达10.44％，二者差距高达11.47个百分点。其次，导致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的核心因素，也在于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出口模式相比不相适应的劳动保护制度制定和实施密切相关。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优势很大部分建立在劳动力市场用工制度的灵活性方面，中国是依靠全面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代工和外包体系，而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工厂”。而全球价值链中的代工和外包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和生产数量不确定性的委托订单式生产模式，这恰好与中国比较宽松的劳动力市场用工制度相切合，使得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成为中国制造业出口优势的核心来源。《新劳动合同法》在强调保障劳动者合法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现阶段这种以代工和外包订单模式切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现实国情，也没有充分理解劳动密集型出口优势对维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与中国当前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并不完全相适应的《新劳动合同法》，既由于社保分担机制的不健全使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加大了企业对员工社保支出，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盈利能力和人力资本投资意愿，也使得中国逐步失去了构成制造业出口竞争优势的核心优势，长期来看会逐步侵蚀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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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造成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以及融资成本相对偏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中国当前以垄断性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抑制体制以及直接融资类型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所造成的

首先，中国当前以垄断性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格局，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要求，形成了显着的资本结构错配问题。而且，出于风险规避性质的商业经营原则以及银行机构普遍实施的针对贷款风险过于严格监管和控制的个人终身负责制制度，导致中国银行机构的贷款活动倾向于短期化的贷款期限结构特征，即便针对企业的合理长期贷款要求，多数也采取“以短代长”的贷款发放策略以及“雪上加霜”而非“雪中送炭”式惜贷抽贷行为的普遍发生，这就导致银行机构短期化倾向的贷款行为，并不能有效匹配和满足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以提升产品质量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创新研发投入行为。其次，在银行体系垄断地位以及金融抑制政策的双重激励下，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非但无法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银行信用渠道传导机制的有效渠道，使得央行的利率降低政策不能通过信贷市场渗透到急需资金的制造业部门；相反，造成了资金流向虚拟经济部门，成为催生中国房地产部门等投机行为和泡沫化的重要主导力量，成为中国实体经济杠杆率持续攀升、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扭曲以及经济泡沫频繁发生的重要成因。[9] 内容来自dedecms

4.能源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发展不足、政府监管机制的相对滞后以及以寡头垄断为主要特征的国有经营扭曲体制这三种因素的叠加效应，造成了中国实体经济所使用的能源原材料成本的相对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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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的电力改革进程由于受到利益集团的阻力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滞后，造成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的严重滞后、煤电联动机制推进的滞后以及电价水平未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关系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其次，中国汽柴油等石油终端产品价格明显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核心原因就是税费较高的直接后果。目前，中国每升汽油中税费占比接近50％。[10]很显然，中国汽柴油等石油终端产品价格中税费比例过高的原因，仍是中国当前对政府与市场功能边界的认识不充分、能源国有垄断经营体系没有被彻底打破等因素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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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方政府政绩观驱动下违背产业集聚效应客观逻辑的产业发展扭曲思维以及地方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分割，是导致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相对偏高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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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略的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特征，造成货物大进大出的格局，提高了物流成本，这是中国物流成本占GDP比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政府对微观经济过度和不合理干预是造成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相对偏高的重要因素。中国各个地区的政府官员在以获得当地GDP增长为目标的政绩观驱动下，并不是按照当地资源和要素的禀赋条件以及原有的传统产业发展基础来谋划产业布局的，而是以能否短期内带来GDP规模以及本地区今后财政收入为核心目标，在“抓大项目”、“抓央企项目”、“抓外商项目”招商引资逻辑的激励下，不顾一切地依靠违背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各种优惠政策手段来吸引各种项目投资。在这种发展思维的激励之下，中国各地政府对发展物流产业的恶性竞争以及不合理财政补贴奖励政策，造就了中国物流产业目前处于“小、散、弱”的发展格局以及物流产业自身的市场分割现象，造成货物流动往往是单向流动而非双向流动的普遍现象，未能充分利用物流产业现有的运能以及物流企业自身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且，中国当前特定的以收取过路费来筹集交通基础设施资金的发展模式，必然造成各地区往往会依据地方利益来收取过路费、过桥费等，往往造成过路费、过桥费的收费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脱节。甚至在收取过路费和过桥费按照法规到期后，不少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地延长收费期限，这就必然会进一步推高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物流成本。 本文来自织梦

6.中国特有的土地财政依赖体制是导致中国工业用地成本相对偏高的核心因素

在中国当前特定的财政分权体制以及城市土地普遍是属于国有以及集体性质的特定因素双重激励作用之下，会催生各地方政府依靠推高工业和商业用地出售价格，来获取地方发展以及民生支出所需的财政资金来源的发展模式，进而形成中国各地方的土地财政依赖发展模式。这种土地财政依赖体制，一方面会直接推高工业用地的价格；另一方面会通过推高商业用地价格促使房地产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升，进而通过推高劳动者生活成本的间接渠道，进一步推升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工资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 织梦好，好织梦

7.中国汇率形成市场机制的发展滞后以及金融市场发展厚度和深度的严重不够，是导致人民币汇率受到外部政治压力过度干预，造成制造业部门所面临的汇率成本过度上升的深层次原因由于中国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还未充分建立，这导致一旦中国的出口规模出现大幅度增长的情形下，就会受到来自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政治压力。中国作为参与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推动形成的联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和投资体系程度最深的最大发展中国家，造成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贸易和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持续的贸易逆差现象，这就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立场，从政治压力角度来迫使中国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超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转型升级的承受能力。中国金融发展的相对滞后以及金融市场厚度和深度的严重不够，也极大地限制了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运行所需的基础性市场空间。这种情形之下，就会造成人民币汇率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金融冲击以及金融国际投机者的人为操作，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的非理性波动风险，导致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面临额外的汇率波动风险和汇率成本。

四、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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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目标兼容共生的政府权力体系，是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必要途径

首先，在遵循与WTO规则完全接轨以及坚持深入推进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双重压力之下，在适度考虑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风险承担能力的前提下，中央政府继续推进以简政放权和制定政府行政权力负面清单为主的改革措施，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来进一步全面降低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其次，着重监督各级地方政府对中央推出的简政放权和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行政权力清单改革措施的落实和执行效果，对违背中央改革精神和基本原则的地方政府行为，要加大查处惩罚处罚力度，可以考虑构建中央巡查监督组、地方媒体监督和民众企业举报的“三位一体”的监管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在执行和落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中央部署的改革措施的有效性；最后，通过科学界定中国各级政府当前和政府行政权力边界，通过限制和取消不合理的政府行政权力，通过构建将各级政府的权利关在制度“笼子”里的制度建设以及法治体系，从根本上减少和抑制各级政府官员行政权力膨胀以及各种隐形的寻租腐败活动，切实降低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高制度性交易成本。 dedecms.com

2.推进税收体制改革以及继续推进针对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水平 dedecms.com

从短期来看，通过持续深入推进“营改增”改革，减少实体经济所面临的重复征税困局，规范和取消各级政府对企业征税的不合理项目，降低企业的整体税负水平。考虑到“营改增”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减税效应相对较小的事实，针对处于出口优势急剧下降困境和面临转型升级障碍的特定制造业企业，可通过强化针对性的结构性减税力度和实施定向减税政策，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综合税负水平。从长期来看，按照构建与中国发展阶段水平相适宜的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竞争机制“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的国家治理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重新审视“大市场、小政府”的既定发展原则，科学界定中国政府财政供养人口的适宜规模以及合理的政府层级结构，通过减少政府行政支出规模来降低各级政府对税收收入高增速的依赖动力，最终从根本上缓解企业高税费负担水平。

3.通过对“五险一金”政策的适度调整，促进中国实体经济用工成本的合理化降低；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全面促进劳动力相对成本的有效降低，重新塑造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的新优势

从短期来看，可通过对“五险一金”政策的阶段性调整，以及考虑对《新劳动合同法》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相对超前和不相适应的条款做适度调整，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社保成本负担和劳动用工成本。一方面，持续推进和加大对企业职工基础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费率、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率等的降低；另一方面，针对《新劳动合同法》中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符合的过于僵化的部分剔除，从而发挥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优势，最终体现企业和劳动者利益的长期有机平衡。从长期来看，要通过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弥补由于劳动力供需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压力，重塑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相对劳动力成本优势。

4.全面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大改革，切实降低企业高负债率高杠杆率以及融资成本

针对中国实体经济部门高负债率高杠杆率所带来的高负债成本，既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既有的金融体系发展基础，也符合中国以制造业立国战略目标的改革方向，着眼于破除银行机构的短期化贷款倾向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长期贷款之间的严重不匹配现象，改革重心应落在构建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长期甚至超长期贷款需求相兼容的金融体系，最终创造出与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资本替代劳动型劳动生产率提升、精益制造体系构造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等为主的高质量投资活动的内在需求相匹配的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格局。 本文来自织梦

5.切实推进能源价格形成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真正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负担

真正落实当前制定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方案，进一步理顺能源产品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使得中国汽油、电力等关键能源价格切实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通过合理的市场竞争促进能源成本的降低。真正打破中国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国有垄断体制，优先将混业经营改革以及推进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全面引进到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通过经营成本和垄断成本的降低，来进一步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逐步降低。

6.打破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物流产业的无序竞争体制，积极推进物流产业的产业链跨区域整合，全面推进公路道路通行收费机制改革，是切实降低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的主要手段。 copyright dedecms

首先，通过全面改革GDP唯上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扭转地方政府政绩观驱动下违背产业集聚效应客观逻辑的产业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的思维，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和物流产业的规模经济来降低物流成本。同时，遏制中国各地政府对发展物流产业的恶性竞争以及不合理财政补贴奖励政策，通过积极推进不同地区的物流产业的整合和关键链条的一体化建设，改变中国物流产业自身的市场分割现象，提升物流产业自身的效率，降低物流业自身的生产服务成本。其次，通过切实规范各省份地区的公路收费机制，对于处于交通节点的公路收费站适当考虑政府的公共品收购计划，对于已经到期的公路收费站坚决取缔，实现免费通行，切实降低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的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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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逐步弱化土地财政依赖体制是降低中国工业用地成本的核心。 copyright dedecms

首先，针对中国特定出口优势急剧下滑的制造业产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传统产业以及新兴战略产业，各地方政府有必要针对工业用地价格实施更有力度的优惠政策；其次，通过收缩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范围边界、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层级机构和部门权力机构以及降低财政供养人口比重，通过拓展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渠道来源的多样化以及适度逐步推进地方政府资产的证券化，从根本上逐步打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体制，消除地方政府对主动推动土地价格上涨的内生激励动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作者]张杰，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本文来自织梦

宋志刚，研究员，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 copyright dedecms

参考文献： 织梦好，好织梦

[1]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R].20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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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元春，闫衍，刘晓光.探底反弹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201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8. 织梦好，好织梦

[3]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R].2015.34-38. dedecms.com

[4]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R].2015.3-9. dedecms.com

[5]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2015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报告[R].2015.5-10. dedecms.com

[6]牛犁，陈彬.中国制造业成本国际比较及降成本六大建议[N].中国证券报，2016-02-29. dedecms.com

[7]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5年全国物流运行情况通报[R].2016.2-11. 织梦好，好织梦

[8]中国银监会.2014年度中国银行业报告[R].201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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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杰，金岳.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破解思路[J].江苏社会科学，2016，（01）：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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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源：http：//scholarsupdate.hi2net com/news.asp?NewsID=9840。 copyright dedecms

[2]这项评比关注的标准是需要多长时间开张企业、电力可获得性以及解决商业纠纷所需时间等——它不衡量腐败和保护主义之类的问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数据来源：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发布2016年最新年度报告中的“2015年度全球腐败印象指数”，也就是“全球清廉指数”。

[4]以上资料与数据来源：http：//mt.sohu.com/20151012/n422986396.shtml。 dedecms.com

[5]数据来源：笔者依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copyright dedecms

[6]资料和数据来源：“社保缴费占用工成本近四成专家称‘五险一金’存下调空间”，载《经济参考报》2016年1月15日。 内容来自dedecms

[7]数据来源：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604/14459553_0.shtml。 copyright dedecms

[8]数据来源：笔者依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9]数据来源：“四项经济改革亟须推进”，载《经济参考报》2015年9月17日。 本文来自织梦

[10]资料和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本文来自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