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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无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退潮，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展望可以预见的未来，经济全球化在短期内重新驶入快车道的可能性不大。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继续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切实降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努力提升内需对增长的贡献度，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来提升消费。同时，应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为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创造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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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经评论·北京）近两年来，从英国“公投”脱欧，到特朗普政府上任后退出TPP谈判、加强移民限制和不断通过增收特别关税等手段实施贸易保护，再到欧美地区日趋严重的民粹主义升级泛滥，使很多人担心经济全球化逆转。尽管是否真的出现逆转尚有待观察，但一些关键性数据显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无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退潮。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9-2015年，国际贸易年均增速仅为3%，2016年更是仅为1.7%，远低于1990-2008年的年均7%。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自2012年起，国际贸易增速连续五年低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据麦肯锡国际研究所提供的数据，2007-2016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从每年12.4万亿美元急剧减少至4.3万亿美元，降幅高达65%（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7）。再有，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产物，全球经济失衡近年来也明显减缓，中美两国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均已回落至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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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决非偶然，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缓慢。从2011-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增速仅为1.62%，远低于1999-2006年的年均2.62%，陷入所谓的“持续低速增长”（secular stagnation）。进入2017年，欧美经济出现了较强的复苏迹象，但总体上仍然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如同历史上屡次发生的情形一样，在经济增长明显放慢、失业加剧和社会矛盾激化的环境下，加强贸易保护总会很自然地成为一些国家的优先政策选项。
　　
　　第二，当经济全球化不断走向深入以后，其对效率提升的积极影响开始减缓，而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逐渐强化，从而引发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根据Hakobyan and McLaren（2016）的实证研究，NAFTA给美国带来的整体福利的提升仅为0-0.2%，但是，受影响最明显的若干产业的工资增幅则下降了1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在欧美发达经济体具有代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劳工对自由贸易的抵触情绪不断上升。而这种对经济全球化的抵触又与不断升级的民粹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和自我强化。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三，全球治理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要求参与国在一定程度上让渡本国的经济主权，而且伴随着其深入，让渡的程度也需不断提升。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形并不容易实现。事实是，当商品、资本乃至劳动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或比较自由地在国际间流动时，尽管有G20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存在，但各国在财政货币政策、监管制度和国家治理等方面依然保持高度独立。很多冲突甚至危机就来源于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作为区域性全球化的一个生动案例，欧盟在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货币一体化的同时，却未能在财政政策和银行监管领域实现趋同和协调，从而在几年前酿成主权债务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粹主义冲击。
　　
　　第四，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衰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实力和意愿均明显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超级经济强国，在享有经济和金融霸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帮助世界市场出清和维持全球金融稳定的责任。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结构性失业严重，社会矛盾突出，民粹主义泛滥。面对这样的困境，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退出TPP谈判和“巴黎气候协定”，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甚至多次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从多边主义立场的节节后退，已经并将继续严重制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织梦好，好织梦
　　
　　展望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上述因素仍将在较大程度上存在，经济全球化在短期内重新驶入快车道的可能性不大。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作为对策，其一，继续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切实降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努力提升内需（特别是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度。为了提升这一转型的效果，应继续实施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努力降低企业的整体税负水平，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以便促进国内投资的健康发展。同时，应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来提升消费。
　　
　　其二，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汽车等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大幅度减少外商进入金融、电信等服务业的投资限制。开放市场可以促进竞争，提升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这已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所证明，也是我国这些年所获得的开放红利。在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的时候，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原先开放相对不足的服务业，不仅符合我国自身利益，而且也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捍卫与有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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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采取必要的反制裁措施，及时应对一些国家对我国产品出口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今年1月，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宣布，将对进口太阳能板和大型家用洗衣机分别征收30%和20%的关税。近日，美国商务部又提出，已完成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市场调查，并建议对其分别征收最高可达53%和23.6%的高额关税。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大多针对中国，将对我有关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些，有关部门除了利用世贸组织等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外，还应采取必要的报复性措施来予以抵制。
　　
　　其四，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投资和经贸合作。“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倡导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框架，涉及欧亚非地区65个国家，44亿人口，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当前，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遭遇严峻挑战，但各种区域化进程则在不断涌现和发展，区域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因而也是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出低潮的重要抓手。当然，为了确保“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合作的可持续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坚持商业原则，切实做到风险可控。
　　
　　其五，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为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创造制度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均为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框架，对于经济全球化理应具有支撑作用。但是，在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之后，这些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其他主要成员国的代表性。中国应继续推动这些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力求在这些机构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从而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全球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应积极推动“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兴发展银行的建设，以补充现有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在可利用资源方面存在的欠缺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