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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治理的“美国方案”，其核心是国际立宪主义，又称国际法的立宪化和国际关系的立宪化，其宗旨在于保障全球范围内的主权和人权，维护世界和平秩序。如果“中国方案”真能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社会制度”，学习“美国方案”的立宪精神是必不可缺的。

“中国方案”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如果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关注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与“东亚模式”、“英美模式”或“莱茵模式”相对而言，那么“中国方案”关注的则是外交、国际政治或世界秩序层面上的问题，是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涉及国际治理体系。如何解决如东北亚或南海争端等棘手问题?中国怎样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这是外交、国际政治或世界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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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人多次言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大国的崛起怎样才能避免世界性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有大量历史先例可寻。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说：“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1]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世界秩序》一书，就会发现他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和担心，他甚至将中国的崛起与昔日纳粹德国的崛起相提并论：“在20世纪的欧洲，德国的崛起就对国际体系造成了这样的挑战，引发了两次灾难性战争，欧洲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构性挑战。美中两国（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首脑承诺通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仍有待两国共同阐明。美中（或其中一个）提出这个概念也许是一种战术策略。尽管如此，这是避免重蹈昔日历史悲剧覆辙的唯一出路。”[2]基辛格认为要解决当今世界冲突，需要实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17世纪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和三百年后诞生的联合国，是三十年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痛定思痛的产物，虽然两者都存在缺陷，在解决国际争端实效上有负众望，但作为人类通向和平之路的里程碑，它至少给世人以启示：解决主权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冲突，战争并非终极选择。 copyright dedecms

建立在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体系之上的现代国际秩序，与古代的帝国秩序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怀揣帝国之梦的人们却对此置若罔闻。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一书里指出，以前美国的左派用“美帝国”这一带有贬义的称呼指代美国，现在美国的分析家却“用它解释和引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他认为推崇“美帝国”的人 dedecms.com

“误解了美国民意和制度的潜在本质”，“有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这样的帝国几乎没有什么兴趣。相反，美国民众反复念叨的是，他们赞成多边主义，赞成与联合国合作共事。”[3]约瑟夫·奈总结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四个源流：汉密尔顿派（现实主义）、杰克逊派（民粹主义）、杰斐逊派（民主追求者）、威尔逊派（理想主义者），认为近些年“威尔逊派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传统的威尔逊派一直致力于促进民主，强调国际机构的作用。许多新保守主义者是越南战争后从民主党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但丢弃了威尔逊对国际机构的重视。他们不想被这些机构束缚住手脚，认为只要专注于民主就具有合法性。因此，新保守主义者是软实力的拥护者，但他们只顾本质不重视过程。他们贬低别人在商讨机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合法性，因此损害了自身的软实力。”[4]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当初提出十四点设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国际秩序的“美国方案”，构建国际联合以及后来的联合国。尽管现在联合国组织本身还有诸多缺陷，但其设想本身无疑体现了一种国际立宪主义的精神。 dedecms.com

什么是国际立宪主义?现在国外已经有很多研究，但是我们国内却很少有人关心这一问题。国际立宪主义这个概念有多种表述，又称国际法的立宪化和国际关系的立宪化。其宗旨在于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主权滥用行为，保障全球范围内的主权和人权。维护世界和平秩序。200年前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已经触及这一问题。这种国际立宪主义的理念，通过20世纪上半期威尔逊十四点的表述以及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构建逐步制度化，并且集中体现在《联合国宪章》（1945）和《世界人权宣言》（1948）当中。国内学界对“国际立宪主义”这一概念还很生疏，笔者目前未见有国内学者专门研究，仅见一篇国外学者论文译文，此外就没有看到涉及国际立宪主义的中文文献，但在德国、美国、日本，都有相应的著作出版。这说明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公法方面，中国学界对国际前沿问题关注不够。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关于“从国际共同体到世界主义共同体”的论述明显带有国际立宪主义的色彩：“联合国应该作为一个由国家和公民组成的宪政共同体进行重新组织，同时要把核心功能限定在保障和平与实施全球人权政策上。”他对“世界议会”的设想可以看作是对《联合国宪章》（1945）第四章“大会”的重新思考：“世界议会由国家和公民组成，它会考虑到关乎公平的时间因素。就像今天在欧盟已经发生的那样，在世界共同体中（即使是在未来），两个制宪主体的公正视角在生活水平的实际趋同方面相互接近，这种趋同也是政治意愿之所在。这两个制宪主体的视角一个是世界公民的平均主义标准；另一个是成员国根据发展情况而区别对待的保守标准。”[5]哈贝马斯构想了两个制宪主体：一个代表国家，一个代表世界公民。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人对国际立宪主义的系统思考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书中所载的《大同合国三世表》殚精竭虑，内容宏富，排列周详，循序渐进，完全可以作为测度人类通向大同世界不同时期的坐标。比如《大同合国三世表》中的“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关于“议院”就有这样的设想：“上议院由政府，下议院由公举，官吏人民各半。”“上议员为本国之代表，下议员为世界之代表。”可谓哈贝马斯“世界议会”设想之先声。很多学者因为不能理解《大同书》的宗旨，往往臆断妄说，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其实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涉及国际秩序问题。 本文来自织梦

除了康有为，还有萧公权——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曾任教于清华政治学系，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萧公权的英文著述《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爱”、“贵民”、“王道”的理想与西方传统思想中的“博爱”、“民主”、“普遍和平”的观念相比较，期待中国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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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和萧公权的世界秩序构想可谓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方案”。中国对永久和平或天下大同的期许有深厚的本土资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要发展，别人也要发展，损人利己不是仁道政治，一国之内如此，国家之间也如此。“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政治上的审慎、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是内政所需；扶危持颠、公道正义是国际社会的人道之举。“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和睦和谐不仅是一国之内国民的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目标。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方案”应当广泛吸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慎思明辨，剔除不利于人类和平发展的负面因素，提出人类共同发展的目标与理念。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理念，中国古代的“五福”观念对纠正世界范围内以GDP为导向的发展观念或许有所启示。《尚书·洪范》言及“五福”和“六极”观念：“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这种“五福”观念体现出华夏先贤深思熟虑的幸福观，可以与当今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相提并论，这里蕴含着现代人权之生存权、财产权、自由权、社会权等文化基因和以民众幸福为导向的政道精神。 dedecms.com

“中国方案”应该落实到每个国民对“五福”的切实感受之上。巴基斯坦经济学家贡献了“人类社会发展指数”这个重要指标。以此测度每个国家人类发展综合水准。其实中国古代“五福”思想已经有类似于这种人类社会发展指数的要素，不是GDP为导向的，不仅不是“国富民强”的问题，也不仅是“民富国强”或“藏富于民”的问题。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涵括生命、财富、健康、安宁、德行、善始善终等价值理念，这是中国古人对幸福的体认。人类社会呼唤来自中国的智慧，中国需要洞悉永久和平的真意。 织梦好，好织梦

[1][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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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480-481页。 dedecms.com

[3] [美]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82-186页。 copyright dedecms

[4]同上，189-190页。 内容来自dedecms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关于欧洲宪法的思考》，伍慧萍、朱苗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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