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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期的前半段是年轻劳动力人口增加的时期，这为有效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集约型产业带来机会。此时，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资是关键。而在人口红利期的后半段，生产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但国内储蓄率上升，如果可以有效分配资金，则可以实现产业高度化。不过，为充分发挥这一效果，必须健全金融系统。如果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并充分发挥储蓄的效果，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上升还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不稳定。这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的陷阱”。 内容来自dedecms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0月4日一期“从人口看世界经济”专题刊登日本综合研究所首席主任研究员大泉启一郎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口红利=增长”的误解》，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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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提要：亚洲各国还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农村老龄化程度就已在加剧。今后，生产年龄人口增加的国家能否实现增长也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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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是指，生产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上升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不过，人口红利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可以实现增长，而是只有实施符合人口动态的开发战略的国家可以获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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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期的前半段是年轻劳动力人口增加的时期，这为有效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集约型产业带来机会。这一时期，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资是关键。在人口红利期的后半段，生产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但国内储蓄率上升，如果可以有效分配资金，则可以实现产业高度化。不过，为充分发挥这一效果，必须健全金融系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上升，还有导致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的一面。在年轻人口增加的前半段，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则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在后半段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储蓄的效果，则经济会泡沫化。笔者将此叫做“人口红利的陷阱”。 copyright dedecms

在亚洲，日本自不必说，中国、韩国、泰国和越南的生产年龄人口比例峰值已过。在这些国家，人口红利的效果将急速减退。. 本文来自织梦

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生产年龄人口比例峰值已过之际，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过渡，但另一方面，中国、泰国和越南人均GDP还未达到1万美元。

韩国是比较善于利用人口红利的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韩国将婴儿潮一代作为廉价劳动力充分利用，通过生产和出口纺织品和衣服等劳动集约型产品实现了高度增长。殖民地时代和战后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进展，韩国放宽了对外资企业的管制，下调了原材料和机器进口税率等，这些背景因素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织梦好，好织梦

20世纪80年代是人口红利期的后半段，国内储蓄推动了资本集约型重化学工业、汽车和电子机械产业的发展，高科技产业也得到了成长。由于出生率下降教育水平提高，也给经济成长起到了助推作用。不过，韩国近年没有有效利用储蓄，正导致经济泡沫化。 内容来自dedecms

工业化落后 dedecms.com

另一方面，中国、泰国和越南可能错失了人口红利的效果。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人口红利期前半段，工业部门没有充分吸收婴儿潮一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轻工业持轻视态度，还加强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泰国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外资没有顺利进入泰国市场。 内容来自dedecms

在中国和泰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效利用年轻劳动力的轻工业得到了发展，但这一时期挑起重担的是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在人口红利期的后半段，对经济起牵引作用的两个车轮是，有效利用廉价劳动力的轻工业，以及利用储蓄的重化学和机械工业。城市经济发展显着，但农村人口多，特别是已进入中老年的婴儿潮一代一直住在农村。2000年以来，越南轻工业终于进入发展阶段，早晚很可能面临与中国和泰国同样的情况。

今后，与日本同样，亚洲国家老龄化会加剧，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住在农村的中老年人口老龄化加剧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担。随着年龄的增长，移动更加困难，很难考虑他们会搬到城市居住和就业。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日本，婴儿潮一代在年轻时期搬到了城市，农村人口稀疏。相比之下，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在加快。这是亚洲中等收入国家的特征。城市地区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农村地区仍是发展中国家水平，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织梦好，好织梦

未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经济发展未能覆盖整个国土，城市和农村分裂开来，今后在非洲等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现在，随着自动化的发展，一直以来吸收劳动力人口的劳动集约型产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规模可能缩小。外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开设工厂之际，选址条件可能由劳动力转变成消费市场。 本文来自织梦

如前所述，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并不是仅带来正面效果。年轻人急剧增加而就业岗位不充分，特别是在城市地区，这将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开展业务，不仅要考虑机会，还要考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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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社会保障的贫富差距 dedecms.com

对于亚洲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应对老龄化问题比发达国家更难。除收入水平低以外，还存在缺乏财源、人才短缺和难以应对低收入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每个国家都在加快构筑社会保障制度，但在收入差距大的背景下，难以构筑对国民整体公平的制度。“未富先老”的问题使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所不同。 copyright dedecms

各国都在发放老龄补贴，但并不足以保障生活的水平。为提高老龄补贴标准，只能从少数富裕层征收税金和保险费，达成协议尚需时日。这些国家也不能像日本那样依赖国债。今后在整个亚洲都会进行“谁养谁”的政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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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构筑什么样的再分配体系，国家不同情况各异。在调整过程中，可能引发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对立。这也是自本世纪初以来泰国政局长期不稳定的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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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各国不要立志成为让国家负担全部的福利国家，只能选择让地方政府、社区和家庭配合应对老龄化问题。由于每个国家人口动态、贫富差距和文化水平不同，所以不存在普遍的形式。为找出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各国将进入艰苦奋斗时代。（nc-20201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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