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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经济萧条和贸易战，在1929年至1932年间，世界27个主要经济体（占世界GDP总量70%）GDP平均下降了15%，对外出口额下降了50%。毋庸讳言，特朗普是最能让人联想起1930年代世界大萧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已经在频繁挥舞关税大棒，已经挑起了贸易战。如果历史有所借鉴，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轻易在贸易上休战。国际贸易体系正处在巨变前夜。基于此，本文回顾了上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并对当前贸易战的形势及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影响进行了解读。

　　（世经评论·北京）“这个法案将创造一个新的繁荣时代”，1930年5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美国国会辩论正焦灼之时，共和党参议员威利斯·霍利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他是这个关税法案的两个主要发起人之一。1930年6月17日胡佛总统大笔一挥签字后，并没有出现“新的繁荣时代”，紧随其后的是波及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大萧条。
　　
　　历史已有定论，旨在提高关税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不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始作俑者，但它所引发的贸易战却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此前，世界经济之水已经“浑浊不堪”生产过剩、需求萎缩、贸易下滑，但这个法案的通过像是在往水中投毒，严重恶化了世界经济环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已被历史定格为保护主义的同义语。
　　
　　毋庸讳言，特朗普是最能让人联想起1930年代世界大萧条的美国总统。他最近说“关税是最伟大的”，此前还说过“贸易战是好事”。更为关键的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在频繁挥舞关税大棒，已经挑起了贸易战。如果历史有所借鉴，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会轻易在贸易上休战。国际贸易体系正处在巨变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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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萧条催化剂
　　
　　在美国经济史上，1919年-1929年被称为“新经济时代”。但从1928年开始，欧美主要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出现经济疲软，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成为转折点。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当时世界27个主要经济体（占当时世界GDP总量70%），在1929年至1932年间，GDP总量平均下降了15%，对外出口额下降了50%。
　　
　　贸易坍塌，是大萧条的显性特征之一。一战爆发前，美国经济总量尤其是制造业实力已碾压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稳居世界第一。也正是在“新经济时代”，战后恢复期催生的巨大需求，使得国际贸易在GDP中的比重大幅攀升以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范围和幅度。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通过贸易构成的经济联结性，解释了为何它的政策行为能产生空前的连锁效应。
　　
　　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的研究，货币与财政因素才是导致大萧条的始作俑者。一战后，美国事实上成为整个欧洲的债权国。为了应对经济增速下滑，1928年美国大幅提高利率，资本输出减缓使欧洲资本流入几近枯竭。欧洲经济疲软的后果迅速反作用于美国，世界经济已经一只脚踏入大萧条的泥潭。但道格拉斯·欧文也认为，美国提高关税导致局势大幅恶化，使国际合作应对危机几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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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华尔街股灾后，同样也是出于危机应对，美国在1930年推出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把关税从38%提升到45%。这个法案只是临门一脚，但这一脚后果严重。根据道格拉斯·欧文的记载，法案在国会辩论期间，美国收到了23个国家的正式抗议。法案生效的1930年，有61个国家针对美国进行了关税报复。从“保护”到“报复”，贸易战“恶魔”被释放出来。
　　
　　高失业率，最能体现大萧条造成的悲剧。美国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对1920年-1939年欧美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做过统计。根据他的数据，1928年危机初露苗头时，美国（6.9%）、英国（10.8%）、德国（8.6%）、法国（4.0%）的失业率大多在10%以下。这些国家失业率触顶，正好发生在贸易战威力触顶的1932年、1933年（美国：37.6%；英国：22.1%；德国：43.8%；法国：15.4%）。
　　
　　贸易战不是触发因素，但也绝不能算次要因素。《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历史罪过”在于，它的负面效应在实施之前就产生了。1928年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胡佛最响亮的竞选口号是提高关税保护美国农业。在这些政治信号之下，投资者不会等到法案通过、实施后再做投资决策。这个法案的酝酿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1929年华尔街股灾的酝酿过程。 dedecms.com
　　
　　道格拉斯·欧文的书中提到一个细节，国会辩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否对西红柿征税都有20多页的记录，但对其他国家的抗议竟然没有任何议员辩论的记录。也就是说，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把其他国家可能的反击当回事。
　　
　　以历史视角来看，对这个现象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与其所应承担的责任严重不匹配。对于其他国家的抗议，胡佛总统的回应是“关税属于美国内政”。美国学者查得·布朗在其2011年的《大萧条与进口保护》一书中提到，那时的美国已是“世界银行”，但却乳臭未干，“美国反复无常、不可靠，不愿展现耐心，不想承担作为领导者的代价”。
　　
　　二、历史魅影重现
　　
　　查得·布朗笔下的美国，与如今的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美国有几分神似。1928年大选那一年，美国很多农场主已经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边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胡佛喊出“给农民创造更好的生活”，与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许诺给蓝领工人“创造工作”如出一辙。2018年7月2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120亿美元补贴农业的计划，这项政策的实施方“商品信贷公司”（隶属于美国农业部），正是创建于大萧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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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代的美国，保护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的同义语，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是个贬义词。1928年美国大选，胡佛大打贸易保护主义牌，不仅击败民主党候选人阿尔·史密斯，还使得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国会通过铺平了道路。这一幕与2016年的大选结果，以及此后特朗普政府频繁挥舞关税大棒，给人某种“历史魅影重现”之感。
　　
　　反对的声音，同样遭到忽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国会通过之后，美国1028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向胡佛总统请愿不要在法案上签字。据美国经济史学家的记载，当时的摩根合伙人，同时也是胡佛总统的非正式经济政策顾问托马斯·拉蒙特说，“我几乎是要跪下祈求胡佛总统否决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助长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
　　
　　2018年5月，美国1040位经济学家也向特朗普发了一封公开信（联名的包括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劝他改变现行的贸易政策。这封信一开始就提到了1930年的那封信：“国会不听从1930年经济学家们的建议，结果是所有美国人为此付出代价。”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没把这封信当回事。
　　
　　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课税对象涵盖13的美国进口商品。截至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棒，受影响的进口商品占比不到5%。但有学者预计，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政策落地，那么比例将会升至12%，如果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对汽车及其零部件征税，那么所占比例会大幅提升到27%，直逼《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为了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联盟的召集下，1930年、1931年连续两年召开了“协调经济行为国际会议”，但都无果而终。那时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既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对这类会议的兴趣也不大。美国不会重回孤立主义，但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在七国集团会议、二十国集团会议等国际多边场合，的确让美国表现得像个孤家寡人。
　　
　　历史魅影重现，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美国因《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遭到了贸易对象的关税报复，同时这些国家之间也竞相提高贸易壁垒。也就是说，那时的贸易政策特点不仅有以牙还牙，还有以邻为壑。但截至目前这种状况还没有出现，未来出现的几率也不太大。而且，如今的全球经济环境、地缘政治、政府治理与危机应对能力，都与大萧条时期明显不同。
　　
　　三、自由贸易幻象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个历史节点，它把美国的关税推向了此后历史中没有再出现过的最高点。1934年罗斯福政府实施《互惠贸易协定法》后，美国走上了在国际上推动降低关税的进程。二战后，美国牵头关贸总协定谈判，直至主导世贸组织的建立，美国都是以自由贸易旗手的角色出现在国际社会。但为何换了总统后，美国却扛起了保护主义大旗呢？
　　
　　“历史地看，自由贸易是例外，保护主义是常态。”法国已故著名战后经济史学家保罗·巴洛赫在其《经济与世界史：神话与悖论》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在该书中巴洛赫记述了这样一个现象，自由贸易思想之源的英国，实施高关税政策的时间远比低关税政策要长。1820年英国关税曾高居全球榜首的59%（那一年美国关税40%）。英国真正实施零关税是在19世纪中后期至大萧条前，但那也是国际贸易史上空前绝后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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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张夏准教授，在其2002年撰写的《过河拆桥：历史视角中的发展战略》中对这个现象做过分析。他认为，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历史上都曾实施过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只是当它们具备了相对于对手的技术优势之后，才主张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美国走的正是英国道路，只不过走得更坚决，也更高明。
　　
　　美国独立直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关税长期扮演着联邦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角色。南北战争后，美国制造业开始蓬勃发展，关税才开始被赋予保护主义的功能。主张自由贸易的民主党与奉行保护主义的共和党轮番执政，导致美国关税上下波动，但总体上远高于当时的欧洲。1913年至大萧条前，欧洲平均关税维持在25%左右，但美国长期保持在近40%的高位。也就是说，美国那时是国际贸易体系里的绝对另类。
　　
　　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的意义，广为人知的是美国扛起了自由贸易的大旗。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意义在于，该法案把部分关税权和贸易谈判权从国会转移到白宫。这使美国在国际贸易博弈中反应更快，应对也更高效。1970年代中后期，美国制造业面临日本、欧洲的竞争，国会通过了一系列贸易法案，如今为人所熟知的“301条款”“特别301条款”等，都是在那个美国感觉到竞争威胁时期出现的。
　　
　　这些条款本质上属于保护主义，其逻辑内核与历史上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没什么不同，都是为了培育、维持竞争优势。商人总统特朗普眼中的威胁，会本能地偏向经济威胁。“当一个国家（美国）与几乎每一个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之间都蒙受数10亿美元的损失时，贸易战就是好事，而且能轻易取胜”，特朗普今年3月说的这话，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