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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浙江省67个县域的人均GDP，利用ArcGIS空间统计分析功能，分析2000—2013年间浙江省县域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化的特征。结果表明：浙江省各县域人均国民收入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县域经济呈现西南—东北逐步增强的格局；2000-2013年间经济重心和格局比较稳定，略微向东北方向移动；冷热点分析和标准差椭圆也显示了不同县域之间存在分化。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包括第一自然的分异、产业集群的空间联系、政策红利的差异、区域规划的变化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5个方面，并据此提出相应对策。 织梦好，好织梦

关键词：县域经济；经济格局；经济重心；标准差椭圆；浙江省 copyright dedecms

0 引言 本文来自织梦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各个地区存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发展策略、发展路径也大不相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必然的结果。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研究的范围从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省级行政单位过渡到地市级、县域级的空间单元，尺度越来越小[1]，学者们对河南、山西、江苏、广东、江西、山东等省份的县域经济都进行相应的研究[2-8]。二是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更多地使用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地理加权回归（GWR）等方法。传统的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统计方法假定区域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会导致有偏估计，空间统计方法则考虑到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弥补了传统计量导致有偏估计的缺陷，能更加合理地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了解和把握各个县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及其动态演化，对制定区域均衡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浙江省是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2016年人均GDP达到83 923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6倍。目前对浙江县域经济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李逢岳[9]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研究浙江县域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余鑫星等[10]采用综合多指标因子分析、频率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浙江省县域经济进行总体评价；蒋天颖等[11]构建了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提炼出影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赵磊等[12]运用差异系数与极化指数模型对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定量分析；蒋天颖等[13]、许梦珂等[14]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浙江县域经济差异及其空间格局演化；宓科娜等[15]。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研究了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非平稳特性。这些研究成果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对浙江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主要运用空间计量和因子分析的方法，但是对浙江县域单位的经济发展描述得还不够详尽，在可视化的空间格局的探索上还不够深入。本研究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ArcGIS空间统计分析模块的相关功能，以直观可视化的方式深入剖析浙江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和动态演化，希望能够补充和完善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为浙江省县域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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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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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来源

以2000—2013年浙江省67个县、县级市、市辖区的人均GDP数据为分析指标，所有数据来自历年的《浙江统计年鉴》。2000年金华县并入金华市辖区；2001年萧山和余杭并入杭州市辖区，衢县并入衢州市辖区；2002年鄞县并入宁波市辖区；2013年上虞市和绍兴县并入绍兴市辖区。因此，对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合并处理，以保持数据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使用浙江省行政区划图（2013年）底图，运用ArcGIS 10.2进行空间分析。 本文来自织梦

1.2研究方法

基于ArcGIS 10.2的空间统计分析功能，运用Mo-ran’s I指数、Getis-Ord Gi*指数和标准差椭圆工具对浙江省的县域经济进行探索性空间分析。上述工具已经成为ArcGIS空间统计分析的常规模块，可与ArcGIS软件中空间制图无缝衔接，能够清楚可视地描述经济要素分布的整体特征[16]。 本文来自织梦

1.2.1空间自相关。全局Moran’s I指数用来反映各个县域的人均GDP在浙江省的空间相关性的整体趋势。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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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Gi（d））和VAR（Gi（d））分别代表数学上的期望值和变异值；wij（d）为空间权重。观察该指数时，不仅要看该县域要素自身的值，还要查看其邻近县域的每一个要素值。因此，仅仅一个孤立的高值不会构成热点，几个高值要素聚集到一起才算热点。Z得分与0之间的差异越大，聚类程度就越大，接近于0，则表示不存在明显的空间聚类。 织梦好，好织梦

1.2.2 空间位置移动分析。经济重心是指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分布的平均中心[17]。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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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i（xi，yi）为代表浙江省的经济重心的坐标；pi代表各个县域的人均GDP；x,yi代表各地的经纬度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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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DE）用于解释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18]。以人均GDP中心为起点对x方向和y方向的标准差进行计算，从而定义椭圆的轴；利用该椭圆可以观察经济要素的主要覆盖范围、分布形状以及特定方向。通过对比多年的标准差椭圆可以观察到椭圆所覆盖面积的差异以及在x轴或y轴上拉长或缩短的现象，进而推断人均GDP空间分布在时序上的变化以及变化的方向趋势。标准差椭圆方法基于研究对象的空间区位和空间结构，可以从全局的、空间的角度定量解释经济要素空间分布的中心性、展布性、方向性和空间形态等特征[19]。中心、长轴标准差、短轴标准差和方位角是标准差椭圆的基本参数。

2 浙江县域经济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2.1总体空间演化特征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浙江省各县域人均GDP在2000—2013年间的Moran’s I及其检验结果（表1）表明，人均GDP的Moran’s I指数全部为正且全部通过了显着性水平检验，证明了以浙江省不同县域之间人均GDP存在正向空间关系，即周边地区的人均GDP越高，本地区的人均GDP也越高。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Moran’s I指数逐渐上升，说明浙江各个县域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越来越强；而相应的各个年份P值持续下降，2011-2013已经通过了1％的统计检验，说明空间溢出效应的结论在统计上也更趋向可靠。唯一的例外是2008年的Moran’s I指数出现大幅下跌。事实上，2007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浙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块状经济出现了衰退的局面。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时期，各类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交换频繁，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强化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而在经济周期的下行时期，由于市场和投资需求的下降，物质、人员、资金和信息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换都会趋缓，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会被弱化。Moran’s I指数会随经济景气情况发生变化，这恰好是区域联系的佐证。各个县域经济的发展相互关联，周边县域的强弱会直接影响本县域的发展；县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阶段密切相关，经济上升时期的空间自相关程度会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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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局部空间演化特征 copyright dedecms

2.2.1 Getis-Ord G*i指数。计算2000，2013年的G指数，借助自然断点法，按照数值高低划分为4类地区（表2）。从整体上看，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呈西南到东北的次第增高的趋势。经济热点区域分布在浙江北部的嘉兴、杭州、宁波、绍兴和舟山地区，表明浙东北地区始终是最具活力的发动机，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浙江中部略偏北的金华东阳和义乌、绍兴的诸暨和桐庐以及浙东南的温州、乐清、洞头、玉环、温岭等地则是次热地区的典型代表。浙江中部略偏南的地区如杭州的淳安和建德、金华的兰溪和永康以及中部靠东的宁海、三门等地构成主要的次冷带。以衢州、丽水、金华和温州南部为代表的浙西南地区，则由于地理位置、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等原因，长期占据冷点地区。从各个类型区域的演化来看，2000—2013年间，热点地区略有扩大，主要是浙江东北部的几个海岛县域，如嵊泗、岱山、舟山市区、象山等地，在上海以及周边宁波、绍兴等地的县域的带动下，经济发展逐渐发力，挺进第一梯队。然而，与热点的扩散相比，冷点扩散的趋势更加明显，由2000年的12个增加到2013年的19个，占全省县域总数的28.4％。从扩散路径来看，冷点地区从浙西南推进到浙江中部，2008年新增的冷点是浙江中部的天台、仙居两地，2013年扩大到这两个县域周边的临海和台州市区，在浙南地区也扩散到了温州瑞安。这些新形成的冷点区域有两个特征：一是浙江中部的冷点地带和老的冷点地带存在空间上的隔离，两者之间隔着次冷点带，相互并不接壤，这说明，这个冷点地带是内生型的冷点地带，是由于该地区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发展趋势恶化，转变成冷点地区；二是冷点地带扩张到了部分靠海的地区，比如临海、台州市区和瑞安，说明传统地理优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优势已经被其他优势所取代。具备地理优势的地区，若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出现颓势，也可能会落入冷点地区。

2.2.2经济重心移动轨迹。2000—2013年浙江省的经济重心大致位于浙江中部绍兴的诸暨市和嵊州市的交界略偏东处，位置相对固定（图1）。2000—2005年略朝东北方向移动，2005—2007年固定，2007—2008年有了最大的一次西南向转移，但随后又回归。总体而言，浙江的经济重心的转移呈现东北转移的趋势，但是转移的速度和节奏非常缓慢，14年间总计才偏离50.40 m。可见浙江省多年形成的产业经济结构固化，各个县域以相对固定的节奏发展。2008年的变动可能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浙江东南沿海的外向型经济受到打击，因而略微朝西南偏移，但很快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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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标准差椭圆分析。浙江省县域经济标准差椭圆的空间分布态势（表3，图2）表明，浙江省经济呈现东北—西南格局，标准差椭圆覆盖的范围包括：北至德清、湖州市区、桐乡、嘉兴市区、嘉善和平湖，南至武义、丽水市区、青田和永嘉，西达临安、桐庐、建德、兰溪和金华市区，东达宁波市区、奉化、象山、宁海、三门、临海和台州，经济发达县域几乎都位于圈内。标准差椭圆以平湖一海盐—永康—丽水—线为长轴，以诸暨—三门—线为短轴，呈东北偏北的形态。浙西北、浙西、浙西南和浙南大部分丘陵和山地地区落在标准差椭圆的外围，浙北、浙东和浙中地区几乎全部被标准差椭圆囊括。可以判断，浙北、浙东的人均GDP远高于浙西和浙南地区。与2000年相比，2013年经济发展呈空间收缩趋势，标准差椭圆略有缩小。结合G指数分布看，2000年，热点区全部位于圈内，冷点区全部位于圈外；2013年，一部分热点区到了圈外，一部分冷点区进入圈内，说明在标准差椭圆的空间收缩中，县域经济出现了分散化发展（图3）。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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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观察表3中的θ转角发现，转角在23°～35°之间变动，持续呈现东北偏东移转的趋势。唯一的一次回转发生在2009年，原因可能是受到2008年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浙江东部沿海县域包括慈溪、宁波、临海、台州、温州等地外贸依存度比较大的地区，受到很大的冲击，因而经济出现暂时的滞缓；此后这些地区迅速调整，经济滞缓的趋势得以遏制，但是国际市场购买力尚未恢复到经济危机之前的情况，因此，虽然转角仍然继续东移，但是东移的速度慢了很多。

从主轴来看，主半轴标准差变动极小，2000—2013年间总体变动范围不超过0.03 km，各年份之间的上下波动极小，东南—西北方向上的极化和分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对而言，较大的波动出现在2008，2011年，各自出现了一次相对明显的分散和极化。从辅半轴的方向看，总体变动范围也不大，在1.12～1.10km的幅度内变动，幅度虽小但还是可以观察到极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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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间格局和演化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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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一自然的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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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在研究大都市区位选择时，将第一自然视为决定空间经济演变起点的地理基础[20]。第一自然主要包括地形、海拔、区位、资源等自然禀赋要素。 内容来自dedecms

地形是第一自然的首要因素，作为人地相互作用的空间结构基础，地形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控制和分异作用[21]。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平原特别是河流下游和三角洲地区，而贫困区则主要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风沙区和干旱区以及不同自然区的交错地带[22]。浙江的经济发展空间分布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地处浙北平原的嘉兴、杭州和绍兴是浙江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G指数中热点的集中区域，地处浙西丘陵和浙南山地的衢州、丽水和温州南部的县市不仅是最不发达的县域，也是冷点的集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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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然”的另一构成因素——区位也极大地影响了现有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格局。若地缘政治形势稳定，与主要出海口和经济核心区的相对位置关系成为决定地区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23]。嘉兴、杭州与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毗邻，而甬商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涌入上海，形成了名声显赫的“宁波帮”，沪宁存在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而舟山的嵊泗在历史上就曾经隶属于上海的行政区域，因而，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直接被纳入大上海经济圈的范畴，或者能够接受到大上海经济圈的辐射，在参与国际分工、吸引外资和技术、获取信息等方面较浙西和浙南地区有明显的优势。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地形和区位因素的天然分化决定了浙江县域经济的基本格局：浙北浙东强，浙西浙南弱。这种大格局在整个研究期没有显着变化。 copyright dedecms

3.2产业集群的空间联系

浙江省是名副其实的“块状经济”大省，90％以上的县级行政单位都培育和发展了特色产业。块状经济的生产模式具有天然的分工合作的特性，生产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被高度专业化，而各个生产环节又要紧密配合。因此，块状经济不仅要求产业核心区的企业密切合作，还要求周边地区形成与之配套的生产链，相邻区域成为本产业核心区的延伸，区域之间必然存在经济相关性。块状经济的发展直接提升了区域之间的经济相关性，而随着近些年浙江省提出了将“块状经济”转型为“现代产业集群”的战略决策，以功能和跨产业主导的升级方式逐渐取代了以流程和产品升级为主导的升级方式，这就要求建立在块状经济基础之上的产业价值链环节进一步延长，要素整合和产业协同所覆盖的地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县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增强，空间相关性更加凸显出来。各个县域人均GDP之间的Moran’s I指数变化恰好反映了浙江省块状经济逐步发展并转向现代产业集群的这一趋向。 内容来自dedecms

3.3 政策红利的差异 织梦好，好织梦

浙江县域经济不均衡发展与各个县级行政单位的管理制度不同、县域之间存在“政策红利”差异密切相关。浙江是全国率先采用“省管县”管理模式的省份之一，一些强县具有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以后，浙江经历过4次强县扩权改革，其中受益最明显的是义乌。在权利不断供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义乌成为全国权力最大的县，也成为经济强县，其人均GDP超出浙江人均水平1倍[24]。舟山的岱山县借助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的东风，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异军突起，不仅成为经济热点区域，还为标准差椭圆的东移贡献了力量。然而，区域政策往往偏向于经济底子好、具备发展潜力的区域，强县比弱县更能从中吸收政策红利，这进一步加大了县域经济的两级分化，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固化了浙江县域经济从西南到东北次第增强的态势，整个研究期内这种趋势始终没有变化。

3.4 区域发展规划的变化 dedecms.com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县域经济格局伴随着经济发展有所变化，但中心城市始终是杭州、宁波、温州，2005年之前，浙江县域经济的热点或次热地区基本都集中在这些中心城市的县域范围内。浙江省“十一五”规划中在谈及培育都市经济圈时，纳入了浙中城市群，即在构筑杭州、宁波、温州三大都市经济圈之外，还要推进浙中城市群的资源整合和经济融合[25]。这意味着浙中的金华、义乌等地进入了规划的核心。随着这些县域的崛起，2005-2011年浙江经济重心出现了大致向西移动的趋势。目前，作为全省中心的杭州都市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全面开花；宁波都市区依托港口优势，大力发展以港航物流为重点的海洋服务业；温州都市区充分发挥都市区民间资本活跃的优势，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和省级金融集聚区；金义都市区借助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建设，努力打造世界级商贸服务业基地。四大都市区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龙头，其所辖的强县基本进入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且都为热点或次热点区域，其发展速度的差异引起了标准差椭圆的轻微移动。 dedecms.com

3.5 外部经济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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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热情。在此之后，宁波的慈溪奉化、台州临海温岭、温州的乐清等浙江东部县域和义乌、东阳等浙江中部县域因为出口贸易在其经济中所处的主导地位而从中受益，经济增长出现强劲态势，经济重心持续东移。特别是义乌，在随后的十多年，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深入实施“国际商贸名城”战略，大力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以贸易国际化、便利化为目标，着力推进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不断强化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走出了一条由全国性小商品交易向全球性小商品贸易转变的国际化之路，改变了杭、甬、温的三极格局，成为浙中地区独树一帜的热点经济县域。然而，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浙江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不仅打破了稳定的县域空间格局，而且使得经济重心突然向西南方向移动，标准差椭圆的转角突然加大。此后，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冲击逐步减退，整个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走回了原来的轨道。

4 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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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结论 织梦好，好织梦

（1）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关联性，县域对其周边地区存在正面的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越来越强；（2）浙江县域经济呈现西南一东北格局，从浙西南到浙东北逐渐增强，经济热点区域集中在浙江东北的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和舟山下辖的县域，冷点则集中在衢州、丽水、温州南部等县域；（3）2000—2013年浙江经济重心基本稳定，标准差椭圆的收缩也不明显，但持续存在东北方向的牵引力；（4）研究期内县域经济发展趋势基本保持稳定，2008，2009年发生了较大的波动；（5）浙江县域经济之间的分化趋势不仅没有减少，还在持续，出现冷点更多、热点更热的情况。

4.2建议 copyright dedecms

（1）重视空间溢出效应，以点带面，促进县域均衡发展。浙江县域的人均GDP规模存在着空间上的相互依赖性，空间溢出效应逐渐增大。这意味着在县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中应充分考虑空间联动效应。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其空间溢出效应，加强县域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增强经济强县的辐射，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带动经济弱县的发展。（2）减少对地理优势的倚重，以优化产业结构、塑造产业优势替代地理优势。从浙江省人均GDP指标的空间格局演变来看，地理区位的优势在逐渐减弱，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所带来的优势逐渐占据上风，如依托于国际商贸城的义乌和积极探索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岱山县都表现出强劲的实力。因此，在政策上要鼓励各县域依据地域特色，培育适合本地的优势产业。（3）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融入城市化战略体系中。县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在资源整合、产业层次、发展质量、创新驱动方面的局限显露。因此，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上，以县域经济为基础打造省域中心城市，提高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走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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