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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和社会分化
发布时间：2016-06-30 作者：派智库 来源：《科学发展》2016年第5期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近年来，流动人口群体（主体为农民工群体）呈现全面社会分化。在居留意愿方面，流动人口群体分化成落地生根型、落叶归根型和漂泊无根型；在收入方面，分化成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在教育程度方面，分化成高素质人群和低素质人群；在身份认同方面，分化成自我认同为新市民和自我认同为外来人员等。而户籍制度、居住证制度等是影响流动人口分化的重要因素。在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中，应减少制度的影响与分割，从而减弱流动人口分化中的不公平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关键词：流动人口 社会分化 户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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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研究上海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本文将上海17个区县分为四大类：核心城区、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然后从中选取流动人口较多、相对能够代表平均发展水平的4个典型城区：静安区（原静安区）、徐汇区、闵行区和松江区，依据流动人口在核心城区、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分布比例（4.2％、12.5％、53.4％、29.9％），在上述4个城区分别抽取流动人口家庭40户、125户、535户和300户，总计1000户。之后，依据城市化发展的程度，将全市的街镇分为完全城市化、快速城市化和未城市化3类，在上述4个城区按照发展类别主观选取1～3个具有代表性的街镇，在每个街镇按照等距抽样方法随机抽取3个居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流动人口家庭户进行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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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人口基本状况
（一）性别大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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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动人口性别看，在所有被调查者及其家人中（1877人），男性占比52％，女性占比为48％。男女性别比为108：100，显示男女性别比基本均衡。2000年以后，流动人口男女性别比经历了下降又上升的过程，但就2010年的113.5的比例而言，[1]本次调查中男性的比例稍低。在过去20～30年，中国人口流动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型流动向经济型流动，继而由体力型劳务输出，再向技术服务型劳务输出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大量女性加入流动劳动力大军，加之更多流动人口的举家流动选择，使女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男女性别比趋于均衡。[2]本次调查结果虽显示男女性别比仍稍偏高，但好于当前流动人口性别比上升的趋势。考虑到上海是我国先行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这就意味着随着发展水平提高，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可能会重新趋于均衡。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青少年及儿童占有较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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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动人口年龄分布看（见表1），年龄最小的不到1岁，最大的90岁，显示了较大的年龄跨度。0～15岁占12.5％，16～60岁占83.7％，61岁及以上占3.8％。（在930位有效被调查者中，年龄主要集中在18～40岁，这个年龄段的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66％。其中18～30岁的占比为31％，30～40岁的占比为35％，40～60岁的占比为34％，平均年龄44岁左右，以青壮年为主。这一年龄分布预示，当前上海流动人口集中于“二、三代”，且基本为劳动人口）分析年龄分布的社会特征可以发现，一方面流动人口中学龄儿童和少年占比较高，而老年人口占比较低，这也反映流动人口在迁移过程中往往携带子女，而将父母留在当地；另一方面青年人口（15～25岁）具有较高比例，占11.8％。这些人群大部分已离开学校，但尚难就业，他们不愿返回农村，但又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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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基础较好 copyright dedecms
流动人口的生活基础主要体现在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上。从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看（见表2），在1863个有效回答中，表示“健康”的达到99.1％。这与流动人口以健康为基础，进行打工赚钱的总体特征是相吻合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仍有17个个案存在各种问题，健康状况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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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看（见表3），在1834个有效回答中，已婚的有1443人，占78.6％；未婚的有333人，占18.1％；其余情况的占3.3％，这显示了较高的已婚率。尤其是与达到法定婚龄（以2（）周岁以上为准）的1494人相比较，已婚率更高。这一情况为流动人口奠定了较好的生活基础，也为社会奠定了稳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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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及以上学历者较多 织梦好，好织梦
教育程度是反映流动人口文化素质的重要内容，对流动人口本人及其流入地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于2009年7月在全国重点地区实施的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数据显示，劳动年龄（16～59周岁）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年，其中，86.9％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4]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与此一致，以998位被调查者（受访对象年龄16～73周岁）进行比较，学历为初中的占比最多为45.8％，其次是高中/中专的占比为21.4％，大专及本科占比为20.5％，最少的是研究生占比为1.7％。总体上看，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达到89.4％，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市“六普”数据显示，外来常住人口中70％的文化程度是初中及以下，达到大专及以上的仅14.1％。而此次被调查的流动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达到22.2％，远高于“六普”数据。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六普”统计的年龄较为广泛，而本次调查者以16岁以上的流动人口群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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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本文来自织梦
流动人口做出迁移行为后，如果其无法获得稳定的就业收入，将直接影响到在流入地基本生活的维持。因此，流动人口的失业问题会比户籍人口的失业问题更为重要。从本次调查的流动人口就业情况看（见表4），在1841个有效回答中，在职的有1235人、料理家务的有82人，总共占劳动人口（16～60岁，1457人）的90.4％。因此尽管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主观认为失业和无业的人数为92人（占比5％），但实际失业/无业的情况还要严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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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业保障方面，选择在职的被调查者中，有56％的人与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44％的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选择签订合同期限的被调查者中，又有54.5％的人是签订一年的短期合同，其次是2年和3年的，分别占比为16.0％和11.3％。可见，有相当比例的用工单位并不与来流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使流动人员的劳动权益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在参加社会保险方面，与本地市民已普遍参加社会保险相比，流动人员总体参保率较低。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人口流动特征趋势
在本次调查中，流动人口基于个体的一些情况与现有的一些调查结果总体是吻合的。除此以外，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也显现出一些群体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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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一城”流动明显增多
在流动模式上，以往“乡一城”的流动开始向“城一城”流动转变。在本次所有被调查者及其家庭成员中，拥有非农业户口者为33％，拥有农业户口者为67％，即来自于农村的外来人口较多，乡城流动仍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但城一城流动已占相当的比例，这一比例远高于国家计生委在五城市调查的数据——即20％的比例，[5]且人口流动呈现就近化趋势。流动人口流出最多的是安徽省和江苏省，这与国家计生委五城市调查数据相同。在上海的流动人口中，有52.1％来自于安徽省和江苏省。这一流动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一方面，流动人口群体的变化已不再局限于受城乡结构的束缚，而是进一步表现为受区域结构的约束，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的差异具有了双重维度，即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社会保障等制约因素的弱化，可能将进一步增强流动人口长期迁移的意愿。 copyright dedecms
（二）呈现迁移长期性 本文来自织梦
所谓迁移长期性，也即流动人口在某个迁入地的时间变长、定居倾向增强。根据国家计生委五城市调查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中平均在现居住地停留时间为5.3年，有一半的人停留时间超过4年，18.7％的人停留时间超过10年，只有18.2％的人在最近一年内流入到现居住地，显示流动人口的迁移频率降低。本次调查结果更甚于这一情况（见表5）。即使以全年龄段衡量，在1651个有效回答中，平均来沪时间为7.6年，超过10年的有368人，占22.3％，超过50％的人来沪已5年以上，而来沪不到1年的仅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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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生活成本较高的都市，但流动人口并没有显示在短期内有迁移之势。相反，流动人口在上海长期居住的倾向更为显着。 织梦好，好织梦
（三）流动家庭化显着
现有研究指出，流动人口越来越呈现出举家迁移的态势。[6]本次调查也基本支持这一观点（见表6）。在本次被调查者中，显示只是以被调查者个人流动的占41.6％，其余以各种家庭形式（包括夫妻家庭、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流动的占56.7％，家庭化迁移较为显着。其中夫妻家庭和核心家庭是主体，占比为51.2％，而主干家庭只占5.5％，这反映了流动人口在迁移过程中“带小不带老”的特点。 本文来自织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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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分析，流动人口在某个迁入地居住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倾向于举家迁移，由此综合显现出他们的迁移意愿更为强烈。表7显示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迁移时间。通过方差分析发现，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家庭的类型与迁移时间存在较为显着差异（p〈0.05）。但两者之间又不完全是线性相关的，即流动人口的迁移时间越长并不意味着其家庭结构越复杂。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一方面当前流入地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改变了流动人口迁移的行为选择，比如一些首次来沪的流动人口会因为当地教育机会的开放而选择携带子女一同迁移；另一方面流动人口长时间的迁移可能并不是其永久迁移意愿的真实显露，因为户籍制度始终是流动人口较难逾越的“坎”。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黄晨熹教授以苏州市为例，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因素尤其是政府户籍政策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最显着影响。当然，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还有其他因素，如稳定的工作、自有住房、与本地居民正常的社会关系、享受同等公共服务的权利等。[8]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随着迁移时间增长，流动人口群体对其中的困难会感受更为深刻，也更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进而调整选择适合整个家庭发展的理性行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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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化及其原因解释 织梦好，好织梦
学界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已有丰硕的著述，但研究者对于阶层分化的标准却存在不同认识。[9]在流动人口领域，研究者一般集中于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和非制度因素（如职业、收入、住房等）对流动人口社会分化的影响。[10]本次调查则选取了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分别对调查数据进行分层分析。 dedecms.com
（一）流动人口呈现全面社会分化 织梦好，好织梦
流动人口群体（主体为农民工群体）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群体，在形成初期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拥有农业户口、离土不离乡、受教育程度不高、主要投身于工业生产的相关体力劳动中、收入差异不大等。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流动人口群体已日益分化。比如，在居留意愿方面，流动人口群体分化成落地生根型、落叶归根型和漂泊无根型；在收入方面，分化成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在教育程度方面，分化成高素质人群和低素质人群；在身份认同方面，分化成自我认同为新市民和自我认同为外来人员等。本次调查也反映出这方面的一些变化，流动人口呈现较为全面的社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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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程度的分化。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总体在逐渐提高，但同时他们内部也出现一些分化。这种分化的结果大致会反映在收入分化和职业分化上。在此只对“教育程度”单独进行分类比较。在表8所列的3种受教育类型中，“小学及以下”者占11.4％，“初中及高中”（包括中专和职校技校）者占67.2％，“大专及以上”者占21.4％。这一构成与流动人口的职业构成基本吻合。与2005年上海流动人口文化构成相比，当时小学及以下文化者为22.93％，初中及高中文化者为67.26％，大专及本科文化者为9.32％。[11]这意味流动人口的分化是全面的，他们中部分或许已全方位进入社会上层，不仅从事具有丰厚报酬的高层次职业，而且接受了较高的教育。因此，他们的诉求也可能会相应产生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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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的分化。职业及其地位是社会层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仇立平曾就各种职业的收入、权力和声望评价进行综合排名，从高到低依次形成了这样7类职业：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与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从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服务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12]本调查参照这一分类，并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重新进行综合，形成了如表9中所列的5种职业类别加以比较。在所有在职的被调查者中，国家社会企业管理人员占5.6％，办事人员占8.2％，专业技术人员占10.1％，商业从业人员占35.8％，农业工业从业人员占40.3％。与2000年上海市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相比，当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均不超过5％，而农业工业从业人员合计超过50％，[13]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的是脏、苦、累职业。因此，这一调查结果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从事工农业和服务业的群体仍然是流动人口的主体，共计占76.1％，即体力劳动仍是流动人口主要的从业方式，也是这一群体的主要就业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有13.8％的“无固定职业者”也被纳入到“农业工业从业人员”中，而真正属于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分别只有23.4％和3.1％，这显示出流动人口更为积极的就业倾向，同时这一职业分布也是同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即“退二进三”相适应的。值得关注的是，一部分流动人口获得了较高的职业地位，在所有被调查者中从事国家社会企业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者占到了23.9％。这就改变了以往流动人口处于低端职位、低端产业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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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入的分化。2013年上海最低工资为1620元，2012年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4692元，考虑到流动人口的收入普遍低于流入地居民收入的情况，将收入选项从低到高分成3组，分别是低收入组（1000元以下）、中等收入（1000～4000元）、高收入（4000元以上）。从表10可以发现，在932个有效样本中，低收入群体占5.5％，中等收入群体占74.9％，高收入群体占19.2％。与2005每相比，当时流动人口的月均收入为1319.42元，其中500元以下者占比为7.12％，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者占比为17.97％，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月收入在500～1500元之间。[14]如果说2005年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还较小，那么现在流动人口群体在收入上已出现较大的分化。中等收入的流动人口群体占据绝对的多数，此外，还出现了一个较高收入的流动人口群体。尤3其是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者占到了4.8％。这与流动人口中出现一部分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群体是相对应的。这一结果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一是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这构成了流动人口群体内部较为稳定的结构基础，避免了两极分化。尽管这种“中等”的水平还偏低（50％以上的样本集中在2000～4000元之间），但对于维持流动人口的正常生活，乃至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二是流动人口中仍有一部分人处于较低的收入状况，这样的收入水平对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较为困难，在城市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支持系统难以辐射到他们的情况下，这一部分群体就成为流入地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对象，以及管理的重点。三是现有研究认为不同的收入水平所产生的需求是不同的。[15]因此，随着一部分流动人口收入的增长，他们的需求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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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分化是否会显示在家庭结构层面?即家庭结构类型是否与流动人口群体社会分化相关联?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只分析了家庭结构类型与职业类型之间的相关性（见表11）。家庭结构类型依据复杂程度划分为个人、夫妻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其他，职业类型由职业地位由高到低区分为国家社会企业管理人员、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从业人员和农业工业从业人员。数据显示，两者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s rho）达到-0.065，且具有显着性（p＜0.05）。这说明家庭结构类型与职业类型存在不完全负相关性，也即家庭结构类型越复杂，其成员获得的职业层次越高。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可能是，由于家庭成员在沪获得了较好的职业，其做出举家迁移的行为所能承受的压力相对越小，这种压力包括生活成本、家庭其他成员的就业选择等，因为较好的职业往往意味较高的收入。随着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增多，层级分化的意义也变得多样。事实上，家庭层级分化的影响将大于个体层面的层级分化。因为前者一旦发生，分化的格局将变得更加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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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并不再是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群体，他们内部正在分化，且这种分化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从而形成了一个明显独立于城市主体分层结构之外的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分层体系。流动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及其占据的职业位置的双重差异是其产生一次分化的根源，这些社会资源包括生产资料、资金、技术、知识、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等要素，这些要素又以不同的社会活动方式形成财富，而人们拥有财富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群体或社会中的位置从而形成不同的群体。[16]
本调查分析后得出：流动人口群体出现农业与非农户籍的分化、短期迁移与长期迁移的分化、个人与家庭在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的层级分化等。这些分化预示着，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需求和行为方式会呈现多样性发展，这为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影响流动人口分化的因素 copyright dedecms
对于流动人口群体的分化，现有研究认为户籍制度、居住证制度等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要在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中，减少制度的影响与分割，从而减弱流动人口分化中的不公平性。[17]李骏等指出，户籍的影响包括户口类别与户口所在地。[18]本研究参照这一观点，简要分析探究户口性质、户口登记地和居住证办理情况对流动人口在职业和收入层级分化中的影响。 织梦好，好织梦
1.户籍对流动人口的职业获得具有重要影响。表12是对流动人口的户口性质与职业类型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户口性质包括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类，职业类型同上五类。流动人口在不同性质户口上的职业分布频数如表12所示，对户口性质与职业类型的关联性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不同户口性质的流动人口在职业类型分布上存在显着差异（p＜0.001）。因此，可以认为“是否农业户口”对流动人口的职业获得具有重要影响，“非农户口”更有利于流动人口获得较高层次的职业。换句话说，在流动人口的职业获得上，户口性质比区域差异影响更大。考虑到流动人口中出现的一部分“城一城”迁移类型，“乡一城”迁移仍然是需要关注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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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是对流动人口户口登记地与职业类型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其中户口登记地包括本市和外地两类，职业类型同上五类。流动人口在不同性质户口登记地上的职业分布频数如表13所示，对户口登记地与职业类型的关联性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显示，不同户口登记地的流动人口在职业类型分布上存在显着差异（p＜0.001）。值得注意的时，与户口登记地为外地的流动人口相比，户口登记地为本市的流动人口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比例相对更低，对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愿意做出流动行为的上海市本地居民的自身素质和条件都不高，不利于他们获得较好的职业。而户籍为上海以外的居民中却存在着一批高素质人才，尽管受户籍限制，但他们仍然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到好的职位，获得发展。然而，这只是本文的一个假设，需要进一步求证。这一结果显示，在职业分化上，城乡问题与区域问题是同时存在的，且都具有重要意义。 内容来自dedecms
表14是对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情况与职业类型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其中居住证办情况包括已办居住证和未办居住证两类，职业类型同上五类。居住证办理情况不同的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频数如表14所示，对居住证办理情况与职业类型的关联性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不同户口登记地的流动人在职业类型分布上存在显着差异（p＜0.01）。可以认为，流动人口办理居住证对他们获得较好的职业具有正向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户籍”与“户籍所在地”等先赋因素，居住证办理往往晚于流动人口的职业获得（因为上海居住证办理，就业情况是其中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流动人口先获得职业，后取得居住证。因此，居住证与职业获得之间关联性的现实意义并不突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户籍对流动人口收入具有重要的影响。户口性质包括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类，收入包括低收入（1000元以下）、中等收入（1000～4000元）、高收入（4000元）三类。流动人口在不同户口性质上的收入分布如表15所示，对居住证办理情况与收入的关联性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不同户口登记地的流动人口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显着差异（p＜0.001）。这一结果的现实意义是，是否“农业户口”对流动人口的收入高低具有重要影响，且“非农户口”的流动人口越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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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与户籍对职业获得的影响具有同质性，进一步说明户籍在流动人口层级分化中的特殊作用。尽管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的分化在多维度出现，但是“户籍”所产生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更为突出，因为户籍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内容来自dedecms
表16是流动人口的户口登记地与收入分布，对户口登记地与收入的关联性进行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并不显着（p＞0.10）。这说明流动人口是否是本地人对他们收入多少没有显着影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表17是流动人口的居住证办理情况与收入分布。结果反映，流动人口是否办理居住证与他们的收入关联并不显着（p＞0.10）。与上述情况相同，流动人口收入获得（伴随职业获得）往往先于居住证取得，因此，两者相关性的意义本来就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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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流动人口在职业、收入上的分化受到户籍的影响比较明显。户籍制度作为制度导入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原来自发的社会分化正式化和固定化，并赋予不同阶层的人群以更为清晰的身份标签，和一个可视的清晰的阶层梯度。[19]同时，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城乡维度，而较少体现在区域维度。因此，城乡分割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发展的制约仍是深刻的。
[1]中国人口出版社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中国人口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dedecms.com
[2]段成荣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人口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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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同信、翟玉娟主编，《深圳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第43-69页。 dedecms.com
[4]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基于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人口研究》，2010年第1期。 dedecms.com
[5]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基于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人口研究》，2010年第1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6]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基于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人口研究》，2010年第1期。
[7]流动人口的“家庭类型”是指流入到本地（上海）的流动人口所构成的家庭结构，以下皆为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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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许光，《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保护》，《当代社科视野》，2010年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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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强，《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学海》，2006年第4期。 内容来自dedecms
[10]赵晔琴、孟兆敏，《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居住质量》，《人口与发展》，2012年第5期。 织梦好，好织梦
[11]左学金等，《上海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与现状特征分析》，2011年，豆丁网。
[12]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织梦好，好织梦
[13]左学金等，《上海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与现状特征分析》，2011年，豆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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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左学金等，上海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与现状特征分析，2011年，豆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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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冯婷婷，《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基本需求及边际消费倾向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8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6]牛喜霞、谢建设，《农村流动人口的阶层化与城市融入问题探讨》，《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 copyright dedecms
[17]赵德余、彭希哲，《居住证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制度后果及激励效应——制度导入与阶层内的再分化》，《人口研究》2010年第6期。
[18]李骏、顾燕峰，《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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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赵德余、彭希哲，《居住证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制度后果及激励效应——制度导入与阶层内的再分化》，《人口研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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