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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野龙太郎:中国需关注人口变化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8-01-10 作者:派智库 来源:中宏数据库整理 浏览:【字体:

在多数情况下,社会变得富裕后,人口出生数量就会降低,进而通过劳动力减少使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降低。问题在于,政府和社会不能及时地认识到这一点,而把低增长视为暂时性的,通过反复追加财政刺激措施或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这会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并滋生泡沫。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0月4日一期“从人口看世界经济”专题刊登法国巴黎银行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河野龙太郎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在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经济增速显着下降》,摘要如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经济增长率迅速降低,跟人口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在遭遇两大冲击的现在,中国已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 dedecms.com

人口动态的变化将给潜在经济增长率带来巨大影响。在许多情况下,社会变得富裕后,人口出生数量就会降低,因此人口动态的变化会通过劳动力的减少而使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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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政府、社会不能及时地认识到这一点,会把低增长视为暂时性的,而反复追加财政刺激措施或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恢复高增长。这就会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滋生泡沫。本文将以日本和中国为中心,就人口动态变化给潜在经济增长率造成的下拉影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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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未被注意 copyright dedecms

从本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开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步入终结阶段,曾为10%以上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为5%至7%。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发挥效果,在1/4个世纪之后,农村地区年轻劳动力普遍不足。其结果,劳动人口向城市的移动势头减弱,因人手不足,工人薪资高涨,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日资企业因工人薪资上涨而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往东南亚的事情让人记忆犹新。劳动人口向城市移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的阶段,高速增长也告结束,这种现象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曾广泛出现。其背后存在一种机制,即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涌入城市地区蓬勃发展的高生产率工业的过程中,就会出现经济高速增长。高速经济增长终结的转折点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教授发现的,所以它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织梦好,好织梦

“刘易斯拐点”不是指通常的人口自然动态带来的变化,而是社会动态(人口移动)变化。不过,对于中国来说,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人口自然动态变化也具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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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速经济增长终结,是在出现“刘易斯拐点”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不足10%降为4%多一点。日本高速经济增长结束有种种原因,但跟中国一样,出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的时期。这个时期跟生于1947年至1949年婴儿潮的农村人口完成了向城市迁移的时期重合,因此日本的“刘易斯拐点”跟人口的自然动态变化也有关系。 dedecms.com

潜在经济增长率被下拉后,之前的高速经济增长便不可能维持。原因不是总需求不足,也不是追加财政刺激措施或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力度不够,因此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必须推进可以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结构改革。但是,在现实中,由于认识不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便会依赖追加财政刺激措施或实施宽松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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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即便能暂时刺激经济,但在其效果失去的时候,低增长又会重新出现。不仅如此,过度追加财政刺激措施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还会造成过剩库存和过剩债务,加剧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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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不幸的是,本世纪头十年后半期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拐点”之际,又遭遇了雷曼危机。在中国看来,低增长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于是在当时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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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措施实施之后,很快就出现了经济高增长,但因潜在经济增长率很低,在政策效果不再的2011年下半年以后,中国为达成增长率目标费了很大的力气。此外,过剩债务和过剩库存至今仍在拖中国经济的后腿。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日本没有认识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这也造成了宏观经济不稳定。当时在改造列岛热潮下,出现了房地产开发热,但无视潜在经济增长率低下而实施的追加财政刺激措施和宽松货币政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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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盈利性高的投资机会减少。在此状况下,如果追加财政刺激措施或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膨胀的资金将流向股票和房地产。近年来,中国不断出现房地产泡沫,正是因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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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发生与人口的关系 copyright dedecms

在经济学中,泡沫破灭后的不良债权问题将降低潜在经济增长率。比如,因自有资本受损,金融机构会向问题企业继续重新贷款,同时对于增长领域却惜贷,于是因资源分配不当,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笔者也承认这种机制,但又觉得有可能是相反的因果关系在发生作用。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泡沫才容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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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出现房地产泡沫,大概也是因为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后,经济中速增长期步入了最后阶段。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人口红利时代,与劳动力相比,资本储备相对不足。因此,资本盈利性高,高投资的增长得以持续。但是,因人口红利时代终结,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盈利性高的投资机会枯竭。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实施积极的宽松货币政策,在盈利性低的领域就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过剩投资,酿成房地产泡沫。在过热时期很难认识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但在泡沫破灭后,过剩债务和过剩库存问题就会表现出来。 织梦好,好织梦

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后,不仅会出现泡沫破灭的后果,还会因劳动力减少而出现资本储备过剩。由于资本盈利性降低,即使追加财政刺激措施或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设备投资也不会轻易增加。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城市地区不时会出现房地产热。 内容来自dedecms

人口红利的高峰,在日本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与大规模房地产热的高峰期相吻合。本世纪头十年,在大西洋两侧分别出现大规模房地产泡沫的是美国与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生产年龄人口达到高峰是在2005年左右,也-9泡沫高峰相吻合。而中国的生产年龄人口的高峰出现在201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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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刘易斯拐点”、结束了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其后持续了将近20年的中速经济增长。步入低增长期是在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后的1990年左右。中国不仅在本世纪头十年的后半期出现了“刘易斯拐点”,而且人口红利时代也于2010年左右宣告结束。也就是说,类似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和90年左右遭遇的经济打击,几乎同样出现在了中国。中国保持稳定的中速经济增长期的可能性不高。 内容来自dedecms

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经济,假如以4%至5%的增速不断发展,将对世界经济做出很大贡献。比较好的办法是采取提升潜在增长的政策运作。如果错误地逞强,就会反复出现泡沫,然后泡沫破灭,只会使世界经济愈发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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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社会认识不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会导致泡沫滋生,进而使宏观经济不稳定。提出这一假说的2001年,笔者曾以为,拥有与议会制民主主义制度不同的中国可能不适用这一理论。但是,即便不是议会制民主主义体制的社会,也不容易认识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nc-20201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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