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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传统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我国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人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开发潜力无穷无尽，而人作为资本，其价值可以用价格来衡量。人力资本所体现的价格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本文在对我国人口红利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用人力资本价格来审视人口红利，阐释了人口红利的构成，从全面提升人力资本价格的角度来探讨释放新型人口红利的对策。从人力资本价格形成的各基点出发，可以在职业教育、健康、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等多个关键领域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本文来自织梦

[关键词]新型人口红利：人力资本；价格 内容来自dedecms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状况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国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给我国经济带来相当大的比较优势，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有力保障了我国经济持续地高增长，这正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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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使用的人口红利概念最初由Bloom和Williamson（1998）提出，他们认为，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如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丰富的储蓄等。这种“有利可图”的人口结构就是人口红利。国内许多学者也将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经济发展充分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具有优势的年龄结构，是我国经济长期高增长和高潜在增长的重要原因，通常用人口抚养比进行衡量。有的学者还对其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测算。这些研究都肯定了人口结构优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有学者在质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否直接等同于人口红利的基础上，提出入口红利的实现是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技术水平、资源并且是有一定标准的，劳动力人口占比或抚养比达到一定标准时，才算进入人口红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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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口红利并不是免费午餐，人口抚养比也会迎来由降到升的转折点，随之而来的便是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债，甚至有人指出，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机遇，因为它只存在于人口转变的中期，而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经济增长都会受累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陈友华，2005）对于如何破解人口红利衰减，或者继续释放人口红利，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从第一次人口红利过渡到第二次人口红利。Mason、Lee（2006）在Bloom和Williamson（1998）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由于抚养比上升，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预期寿命的上升，因养老问题而进行的储蓄会增加，大量积累的资金会对经济产生持续的推动效应。充分发挥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作用，需要通过教育投入，提升年轻劳动力素质，从而延长工作时间和提高效率，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第二，由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存在诸多障碍，限制了劳动力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我国城乡人口红利仍有巨大潜力，可以通过改变户籍歧视政策，实现进城务工人员身份市民化，提升城镇化水平；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放开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危机，促使人口红利不断回归。我国将开始全面实行二胎政策，然而有学者的研究指出，老龄化、低生育率、少子化趋势背后已经形成强大的惯性，就算开放生育政策，也难以改变未来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的事实。

这些研究一方面充分证实了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于如何衡量、探索、开发人口红利提供了思路。虽然我们通常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基准来衡量人口红利，但应该认识到，人口不仅是人口本身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单从人口特征的角度探讨人口红利的开发，是无法得出完整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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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攻坚阶段，在各种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和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着持续探底的压力和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风险。如何培育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打好基础.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然而近3年来，我国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正悄然发生巨大转变。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逝?如果人口红利消逝，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本文在对目前我国人口红利状况进行一个基本判断的基础上，以人力资本价格视角多方位审视人口红利，从提高人力资本价格的角度提出激发未来新型人口红利的对策，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参考。 本文来自织梦

一、人口红利的消失

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增长中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这一变化，是否预示着长时间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会消失?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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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2011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在2012年出现了一个拐点——在2005年出现小幅波动后的相当长时间出现的一次绝对值下降。它不同于2005年对于整体上升趋势的偏离，[2]它是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向下削减的开端。分析2011年各年龄段的人口结构（如图2所示），可以发现，如果不考虑死亡因素，接下来15年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仍将逐渐下降，2016年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在2011年基础上减少1080万人，2021年累计减少1159万人，2026年累计减少5397万人。事实上，根据现在的公开数据来看，2011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亿，2014年只有约9.16亿，已经减少了2400万人，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减少远超预期。3年间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从70％下降到67％。如果就以目前人口结构推算，未来几年这种变化将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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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将会使我国逐渐丧失“拥有充足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同时也会带来抚养比的上涨。数据显示，我国的总抚养比在2011年已经终止了逐年下降的态势，2011年总抚养比为34.4％，比2010年高0.2％，并逐年增加，截至2014年已达到36.1％。抚养比的上涨将减缓资本积累并转换为投资的速度。特别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加深，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如图3所示）。这将带来就业人口家庭负担加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加大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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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呈现出减少的趋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改变，可以解释为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我国正在逐渐失去长期以来的“数量型”人口红利。这一转变将给我国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影响：第一，会造成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升高，削弱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及国际竞争力；第二，一般来说，成熟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的空间有限，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重点还在于新生劳动力，新生劳动力数目的减少，势必影响着人力资本总体状况改善的速度，影响着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第三，不利于劳动者劳动年龄期间资本积累的扩大，意味着储蓄率降低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增长的源泉会遭到削弱。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需要破解这种传统人口红利消失的困局，保证经济实现平稳增长。我们应该意识到，尽管廉价劳动力给我们创造的人口红利已经不明显了，但可以生成和利用新的人口红利。 copyright dedecms

二、人口红利的人力资本价格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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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数量上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不复存在，而是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重大转变。“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W·舒尔茨（1990）指出，通过教育、保健、人口流动等与人有关的投资所形成的人的素质提升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也是一种形式的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随着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只有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优化，才能继续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对国家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copyright dedecms

价格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市场机制必须通过价格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用价格机制审视人力资本结构，研究通过人力资本价格机制，创造新的人力资本源泉。来释放新的人口红利，可以为解决未来发展问题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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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本价格的构成 本文来自织梦

价格是衡量资本的主要手段，人力资本价格主要由各种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借鉴马斯洛划分人类需求层次的方法，我们将人力资本价格划分为生理需求投资、安全需求投资、社交需求投资、尊重需求投资和自我实现需求投资5部分。用等式表示为K=I1+I2+I3+I4+I5，K代表人力资本价格，I1代表生理需求投资，I2代表安全需求投资，I3代表社交需求投资，I4代表尊重需求投资，I5代表自我实现需求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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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需求投资，是政府和企业为了维持劳动者基本生理需求给予的劳动报酬或生活保障。政府充分考虑劳动者及其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企业的运营承受能力、社会保障、当地物价水平，合理制定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水平。通过各种制度、政策确保劳动者能找到维持其基本生存的工作，或得到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救助，并使企业能够及时、按量、足额发放劳动者工资，保证同工同酬，保证劳动者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只有当劳动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得到保障，才能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安全需求投资，是政府和企业为了保证劳动者人身安全和健康而进行的社会保险和劳动环境方面的投资。从政府方面看，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和统筹层次，实现保险关系的顺利转移和接续。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和监督企业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如，督促企业按时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金，为劳动者提供安全的就业环境、必要的劳动保护和职业安全培训。只有当劳动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合法权益得以维护，他们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为社会提供稳定的劳动力。 dedecms.com

社交需求投资，是为了人际关系和谐、人与人之间情感加深所进行的投资。其核心是一种情感或意识形态的输出。例如，企业通过物质激励或精神激励的手段，塑造关爱员工、尊重员工、信赖员工的企业文化，引导劳动者的价值取向，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劳资关系，营造和谐的企业氛围。劳动者集合起来建立工会，发挥集体组织的强大影响力，凝聚人心、缓解工作压力、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政府来说，政府通过良好的社会文化建设，使人与人之间关系更加友善，并通过法律法规，消除各种制度上的障碍，引导和消除社交观念上的歧视，有利于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通过对社交需求进行投资，满足劳动者对友爱和归属的需求，保证他们能够以充沛的精神状态投入生产工作。

尊重需求投资，是为了使劳动者获得他人（或自己）的认可和尊重而进行的投资。劳动者加强对知识、技能学习的投入，提高自身技能和自身素质以获得他人的尊重。政府应注重公众价值观引导，构建出身不分贵贱、职业不分贵贱的公众价值取向，形成正义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就业权，尤其是弱势群体，如农民工、低学历劳动者和残疾人的劳动就业权，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争取让每一个愿意付出辛勤劳动的劳动者都能够都到肯定和承认。尊重需求的投资满足了劳动者自身或他人尊重的需要，让劳动者有尊严的、充满热情地投入工作，以更高的劳动效率完成任务。 织梦好，好织梦

自我实现需求投资，是为了挖掘开发劳动者的潜能为其所期望的目标进行的知识、技能投资。个人充分发挥积极进取的精神，投入一定的金钱或时间，不断的学习知识、技能，努力提升自我。企业建立培训制度，通过引导优秀员工通过参加培训班、名师带徒、技师研修等项目，帮助员工职业生涯的发展。政府在帮助劳动者自我实现有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能够有效帮助劳动者自我实现的教育，从而帮助他们提供个人综合素质或所需的专业技能水平；其次，政府还有辅助引导功能，通过各种手段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雇佣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为创新创业创造条件，为个人事业发展铺平道路。

这五方面的投资构成了人力资本价格，特定人群的人力资本价格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但不同个体的人力资本价格仍然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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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力资本价格机制引导释放新型人口红利的必要性 copyright dedecms

新型人口红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依靠廉价劳动力充足供给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是由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适应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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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动力供给法则，劳动力的供给小于需求必然会带来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在2000～2014年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持续增加的趋势十分显着（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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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必然会带来中低家庭收入的提高，消费能力提高，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工资的持续增长取决于工资与人力资本的价格同步提高。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工资为例，近年来年名义平均增长速度高达两位数，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乐观，根据2013、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2014年5年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有8.5％，并且增长率逐年下降，2010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大约为10.1％，至2013年下降为7.3％，2014年进一步下降到7％。如果劳动者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超过人力资本价格提高的速度，意味着用人成本负担加重，经济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削弱；同时，人力资本得不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的源泉逐渐枯竭。这些都会限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经济正常运行。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劳动者工资的上涨需要与劳动者人力资本价格同步增长。

根据人力资本价格等式，要实现人力资本价格的提升，就必须提高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投入。通过1995～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发现城乡居民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下降，生理需求的投资比重也在相应的下降。这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综上所述，要实现我国新型人口红利的释放，需要着重提高的是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多方面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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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释放新型人口红利的人力资本价格机制路径选择 dedecms.com

新型人口红利的释放，人力资本价格机制的完善路径，应该以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5个方面为基点进行搭建。政府层面要实现人力资本价格积极稳妥上升，并使单位人力资本所带来经济效益提高，弥补工资上涨带来的社会人力成本负担，主要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构筑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体系

当前，在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中国正经历着产业结构和技术的调整与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这些必然要求产品品质及其附加值的进一步提升。而这背后的目的则是为了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逐步表现为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高标准要求，也正是释放新型人口红利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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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主要的转变在于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的延伸，即由人、财、物、信息、时间向研发、创新与营销等节点的转移，而这些最终的落脚点则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自我实现，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其技能水平。实现劳动者的技能升级，是提升人力资本价格，释放中国新型人口红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我国现状来说，关键就在于职业教育。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注意我国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过度重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职业教育发展得不到重视和发展，职业技术人才匮乏。职业教育是大力拉升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途径。要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投入，提高职业教育的教育水平，充分满足劳动力获得基本生存资料的生存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同时，职业教育的规划发展要注意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升级相适应。由于通常职业教育的着力点更加倾向专业技能教育，专业技能教育有很强的市场导向，受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影响显着。因此，职业教育相关部门要有意识的加强职业教育与市场、与企业的联动，有效的应对市场和企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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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人力资本载体的健康化指数 copyright dedecms

除了教育以外，健康也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类型之一。释放新型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价格，除了在知识、技能等人的附属性上提升外，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自身健康化指数，也是决定人力资本价格的关键因素之一。健康是人的安全需求，制约着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看做一种劳动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可以用公式表示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健康化指数x单位人力资本价格=单位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指数，即在单位人力资本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单位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指数是与人力资本载体的健康化指数成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要想实现效率与效果的供给，必然是建立在健康化的人力资本载体之上的，否则将失去人力资本价格提升的现实意义。影响经济增长的实现。大量的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也已经证明，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和健康人力资本有着显着的正相关。

因此，要实现人力资本价格提升的现实意义，除了注重附属性人力资本即知识、技能等的提升外，也要注重通过增加公共健康投资提升人力资本载体的健康化指数。高收入国家中，公共健康投资占健康投资很大比例，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较高健康水平下公共健康投资的提升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用有限。提高健康人力资本的有效手段是鼓励和发挥私人健康投资的作用，而我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公共健康投资水平和健康人力资本水平有限，公共健康投资对于提高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仍有很大的边际效用。因此，一方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形成良好的传导机制，增加公共健康投入水平和投入产出效率，提升人力资本载体的健康化指数，从而促进人力资本作用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公共健康投资为私人健康投资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强食品、保健产品、医疗服务市场的监管，普及保健和疾病预防常识，有效引导私人健康投资。

3.建立“倾斜一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新型人口红利释放问题，其基础对象主要在于相对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由于本身资源禀赋差异和二元结构的桎梏，农村地区劳动力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都较低，导致其人力资本价格水平较低，“马太效应”也越来越突出。同时，农村地区占据了中国低水平人力资本相当大一部分，再加上城镇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因素，使得我国总体平均人力资本价格上升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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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建立“倾斜一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主要着重于3个方面：第一，农村劳动力是我国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重要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其受教育程度不仅关乎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我实现，还关系到发展质量和产业结构调整。现阶段仍然应该加大农村地区教育投资水平，全面引导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师资配备、教学理念的提升，建立城乡联动发展机制，缩减城乡间基础教育水平的差距。同时，注意对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教育弱势群体的帮扶。如，留守儿童、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政策帮扶。第二，政府的公共健康投资应该向农村地区倾斜。农村与城镇中公共健康投资和私人健康投资与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和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中的关系类似，政府的公共健康投资向农村地区倾斜，有利于发挥农村公共医疗较高的边际效用；同时，加强了公共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私人健康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城镇居民的私人健康投资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这种政策调整将有利于全国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第三，着力消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尤其是户籍障碍，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劳动力供给可以得到有力保证。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1个百分点将使国内生产总值上升0.7个百分点。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闲置和浪费，引导人力资本在城市聚集，更加充分的发挥潜在的人口红利，为生产率驱动战略注入强大的动力。简而言之。在当前加大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最大化拉升人力资本价格，实现人力资本价格上升的速度与工资上涨幅度的持平，甚至对其的赶超；另一方面，要推进城乡体制建设的一体化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时间轴上平均人力资本价格提升的高效性与长效性。

此外，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传统人口红利衰减的背景下，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必然要求转换经济增长的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全要素驱动转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描述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此，我国还需要依靠改革的全面深化，包括营造一个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提升各类公共服务整体数量和质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放宽生育政策，对人力资本进行全方位投资，有效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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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1中，除2000年、2010年为人口普查数据，2014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ap：//www.stats.gov.cn/tjsj/zxtb/201502/t20150211_682459.html）；其余年份均由当年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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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5年推算值产生较大偏离可能是因为采用1％抽样，除普查年份外其他年份的抽样均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