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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族企业是全球最常见的企业治理形态，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透过亚洲数据予以检测，发现，囿于“家天下”思维而追求家族利益是这类家族企业的普遍问题，但它在亚洲新兴国家的严重性远远超乎欧美工业国家。本文提出，家族企业下的独董常为相关人士，欠缺真正独立性，故未能抑制“第二类代理问题”，加之股权激励机制令其更倾向于创办人家族，难以推动CSR。本文提出，家族企业提高CSR绩效的关键，不在于组织内部的治理安排，而在于组织外部基于市场力量的治理结构。

本文来自织梦

　　（世经评论·北京）前几次大哉论都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有关，如CSR对股票评级的影响、CSR与组织策略的关系。CSR系指企业将环境面及社会面的推动方案，自愿地纳入其商业运营模式，以符合多种利害相关方的要求与期望；这些相关方不局限于股东，还包括顾客、供货商、员工、社区等。这次与读者分享另一个CSR议题：家族企业的CSR绩效。
　　
　　家族企业（family firm）是全球最常见的企业治理形态，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统计，美国家族企业占比约八成，创造了六成五的GDP，而欧洲数字与此相符。家族企业在上市公司中也属常见，美国标普五百中就占了四成，包括微软、沃尔玛、杜邦等。另外，德国的宝马汽车、法国的路易威登、瑞典的宜家家居、韩国的三星集团、中国香港地区的长和系、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塑集团，以及中国大陆的新希望、碧桂园等，都是家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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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企业的创办人及后代是公司的控制大股东，且持股期特别长，会聘用家族成员或关系人士为高管，涉入经营，左右决策。家族成员更把家族血脉绵延与企业永续经营视为等同，又因口衔金汤匙，个人地位源于家族声望，故对公司有强烈的认同感。在家族成员眼中，这家企业不仅是“实质财富”的由来，也是“情感财富”的由来。
　　
　　探讨家族企业下CSR绩效，可从这类企业的矛盾切入。熟悉管理学的读者都知道，“第一类代理问题”涉及现代企业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掌握所有权，企业的日常经营则委托给专业经理人代理。股东想要财富极大化，经理人想要高薪与地位等个人利益，双方难免矛盾。但是，相较之下，家族企业的主要矛盾不在股东与经理人之间，而在大、小股东之间。家族企业的控制大股东有实质与情感两种财富的牵绊，囿于“家天下”的思维而难以跳脱，以追求家族利益为主，甚至会侵占小股东财富来谋取私利，产生了“第二类代理问题”。 dedecms.com
　　
　　囿于“家天下”思维而追求家族利益虽是这类企业的普遍问题，但它在亚洲新兴国家的严重性远远超乎欧美工业国家，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与家族企业所处的机构背景有关，尤以财产权法规的建立及落实最为关键。在投资人保护法规不健全的国家，制度无法护卫弱者，小股东沦为大股东鱼肉时，都难有申诉渠道。第二个原因与家族企业的形态有关。欧美的这类公司常属单一行业，如沃尔玛专注零售业、喜力啤酒专注酿造业，兼之其股权结构单一，法规监督严密，自然降低了集团内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反之，亚洲的家族企业多为聚合集团，旗下包括各行业公司，如香港长和系之横跨地产、电信、零售、基建、港口及能源等。各集团更通过金字塔结构与交叉持股，建立了内部的连锁股权结构，当法规松弛、监管疏松，聚合形态对旗下各公司的利益输送有推波助澜之便，造成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更为可行。
　　
　　从责任对象看，家族企业不仅须对小股东负责，还须对顾客、供货商、员工及社区负责。因此，倘使控制大股东会侵占小股东利益，他们会怎么对待顾客、供货商、员工、小区民众呢？针对这个涉及家族企业之CSR绩效的问题，我们可从两点来回答，一者关乎家族企业参与CSR活动的动机，另一者关乎其所参与的CSR项目。
　　
　　在参与动机方面，学者通过韩国数据，就企业对盈余数字管理与CSR得分的关系，比较了家族企业（韩国“财阀”）与非家族企业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从全体企业看，盈余操纵与CSR得分明显地负相关；从家族企业看，盈余操纵与CSR得分的负相关性减弱了很多，反映了CSR有被滥用。换言之，财阀涉入一种变相的CSR行为：它们因盈余数字质量恶劣，而以参与CSR活动来掩人耳目。
　　
　　在掩恶动机下，财阀参与最多的CSR项目为何？这涉及各种项目的性质及成本，财阀既以掩恶为CSR的动机，自会挑选最容易达到目的者，其中以慈善捐赠为首选。捐赠系一次性的行为，金额较低、可视度偏高，且企业通常捐了就可放手，不必有后续行动，也无需与组织运营结合。特别是，财阀捐赠背后的掩恶动机，反映在其大额捐赠的时间上：公布时点常落在媒体对创办人家族披露负面新闻后。这表示CSR是一种暂时性措施，系为当下止痛，而非为长远计议。相较而言，污染防治、制程绿化等环境面的CSR项目，投资额大、专业度高，还须与企业的核心运营策略及可持续发展规划做整合，不仅耗时费钱，且回报不确定，自不会被只求能有立竿见影之掩恶效果的企业挑选。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除韩国外，学者以印度、孟加拉国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之数据，探讨家族企业与CSR的关系，也得出类似结论。亦即，家族企业特有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不仅存在大、小股东之间，还可延伸到其他利害相关方，造成了家族企业之CSR绩效不佳。
　　
　　有人不免会问，是否有某些治理安排，能抑制家族企业“家天下”思维，令其以正面方式看待利害相关方，进而完善CSR呢？的确有学者对这种治理安排做出建议，可行者有组织内外部两种，内部如股权激励机制、独立董事制度等，外部如外资机构持股、全球供应链等。但无论来源，重点都落在治理结构对CSR可能产生的推动与监督。
　　
　　针对这些假说，学者透过亚洲数据予以检测，结果颇为一致。首先，家族企业下的独董常为相关人士，欠缺真正独立性，故未能抑制“第二类代理问题”，也难以推动CSR。同理，家族企业下的高管常为相关人士，股权激励机制令其更倾向于创办人家族，也更恶化了经理人与其他各利害相关方的关系，故无益于CSR的推动。至于国际力量对家族企业之CSR可能产生的推动与监督，研究结果较正面：当家族企业因业务或资金等理由，须面对国际上较高的环社责任标准时，会以强化CSR实践回应之。由这几项发现看，家族企业提高CSR绩效的关键，不在于组织内部的治理安排，而在于组织外部基于市场力量的治理结构。
　　
　　结束本文前，作者再度提醒，上述之家族企业CSR绩效不佳的结论，系基于对亚洲新兴国家的观察，未必适用于欧美。特别是，在财产权法规完整的工业国家，机构因素足以对“第二类代理问题”形成抗衡，令其隐身遁形，难以显现。此时，创办人家族反因“情感财富”的理由，特别爱惜羽毛、关注公司声誉，也更愿推动CSR。学者以西欧家族企业所做的研究，得到的正是这种爱屋及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