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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拥有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或者说是“超社会主义”的统治权力，但很多时候连资本主义的责任也不愿意承担，也就是只有“次资本主义”的责任。所以我们政府的“能力”当然强，它的权力大到可以为所欲为，责任小到可以不欲为就不为。今天的中国跟“苏联模式”渐行渐远，跟西方也没有走近，跟当年德国的纳粹模式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中国方案”要讲独特性，那么独特性在哪里?这的确是需要讲清楚，而且讲得既要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是因为搞了这一套，使我们比别人要强。还要讲得让大家听了觉得“信服”，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值得学的东西。

“中国方案”因为是在G20经济峰会讲的，所以很多人理解为是一个经济上的方案，实际上这个说法的涵义远远不止于经济。我们以前老是想学别人，不管是学苏联也好，学西方也好，既使是当时讲“中国经验”，实际上也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转型的经验，比如说我们以前说渐变要比剧变要好，我们没有搞休克疗法，我们搞渐进式改革。或者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还是要转型，只不过我们认为比他们稳重而已。

即便只讲经济，如今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也有个相对而言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经济毫无疑问是在恶化，与过去相比在恶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有些人还是有点自得其乐，因为全世界的经济也在恶化。你要说对中国经济是乐观还是悲观，这看你以什么为参照系了。中国经济如果跟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来讲，的确是风光不再，经济动力三驾马车、投资、消费与出口，几乎都是衰落状态。经济史告诉我们，真正的产业革命，都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本更新，大投资不一定有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却一定有大投资，而且不是人为的、政府印钞政府自己去投资，而是真正奔新产业的高效益去的民间大投资。而中国经济现在恰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投资疲软，尤其是民营部门的投资极其疲软。巨量超发货币却形不成有效投资，全都成了越来越危险的泡沫。电子商务之类的确是经济亮点，但这类亮点远不足以支撑整体经济的改善，我们的经济的确是问题大了。

但我们现在的领导比以前更自信，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在中国经济疲软的情况下，还能更自信呢?关键是2008年以后，全球的经济形势也一直不好。这与1930年代有点类似。现在的研究表明，苏联在1930年前后其实内部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大饥荒、残酷内斗、杀人如麻。但它为什么能够持续下来，打赢二战，还变成了超级大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碰到了1929年那个大危机。西方当时一片萧条，而且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处处起火，对比之下实际上就把苏联体制的危机给掩盖了。我觉得中国目前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中国的矛盾也很多，问题也很大，而且发展的黄金时代也过去了。问题就是西方现在也不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那种欣欣向荣的时代。所以我们的外部挑战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以至于领导人表现得很自信。这个自信说实在的，其实不是什么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等等，这些自信如果有的话，怎么会把言论空间压缩成这样?完全靠封住别人的嘴来强词夺理，这能叫真正的自信吗?有些人现在倒的确有两个自信：一个是对钱自信，一个是对枪自信。这两个自信的确是有的。以前我们对枪就自信，中国的镇压力量最强，说不过你，就不让你说，你奈我何?但过去对钱是不自信的，总觉得自己是穷人，羡慕人家有钱，很多事还顾忌人家的反应。现在对钱自信了，全世界的政府都没有我们政府钱多，什么事都可以用人民币来搞定，财大气粗枪在手，还顾忌谁呀? 内容来自dedecms

自信了以后，现在中国领导人也不想跟别人学了。的确，想跟别人学的人，自由主义者和希望中国走改革转型道路的人，需要解释2008年以来西方面临的这些问题，并给出如何解决的一个答案。你不能说只要学就行。所谓的极化思维和调和思维，我觉得倒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现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极化的。如果只是说政府和市场的因素都有，哪个国家（可能内战或其他非常状态下的某些国家例外）都是这样。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不算是最中庸的。既使在西方，政府起的作用比中国更大的也有。讲福利国家，中国绝不是高福利国家，讲市场，中国也不是利伯维尔场。那么中国是不是很中庸?也不见得。如果你把“政府的作用”分解为权力与责任两个部分。你就会发现中国政府权力之大，远远超过西方那些号称“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要操心的高福利国家。而中国政府责任之小。又远远超过号称“最好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的利伯维尔场国家。也就是说在“大（权力）政府”和“小（责任）政府”这两个方面中国都是走极端的，一点也不中庸。市场也是如此，中国的市场可以最大程度地推卸掉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但同时却丝毫不能抵御严厉的政府垄断和管制权力，从前一角度讲这种市场堪称世界上最有效的市场，从后一角度讲它又是最无效的市场。所以，如果你只是把市场和政府作为一个轴线，中国既不在两头，也不在中间，所以我觉得你很难说别人就是极化的，我们就是中间的。 copyright dedecms

但是现在全球经济很不景气，其实我对这个事情是有一个解释的，但是这里没法展开。简单地讲真的是和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包括2008年的危机，和以前西方的经济危机是完全不一样。包括最近福山跑到这里来讲政府“能力”如何如何，他很羡慕中国政府能力强。其实所谓的政府能力，有体制和财力两个方面，在体制方面西方现行权责对应的宪政体制和过去并无变化，为什么过去有能力现在就不行了?其实从福山的话仔细一分析，他讲的其实就是政府的钱，所谓西方的政府能力不行了，无非就是说西方现在高税收搞不成，高福利又压不下来，政府权力很小，责任却很大，结果把他们搞得捉襟见肘，很是苦恼。

而我们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是比他们更社会主义，也不是比他们更资本主义，无非就是我们拥有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或者说是“超社会主义”的统治权力，但是只愿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而且很多时候连资本主义的责任也不愿意承担，也就是只有“次资本主义”的责任。所以我们政府的“能力”当然强，它的权力大到可以为所欲为，责任小到可以不欲为就不为。我们政府钱多，超有钱，横征暴敛一点都不受制约，而给老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完全不能问责，倒不是说中国就不提供服务，中国提供服务与过去比还是有进步，而且还在提高。但问题是这个服务是我想提供就提供，我不想提供就不提供的，这不是责任，这是权力。最简单的例子：政府想推迟退休年龄，说推迟就推迟，西方说推迟退休年龄，会引起什么抗议!法国讲推迟退休年龄，讲了几十年，老百姓就是不让。而中国老百姓只要给他一口饭，就是皇恩浩荡，不给的话，饿死就饿死吧，老百姓怎么能要求皇上承担责任呢，只有皇恩浩荡。这样的话，当然中国政府的钱无穷大，G20就充分显示出来中国政府能力的确是天下第一。

因此我觉得中国要说自信也是有道理的，这个自信不在于说我们做得有多好，而在于人家现在陷入困境，不像过去那样牛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没有人能讲得清楚，就算我们做得很好，中国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说市场经济，当然我们也学了很多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不是最市场经济的。福利国家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我们要讲社会主义那真的是太惨了，不要说发达国家，你说台湾和香港的社会福利都比我们要好，台湾就不说了，他们本来就没有标榜利伯维尔场。而香港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甚至自由放任的程度超过了美国，所谓经济自由度排在美国之前，香港的基尼系数，香港的低税收，香港老百姓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也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既使是香港，现在有义务教育的问题吗?有医疗问题吗?有养老问题吗?全民公费医疗人家实现多少年了?中国人以前跑到香港是寻找淘金的机会，去寻找资本主义的机会，现在香港资本家没法“剥削”香港工人，全都跑到大陆来“剥削”农民工了，而中国人还往香港跑，那都是去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什么双非孕妇、过境小童，都是去追求人家的福利去的，你还讲什么社会主义呢?中国现在搞到什么地步，退休本来就没有全覆盖，已覆盖的年龄可以无限往后推，现在又说退休了的还要继续交社保。这样下去，中国最后要搞到老死都不能退休，同时死人都还要交钱，那么这叫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dedecms.com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释，就算我们做得还不错，但是我们讲的“中国方案”到底指的是什么?这里我要讲，以前我们觉得“中国方案”好像不是那么太明显，当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就说不清“中国方案”和“苏联方案”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后来我们向西方学了，又说不清楚我们的方案和西方的方案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讲什么政府有控制能力，那只不过是一个量的说法，质的区别在哪里?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我们真的形成了好像跟他们都不同的一种现象。我们这一套跟苏联，跟中国以前学过的“苏联模式”，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而且倒退回去似乎不大可能了。什么区别呢?第一大的区别就是以前“苏联模式”搞的是计划经济、国营企业，中国现在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的比重已经很大了。尽管这个市场受到国家的控制，但是市场的主体已经有了大量的民营企业，至少在就业上民营应该是主体，在资本存量上有人说不是，但是就业主要靠民营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点，以前我们学的苏联模式整天讲阶级斗争，现在我们不大讲了。过去苏联模式用阶级斗争整人，看你不顺眼就把你打成“阶级敌人”，现在我们就不整人吗?还是整!只不过现在不用马列主义而用民族主义理由，不说你是“阶级敌人”而说你是民族敌人，如所谓“汉奸”、“西奴”、“西方代理人”之类。那么我们现在的方案真的是举世唯一的吗?

现在我们和“苏联模式”确实渐行渐远，但我们在世界范围看一下，我们和当年德国二战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相比有多少距离?以前都讲现代世界的两种极权主义，一种是纳粹式，一种是斯大林式，纳粹模式和斯大林模式的区别主要就是两个：第一苏联搞的是计划经济，战前德国搞的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市场经济，又称统制经济，虽然国家控制，但经济主体还是私有的，也就是说有民营企业，有市场。至少就业主要是在民营部门，不像苏联都在国企。第二苏联强调的是阶级专政，纳粹强调的是民族专政，苏联讲世界大同，先进阶级要镇压反动阶级，德国不讲这个，德国讲的是德意志崛起。伟大民族要镇压劣等民族。如果德意志族有人反对，那就是“犹太狗”、“民族败类”。那么用这两条参照一下，我们以前在国内要搞镇压。理由是阶级斗争，说你是阶级敌人，现在搞镇压，就说你是“搞颠覆”。以前是计划经济、国有制，现在变成统制经济、民营就业。如果这两条都变了，我们跟“苏联模式”倒是渐行渐远，跟西方也没有走近，但我们跟国家社会主义，跟当年德国的纳粹模式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本文来自织梦

现在这个世界有点像30年代，30年代也是西方焦头烂额，面临着一大堆的问题，而德国仿佛是欣欣向荣——请注意那时的德国正在“经济奇迹”之中，而不是奇迹过去之后的“新常态”，那个时候德国人的自信比中国现在要强多了，它也是能够解决西方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30年代西方当时一片萧条，德国经济就是一枝独秀，苏联的经济就增长而言似乎也是一枝独秀，但是百姓的生活可是糟得一塌糊涂，真正一枝独秀就是德国，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错，至少比苏联要强。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所以我倒不是讲价值判断，说是好还是不好。最起码事实判断要讲清楚，要讲独特性，那么独特性在哪里?现在理论界没有讲清楚“中国方案”到底是指什么，你说这叫“贤能政治”?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说他的政治是举贤任能的呢?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挑人就是专门挑恶人和傻子的吗?不管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都是说我要尽量挑好人和能人。无非就是好人能人谁说了算的区别。至于讲所谓的两极和中间，似乎全世界都是或者只有国家或者只有市场，只有我们是结合了二者，哪有这么回事呢?既不能纯市场，也不是纯国家，世界上不都这样吗? dedecms.com

中国现在到底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方案”，这的确是需要讲清楚的。而且讲得既要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是因为搞了这一套，使我们比别人要强。还要讲得让大家听了觉得“信服”，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值得学的东西。假如是我刚才讲的类似“国家社会主义”那种状态，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学了去不是?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是两回事，就像社会主义的崛起和中国的崛起也是两回事一样。当年中国学“苏联模式”，但“苏联模式”在全球扩张最甚的时候，恰恰就是中国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当时毛泽东甚至愿意和美国来联手对抗苏联，就是因为“苏联模式”太强大了，中国觉得害怕。而苏联其实也害怕学了斯大林那一套的中国。那么现在我们自以为有了一套，如果其他国家也学会了这么一套东西，那还有中国的好日子过吗?中国向国外推广这个东西，对其他国家好不好，这个另说，对中国本身好不好呢?民主的美国我们觉得是个威胁，那么如果“中国方案”在美国崛起了，民主的美国变成了类似纳粹的美国，对我们的威胁会更小吗?

织梦好，好织梦

所以我们必须想清楚，我们究竟想要一种什么样的“中国方案”，又想向世界推荐一种什么样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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