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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多边经贸体系面临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重大危机。这一体系肇始于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熟于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迄今70年，为世界各国之间消除贸易障碍、促进商品流通、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多边经贸体系的主要创始国和推动者——美国，当下正致力于挑战这一体系。应当看到，这一危机的核心在于世界经济的领导者（美国）与不断成长的追赶者（中国）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关乎贸易可能造成的（美国）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关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未来的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中的潜在地位。而后者则集中体现在最近中美之间频发的贸易冲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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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冲突的三大症结：贸易逆差，技术转移与市场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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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的根源，从表面看，是由于中国对美国不断高企的货物贸易顺差。然而，无论是按照美国统计口径，还是中国口径，美国从中国进口货值远超中国从美国进口货值。按照美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7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3760亿，占美国全部货物贸易逆差的近47％。

然而，尽管美中之间的货物贸易逆差持续增长，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收支失衡，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却不断改善。中美两国经常账户余额分别占其GDP的比重，在2007年左右达到最高点（中国近10％，美国近-5％），随即在2008年之后均不断下降，目前分别稳定在GDP的1.3％和-2.4％左右（注：中国为盈余，美国为赤字）。这其中，有美中服务贸易持续顺差的原因，更重要的，依然是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中国对东亚各国和地区保持了大量贸易逆差。中国的加工贸易越发达，就会为加工装配进口更多的中间品，则对美贸易顺差越大。因此，正是全球价值链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这种总体趋向均衡而局部加剧失衡的格局。依据最终产品价值统计的中国输美贸易额，大大高估了中国的实际出口价值。美方清单没有涉及中国输美的绝大部分加工贸易商品，说明美方非常清楚这种全球价值链生产销售安排下的统计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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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冲撞。传统上讲，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上游一研发、设计以及高技术装备制造等方面一具备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然而近年来，中国不断通过对研发的投入（包括大量政府补贴）和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向产业链上游扩张，这体现在“中国制造2025”的蓝图中。Kee和Tang（2016）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不断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供应商的本地化。美国在上游领域面临中国的竞争，一旦失守，利润率迅速降低，产业就进一步向中国迁移（FDI或者外包）。

中国厂商在先进制造业上的进步必然会引起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忧虑。一方面，制造与研发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正反馈效应，那么产业链逐步外移到中国的后果，是美国本土研发离一线制造越来越远，得到的反馈效应下降。另一方面，研发进一步向中国转移，使得美国本土研发的外溢效应减弱。如果有政府对企业科技研发的补贴，“技术换市场”政策的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对欠缺，这一技术转移的过程会加速，但也会带来发达国家政府和厂商的强烈反弹。萨缪尔森在2004年就通过一个简单的李嘉图模型，展示了一种中国在美国占比较优势的高科技行业实现技术超越，中美之间比较优势逆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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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尽管中国在约束关税、开放自营贸易权等方面已经基本履行了其入世承诺，在2007年之后中国的进口平均关税，以及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显着减缓了开放速度。至2016年，中国在中间品、资本品、原材料三项上的进口平均关税均已下降到4％以下，而消费品关税则始终维持在10％以上。出口产品的补贴（比如增值税退税）和进口消费品的高关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量高质量消费品在中国生产，但在中国市场销售价格显着高于国外市场。 内容来自dedecms

就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管制指数而言，这个指数评估各国FDI的准入情况。在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不同行业的外资准入和持股比例做了明确的限制。中国在1997—2016年制造业FDI管制指数有明显的下降，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对服务业FDI，在加入WTO之初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管制，但2007年基本履行WTO承诺之后开放程度基本停滞，与OECD平均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对部分行业的外资管制角度当然反映了我国在监管能力、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但在汽车、航运、电信、金融等领域管制较多，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投资意愿和行业生产能力的提高。研究发现放开对上游服务业FDI的管制，能够提高下游制造业的生产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 dedecms.com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提高，市场壮大，中国对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上升。人工智能、网络科技的发展也使得制造业中使用的生产型服务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方面，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是有竞争优势的，因此他们也迫切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分享市场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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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冲突的前景判断 内容来自dedecms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经济体逐步发展为拥有完备产业链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不能对目前胶着的中美贸易争端做一个定量或者定性的评价，但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有以下几点判断。

首先，通过WTO维系的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全球化分裂的严峻挑战。全球价值链的高效运转依赖于多边贸易体系支持。双边和诸边的贸易安排只能是多边体系的补充，而非替代。这一点，我们应该予以明确和坚持。坚持在多边框架下协商贸易自由化、技术协定、服务贸易、投资协定等等，符合中国的利益，对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有巨大的外溢效应。中国应该通过切实的开放来引领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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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格局，正在逐步由依据资源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分工转向依据规模经济和差异化产品的横向分工。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政府干预、战略性贸易政策博弈的空间更大，但也更容易招致对方国家报复导致“囚徒困境”等社会福利损失的情境出现。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理性的政府需要约束自己管制干预市场的欲望，维护产业政策、企业出口实践的合规性。

再次，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不可能通过保护来实现。在消费品进口关税、汽车、金融、电信等部分行业的外资准入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利大于弊，也有助于缓解与美国的争议，推动合作而非对抗。历史也一再证明，中国在开放程度较大的行业往往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外部竞争带来的是更高的本土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 dedecms.com

最后，从20世纪80—90年代日美贸易冲突的经验看，中美贸易冲突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可能向投资、货币等其他领域延伸。与日本经验不同的是，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目前还主要是衣帽鞋袜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电子产品，后者更是以跨国公司主导。因此，需要特别警醒外部环境恶化对全球价值链体系的破坏。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保护主义政策所创造出的巨大不确定性（例如在电子行业，对上游关键元器件的限制或者禁运），会诱发跨国公司对供应链重新布局。另一方面，如果美国重返并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和欧洲国家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对WTO多边框架是一个重大挑战，对中国厂商而言，也存在被主要市场隔离在外的风险。 本文来自织梦

应对目前风险，亟须大力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加快引进外资的步伐，通过“一带一路”推动中资企业走出去，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21世纪的贸易自由化，最重要的是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道阻且长，在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国企问题、劳工和环境诸多方面，我们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