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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宗旨，构建了城镇化建设在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中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包容性分析维度：为农民工提供均等机会、提升其人力资本、提供生产性就业岗位及加强社会保障。笔者依据全国15个省市区问卷调研数据建立相应的融入感知度分析模型，经验分析得出城市对农民工的包容性不强：越是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民工的包容性越低：农民工务工技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市提供生产性就业岗位较少，农民工城市收入来自个体从业劳作的居多。并提出加速农民工城市“管理”工作；加强城市社区与农民工的融合；设置专门机构对农民工职业资质进行认证：拓宽城市产业多元发展，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生产性就业岗位；加大农民工输出地“推出机制”建设，确保农民耕地能得到补偿、权益能得到保护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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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融入满意度；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分析；生产性就业；人力资本 织梦好，好织梦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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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正如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0％，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城镇就业人口比重截至2016年底为57.35％，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从城镇人口的空间形态标准来看，中国整体上已进入到初级城市型社会：但具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比重只达到49.68％，从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协调标准等包容性程度看，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离开土地离开农业劳作的农民在城市是否能享有充分就业、生存和发展的公平权利和机会，农民工市民化转移过程能否秉承包容性发展理念，都会直接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蔡昉[1]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核心应该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并落户于城市，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陆铭等[2]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城镇化的唯一定义。尽管社会发展规律表明绝对的公平会使社会发展失去效率，但社会个体发展差距过大，弱势群体占比过高，不利于社会稳定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在此议题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不仅增添了“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新内涵，更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探索的新方向。其中不乏众多文献研究发现，中国目前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就业门槛限制、落户条件制约和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有限等“硬件”不均等问题，与受到当地市民歧视、人格上的不平等等“软件”不均等问题，都会导致农民工缺乏城市生活的持久性，降低其在城镇化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中的投入程度。本文沿用前人研究的理论成果，提出在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下，城乡一体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包容性发展的四个分析维度，基于问卷调研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满意度数据，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感知度模型并进行经验分析，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并提出推动城乡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文献综述 dedecms.com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Bezemer和Headey检验了城市对农村歧视的原因，认为在发达国家城市偏见依然存在，已成为维持增长降低贫困的首要障碍，影响了农民城市融入。Berry和Okulicz-Kozaryn分析了亚洲多数国家在20世纪前后都曾经历快速城市化过程，大城市比中小城镇生活满意度高，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矛盾较多。McDade和Adair与Lang等认为，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城乡社区的转型，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Wong研究了城镇化与社区发展的关系及影响，同时提出社区文化战略驱动、社区居民健康服务和社区成人体育发展等要素有利于促进城市融入。Berry和Sabatier提出消除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的歧视感知，从“软件”上体现出城镇化建设的包容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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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献主要以农民工城市就业、市民化意愿及城市公共服务等“硬件”为切入点展开包容性分析研究。钱龙等[3]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最直接的压力莫过于就业。秦昕等[4]与任翠英[5]认为，农民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其城市社会适应性、个体融入能力有关，特别是非制度性因素和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造成双重阻碍。汪军和许秀川[6]通过构建农民工归属感系统模型证实，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进城务工期间工作稳定程度与城市归属感呈显着正相关。市民化意愿相关研究中除了最突出的户籍问题外，经济融合程度和受到公平的融入感知度都会影响农民工是否愿意留在城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7]在6个城市问卷调查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并不愿意以“双放弃”换取城镇户籍。褚荣伟等[8]对在沪农民工问卷调查认为，经济融合程度与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城市认同度呈正相关。钱文荣和李宝值[9]认为，农民工进城初衷达成度、公平感知度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正向作用。卢海阳等[10]认为，从五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秦立建和陈波[11]认为，城市公共服务尤其是医疗保险具有福利性效应，城市融入度越高的农民工越看重医疗保险。褚荣伟等[12]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助于农民工心理层面社会认同的转变。段学芬和王瑞娟[13]提出，农民工城市融入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评价。 织梦好，好织梦

刘述良[14]认为，包容性社会制度设计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分别展现出包容性治理、包容性增长、包容性互动与包容性创新的要求。但是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内涵仍包含了共同参与消除贫困，同时避免包容性创新将传统产业及低收入人群排除在外。王佃利和徐晴晴[15]提出通过还权赋能、增强社会团结与完善社会保障来完善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选择，农民工进城务工需要输出地的“推出机制”与接收地的“融入机制”的共同作用，来体现农民工意愿选择与政府政策双向作用的包容性状态。王志章和王晓蒙[16]提出，包容性增长旨在实施生产性就业，均衡地分享创造财富的机会，让大多数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利和机会均等的增长内容。 copyright dedecms

已有文献大多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取农民工城市融入感知状态的相关数据，并采用Probit或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一定结论或关系。但是，没有将农民工城市融入满意度与包容性结合进行实证分析；缺乏判断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包容性分析依据；且调查地区局限于单个城市或范围较集中的区域；没有考虑农民工务工时长对其城市融入感知的差异及其所反映的城市包容性变化。本文以社会包容性发展和经济包容性增长理论为基础，设计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包容性分析维度，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感知分析框架，验证各构成要素的显着性水平，并建立四方面多元回归模型经验分析融入感知满意度所反映的包容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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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导入 内容来自dedecms

（一）包容性融入机制 dedecms.com

一国经济与社会文化理念关系密切，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等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社会不包容问题，因此，倡导包容性发展理念，特别是加大农民工城市融入感知度，对全面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增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纵观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包容性使命不同且各有侧重，但从系统论观点考虑，各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14]。包容性理念旨在强调发展和成果的共享，任何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付出得不到社会发展成果或是得到不公平成果分配，该理念便失去社会激励作用。从社会排斥理论及福利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包容性理念主张社会成员共同发展，防止社会排斥与歧视低收入群体，符合社会制度公平发展的正义取向。福利经济学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制度，确保社会成员个体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公平机会。农民工在城市“入户分离”状态下，需要面临能否得到输出地“推出机制”的保障，及在输入地城市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才能构建良性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机制[15]。包容性理念亦是包容性制度的外化，同样需要制度的有效性、稳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不妨用制度的边际效率公式来表达：即MEI=（MRI/MCI），如果MEI>1，表示该制度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反之说明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如果MEI=1，说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由此来确定包容性制度收益的最大化边界。 dedecms.com

（二）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包容性分析维度

城市接纳农民工的包容性特质不仅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还推动城镇化发展速度及城乡一体化建设水平。包容性理念下的发展与增长内涵应用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际考虑中体现有四个分析维度：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一，农民工享有均等的机会。机会均等化，可以促使广大农民工平等地参与现代化建议，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包容性发展的首要特征。

第二，农民工有机会获得生产性就业。国际劳工组织最早提出促进所有人在自由、公正、安全和具有人格尊严的前提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工作机会。此处生产性就业指有社会和生产效益的就业，而非无效率的就业，也称有足够回报的就业。城乡一体化与城镇化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不仅是农民工进城维持生活的必要手段，更重要的是使其尊严在体面劳动中得到保障。增加农民工生产性就业机会是包容性增长内涵的提升。

第三，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长期处于经济不发达欠发达环境中的农民，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相对落后于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投身于新的行业新的社会领域，需要政府、公益组织和用工单位对其加大人文素质的提升和专业技能的培训。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无异于加速城乡一体化水平与进程，这是推进包容性发展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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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障。无论从人的平等权利的要求，还是城市居民生存模式的需要，以及城市就业的实际状况，就业、生存、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方面都应该对农民工提供如同市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可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长远发展。否则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会失去安全感，没有长远发展的打算和储备。临时务工不是城镇化，也无法构建稳定的城乡一体化社会发展秩序。包容性增长才能够支撑持久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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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的包容性分析维度全面涵盖了农民工城市发展的包容性特质。四个分析维度中人力资本提升与生产性就业的主体是个人，可将其设定为微观分析层面：机会均等化与社会保障分析维度更多的是通过政府宏观政策衡量其完备程度，所以将其设定为宏观层面分析的内容。图1所示的微观视角中的农民工个体人力资本提升同宏观视角中的机会均等化因素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将发挥永久性功效，又可归为包容性分析的发展层面：而生产性就业和提升社会保障是城市社会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可将二者归为包容性分析的增长层面。 dedecms.com

（三）农民工城市融入感知分析框架 织梦好，好织梦

从图2所示的微观层面考虑，农民工城市融入选取其就业居住生存融入和休闲文化娱乐融入两方面含义，是基于农民工个体微观视角而言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结合。前者物质层面对应宏观视域下的城市建设感知，多数农民工打工城市不限一处，所到之处的城市管理、交通设施、市政建设和治安保障等硬件构成为农民工个体在城市发展营造整体的社会环境；从农村生活环境转变到城市生活状态，尤其在不同城市间迁移，使农民工对城乡及城市间的发展环境变化能够产生对比性的认知感受，可以反映出城市包容性增长的差异与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后者精神层面上升到宏观视角中的市民化身份感知，包括务工所在城市接纳农业人口政策、城镇落户管理和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安排等社会政策方面，涉及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和在城市的社会地位，农民工感受最为直接；同时进城农民工的个体成长发展必然需要与社会发生互动，被社会认可会有存在感，不被社会认可或认可度低则缺乏感知度，从该层面能够直接体现城乡一体化建设对农民工的接纳与包容性程度。宏观视角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统一基于微观视角，但又比个体发展的内涵丰富，反映出由个体到群体的城市包容性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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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农民工就业、居住和生存等物质层面涉及的因素，选取了农民工务工是否受到户籍限制、务工时的医疗保障、居住设施是否齐备和卫生状况等因素进行考察，并将其设定为该变量所包含的内容，主要反映农民工个体动机所能获取的物质生活保障；与微观个体物质保障相呼应的城市建设物质层面体现的是宏观发展全局性保障。农民工休闲文化娱乐融入变量选用对娱乐设施满意度、娱乐次数及体育设施的使用等内容，在体现个人业余喜好的同时，不仅反映出农民工个体微观层面的经济增长状况，还能通过宏观精神层面反映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包容性维度。 copyright dedecms

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包容性经验分析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的分析数据源自课题组于2015年5—7月、2016年2—3月及2017年1—2月的三次调研所涉及到我国西南、西北、华北、华中及东南沿海等15个省份38个乡镇市区进行的农民工融入感知满意度问卷调查信息[17]，调查问卷涵盖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对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认识感知问题。三次共计收回有效问卷6 008份，综合问卷有效率提高到83.19％。通过文献研究梳理，依据农民工融入感知分析框架假设的四个研究变量，即市民化身份感知、就业居住生存融入、休闲文化娱乐融入及城镇化建设感知作为被解释变量，且将各自内容所涉及的问题以李克特量表方式设计取值，很满意取5，不满意取1，计算加权平均值得出模型所对应被解释变量的取值。 织梦好，好织梦

本文将进城农民工对城市融入感知的满意度量化，从融入满意度视角测度包容性程度，以便从该视角找出城乡一体化包容性发展中的不足及城镇化建设包容性增长层面的缺失。 copyright dedecms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感知满意度现状分析

所调查的样本对象中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69岁，平均年龄37.06岁；第一次外出务工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59岁，平均年龄24.45岁；务工时间最短两个月，最长50年，平均务工时长12.81年。假设被考察农民工随着务工时间的延长，在城市生活工作文化融入度、市民化身份和城市发展认识感知度会随之发生变化，于是按城市务工时长进行划分，分为务工2年以内、2—5年、5—10年、10-20年及20年以上五个时间段，且将其作为坐标横轴；将四个被解释变量划分在五个时间段内的感知度合计数除以该组年龄段内的人数及影响变量数，取得该方面平均感知度值，来分别考察四个被解释变量分别在五个时间段划分中的感知融入满意度的变动状况，如图3—图6所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图3中，现有样本中市民化身份感知度随着务工时长的增加，在5—20年时间内基本一致，达到最高，务工20年以上的与2年以内的务工人员感知度所处差不多同一水平且都有所降低，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抛物线变化趋势，说明该被解释变量在务工时间段的不同时期，市民化身份感知度先增高后降低。对样本总体趋势分析不难发现，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随着打工时间的延长，导致市民化率逐年递增，尽管数据显示：2012年与2011年相比增加0.07％，增长开始放缓，但也充分说明农业人口市民化转移政策在逐步推进人口城镇化中的持续性。 织梦好，好织梦

在图4中，农民工城市就业居住生存融入满意度在务工2—5年间达到最高值，后逐年下降，务工总体趋势显示出单调递减的直线。根据个人成长周期在务工2—5年间适婚年龄组建家庭的实际情况，能够判断农民工个体物质水平在最初城市务工中持续得到积累，融入度达到最高，但随着个体年龄增大，家庭花费增多，加之赡养老人、供养子女和教育医疗等因素，经济负担会增加，微观物质层面的积累随之下降，并且调查中一般务工人员对在城市购房具有不可预测性。 内容来自dedecms

在图5中，趋势线显示的农民工休闲文化娱乐融入度随时间推移略有递减，但减幅不大，可以认为农民工随务工时长增加休闲娱乐融入变化不大，表明随年龄增大家庭经济压力加重，文化休闲娱乐度递增困难，正如中国社会科学网[18]中所显示的“与公共服务、经济生活相比，以受教育程度衡量的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升程度最低，仅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38.30％”。

在图6中，对城市建设感知度总体趋势单调递增，该宏观物质变量感知度呈上升趋势与对应微观物质变量的就业居住生存感知度递减的变化趋势（图4）正好相反，尽管上升的幅度（0.03）比增长的幅度（-0.03）略小，但也表现出了宏观物质层面与微观物质层面发展不均衡。而务工时间在5—20年时段的农民工的城市建设感知度达到最高3.19，越往后随务工时间延长，感知度有下降迹象但不明显，不排除在城市工作生活时间越长对城市熟悉程度增加，新鲜感反而下降这一心理影响。总体增长趋势说明，宏观物质层面的城市建设在国家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是取得显着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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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与统计描述 内容来自dedecms

设定四个被解释变量后，解释变量选取相关的控制因素（如表1所示），构建四个方面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各解释变量的显着性水平并判断变量在模型中的影响强度及方向。此时，模型被解释变量取值选用现状分析中四个研究方面各自所包含变量的李克特量表值的加权平均数。市民化身份感知y1均值为3.354，比汪军和许秀川[6]研究农民工归属感实证值3.400略小，因为样本量由265个增至6008个，且都略高于中间值（3分），说明选取被解释变量市民化身份感知度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含义相近，并得出相同结论：进城农民工对城市身份总体感知度不高。而在四个被解释变量中休闲文化娱乐融入取值最低是2.593，低于中性值，表明该方面农民工融入程度最低、参与程度低或表现出文化层次低，也说明该被解释变量涉及因素最应该得到关注和最需要被提升。 织梦好，好织梦

解释变量除年龄、受教育年限、务工收入水平及其占比、对征地拍卖补偿的态度和对务工城市房价的了解6个变量设为连续变量以外，其余21项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其中，打工地点有四个备选项：外省大城市、外省中小城市、本省大城市及本省小城镇，并将本省小城镇设为参照组，形成3个虚拟变量；务工行业设为三个选项，制造及建筑业、运输仓储等行业及其他行业，最后一项为参照组，形成两个解释变量：问卷中的土地征用权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农产品是否规模化两个问题均涉及“肯定”“否定”“不清楚”选项，并都将“不清楚”选项设为参照组，分别形成两个解释变量；至于在打工城市最常选择的出行方式选项设置步行或自行车为参照组，选择公交、地铁、出租、火车和私家车两选项，由此生成两个解释变量；其余虚拟变量均来自两个备选项设置的问题中。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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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1中，各变量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2.580，均小于5.000，由此排除各解释变量间存在共线性的可能。在所有被调查有务工经历的样本中，男性务工者3603人，占59.97％；女性务工者2405人，占40.03％。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毕业及以下文化程度6分，占23.85％；初中学历9分，占46.21％：高中及高职12分，占20.16％；大专及以上学历15.50分，占9.78％；平均受教育年限9.53年。在务工者经济收入中，务农收入占比50％及以上的人员占所有被调查人数的88.33％。 copyright dedecms

（三）模型建立与回归结果 copyright dedecms

将所有解释变量按内容分为五类：个人状况包含农民工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状况；务工状况分为务工地区、收入、城市规模和行业；城市融入状况包括居住地区意愿、转户意愿、参保等因素：城乡一体化“推出机制”涵盖了农民工输出地的耕地补偿与农产品规模化内容；最后有出行交通等状况。先选取相同的解释变量构建四方面多元预回归模型，模型回归结果[1]发现个人状况中的各变量与务工从事的行业对四个被解释变量的解释都不显着，而且所划分出的五大类解释变量对四方面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去除上述系数估计不显着变量，重新选取各被解释变量的显着影响因素进行模型再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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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调整的模型估计结果中，统计得出影响市民化身份感知度y1的20个变量中有17个变量经t值判断其系数估计结果显着，其中16个变量在1％显着性水平上显着；其余被解释变量y2、y3和y4分别有18、10和16个解释变量各自对应15个、9个和13个变量系数估计结果较显着。对模型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可知，系数估计的符号方向与大小基本与理论相符，多元回归模型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在调整选取前后系数估计也具有相对稳定性，且调整后的显着性更高，估计结果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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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务工地区和打工于非本省小城市的变量系数为负，表明农民工东部务工感知度反而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时低，且务工于外省大中小城市和本省大城市时感知度比在本省小城市时低，鉴于农民工外出务工多为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实际，现有样本表明越到大城市务工，市民化身份感知越低，与上述变量估计结果吻合。存在问题可能是大中城市为农民工提供的均等化机会还是有限，对农民工的整体包容性不够。务工收入水平与其感知度正相关，也间接反映出目前大城市农民工人力资本有提升的空间，进一步加强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将是包容性发展的具体体现。另外，城市融入状况除城市房价变量不显着外其余的城市居住意愿、转户意愿和参保意愿等都与感知度同向变化，表明农民工是愿意参与城市建设，愿意在城市生活。但其中是否参保变量系数最小，实际参保状况对农民工感知满意度提升程度最小，说明社会保障还有待继续完善，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中能够实质性受益。农民工进城务工需要“输入”“输出”地双向推动。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输出地提供的保障机制中征地补偿、权益保护和农产品规模化都与农民工市民化身份感知度同向变化，即做好该方面工作会减少外出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增强其城市就业意愿。 本文来自织梦

微观物质层面的就业生存融入模型显示，务工收入越高融入程度越强。充分体现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转户意愿与城市房价因素与该项融入满意度成正向关系，说明户籍政策、城市房价水平仍然是下一步农业人口城市转移的重点；农民工城市务工生活所感受的城市交通便利程度与其私家车使用程度成为提高城市融入度的有效因素，尤其私家车多为城市务工者从事个体经营必须的劳动工具与劳动手段，普及程度越高个人物质生活改善越大，融入程度也越高。而微观精神层面休闲文化娱乐融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城市居住意愿、接受培训、使用私家车、公交便利程度和运动施设的完备等成正向关系，与城市房价成反向关系。宏观物质层面城市建设感知模型中，务工收入仍是显着影响因素，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务工越有可能得到较高收入。除了外省中小城市务工的城市建设感知系数反向变化外，在本省及外省大城市务工变量系数为正，说明大城市建设及投入远超过中小城市，我国城市发展潜力应向中小城市倾斜。城乡一体化“推出机制”包括的变量都与城市建设物质层面感知度正相关，说明都对城市建设产生正向影响，宏观物质层面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输出地政策的关怀与扶持，农业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对农民耕地补偿、权益维护政策既有助于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又能提升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还有，城市交通发达便利程度与农民工的感知度呈反向关系且不显着，估计与不同省份处于不同城市交通建设阶段有关，同时不仅受务工人员在城市务工行业的影响，还会受到务工者自身对交通费用接受程度的影响。 内容来自dedecms

五、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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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体现在宏观、微观、物质、精神视角交叉构成的四个层面的分析模型中，笔者针对其城市融入（满意）度与感知（满意）度变量进行检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农民工务工愿意向大城市流动但对大城市的感知度却较低；对大城市收入水平的感知度较高，也愿意接受职业培训；参加各项保险对其影响力较小，而在城市生活及转为城市户籍的意愿较强；农民工对输出地政策的感知度呈现正向变化但影响程度较低；对私家车使用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感知度较高。从四个模型分析，个体物质层面感知度略高于宏观物质整体发展感知度；务工收入成为三个模型中系数都显着的解释变量且是正向影响关系，表现出农民外出务工的目标是“挣钱”，农民工的需求层次有待提高。所以，城镇化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城市对农民工的包容性显然不强：越是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民工的包容性越低，给予均等机会越受限；农民工务工技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整体人力资本没有达到城市发展要求；城市提供生产性就业岗位较少，来自个体从业劳作的收入居多；能享受到社会保障但不全面，映像出我国城镇化处于初级阶段的特征。建议如下：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一，加速农民工城市“管理”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发展机会与保障，使其利益充分得到体现，实行分级社会保险制度，扩大受益人群。 copyright dedecms

第二，加强城市社区与农民工的融合。给予农民工城市居住身份证明，可以落实到城市社区为居住证的基层管理单位，尤其半城半乡居住证制度。

第三，设置专门机构对农民工职业资质进行认证。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增加农民工自身劳动力价值，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拉动有效投资与消费，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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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拓宽城市产业多元发展，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生产性就业岗位。让农民工职业技能和个人文化素养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促进农民工收入稳定与增长。 内容来自dedecms

第五，加大农民工输出地“推出机制”建设，确保农民耕地能得到补偿、权益能得到保护。

参考文献：

[1]蔡昉.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J].经济研究，2013，（3）：6-8.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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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EB/OL].http：//www.cssn.cn/jjx/jjx_dt/201403/t20140319_1035577.shtml，2016-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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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篇幅所限，回归结果略去，留存备索。 织梦好，好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