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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数据，考察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有显著正面影响；与新农合覆盖率、房屋拥挤程度显著负相关，表明新农合补偿标准的提高和城市较高的居住成本，增加了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与方圆五公里内是否有高污染企业正相关，表明相比于健康损耗，转移劳动力更趋向于选择就业，而对周边有污染型企业的影响已经显得不再重要。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社区经济状况等家庭和区域特征对劳动力转移均有显著影响。应积极优化区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提高对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降低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实现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协同优化。 dedecms.com

关键词 家庭决策 基本公共服务 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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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copyright dedecms

随着我国地区间、行业间要素流动壁垒的逐渐消除，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且规模日益增大，并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趋势和动力。据统计，“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2014年末达到2.53亿人，占总人口的18.42％（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5）。劳动力作出转移的决策，除了理性地为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预期收入而流动外（夏怡然和陆铭，2015），还会出现寻租的流动，也就是仅仅为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福利待遇而流动和迁移（蔡昉，2012），他们对政府与社会在子女入学、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方面有着强烈的期待。但受我国长期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的影响，现阶段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差距明显，城乡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既缺乏相机抉择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相应的配套设施建设，也缺乏均等化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成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难题之一。

同时，基于对公共服务等合法权益需求的劳动力转移决策，逐渐由个人决策向家庭决策转变，家庭效用最大化在劳动力转移决策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新迁移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转移是家庭决策的结果（Stark，1982），是家庭综合权衡收益和风险后作出的家庭人力资源配置最优化和全体成员福利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这与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的新特征相吻合。但不同家庭特征的家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异质的，且这种异质性可能会影响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和强度。

鉴于此，本文以家庭成员福利效用最大化为研究视角，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在家庭作出转移决策和转移目的地选择中的贡献，为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提供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撑。全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数据、变量说明与方法，第四部分是结果分析，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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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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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者个人或家庭利益（效用）最大化，是经济学研究劳动力转移决策的经典假设。而这种效用的最大化，既包含有迁移者所获得的直接经济收益，也包括迁移者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福利等非直接经济收益。前者认为劳动力最终迁移决策取决于收益与成本的权衡，经典模型如成本与收益模型、托达罗模型、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和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说等，都强调了直接经济利益最大化对转移决策及随之而发生的转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程名望和史清华，2009）；后者认为劳动力转移不会只受到经济变量的驱使，当劳动力把非经济因素看得很重要时，他们会追求更多的社会化需求和特定的福利环境，而对经济不平等现象不会作出什么反应（Combes、Mayer和Thisse，2008）。劳动力在城市间再次和多次横向流动现象表明，收入差异并不能对此进行完全的解释（田明，2013），劳动力转移逐渐由单纯的收入因素驱动向收入和公共服务需求因素驱动并重转变。推一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和开放的城市模型，都强调了公共服务差异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已有文献表明，区域公共服务差异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决策，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就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转移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言，Tiebout（1956）最早将地方公共服务加入到人口迁移的效应模型中，认为迁移者会选择公共品和税收组合最符合其偏好的地区居住。此后，公共服务在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得到普遍关注（夏怡然和陆铭，2015）。研究者普遍认为，理性的转移者将考虑效用和福利的因素，并考虑长期效用的最大化，城镇优越的生活设施、医疗保障体系、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对劳动者迁移有重要的促进作用（Standing，1981；Spilimbergo，1999），他们对此也有着较高的支付意愿。如Lall、Timmins和Yu（2009）研究表明，一个全职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卢比的工人，愿意每年支付390卢比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支付84卢比获得更好的污水处理服务，支付42卢比获得持续的电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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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观点的实证研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得到证实。Sharp（1986）通过对美国住宅与城市发展署的普查数据分析发现，教育质量是迁移者考虑迁入某地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Sana和Hu（2007）研究指出，美国正规部门都要求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因此，在墨西哥缺乏社会保障的劳动力更愿转移到美正规部门工作。两国之间社会保障的差异，对劳动力国际间转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Jowett（2006）以墨西哥城为研究区域，分析了女性迁移、环境及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通过塑造人们对日常生活质量的感知，来影响女性的迁移决策。陈秋红（2015）结合我国实际研究认为，环境因素对人口迁移作用形式及影响路径复杂多样，但在根本上，环境因素都通过影响人们需求程度的满足及福利水平的提高来作用于人口迁移。

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与户籍挂钩的公共服务项目1、，特别是子女教育等制度上的制约加大了劳动力流动成本，对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工融入城市造成了障碍（陆铭，2011）。蔡秀云、李雪和汤寅吴（2012）研究认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跟不上城市化发展速度，既存在公共服务发展的缺口，也存在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方面的较大缺口，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劳动权利、教育和培训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居住权利、社会参与和利益表达权利，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阻碍了劳动力转移。黄文正（2012）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分割，以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基本公共服务配置、政府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化等原因，形成了对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歧视，可能引发农民工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冲突，造成城市产出耗费进而阻碍城市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织梦好，好织梦

现有文献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呈现出选择性的特征，异质性个人或家庭所作出的转移决策还受个体或家庭特征和区域特征的影响。首先，个人或家庭的异质性导致其对直接经济收入和公共服务倾向有明显差异，影响了劳动力转移的模式和目标区域的选择。相对于未迁移的人口而言，劳动力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对其转移决策有显著影响。劳动力流动主体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即率先转移的一般是那些承载较高人力资本的优质劳动力，他们期望通过流动到条件更优越的地方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封进和张涛，2012）。同时，异质性的家庭特征形成了对公共服务等非经济因素的不同需求，这种差异性需求越来越影响着劳动力转移的决策。如家庭中正在上学的孩子数量对迁移劳动力流动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中上学孩子数量每增加l个，迁移劳动力流动的概率会增长1.1倍。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并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向城市转移。丰富的家庭经济资本同时可以产生替代效应，为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提供物质支持（石智雷和杨云彦，2012）。王冉和盛来运（2008）运用国家统计局2003—2004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大样本数据，也证明来自农村富裕家庭的人更易进城。

其次，地区层面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所形成的工资差异和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对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了重要影响。Dahlberg（2012）研究了1990—1991年间公共服务对迁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人们更愿意前往在孩子照顾上公共支出更多的小区，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更愿意迁往教育支出更多的地区。张丽、吕康银和王文静（2011）以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就地方财政支出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差异对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作用是显著的，当迁入地的财政支出增加时迁入人数也会增加，相对于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支出，文教、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更大。 织梦好，好织梦

综合上述讨论，公共服务差异对劳动力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对于异质性的家庭，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不确定，既有正向和反向影响的差异，也有长期和短期影响的差异。从家庭决策的视角，系统地分析不同类型公共服务对异质性家庭转移决策影响的研究尚待深入，本文将利用微观调查数据予以验证分析。

三、数据、变量说明与方法 内容来自dedecms

（一）数据来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内蒙古、青海、宁夏、西藏、新疆、海南），完访样本包括村委会和居委会635个、家庭14798户。数据包含了家庭的人口结构和经济情况，以及村委会和社区的地理特征和人口、经济情况、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本文研究对象限定为具有农村户籍、居住在农村或城市的家庭。在数据处理中去掉了一些有缺失变量的样本和一些有异常值的样本，选取适合本文研究内容的村委会和居委会样本数共为465个，家庭有效样本数为4815户，其中家庭成员均未迁移、部分家庭成员迁移和举家迁移的样本分别占样本总数的53.55％、34.07％和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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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说明

根据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的情况，本文将家庭决策视角下的劳动力转移策略分为两个类型：是否移民和是否全家移民2、，结合这些选项的含义及其取值分布，不移民编码为0，移民编码为1，在计量模型中，以编码0作为参照组，是一个离散变量，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核心自变量“基本公共服务”，为分类变量。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界定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二是与人民生活环境紧密关联的交通、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但受限于调查数据的可得性，部分指标未获得被调查对象的自评数据，本文将利用相关的哑变量来代表。文中基本民生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标，用小学数量、与最近高中的距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医院/医疗点数量、与最近医院/医疗点的距离来表示；与人民生活环境相关的公共服务指标，用房屋的拥挤程度、方圆五公里内是否有（化工厂、冶炼厂、造纸厂等）高污染企业来表示。 dedecms.com

二是稳健性控制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区域经济社会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这些家庭特征将直接影响迁移家庭的效用水平，但并不会因选择的目的地的差异而变化。由于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劳动力转移目的地的选择。区域经济社会可观察变量以被访者所在居委会/社区经济社会特征来度量，主要包括：社区经济状况、离省城距离。 内容来自dedecms

（三）研究方法 织梦好，好织梦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多项逻辑特模型（muhinomial logistic）是分析异质性劳动力多样化偏好选择的重要方法，本文实证分析采用多项Logit回归模型。将家庭因素和公共因素联系起来，在分析公共因素时，家庭因素则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首先分析两类不同的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然后在逐步加入上述每项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控制变量，分别拟合出一组嵌套模型，将公共服务的影响同家庭、区域特征变量结合起来分析。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用Probit模型估计。 本文来自织梦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来自织梦

（一）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初步分析 copyright dedecms

表2回归结果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是否转移。其中，（1）—（3）列是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4）—（6）列是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分析的拟合优度较好，具有较强的显著性。 dedecms.com

教育方面，小学的数量与劳动力转移正相关，与距离最近高中距离显著负相关，表明家庭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重视，为子女寻求良好的教育成为家庭作出转移决策的重要动力。在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下，虽然小学数量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入学的机会，但家庭需要有足够的勇气选择“用脚投票”。相对于小学教育，高中在教育机会分配中相对公平。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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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与劳动力转移显著负相关。一方面新农合显著提高了参合者的健康水平，改善了参合者“有病不医”的状况，提高了其医疗服务利用率（程令国和张晔，2012）。另一方面新农合覆盖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医疗卫生支出，提高了农村的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在我国现行新农合异地差别化报销比例和报销流程规定下3、，各地区新农合补偿标准的逐年提高，大幅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在医疗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补偿标准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农民的医疗支出，这也就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会抑制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同时，县内和县外报销比例的差异也有可能加剧农民工在选择务工地点时更加偏好在本县务工或本市务工（易金福和顾烷乾，2015）。医院数量与劳动力转移显著负相关，与医院或医疗点的距离显著正相关。医院数量、与医院或医疗点的距离，反映居民就医便利程度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对居民的健康和医疗成本具有重要影响（李华和俞卫，2013），特别是对转移劳动力而言，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是长期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供给不足的客观反映。

房屋拥挤程度与劳动力转移显著负相关。房屋拥挤程度越高，表明人口密度较高、居住环境较差。第一代农民工居住环境往往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居住条件拥挤、简陋。但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总体居住环境有所改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居住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举家迁移的情况下，较多的迁移人口对人均住房面积、居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着较高的要求。

方圆五公里内是否有高污染企业与劳动力转移显著正相关，这既反映了劳动力的生活环境，也反映了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与转移劳动力自身相对较低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决定了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位置，多数转移劳动力者处于职业阶梯底端（牛健林，2013）。由于污染型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且就业门槛较低，便于解决不同层次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因此，相比于健康损耗，转移劳动力更趋向于选择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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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家庭控制变量后表明，家庭人口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促进移民。而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转移负相关，但并不显著，这是与以往研究结论所不同的。如潘静和陈广汉（2014）等研究表明，家庭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也从另一侧面表明，随着农村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将获得较大的提高，会选择在本地创业或就业，并可获得较高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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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社区控制变量后表明，较高的社区收入水平也对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与省城距离显著负相关，表明靠近省会城市有着较好的发展机会，对转移劳动力具有重要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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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家庭人口规模下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内容来自dedecms

表3为控制家庭人口规模这一变量后，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回归结果。在家庭决策视角下，家庭人口规模对移民影响较大，对其进行分类回归，即可以判断不同人口规模的家庭移民特征，也可以判断表2中主要结论是否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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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主体，特别是家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时，其消费的边际倾向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果家庭中儿童和老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如果处于劳动阶段的中青年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降低（陈冲，2011）。当家庭人口大于3人时，最近医院/医疗点的距离与劳动力转移的正相关性显著增强。房屋拥挤程度、方圆五公里内是否有高污染企业、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转移显著性大幅提升，且与家庭成员小于或等于3人的回归结果形成明显反差。即当家庭人口规模大于3人时，家庭成员可能包含子女和老人，家庭成员更加重视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及性，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显著提升。对居住条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房屋的拥挤程度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由小于或等于3人时的无显著影响，变为大于3人时的显著负相关；方圆五公里内是否有高污染企业与劳动力转移由无显著影响，变为显著的正相关。表明随着家庭人口规模的增加，人口集中居住的意愿更加强烈，医疗卫生的便利性和可及性、住房条件的改善成为影响家庭转移决策的主要因素，而受城市就业压力的影响，转移劳动力对周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再敏感。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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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方面，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由正相关变为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当家庭人口规模小于或等于3人时，家庭成员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作出转移的决策；但家庭人口规模大于3人时，家庭成员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选择在当地就业。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不同迁移规模下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表4回归结果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全家移民，探讨公共服务对部分移民和全家移民的影响和区别。

与单纯劳动力移民相比，影响劳动力全家移民的因素中，除与方圆五公里内是否有高污染企业具有不同的相关关系外（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其他都具有相同的相关性。这也说明，全家移民意味着要融入城市的生活，家庭对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居住环境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在不同的家庭人口规模下，影响劳动力是否全家移民的影响因素又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表5是控制家庭人口规模后影响劳动力是否全家转移的回归结果，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都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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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可知，当家庭人口规模小于或等于3人时，小学数量与劳动力全家移民负相关，而家庭成员大于3人时呈现正相关，说明家庭中适龄上小学的人数越多，越容易促进家庭实现全家移民。当家庭人口规模小于或等于3人时，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全家移民正相关，而家庭成员大于3人时呈现负相关，表明当家庭人口规模大于3人时，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家庭会作出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倾向于家庭成员的部分转移。此外，当家庭人口规模大于3人时，医院数量、与最近医院/医疗点的距离对劳动力全家移民的作用显著增强，而房屋拥挤程度、家庭人口规模、社区经济状况对劳动力全家移民的影响显著降低，成为影响劳动力全家移民的次要因素。

（四）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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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实证分析中，为了保证文中结论的稳健性：首先，本文采用了不同计量回归模型，包括Logit回归模型和Probit回归模型；其次，本文考虑了不同的控制变量，如在回归中分情况先后加入了社区和家庭控制变量；接着，本文考虑了不同的被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全家迁移和部分家庭成员迁移两种情形下的被解释变量；最后，本文还以家庭规模为基准分样本范围进行了回归。研究发现即使采用了不同的估计方法，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这也说明本文得到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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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利用201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数据，分析了家庭决策视角下公共服务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就本文考察的公共服务指标而言，公共服务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且在不同的家庭人口规模下，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和转移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教育是影响家庭作出转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相比于受体制排斥较为明显的小学教育，高中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更为显著。（2）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机会成本，对劳动力是否转移和是否全家转移都非常显著，特别是当家庭人口规模大于3人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3）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较为矛盾。一方面，转移家庭人口规模大于3人时或全家移民时，转移劳动力对所购房或租房特别重视，往往是从中长期来考虑，对住房条件要求较高。而对于转移家庭人口规模小于或等于3人时，更多地是从短期来考虑，住房条件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受转移劳动力所从事就业结构和环境的影响，相比获得充分就业，周边有污染型企业的影响已经显得不再重要，除非是全家移民。（4）家庭人口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作出转移决策，而家庭人口规模越小越容易全家移民。当家庭人口规模小于或等于3人时，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劳动力转移。当家庭人口规模大于3人时，家庭人口规模越大越不容易移民，因为他们在当地即可获得较高的收入。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应积极优化区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提高对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是我国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路径。（1）地方政府往往依据户籍人口规模配置公共服务资源，使得属地化管理体制下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不断地扭曲（甘行琼、刘大帅和胡朋飞，2015），对转移劳动力的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歧视行为。以户籍“区隔”的公共服务又会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体制排斥”，导致社会机会结构的差异。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特别是分割与户籍制度相挂钩的福利制度。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和发展机会均等，使得转移劳动力能合理选择和获取与自己家庭结构特征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2）加快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逐步解决和消除农村和城市之间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公共服务制度的不衔接问题，改变管理属地化、制度碎片化的公共服务配置模式，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3）加快提升对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全面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逐步改善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创业环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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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依妮（2013）按居民享有公共服务的户籍甄别功能，将公共服务分为以户籍“区隔”和不以户籍“区隔”两大类。以户籍“区隔”的公共服务包括：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不以户籍“区隔”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环保、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等。

2、目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仍存在较大差异，为突出基本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本文所指迁移主要是指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不包括劳动力返乡的部分。 织梦好，好织梦

3、新农合要求农民在户籍所在地缴费，并鼓励农民在当地卫生医疗机构看病、报销。对于异地就诊的情况，在大多数地方新农合虽然原则上允许报销，却对其报销设置了复杂的手续和较低的补偿标准。 内容来自dedecms

参考文献：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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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夏怡然、陆铭：《城市问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 织梦好，好织梦

23辛方坤：《财政分权、财政能力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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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易金福、顾烷乾：《歧视性新农合报销比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观察》2015年第3期。 织梦好，好织梦

25张丽、吕康银、王文静：《地方财政支出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实证研究》，《税务与经济》2011年第4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