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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朗普对TPP的反对态度，表明美国从全球化中收缩的态势基本确定，这将对亚太地区一体化的步伐和发展方向造成严重影响。为此，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应通过构建亚太自贸区来重新界定亚太经济治理的方向。随着中国日渐发展壮大，美国为遏制中国，通过TPP来扭转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但这也引发了东盟地区的“洗牌”。在特朗普退出TPP后，亚太的部分国家也将面临如何重新选择方向，对于中国而言，推动新型区域合作的动力依然是强劲的，地区的合作也需要中国发挥更强有力的领导力。

　　（世经评论·北京）随着反对TPP的特朗普成为候任总统，美国从全球化中收缩的态势基本确定，这将严重影响亚太地区一体化的步伐和发展方向。特朗普打算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降低公司税负，并影响美联储加息，以此吸引全球资本回归美国。那么，没有美国权力和公司资本主导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能否顺利前行呢？
　　
　　从TPP到亚太自贸区
　　
　　11月21日，在参加完于秘鲁举行的APEC会议后，安倍在一次记者会上强调“TPP要是少了美国，就没有意义。”特朗普在选举阶段曾断言上任后将取消TPP协定，但日本国会仍于特朗普当选前夕通过了TPP。在特朗普胜选几周之后，日本仍没有把准美国新政府的脉。面对世界形势动荡，日本似乎回到了豪赌的老路上。
　　
　　考虑到美国的去全球化前景，中国的回答是要构建亚太自贸区。亚太自贸区的构想于2年前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提出，在互联互通、创新、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脉络等领域有比较清晰的规划。今年11月中旬，习近平主席参加APEC峰会时，重新强调这一构想，背景之一不乏对美国区域合作战略的反思，认为“封闭和排他性安排不是正确选择”，指的就是TPP这种亚太经贸合作模式并不符合地区内多数国家的利益。中国表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将扎根亚太、建设亚太、造福亚太”，希望重新界定亚太经济治理的方向、内容和目标。 内容来自dedecms
　　
　　在发达国家退缩时，中国适当扮演引领者角色是有必要的。这不只是要争夺国际话语权，以获取更为长远的好处，更紧迫的是中国要进一步捍卫和推进当前的全球化。
　　
　　世界贸易的增速自1985年以来普遍高于全球GDP增长，通过融入这种外部环境，中国成为80年代以来这一波全球化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人均GDP获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快速的增长。对中国来说，构建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是确定无疑的大战略。只是与前三十五年相比，我们习惯的面向发达市场的外贸高增长时期已经终结，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更加重视外部发展环境的复杂性。
　　
　　TPP兴起引发地区“洗牌”
　　
　　过去30年主导亚太一体化的模式分为两个阶段。新世纪以前，主要是美国引领的开放市场，加上日本在东亚多次尝试的地区合作进程。转折点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地区国家对美国和日本的援助、施救迟缓非常不满，一定程度上，是美日没有看到地区发展的自主性新需求，结果地区一体化潮流转而由中国与东盟引领，注重地区内互联互通和发展战略对接，实现了地区内贸易的超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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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日渐发展壮大，美国及其盟友对此心存忧虑，接过了新加坡等国倡导的TPP计划。鉴于美国在全球的权势地位，美国利用TPP后很快扭转了地区一体化发展方向，原本由中国和东盟推动的地区一体化面临着瓦解的危险。东盟国家考虑到地缘政治压力，为了维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在地区经济合作中提出了构建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关系（RCEP）的倡议。与TPP高大上的规则相比，RCEP对各国的正式制度约束并不强，涵盖的领域也相对有限。因为参与谈判的大多数国家在发展阶段上还处于中低阶段，即便设定了高标准，企业也没有办法在进出口中用这些规则。但美国奥巴马政府则雄心勃勃，以为在中国最成功的经贸领域抢先设定规则，就能约束东亚给美国造成的冲击。因此，TPP的主要创新点就放在了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投资者争端解决机制等规则设定上。但美国的这种设想也不能不顾及长期以来美国与亚太国家经贸关系形成的现状。在美国的亚太贸易伙伴中，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主要是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2015年，美国五分之一的货物进口来自于中国大陆，几乎相当于前20个进口来源地的一半。中国对美国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安排和降低WTO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的做法是严重不满的。而另一重要国家韩国，自2000年以来净货物贸易条件几乎是所有亚太地区国家中下跌最严重的一个。尽管已经与美国、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韩国仍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将相当敏感，特别是在东亚地区，韩国大产业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日本公司，在日本政府承诺推进TPP协定后，韩国公司也不得不适应地区产业的新分工。因此，韩国对地区合作的态度也趋于复杂，加上更为复杂敏感的外交安全因素，中日韩自贸区也因此停滞不前。 dedecms.com
　　
　　“特朗普冲击”向亚太提出“转向”之问
　　
　　除对TPP的反对外，特朗普还表示要重新评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对中国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与墨西哥在对美出口方面有较大竞争。对美国来说，1994年NAFTA建立后，成长最快、产业链最深的就是汽车行业，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出口主要就是汽车。因此，当日本答应参加TPP，因而在汽车问题上与美国跨国公司达成妥协之后，奥巴马政府以为万事大吉。但是，特朗普显然更为看重超越自由贸易的一些议题，比如移民问题、制造业回归美国等（特朗普在选举期间曾不顾政治正确性，要求在美墨边境树立高墙；特朗普当选前几天，墨西哥比索快速贬值，市场预期前景不妙）。如果特朗普不仅取消TPP，而且重新商谈NAFTA，那么美国各主要制造产业将重新布局，原有的规则体系也将重塑。
　　
　　在亚太地区，对美国跨国公司而言，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两个主要的投资目的国，两国合计占美国在亚太投资的一半。这两个国家参与全球自由贸易区的热情也很高涨，分别是TPP和RCEP的谈判方。其中，新加坡是东盟的主要成员国，是亚太地区少数几个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在全球经贸领域和澳大利亚相当，地位都很不一般，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型地区一体化有重要影响。显而易见，安全上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非常倚重于美国，特别是澳大利亚政府明确宣布美国－－而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仍是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在特朗普放弃TPP之后，这两个国家面临着重新选择方向的难题。
　　
　　应当指出，由于新加坡、澳大利亚过分推崇TPP，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东盟主导的RCEP谈判。加上印度这个原本不属于亚太地区的国家参与到了RCEP的谈判中，在发展模式和理念上与地区内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致使RCEP的多轮谈判都停留在多个双边的磋商中。尽管如此，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东盟对于参加对美博弈仍然重要，在美国前20个主要进口来源地中，有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东盟希望美国继续开放市场，同时也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承诺推进东盟内部的市场一体化建设。
　　
　　当然，地区内一些中小国家，不仅缺少开放市场的实力，也无法在理念上提出足够吸引的区域合作模式。中国政府看到全球化退潮的危险，也看到了推进新型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包括亚太自贸区、RCEP以及一带一路，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明这样一种前景。今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获得较大发展，这是一个旨在将沿线国家总体发展水平从人均2000美元提升到4000美元的长远构想，对于欧美长期以来忽视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园分外重视，这必将带动周边区域的共同发展，因而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在美国退缩并强化其国内经济建设之际，中国推动新型区域合作的动力是强劲的，地区合作也需要中国发挥更强有力的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