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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可以被运用到身份研究当中。根据这一理论，施动者之间是在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当中通过争论、商议和劝说的过程来交换理由和论据的，也就是说，争论的双方都拥有平等的地位。这种商议和争论的结果有可能是双方之间就一个特定的问题形成了共识，也可能是双方之间由于分歧过大而各自保留自身的论点，但是在交往行动中互动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被对方所提供的更好的论据所说服。作者结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分析了中国通过这一机制来为自身建构一种负责任大国身份的过程。在这一机制当中，中美两国之间就相互的国际责任和身份定位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并且在各自保留异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中国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并且使自我的身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国所接受。同时，作为一种理论工具，交往行动理论也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对中国同相关国家开展战略对话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交往行动；国家身份；战略对话；负责任大国；新型大国关系 本文来自织梦

一 引言 本文来自织梦

身份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对于身份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将身份看作自变量，主要研究身份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二是将身份看作因变量，主要分析身份得以形成、维持和变化的过程。就第一种研究而言，实际上是将身份看作一种指导行为的依据，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anstein）指出，国家身份是一种外生的，由国家所处于其中的国际社会的进程所塑造的预期。[1]这也就意味着，身份是一种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对于一个特定成员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因而是外在于这个特定成员而存在的。同时，这种期望对于身份的承担者而言是具有约束力的，因为国家一旦具有了某一种身份，就必须遵守某些与这种身份相符合的规范，在这里规范充当了建构身份的工具。[2]但是这种研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身份本身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处于不断的形成和再形成的过程当中，因此不能简单地假定个体拥有确定的、可以进行精确测量的身份。 copyright dedecms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有必要从将身份看作因变量的角度来研究身份。从这一视角出发，身份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互为因果性的关系，也就是说，身份和行为处于不断的相互建构的过程当中。对此理查德德·勒博（Richard N.Lebow）指出，施动者的身份和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关系，因为一个施动者在回应对它的行为及其后果的反馈的过程中，它对于自身的理解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方面，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为分析身份形成的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交往行动理论的意义在于可以分析国家间直接的谈判、对话等互动关系，并且将进行这种互动的国家看作是平等的主体。也就是说，国家之间可以通过以交往行动的形式所展现的各种对话机制来对彼此的身份进行争论，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可接受的身份。对此有学者指出，交往行动理论可将关注行为体和结构之间的相互构成性关系的本体论理论转变成一种“一阶理论（first order theory）”，也就是关注国家间的互动实践的理论。

国家间的对话过程是依赖于语言来实现的。哈贝马斯对此指出，语言沟通是协调行为的机制，它把参与者的行为计划以及参与的目的融合成一种互动。[3]可以将这一过程运用到对于身份建构的研究当中，因为部分建构主义学者已经注意到语言在塑造身份中的作用。[4]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身份的建构过程就类似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谓的“语言游戏（1anguage game）”，也就是将世界看作是由受到规则所支配的语言所构成的。在语言游戏当中，意义结构和互动依赖于各方所共享的规则，而这又包含三层含义：第一，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而不仅仅是一系列关于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世界的标签。第二，人们在语言游戏中关注的不是世界的外在形象，而是支撑游戏的规则结构。第三，语言游戏包含了施动者之间的多层次的互动和参与。因此，语言游戏意味着身份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意义结构，而这种意义结构则是通过受到规则所支配的互动而形成的。这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在于，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对话机制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构出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身份，即通过交往行动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形成一种关于身份的共同知识，而这就弥补了一些建构主义学者单纯关注符号互动等机制而忽视了语言的构成性作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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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通过交往行动来塑造身份也具有突出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问题，即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的问题。[5]同时，交往行动中所蕴含的非强制性和“以理服人”的特性正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一贯遵循的原则。正如石之瑜所指出的，中国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追求国际公平和正义，而这一立场从来没有改变。对于中国而言，同相关国家（无论是大国或是小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以达成互信本身就是一种正义的体现，而通过这种对话所建构起来的身份也就具有了较强的合法性，即哈贝马斯所谓的“商议合法性（deliberative legitimacy）”——一种具有包容性、可以充分考虑各方不同立场的对话和透明的决策过程为基础的合法性。事实上，通过争论和对话来解决相关问题一直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坚持的一种行为方式，如有研究指出中国正是通过交往行动中所体现的争论实现了对于不干涉内政规范的重塑，从而提出了一种以“协商介人”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相关问题的方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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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致力于塑造一种负责任大国身份，但是相对于不同的他者，这一身份的表现形式不同。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身份的这一特点，如卡赞斯坦等人指出，在美国看来，尽管北约国家和东南亚国家都可以被算作盟友，但北约国家是同美国处于一个相同的共同体当中的相对平等的成员，东南亚国家则是处于一个低于美国的共同体当中，因此它们在身份上对于美国而言是“外人”，同时又是低于美国的“外人”。就中国而言，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它更多地强调自身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习近平就指出，中国对非洲国家政策的重点在于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帮助非洲国家把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多元、自主和可持续的发展。[7]对于周边国家，则要坚持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原则，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即强调要做到睦邻友好、以诚待人、互利共赢和开放包容。[8]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则更强调权责共担，认为责任应当是相互的，各方应在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共同承担国际责任。

要使自身的身份被他者所接受，中国就需要通过各种对话机制来向对方阐明自身的论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涵盖的大量议题——无论是中美双边领域的经贸投资和战略合作，还是国际层次上的金融合作和安全沟通——都涉及双方的国际责任，这其中既包括中美相互间对于对方的责任，也包括两国对于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责任。事实上，该对话除推动中美双边问题的解决之外，还促成了诸多国际性、地区性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发展。[9]因此，可以将该对话看作中国建构负责任大国身份的一个平台。自2012年起，中国开始强调中美两国要走一条建立“平等互信，相互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10]而这种关系又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对于负责任大国身份理解的深化，尽管它并不能代表负责任大国的全部内涵。[11]通过中美之间的对话，这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国的接受和回应，尽管美国方面对于这一概念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疑虑和保留。同时，由于新型大国关系涉及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全新的崛起中大国同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特别是体系中的守成大国进行战略互动的问题，因此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政策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更加一般的学术和理论命题，[12]需要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代表的两国之间的交往行动充当了推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理念（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在中美之间形成一种共享知识的机制，在这一对话框架中两国就这一理念进行了争论、沟通和商议，并且在保留分歧的条件下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相对于不同的他者的表现形式可以如图1所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接下来，本文将首先指出现有的将身份作为因变量的研究的不足。第三部分将分析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对身份研究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对2009—2016年所进行的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实证分析，借以揭示交往行动理论对于推动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的作用。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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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有解释及其困惑

现有的将身份看作因变量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国际政治心理学从群体认同角度对身份的研究，二是建构主义从符号互动和角色承担等方面对身份的研究。这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前者是从内向型的角度来看待身份的，而后者则是从外向型的角度来看待身份。就国际政治心理学而言，它主要关注在一个群体内部形成一种共同身份的过程，也就是说，处于一个群体内部的成员往往会产生一种共同的群体认同，而这种认同又推动了一种特定类型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身份的产生。这就是说，国家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derson）所谓的“想象共同体”，即一个本质上有限并且拥有主权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当中，其各个成员之间并不相互认识，但是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意向却存在于每一个成员的内心当中。[13]在国家的每一个成员的内心中都存在着一种意向，认为他们是这个国家共同体当中的一个成员，也认为其他的成员拥有同他自身相同的某些特质。

国际政治心理学主要是借助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来分析身份的形成过程。从社会身份理论的角度来看，身份是一个个体自我理解的一部分，这种自我理解得白该个体对他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这一事实的理解，并与同这种成员关系相关的价值和情感意义结合在一起。社会身份理论认为，尽管个体的身份来自他作为群体的一个成员这一事实，但是这种身份主要是从群体内部的角度来界定的，即个体同其他拥有相同特性的人组成了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使其内部的成员之间拥有了一种“我们”的归属感。将社会身份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就意味着国家是由一个个的个体所组成的，而这些个体的集体认同则构成了国家身份。因此国家身份反映的实际上是个体的一种归属感，是个人心理安全的需要。布伦特·伊斯利（Brent E.Easley）借用心理学家亨利·泰菲尔（Henri Tajfel）的观点，认为个体对于他们的自我身份在世界中的地位拥有特定的认识，但是同时个体也有目的地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因此也需要将他们看成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当个体这样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认同了这个群体，将群体的表述作为自己的表述。群体成员身份一旦定义了个体，这些个体就不再将他们自身看成是独特的个人，而是群体的相对可替换的成员。社会身份理论关于身份在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的观点得到了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的有力支持。所谓自我分类理论，就是将群体看成是对个体而言具有心理意义的，个体出于社会比较及获得规范和价值的目的而将他们主观地同群体联系在一起。个体在群体中接受了他们的群体成员身份，而群体则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它将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看成是个体的心理需求，群体实际上充当了社会认同的工具并且构成了人们身份的重要和有意义的方面。

威廉姆·布鲁默（William Bloom）则通过关注国家内部的公众对于国家本身、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来分析国家身份从内部建构的过程。布鲁默据此提出了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认为国家的特性实质上是一系列的文化风俗（cultural mores）和政治规范，它们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得以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这种社会化通常同对儿童的教育和训练相联系，如训练儿童对于国旗或国歌这样的象征拥有情感上的认同，通过学习本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而使儿童获得一种不同于他国的身份感等。通过这种社会化过程，一个国家的成员就可以培养出一种对于国家的认同感，进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国家身份。布鲁默提出了关于国家认同理论的两个主要论点：第一，在相同的环境中，一个群体的成员倾向于做出相同的认同，内化相同的身份。第二，在相同的环境中，一个群体的成员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来保卫或增强他们的共享身份。在布鲁默看来，这种集体身份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建构国家的过程，人们是通过塑造相同的认同和身份来建构出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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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心理学并不强调他者在身份形成中的作用，而是认为身份在总体上是先于他者的建构而存在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实际上并不明确，而是非常模糊和灵活的。因此，国际政治心理学主要关注国内组成国家的个体塑造集体认同，从而产生集体身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者的作用被忽略了。相比之下，建构主义所认为的身份则是存在于不同的国家施动者之间的，即身份是在作为自我和他者的两个国家之间通过互动而形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关系性是身份的一个主要特性，而关系则是通过存在于思维和世界当中的过程的形式来呈现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两个概念就体现了这种关系性：就前者而言，它依赖于文化以及他者而存在，因此不是施动者的内在特征，而只能存在于自我相对于他者的关系当中。要拥有一种角色身份，一个施动者就需要在社会结构当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并且在同具有反向身份（counter-identities）的他者的互动中要遵循特定的行为规范。就后者而言，意味着自我和他者之间产生了认同，即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并且是可以超越的。集体身份一方面同角色身份类似，也需要将他者整合到以社会性建构的“宾我”的形式存在的自我之中，另一方面也超越了角色身份，因为它通过这种整合使自我和他者融入同一种身份当中，而角色身份则通过这种整合使自我和他者承担了不同的角色。但无论对哪一种身份而言，他者都是衡量自我的一个标准，或者说只有通过他者才能反映出自我所承担的身份。 织梦好，好织梦

既然身份存在于不同施动者之间的关系当中，那么作为自我和他者的施动者的互动就塑造了身份，身份的建构过程也就是施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之间主要是通过符号互动来塑造身份的，而符号互动则依赖于施动者之间信息的传递。这表明施动者的行为不是由外部环境产生的压力来决定的，因此不是简单的“刺激一反应”模式。同时，它又不是施动者之间简单地交换信息的过程，而是一个对对方的信息不断进行整合、理解、吸收和反馈的过程。施动者在符号互动中不是简单地对他者的行为做出反应，而是会做出一种“延迟的反应”，在这种反应中它们可以通过他者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和采取行动。温特则借此提出了两个关于意义的原则：第一，人们在客体和其他行为体对于他们而言所具有的意义的基础上行动。第二，这些意义不是内在于世界的，而是来自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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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符号互动论，施动者关于自我和利益的观念反映了有意义的他者的实践，这种反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互动中不断变化的，因而施动者的观念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就导致了自我的身份和利益也在相应地变化。在互动的开始，自我表现出一种姿态，这种姿态表现了它将对他者做出回应的基础。他者并不了解自我的基础，因此必须对自我的动机进行归因，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就必须评估自我的姿态是否是一种威胁。他者在进行归因时有两个考虑：一是自我和其姿态的物质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自我所设计的；二是他者本身做出这种姿态的意图。他者的归因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它没有理由在自我做出姿态之前就假定自我是威胁，只有通过传递和解读信号才有可能产生错误的认识。但是错误的认识并不一定就导致敌对的行动，他者对自我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我所采取的姿态。这正如人们有可能会对陌生人保持警惕，但是并不会将他们的行为都解释为是对自己的挑衅。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通过总结国际政治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对身份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存在的三个困惑：第一，在现有研究中身份往往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如温特就认为身份的意义结构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因为对于行为体而言社会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政治心理学也强调身份的稳定性和坚韧性，因为人类的信念一旦形成就会抵制变化。但事实上身份在很多时候是不稳定的，它总是处于不断地澄清、再澄清和争论的过程中。在很多情况下，施动者自身也无法完全确定其身份。第二，现有的研究对语言的作用重视不够。在政治心理学看来，群体身份的形成依赖多种机制，就国家建构而言，主要是依靠公共教育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公共教育推动了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国家的形成。在建构主义看来，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同样不需要借助语言。温特曾通过人类同外星人相遇的例子来分析符号互动，在这种相遇中，人类是否会对外星人采取敌对态度取决于外星人对人类所做出的第一个姿态。但是人类和外星人之间是没有交流的，他们只是通过做出自己的行动和解释对方的行动来相互调整预期。温特对语言的忽视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如有学者指出，按照符号互动论的最初设想，施动者是有能力使用语言的，因为它们必须通过语言来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反思和解读。如果更进一步，语言就可以使施动者之间的共享预期客观化，从而塑造出对事实的共享理解。第三，现有的研究忽视了面对面的交互互动在建构身份中的作用。在国家间的互动中，面对面的交往使得信息可以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传递，也可以推动个体之间的移情的形成，从而使个体之间对于对方意图的判断更具有确定性。同时，在交往中双方所产生的第一印象（the first impression）可以显着地影响对话的双方对于威胁或可信性的认知，从而影响双方随后的互动过程。正是由于现有研究具有上述不足，就使得将交往行动理论引入身份研究具有了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来自织梦

三 交往行动模式下的身份建构 copyright dedecms

从交往行动的角度来分析，上述三个不足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正是施动者对自身的身份具有不确定性，才需要通过语言在同他者的互动中为自身塑造和澄清一种身份，而面对面的交往又提供了身份得以塑造和澄清的机制。这就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行为体对它们的利益、身份或者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存在着不确定性，交往行动就可以发生。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交往行动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行动，它所反映的是行为体自身同世界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交往行动是以取得理解为目标的对话。在交往行动当中，语言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而在沟通过程中，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lifeworld）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当中。[14]也就是说，在理想的交往行动当中，从事交往的双方需要在一种共同的生活世界当中平等地交换理由和意见，从而达成共识。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种交往行动。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一个角度认为交往行动是一种语言游戏，即在一种环境具体的规则框架中的行动，它依赖于特定的规则而存在。具体而言，语言游戏活动有三个特点：其一，语言依赖于遵守规则。其二，这些规则必须被游戏的参与者了解和共享。其三，这些规则在模式化的游戏活动中建构了客体和行动的意义。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游戏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必须受到由进行交往的施动者所共享的规则的支配。在语言游戏中这些规则也被称为“语法（grammar）”，即一系列同实践相关的可能表述。语言游戏在本质上就是两个施动者之间的一种对话，而对话则是一种在其中施动者轮流以言语行为的形式做出行动的结构，它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做出遵守特定规则的行动。这些规则的重要性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规定了哪些行动是被允许的。其次，规定了对于一个先前的行动，施动者应该做出哪种类型的回应。最后，规定了哪种行动的序列可以实现对话的目标。同时，语言游戏也强调环境因素对语言的影响，也就是说，理性的行动取决于它所发生的环境以及使恰当的行动成为可能的共享理解和预期。语言游戏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即维特根斯坦的“作为使用的意义（meaning as use）”，它强调行为体使用社会规则和从事游戏活动并因此通过语言使世界具有意义以及同世界进行互动的方式。通过结合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尼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Onuf）进一步指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它意味着人类的活动是有意图的。语言游戏强调语言是一种表述世界的工具，认为人类的言语可以帮助他们取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dedecms.com

对于交往行动的第二种理解角度在于认为共同的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先决条件，也就是说离开了语言以及施动者之间的共同信念，有效的争论就不会产生。生活世界可以被看作是被共享和被继承的经验的总和，也就是一系列通过语言来组织的被继承的解释，它通过社会行为体之间的日常互动得以产生，而在这种互动中历史传统、文化和价值因素则同时被传递和改变。传统上认为只有在国内社会中才能形成这种类型的生活世界，但托马斯·瑞斯（Thomas Risse）则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生活世界也可以存在，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如果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进行交往的共享文化背景的话，那么它本身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有限的生活世界。第二，高度的国际制度化也可以提供比单纯的无政府状态更理想的生活世界。第三，争论性推理（argumentative reasoning）对于建立共同知识而言是必要的，而共同知识可以推动生活世界的建立。这也就意味着，施动者在国际关系中可以建立起共同的或者是相互重叠的生活世界，而这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的：第一，它们可以获得新的对事实和意义的集体理解。第二，它们可以就正当的和合法的规则和规范达成一致。第三，它们可以确保社会从属关系。生活世界的产生为交往行动得以开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它为施动者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种共同的知识背景，也就是说，它相当于施动者之间所共享的主体间观念和知识。

瑞斯将推动国家之间进行交往行动的逻辑称作“争论逻辑（logic of arguing）”，并指出这是一种由争论、商议和说服的过程所构成的社会互动模式，它同理性选择理论所强调的战略讨价还价（即后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sm）以及社会学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受规则指导的行为（即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都截然不同。它同适当性逻辑的区别在于，适当性逻辑强调国家遵守规范是因为规范已经得到了内化，因此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因而国家遵守规范的行为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争论逻辑则认为国家遵守规范的行为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因为行为体首先需要确定它们在其中行动的环境、这种环境所适用的规范或是在各种不同的规范之间进行选择，而行为体决定哪一种规范可以使用的过程就是争论的过程。如果将规范换成身份，三种行动逻辑之间的差异仍然是成立的，因为身份同规范一样也是一种作为共同理解而存在的社会事实。行为体在争论过程中需要就它们各自认为是“适当”的身份进行商议，以便在形成共同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瑞斯认为当行为体就事实进行商议的时候，它们需要在一个集体交往的过程当中明确两件事情：第一，它们的关于世界和因果关系的假设是否正确。第二，关于适当行为的规范能否被证明是正当的以及在给定的环境中哪种规范起作用。因此，争论意味着行为体可以挑战对方的任何有效性论断，并且力求就它们对于形势的理解以及指导它们行动的原则、规范和身份达成共识。争论理性表明对话中的参与者既有可能说服别人，也有可能被对方用更好的论据来说服，而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和社会等级等因素的作用并不明显。在争论的过程当中，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和身份不再是固定的，而是会受到对方的质疑和挑战。从身份的角度来看，行为体使用争论逻辑的目的在于证明内在于这种身份当中的有效性论断的正当性，而当面对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它们也会改变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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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处于争论过程中的施动者实际上处于一种“理想语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之下。所谓理想语境并不是关于经验世界的描述，而主要是一个反事实的假设，它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的假设，而仅仅将论据看作是在争论中起作用的关键要素。这种理想语境包含两个原则：第一，普遍尊重原则。第二，平等互惠原则。由于它是一种理想状态，所以纯粹的理想语境很少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在存在理想语境的条件下，哈贝马斯所谓的“谈判公平性（negotiated impartiality）”就会出现。这种公平性是推动相互理解得以达成的核心要素，也是施动者进行集体解读的必要条件，并且只有通过参与政治话语才能实现。事实上，可以从语言学中找到理想语境的根源，如约翰·塞尔（John Searle）就指出，“真诚性（sincerity）”是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规则，它意味着说话人真正有意图去做他承诺要做的事情。哈贝马斯也强调表达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前者意味着表达的事件在客观世界中是真实存在的，后者则意味着在某个规范语境中人际关系作为社会世界的合法组成部分得到了认可。[15]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不过，哈贝马斯原本是在国内政治中研究交往行动的作用的，而国际关系显然同国内政治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交往行动理论能否在国际关系中适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哈贝马斯本人而言，他提出交往行动主要是通过程序主义的对话过程对法治国家进行重构，因此交往行动是在民主国家内部进行的。[16]同时，交往行动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它有可能会导致暴力，因此必须受到环境的限制。如果没有一些外在的约束来确保行为体能够通过商议来解决分歧，那么争论行为就会演变成暴力甚至是战争。因此要维护交往行动的合法性，外部环境就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来约束交往行动内在的不稳定性。珍妮弗·米泽（Jennifer Mitzen）对此指出，保证交往行动在国际社会中得以产生的条件叫作“对话的论坛效果（forum effect of talk）”，这种效果是由国际社会的各种制度和公开性（publicity）所维持的，并且可以限制交往行动所固有的不稳定性。所谓公开性就是指国家之间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这种接触主要通过国家间的各种外交形式来实现。例如，早在19世纪欧洲国家就通过这种面对面外交的方式来维持均势。同时，实现国家间的面对面交往还要求存在着“国家间公共领域（interstate public sphere）”。这种公共领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意味着施动者之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承认是辩论的合法参与者，并且在施动者相互接触和公开辩论共同关注的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很显然，国家间面对面的双边对话机制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公共领域，在这种公共领域当中，处于类似于理想语境的模式下并且依赖于共同的生活世界的国家之间就可以通过对话来为自身建构出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身份，而这往往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即双方不断就存在的分歧进行争论和对话以争取形成共识的过程。通过交往行动来塑造身份的过程如图2所示。

四 中关战略与经济对话与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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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施动者之间的对话，首先就要明确它们之间正在从事的游戏类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之间的定期对话机制，它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两国进行对话的公共领域，也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身份提供了途径。选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三点原因：第一，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对于中国而言是最重要的“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即一个对于他者的身份拥有外部预期的具体的国家。能够成为有意义的他者的国家往往是在某一个问题领域具有重要性的国家，因此随着问题领域的不同有意义的他者也会不同。例如有学者指出，在苏丹问题上非洲联盟就构成了中国身份的有意义的他者，这一他者推动中国在苏丹问题上承担了一种以利他主义为基础的身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第二，该对话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特点，既注重战略设计，又关注务实操作。[17]由于国家之间往往需要通过多回合的交往行动才能建构起相互可接受的身份，因此这一高度制度化的对话机制就比短期的对话更有利于身份的建构。第三，该对话的议题相当广泛，除了涵盖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双边议题，还包括了涉及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经济金融、气候变化和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的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可以更突出地体现出中国的责任追求。 dedecms.com

同时，由于交往行动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因此要在中美两国之间实现交往行动就需要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为美国了解中国的身份定位提供了重要途径，因此美国也有意愿同中国进行对话。有学者指出，美国对中国应当采取一种“交往性接触（communicative engagement）”战略，即一种以交往行动为基础的战略，它是出于解决离开了协作和合作就不能被解决的问题的目的来交换理由的对话过程。如果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方都承认在离开了对方的条件下就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建立协调双方的合作性和竞争性行为的共同理解为目标的交往性接触就会发生。它意味着两国之间建立了一种共同的生活世界，在其中维持合作性的互动成为可能。这种接触行动澄清了两国所进行的“游戏”的本质，并且建立了可以稳定双方对于互动的主体间理解的共同知识。很显然，在交往性接触中，中美两国可以自由地进行争论以及交换理由和论据，从而推动对于身份的共同理解的出现。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两国之间缺乏可以规范双方行为的共同理解和预期，或者说是缺乏对于身份的共识，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通过交往性接触为两国相互了解对方的身份提供了条件。 本文来自织梦

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双方都有意愿开展以交往行动为基础的对话，如两国在2006年就开启了作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前身的战略经济对话。当时的对话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正如两国所发表的《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当中所指出的，该对话将“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18]当然，在这种以经济性问题为主的对话当中，中国也可以传递出对于自身身份的明确信息，并且同美方坦诚交换意见，如在2008年举行的第四轮对话当中，两国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明确了两国在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当中的国际责任，表示要加强同国际有关机构的合作，[19]从而体现了中国对于负责任大国身份的追求。2009年开启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在先前的对话机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双方更为关心也更加敏感的安全议题带入对话当中，从而为中国更全面地表达对于自身身份的定位提供了一个平台。

从2009年第一轮对话开始，截至2016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举行了八轮，并且双方在很多有分歧的领域进行了对话，也取得了一些共识，包括关于对中国身份认知的共识。在2009年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致辞中就表示，当前几乎所有全球问题的解决——从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维护脆弱国家的稳定性到核不扩散——都有赖于中美两国的合作，中美两国的对话同时将在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且会在若干不同的领域当中进行合作。[20]在第一轮对话中，美方一共列举了三个双方需要讨论的问题，包括：（1）确保两国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恢复以及全球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增长；（2）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问题上取得进展；（3）为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找到互补的解决途径。同时，美方也承认两国不可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达成协议，但是强调双方必须坦诚面对彼此之间的分歧，并且建立渠道使得双方可以就分歧进行讨论和对话。在对话中，克林顿还使用了中国古语“同舟共济”来比喻两国的关系。[21]可以将上述三个问题看作美国对中国开出的“责任清单”，即要求中国承担的责任，而中国则根据自身能力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并抵制过高的责任要求，并且在同美方的对话中充分表明自身的立场。在本轮会谈当中，中美两国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体现了中国愿意在包括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全球问题上承担起自己相应的责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签字仪式上表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问题是“中美两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双方都在这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尽管中美两国的国内条件、发展阶段、历史责任和各自能力有所不同，但是存在着推动两国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当中进行合作的有利条件、共同愿望、必要性和广泛基础”。同时，他强调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认为两国在对话和合作的过程当中必须处理好双方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并且希望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来扩大两国之间的共同点以及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做出重要贡献。[22]这一讲话明确了中国对于美国的负责任大国身份定位，即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这一身份的基础，而这一定位也构成了随后中美各轮对话的基础。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不可否认，就负责任大国身份而言，中美双方在认知上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双方的对话当中。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双方能够利用对话机制进行真诚和平等的交流，并根据反馈的信息调整对身份的认知。在2010年第二轮对话的致辞当中，胡锦涛就指出：“中美国情不同，双方难免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关键是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相互之间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不断增强互信基础。”同时，胡锦涛也着重指出了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或责任，包括：第一，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第二，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三，积极推动对外贸易健康平衡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并且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第四，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3]这就意味着，中国是在承认两国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的前提下同美国进行对话的，进行这种交往的目的并不在于迫使对方屈从于另一方的意见，而在于推动双方在有效性论断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在这一对话的过程当中，中国也致力于以有效性论断的方式阐述自身对于国家身份的定位，并就这一问题同美国方面进行平等的对话和商议。 内容来自dedecms

中美之间的分歧在2011年举行的第三轮对话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本轮对话中，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我们工作的起点是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对方，在双方之间建立互信以及一起努力来避免误解和误判。我们知道在太平洋的两岸都存在着一些恐惧和误解。毋庸讳言，美国的一些人将中国的进步看作是对于自身的威胁，中国的一些人也担心美国寻求遏制中国。我们反对这两种观点。我们双方从合作当中所能获得的收获远比从冲突中多。事实是一个繁荣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而一个繁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但是要使两国能在一起合作，双方就需要理解对方的意图和利益，因此必须让我们的长期计划和目标透明化。”她同时指出在诸如人权这种双方存在着重大分歧的领域当中，两国也进行了坦诚的交流。[24]作为对希拉里·克林顿的回应，戴秉国表示希望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这样才能“亲身了解中国在包括人权事业在内的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亲身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25]双方对于各自立场的不同表述符合交往行动的基本原则，即进行交往的双方都有不同意对方观点和保留自身观点的权利。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2012年举行的第四轮对话当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推动互利合作共赢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讲话。正是在这轮对话中，中国首次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而这一理念也贯穿于后面各轮对话当中。由于此前两年中美两国之间因经贸摩擦、奥巴马会见达赖、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网络安全等问题而引起波动，也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以便有效管控双方分歧，因此新型大国关系也就应运而生。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了建立这种关系的五个条件，即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以及厚植友谊。具体而言，就是要“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走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道路”、“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相互协调，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让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切实享受中美合作带来的好处”以及“积极推动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交往，让更多人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参与者、支持者”。[26]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在很多方面同负责任大国身份是重合的，因为它所强调的避免大国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增进相互协调以及让各国人民享受到中美合作的红利都是一种责任的体现。希拉里·克林顿在致辞中也回应，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建立一种以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伙伴关系，强调无论是中美两国人民还是国际社会都期望能够从稳定的中美关系中获益。她同时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且提出两国要在朝鲜、叙利亚、南苏丹三个地区事务以及网络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7]很显然，美国主要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为中国“设定”国际责任的，如希望中国更多地参与地区事务以便分担美国的成本。这种责任认知并不完全同中国自身的认识相符合，有些甚至是矛盾的。因此中国也需要在对话中向美国明确表明自身对责任问题的立场，并通过协商来推动中美两国在这些责任的认识上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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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以来，美方经过大致一年的观察、评估和认可之后，对此做出了回应。[28]如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Thomas Donilon）提出“致力于构建现存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也表示美国将“以更宽阔视野和更长远眼光定位美中关系”，并愿同中方一道，“为美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强劲生命力”。奥巴马2013年6月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同习近平的会晤时，也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9]这表明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行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美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方的这一设想。 内容来自dedecms

但是，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双方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对话来调整各自的认知。在2013年举行的第五轮对话当中，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表达了疑虑，例如他在致辞中指出：“你们的军事力量正在现代化并且扩大它在亚洲的存在，我们也在调整全球部署，并且在亚洲实施再平衡战略。这些趋势将使我们会有更加紧密的接触，如果我们对话中的军事方面不取得进展的话，我们就会面临不必要的风险”，“我们将会从一个开放、安全和可靠的互联网当中受益，美国公司正在遭受的直接的网络窃取行为必须被看成是不合理的，必须予以制止”。[30]针对美国方面这些暗含的指责，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致辞当中予以了回应，他指出中国方面期待通过此次对话，“与美方加强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双方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深化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地区稳定，保护地球家园”、“中美两军关系正朝着良好方向迈进”、“中方愿同美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人权对话”、“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长，中国在某些方面的竞争力的确在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如果中美之间存在竞争的话，这种竞争也应该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进行的良性竞争”，并且强调中国“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融相通，相得益彰”。同时，杨洁篪还特别指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同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努力，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和世界各国一道，反对恐怖主义。中国是目前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和参加维和行动最多的国家……我们愿同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31]汪洋副总理则在致辞当中强调两国需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并将此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础。他同时指出通过对话中美两国应当实现四个目标，即“提升两国战略互信的新高度”、“寻求深化合作的新契机”、“探索管控分歧的新方法”以及“凝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共识”。[32]很明显，在本轮对话中中国已经将负责任大国同新型大国关系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新型大国关系从一个侧面成为负责任大国身份在中美关系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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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举行的第六轮对话中，习近平发表了《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讲话，并指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出发，共同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它既“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体现了“双方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同时，他也提出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四个努力方向，即“第一，增进互信，把握方向。第二，相互尊重，聚同化异。第三，平等互利，深化合作。第四，着眼民众，加强友谊”。同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意味着中美双方都要承担各自的责任，包括“在双向和互利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发挥各自优势、承担各自义务，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间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等。[33]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看来，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正是由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这种“溢出”效应，它才成为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致辞中则指出，新型大国关系不是取决于话语，而是取决于行动。他强调中美之间的“新型关系”取决于两国在一起做出的决定，并且认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因在于两国之间的合作可以使双方受益。他同时指出美国欢迎一个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推动地区发展，并且愿意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的中国。[34]从克里的表述来看，中美之间在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如中国希望先给这种关系做出一个清晰的界定，明确这一关系的内涵，而美国则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并不关心其内涵。但克里的表述也表明美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在官方层面上接受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某些方面，并且将其用作处理对华关系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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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2015年之后，由南海问题所引发的中国同部分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升温，而这也反映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在第七轮对话中，克里就指出，尽管美国在南海的领土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行自由方面拥有重要的国家利益，因此希望有关国家和平解决争端。他同时表示希望拥有不同要求的各方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采取单边行动，并且根据国际法来解决分歧。[35]中方对此则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岛礁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在部分岛礁进行建设也是正当的，这些建设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同时，中方在对话中也强调，愿意通过与直接当事方进行谈判来和平解决争端，也愿意同东盟国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且希望有关各方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多做有益的事情，避免渲染紧张气氛，更不要挑动争议升级。[36]在就有争议的问题保留各自观点的同时，双方也在很多领域达成了协议，除涉及双边关系的问题外，还包含诸如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环境合作、卫生合作、朝鲜问题、伊朗核问题、利比亚问题、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经济事务等诸多问题。同时，双方的对话也缓解了两国之间由于分歧的问题而造成的猜疑，增进了双方对于这些问题的相互了解，以至于有评论指出此次对话“从紧张开始，到微笑结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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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举行的第八轮对话当中，南海问题依旧是中美之间交锋的热点之一。如克里指出美国希望南海争端可以得到和平解决，并且强调各方都不要采取单边行动，而是应当通过法律、外交和谈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38]中方则重申了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原则，并且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在领土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39]在各自就分歧问题保留意见的同时，双方也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中美两国近年来在气候变化、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阿富汗问题等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而这些合作给两国最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双方要“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原则，坚定不移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并且强调“这个选择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各国人民普遍愿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更应该从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勇于担当，朝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奋力前行。[40]克里在回应习近平的致辞时也强调不能让旧的冷战思维将两国关系带向错误的方向，而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即一种通向稳定、繁荣和和平的关系，并且认为建立这种新型关系是美中两国共同的责任。[41]在双方对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既存在分歧又拥有共识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在九个问题领域内取得了一百余项具体成果，并且表示会就地区事务加强沟通和磋商，深化在地区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协调，为促进地区的和平、繁荣和稳定做出更大贡献，[42]而克里也表示本届对话是有史以来最有成效的一次对话。[43] 本文来自织梦

很明显，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并不能消除两国之间的所有分歧，也不能使双方在对话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共识。但是这并不妨碍交往行动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交往行动是一个双方都有可能被对方说服的过程，而不是所谓“修辞行动（rhetorical action）”的过程，即它不是一个一方单方面施加影响从而说服另一方，并且使另一方改变自身的世界观、规范性信念、偏好甚至是身份的过程。交往行动意味着如果拥有更好的论据，那么双方就都有可能接受对方的观点。换句话说，当不存在足以使对方信服的论据时，每一方都会保留自身的观点，而这就是中美两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仍然存在分歧的原因。交往行动理论对于中国的启示在于，中国也需要根据战略对话的实际效果来调整自身相对于美国的身份定位，以克服双方在对话中的分歧和障碍。总体上来看，至少有三个障碍导致美国难以全面接受“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第一，美国并不承认中国具有同美国平等的大国地位。[44]例如，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处于一种“新兴的潜在超级大国（emerging potential superpower）”的地位上，它在地位上高于其他主要大国，但仍然远远落后于也难以赶上美国。第二，中美两国之间仍然存在较深的战略疑虑，或者说美国并不完全明确中国提出这一概念的意图。现实主义学者往往认为一个国家难以确定另一个国家的意图，因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能证明该国的意图，也难以从一个国家的行为当中推断出它的意图，而建构主义学者则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的互动（无论是语言性的还是非语言性的）来确定对方的意图。第三，美国在中美关系中话语权优势的丧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华战略“失语”现象。长期以来，作为中美关系中相对强势的一方，美国一直主导了中美关系中的话语。[45]例如描述中美关系的大部分概念，无论是“遏制”“接触”“战略伙伴”“战略竞争对手”还是“利益相关者”，都是由美方主动提出的概念。但是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主导中美关系话语的能力正在丧失，而中国在塑造两国关系话语方面的能力则在提升，这显然也是美国所不愿意接受的。对于中国而言，在未来的战略对话中仍然需要克服这三个障碍，而这就需要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地进行修正，消除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46]历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内容、达成的主要共识以及存在的主要分歧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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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在包括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或者说中国相对于美国的身份定位）等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而这也正是战略对话所体现的特点。作为一种受到规则支配的语言游戏，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要遵循特定的规则，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交往行动所要遵循的规则，主要是工具性权力的使用需要让位于“更好的论据的力量（power of the better argument）”，即进行交往行动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也都可以被对方提出的更好的论据所说服。这就意味着对话中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的作用要被边缘化，而对话双方所使用的论据的说服力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中国也不能仅仅将对话看作是说服美国接受自身身份定位的工具，而是需要在对话中听取美国的态度和意见，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中的合理部分，以不断修正自身对于身份的理解并同美国形成共识，而这就依赖于两国间对话的不间断性来实现（正如图2所表明的通过交往行动来塑造身份的循环过程显示的那样）。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实践来看，美国对于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在内的很多理念同中国有不同理解（如在第八轮对话中克里对于中美之间的“新型关系”的表述），而这也需要引起中国的关注。这一点也同一些中国学者所倡导的“过程建构主义”的思路是一致的，如有研究就指出在塑造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美两国都对体现在相互交往的结果中的开放性持肯定的态度。[47]同时，过程建构主义中所蕴含的关系性则使不同观念之间的相互转化、多元互补与并存以及相互间的促进和共生成为可能，[48]而这些都是中国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中所一贯遵循的原则。 copyright dedecms

事实上，正如本文所指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并不能代表中国相对于美国的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全部内涵，而且中美之间通过各种层次的对话机制也确实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共识并且采取了一致的行动。例如在人权领域，中美两国已经陆续进行了十余次人权对话，而且这些对话大部分是在“坦诚”“开放”“深入”和“务实”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国也在人权领域取得了很多共识。[49]在以往被认为分歧较大的气候变化领域，中美两国也通过对话和协商在2016年取得了重要成果，宣布两国将在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建立起伙伴关系，并且承诺两国将共同采取行动以推动《巴黎协定》尽快生效。[50]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达成的共识充分显示了中国同美国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真诚合作的意愿，也体现出中国对于自身国际责任的担当。这些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样构成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积极主动承担自身责任的体现，并且可以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继续进行提供很好的借鉴，从而推动中国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同美国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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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dedecms.com

本文结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分析了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机制得以建构的过程。在部分建构主义学者看来，交往行动中所包含的“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使得通过谈判达成共识成为可能。同时，这种共识并不是必然会达成的，因为交往的双方在对方没有强有力的论据的情况下都会保留自身的论点，这就正如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中美双方在很多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从身份研究的角度来看，交往行动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身份得以建构的过程的理论工具，通过交往行动，施动者之间可以就相互可接受的身份达成共识，从而推动关于身份的共享知识的形成。交往行动的重要性可以从国际政治心理学中得到佐证，例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行为体之间传递的信号（signals）可以影响信号接收者关于信号传递者的形象。杰维斯认为所谓的信号就是一些其意义是通过行为体之间隐含或明确的理解来得以建立的陈述或行动，在国际关系中，这些信号可以是外交辞令、军事行动以及建立或断绝外交关系等。但是这种“信号论”的观点忽视了语言在面对面的交往中的作用，而交往行动理论则恰好弥补了这一点。对于将交往行动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学者而言，语言具有商议性的作用，它塑造了一种在其中理性的个体可以通过论据的力量来达成协议的理想语境。因此，交往行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论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将有争议的有效性要求提出来，并试图通过论据对这些要求加以兑现或进行检验。[51] dedecms.com

就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而言，交往行动理论同样是有意义的。这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一个身份往往有多重表现形式，因而即使是同一种身份（负责任大国），相对于不同的他者而言其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总体上，中国的国际责任应当是它对外部世界在经济、政治、安全和道义等方面所承担的义务，[52]但是不同的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是不同的，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相对于不同的他者需要承担不同的责任。对于美国而言，合作共赢、权责共担应为负责任大国的主要形式。因此，中国需要美国接受自身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就“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一事实则表明双方在对于责任的认知以及双边关系的定位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而这正是中国在未来的对话中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身份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身份是通过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不断互动而形成的，也需要继续通过不断的互动来维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正是提供了两国进行互动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中美两国就类似于处于理想语境当中的互动的个体。通过这一定期对话机制，中美之间的身份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形成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再调整，从而使双方可以就对方的身份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同时，交往行动理论同样有助于推动对于中国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双边或多边对话机制的研究。当前，中国已经同世界上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起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话机制，而在这些对话机制中建构起对方可接受的“负责任”身份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既然在相对于不同的他者时“负责任大国”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那么中国就需要在这些对话中向对方传递对于这一身份的具体理解并争取同对方达成共识，而这就需要依赖于交往行动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交往行动理论可以指导中国同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进一步深化对话机制，促进双方在一个理想语境中形成关于身份的共同知识。 内容来自dedecms

[1]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页。 本文来自织梦

[2]彼得·卡赞斯坦：《导论：国际安全研究的不同视角》，载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宋伟等译：《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内容来自dedecms

[3]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内容来自dedecms

[4]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见：Karin M.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2001；Thomas Risse，A Community of Europeans?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Spheres，New York：Comell University Press，2012；Thomas Risses，Stephen C.Rop and Kathryn Sikkink，eds.，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Jeffrey T.Checkel，ed.，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n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al Force，New York：Tailor＆Francis Group，2005；Charlotte Epstein，“Constrnctivism or the Eternal Retum of Univers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y Returning to Language Is Vital to Prolonging the Owl’s Flight?”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99-519；Markus Kornprobst，“Argumentation and Comparison：Ireland’s Selec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tatus Quo Nor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61，No.1，2007，pp.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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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织梦好，好织梦

[6]李志永：《规范争论与协商介入：中国对不干涉内政规范的重塑》，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130页。 织梦好，好织梦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本文来自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