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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特征是合理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前提。本文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以我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为制度背景，基于768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越高。回流意愿越强烈：环境因素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定；个体偏好于生活环境型或长期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回流。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对其收入水平影响显着，且收入水平对其回流决策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dedecms.com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异质性特征；回流决策；新型城镇化

一、引言 织梦好，好织梦

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耦合关系[1]，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有利于两者的无缝对接，实现人的城镇化。当前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除了具备农民工群体回流的一般性因素外，还包括群体回流的特殊性决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源于其异质性特征直指其回流决策，从而影响并制约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虽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代际回流差异显着[2]。但是，却鲜见将新生代农民工异质性特征作为检验指标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针对回流决策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整个农民工群体或代际比较，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或停留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3-4]，或止步于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建议[5-6]。此外，研究层次多集中于影响回流决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社会保障碎片化等宏观因素，或家庭决策与风险分摊等中观因素[7-8]，缺少微观个体层面的具体分析[9]。诚然，劳动力流动与社会保障接续或风险成本是促使农民工返乡回流的重要方面，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存在显着差异[10]。在微观视角下，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难以凸显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根源。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微观个体的异质性特征是否对其回流决策产生影响?尤其是置于我国新型城镇化改革的制度背景下进行决策，自身特点与个体偏好是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潜在诱因吗?同时，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是提高收入水平[11-12]，那么，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中，收入边际效用的影响力是否改变?收入水平对回流决策的影响效应如何?尽管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但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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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以新型城镇化改革这一特殊制度背景为切入点，拟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用异质性特征解释新生代农民工的动态回流决策。 内容来自dedecms

二、异质性特征与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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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特征是新生代农民工最主要的特征，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分析比较中逐渐凸显出来的。在回流决策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等与第一代农民工相同的基本特征，也兼备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异质性特征，体现为禀赋异质性、环境异质性和偏好异质性等方面。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有利于避免新生代农民工引流政策异化对农村乡镇工业成长、县域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资本等基础的侵蚀，优化新型城镇化的改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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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禀赋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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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异质性体现其人力资本特征，反映劳动力构成差异对回流决策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差距明显，本文通过4个指标辨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异质性：一是受教育年限，反映基础教育资本的一般知识能力情况：二是技能级别，体现专业技术资本情况：三是非农就业年限，反映经验、技能积累资本情况：四是更换工作频次，反映职业迁移资本情况。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具备了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新生代农民工应对非农就业风险的化解能力也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使他们不再一味追求在城市就业，而更倾向于在本地就业或创业。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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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异质性决定其回流决策，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禀赋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回流意愿越强烈。

2.环境异质性

环境异质性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客观条件，反映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由于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城市融合程度以及社会保障风险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环境的制度限制和市场歧视。在现实中，一方面，一旦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发展周期处于调整阶段，首当其冲的就是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群体就必然面临失业，农民工没有城镇户口。在城市没有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风险化解机制，其退路就是回流，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不具备务农技术，不具备传统农民的特征；另一方面，城市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未能供给平等的就业保障权益，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强度、就业质量和就业援助等政策环境中处于从属地位，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更趋于主动保护自己的权益。基于此本文通过4个指标辨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环境异质性：参加社会保险与否、身份定位、每周工作时长以及签订劳动合同与否，并提出研究假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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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环境异质性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并且其流动向制度限制少或市场歧视弱的城市集中。

3.偏好异质性 dedecms.com

偏好异质性体现其对利益诉求的个体偏好。农民工回流决策特征存在代际差异主要体现在非农就业驱动力、流动或返乡就业等偏好方面，分为生活型、经济型和发展型并存三类[13]。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从单纯地要求实现基本经济利益权益向追求有尊严的生活转变，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主要动因是为了提高收入水平或改进生活方式，注重经济价值，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价值观已不仅仅局限于收入水平，更倾向于职业发展和生存环境，追求经济收入与职业发展并存的就业标准，其利益诉求从经济型转向了生活型与发展型并存或发展型[14]。基于此本文通过3个指标辨识新生代农民工的偏好异质性：经济利益型、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与此相一致，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更倾向于留在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尤其是对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新型城镇化不仅满足了他们对公共服务和就业方式的偏好，也避免了其在就业层次与自己的个体偏好存在差距时“用脚投票”引致的高失业率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copyright dedecms

H3：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受其偏好异质性的影响，并且倾向于生活环境型或长期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主动回流。

三、检验模型与研究设计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实证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2—2013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组织的针对湖北省武汉市青年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形成了16—35岁处于就业状态的768条具有完整观测信息的数据库。武汉市位于中国中部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均较为发达。进城农民在行业和区域分布均匀，在农民工流动问题上兼具流出地和流入地双重特性，因此，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问题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为了检验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潜在因素，本文构建了Logit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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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ecisioni，t/（1-Decisioni,t）]=α0+α1 Endowmenti，t+α2Circumstancei，t+α3Leveli，t+α4 Chenglireni,t+α5 Marigei,t+εi,t（1） dedecms.com

在模型（1）中，因变量是新生代农民工“考虑到多方面因素，您决定在哪里工作”的二元哑变量。若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到本地或乡镇就业，视作回流，取值为0，选择在城市就业则取值为1。自变量分别为Endowment、Circumstance和Level。控制变量引入婚姻状况Marige及是否愿意成为城里人Chengliren两个变量。各主要变量的指标含义及测度如表1所示。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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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回归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矩阵分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表2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由表2可知，样本中有73.0％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就业。在禀赋异质性层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050年，43.0％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年限高于样本均值。在获得技能水平方面，23.0％的新生代农民工具备初级以上技术水平。具有更换工作经验的新生代农民工为75.0％。在环境异质性层面，48.0％的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4小时，有44.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身份应该是城里人，有55.0％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了社会保险，合同签署率达到了50.o％。在偏好异质性层面，均值为0.000，标准差为1.000，服从标准的正态分布。控制变量方面，有78.0％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成为城里人；68.0％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了自己的劳动所得：婚姻状况均值为0.380：42.0％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样本均值。 织梦好，好织梦

随后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禀赋异质性层面，回流决策与受教育年限、非农就业年限、更换工作频次指标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068、-0.071和-0.060，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063、-0.071和-0.060，三个指标均达到显着性水平，与回流决策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具备较高人力资源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到本地或者乡镇就业，技能级别指标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46。没有通过相关分析的显着性检验。这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回流现象基本契合，在一定程度上为假设1提供了初步的支持性证据。环境异质性层面中的是否参加社会保险、身份定位、每周工作时长以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指标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061、-0.071、0.100以及0.077，且四个变量均达到显着性水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回流决策确实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制度环境的影响方向有正有负。市场歧视与回流决策是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显着性水平至少达到5％，即劳动力市场越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越希望在城市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假设2提供了初步的支持，但仍需进一步证实。表2还显示，偏好异质性层面中经济利益型指标没有通过相关分析的显着性检验。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097和-0.113，且显着性水平均达到1％，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69和-0.114。显着性水平为10％和1％，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均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过程中，越看重生活环境或职业发展，越倾向于回流。这与假设3的理论预测基本一致。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控制变量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和是否愿意成为城里人指标与回流决策之间显着负相关，二者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为-0.074和-0.087，且显着性水平均为5％。这意味着已婚或不愿意成为城里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离开城市就业。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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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异质性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回归分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研究异质性特征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内在联系，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检验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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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度量禀赋异质性的相关变量估计结果来看，文化程度较高、工作经验丰富和更换工作频次相对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选择回流。从模型（1）—模型（8）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出，受教育年限、务工年限和更换工作次数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着为负，且都通过了显着性水平检验。但技术等级或职称的系数不具有统计的显着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其年龄构成集中在16—35岁的青年阶段，多数样本达不到评定技术等级或职称的年龄，然而年龄在职称评定中具有重要影响，技术等级或职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很难体现出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结合表2和表3的分析结果得出假设1通过了检验。 本文来自织梦

（2）模型（2）—模型（5）中环境异质性的相关变量估计结果显示，模型中新生代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长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中均显着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着性水平。这表明市场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确实存在显着影响，工作时间较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就业。参加社保变量的系数在8个模型中对回流决策具有显着的正效应。身份定位变量的估计系数显着为负，且通过了显着性水平检验。这表明身份定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有影响，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流。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变量的估计系数显着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着性水平。即签订了规范就业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稳定就业，符合实际状况。综合考察变量系数的显着效应以后得出假设2通过了检验。 内容来自dedecms

（3）从度量偏好异质性的相关变量估计结果来看，模型（6）—模型（8）中回归模型没有发现经济利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效应。生活环境型与长期发展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着均为负，显着性水平分别为1％和5％。这表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偏好对其回流决策有显着影响，且越倾向于生活环境或者职业发展的群体，其就业选择越倾向于回流。这为假设3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此外，没有发现交互效应对解释变量存在影响。综合考察变量系数的显着效应以后得出假设3通过了检验。 dedecms.com

（4）在控制变量中，婚姻状况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显着性水平达到1％，这意味着改变未婚状况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回流。此外。表3还显示是否愿意成为城里人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并通过显着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愿意成为城里人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就业。

纵观这8个回归模型可以发现，务工年限、每周工作时长、生活环境型及婚姻状况等4个变量对回流决策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然而，职业技术等级和经济利益型两个变量未能体现出显着的影响。这可以说明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回流决策中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并不是特别看重。此外，技术能力的高低也不会影响就业地点的选择，即较高技术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样也可能选择回流，而较低技术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可能会选择在城市继续务工。除这两个变量以外，其他变量都能对其回流决策给予不同程度上的解释。 本文来自织梦

3.异质性特征与收入水平的分组样本回归 本文来自织梦

为更进一步检验收入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效应，本文依据回流决策变量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城市样本组和回流样本组两个组别，并进行分组的回归检验。在此回归模型中，对收入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后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测度与前文回归模型一致。结果如表4所示。

禀赋异质性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两样本组中受教育年限、务工年限和更换工作频次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技术等级或职称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且都通过了1％的显着性水平，两组系数值差距不显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等级或职称对收入水平产生了显着的负效应，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年龄或资历在技术水平或职称评定中可能具有重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年龄构成方面处于16—35岁之间，多数人达不到评定技术水平或职称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认证体系的不完善，技术水平或职称在应用上具有狭窄性和主观性，导致等级相对较高的人群集中于一些传统部门，因此，即使无职称有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这些回归结果说明，无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哪里就业，禀赋异质性指标对其收入水平都具有显着影响，即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倾向于远离城市，依然能够依靠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为研究假设1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经验支持。 本文来自织梦

环境异质性指标中，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和身份定位变量对收入水平有显着影响，且城市样本组的回归系数小于非城市样本组，这表明城市的制度环境对收入的影响更小。劳动力市场指标只有每周工作在城市样本组通过了10％的显着性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如果希望在城市获得更高的收入可能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分组回归检验表明，环境异质性对收入水平存在解释力，但不是全部，新生代农民工如果希望避免环境异质性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可能会选择在城市就业。这为研究假设2提供了间接的经验证据。 copyright dedecms

偏好异质性指标中，生活环境变量在两组样本中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且显着性水平至少为5％，但回流样本组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城市样本组。这表明，相对于城市样本组，选择离开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偏好越倾向于生活环境，收入水平越高。在城市样本组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偏好异质性越倾向于生活或发展，收入水平越低。这些回归结果表明，倾向于生活环境而离开城市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可能并不低，即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即使回本地就业也不一定比在城市就业的相对收入低。此外，无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地点在哪里，经济利益都不是决定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这为研究假设3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4.稳健性检验 copyright dedecms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提高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尝试： copyright dedecms

（1）调整回流决策。前文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衡量其回流决策，但是这只是当前的回流决策，为了验证异质性特征对回流决策的长期影响，本文将回流行为代替回流决策重新估计模型，采用当前就业地点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城市就业赋值为1，表示不愿回流，否则为0，表示具有回流意愿。调整后的模型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禀赋异质性层面，技术水平或职称仍然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其他3个因素均对回流决策产生显着负效应。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没有变化；衡量环境异质性的四个因素均对回流决策产生显着影响，且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没有变化：偏好异质性中生活环境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有显着的负向影响。

（2）前文将偏好异质性特征的12个维度通过提取公因子综合为3个维度进行测度，这种处理方式在操作上显得比较方便，然而，可能抽象了不同维度的具体特征。另外，也使得在模型中难以检验不同需求偏好的有效性，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每一项偏好异质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具体作用，本文对这12个需求偏好维度指标与新生代农民T回流决策指标分别进行回归。模型中除了农村税费过重、家乡封闭保守和受教育机会少维度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其他9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着性水平为10％的检验。由于受篇幅限制，本文没有列出模型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织梦好，好织梦

五、结论与本文贡献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内容来自dedecms

首先，根据已有文献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将其划分为禀赋异质性、环境异质性和偏好异质性，并以我国新型城镇化改革为制度背景提出研究假设。其次，构建了一个基于异质性特征的Logit回归模型，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768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研究假设。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差异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禀赋越高，回流意愿越强烈：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环境因素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定；而个体偏好中经济利益边际效用的影响力下降，生活环境型或长期发展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回流。此外，研究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对其收入水平影响显着，同时，收入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决策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本文来自织梦

首先，与以往针对农民工回流的传统文献不同，本文将回流决策问题的研究对象与范畴从整个农民工群体缩小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深化了农民T代际差异的理论认知，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决策的潜在诱因。其次，本文以我国深化新型城镇化改革为切入点，揭示了异质性特征与回流决策的内在联系，从而为差异化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微观制度建议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借鉴与经验证据，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贡献了新路径。最后，本研究针对回流决策、收入水平和异质性特征的研究，也为新型城镇化、社会保障改革等政策引发的微观治理效果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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