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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柱、构造骨架和物质载体，实施难度最大的无疑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该走廊建设。中亚是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绕不过去的节点，是通往中东、非洲、欧洲的必经之道，是能源大通道，同时也是突破美国围堵、缓解来自海上压力最重要的通道。鉴于该走廊涉及地理距离及制度差异巨大的众多国家，且军事、文化、宗教最为复杂，牵动经济背景及经济动力迥异的多种企业机构组织，其建设本身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突出，跨区域、跨币种的资源整合和配置管理难度大，沿廊区域金融实力不足，影响复杂而深远。前瞻性地研究“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问题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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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境经济走廊的理论溯源和范畴界定

1.跨境经济走廊的理论溯源

“跨境经济走廊”作为一个经济地理概念，是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成果，其以区域分工理论和经济非均衡发展为理论基础，以推进跨境区域发展的协作机制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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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经济学发展史中可以溯及其理论渊源，其中最为契合的为“增长极理论”、“生长轴理论”和“点-轴系统理论”。“增长极（Growth Pole）理论”的提出者——法国经济学家Francois Perroux于1950年提出了通道（Channel）的相互作用，使得抽象经济空间最终凝聚为增长极。[1]以此为基础，法国经济学家巴戴维尔则强调，资源要素之间的经济空间特征、关系以及规划的地理区位问题、[2]美国经济学家霍西曼、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提出经济空间的“累积因果论”及其引致的“回流及扩散效应”，[3]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4] dedecms.com

1960年左右，德国经济学家森巴特提出“生长轴理论”，作为“增长极理论”的拓展和衍生，他强调交通干线是区域经济开发必需的“生长轴”，其毗邻的狭长条形地带则被视为“轴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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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以更开阔的研究视野，以“中心地域论”、“空间扩散论”和“增长极论”为基础，提出“点-轴系统”理论。[6]他指出，在实践中，资源要素都是相对中心区域形成的“点”上进行更高效的集散，逐渐演化成“点-轴-区”的新布局，推进其功能更加“高阶”的经济空间得以不断演变进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关于走廊这一概念，Charles F.J.Whebell（1969）提出与产业相关的“城市走廊”（“City system Corridor”）理论，将“走廊”解释为通过交通连接城市区域的一种线状系统，这显然只是这种经济空间形成的基本机制的描述，是初级阶段，忽视了非经济要素如政治、人文、教育等合作范畴，更强调其中“城市”（节点）和“狭长地带”（空间布局）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努尔斯（Richard Knowles）提出了“发展走廊”的概念。[7]1999年，欧洲委员会发布《欧洲空间发展战略》，同样肯定基础设施是“欧洲走廊”重要的特征关键，并第一次认定“发展”应作为其核心因素。 copyright dedecms

国内的解释主要是依据亚洲开发银行1998年大湄公河次区域会议上提出的概念，即次区域范围内的基于经济要素一体化而形成的经济合作机制。王磊等（2012）[8]进而提出，其以跨境交通干线为主轴，以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为腹地，开展产业对接合作、物流商贸等形成的狭长状空间地域综合体。杨鹏（2012）[9]认为，其实质是发展通道经济。国内学者的阐述和定义，同样视交通干线及其相应的轴线形的带状为其重要物质基础和承受载体，关注产业促进效应，这种解释容易忽视国家间政治外交、战略互信、地缘特征、人文交流、次国家政府等非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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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境经济走廊的概念界定 copyright dedecms

据此，本文将“跨境经济走廊”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基于其交通干线及其相应的轴线形而选择相邻区域进行经济要素的联通，通过有效配置产业结构进行互补，利用中心区域的比较优势，最终形成多个沿“廊”增长点，进而促进沿廊地区的共同发展。其运行机理的内在逻辑为经济要素集散而形成在次经济区域内的流动，导致的空间经济结构的演化又可以为这种流动提供稳定的动力机制，而各国构建在利益共享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可以为资源的集聚和扩散提供基本的保障，最终推动其功能由经济领域开始向环保、人文交流、非传统安全等领域过渡，由“利益”平台向“命运共同体”框架进行演变。

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推进基础 织梦好，好织梦

1.“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的战略意义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是从新疆霍尔果斯陆路口岸越出国境后，出现的一条经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的新经济走廊，最终抵达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岛。这条连接沿线国家的经济走廊是一条能源大通道，是中国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的必经之地。中亚、西亚国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要道，部分国家虽不直接与中国接壤，但却是我国的战略延伸。

2.“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相关国家的政策契合 内容来自dedecms

沿廊各国属于典型的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近几年，各国政府均致力于经济发展的转型与升级。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粮食”三大兴国战略、土库曼斯坦“强盛幸福时代”等战略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找到了契合点。中国与土耳其地处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都怀有复兴丝绸之路的强烈愿望，中国“西进”，土耳其“向东看”，两者相向而行。未来10年，“中国制造2025”第一阶段行动纲领由愿景走向落实，“新土耳其契约2023”则绘制了建国百年的宏伟蓝图，其成败得失，相当大程度取决于双方的战略互动的态势。“一带一路”战略也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积极响应，位于西端交汇点的约旦，希望在铁路网络的完善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沙特阿拉伯希望借助于“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在低能源价格时代实现其经济转型和多元化的改革目标。伊朗作为中东地区大国，随着西方对其解除制裁，迫切需要补上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曾是“古丝绸之路”南线重要驿站的阿塞拜疆地处欧亚之间，其“复兴古丝绸之路”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不谋而合。格鲁吉亚地处欧亚的“十字路口”，其政府制定的“国际大通道”国家发展战略与我国的战略构想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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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沿廊国家双边贸易关系成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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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4年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年均增速高达29.8％。2014年，尽管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额达2512亿美元，同比增长5.2％，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FDI存量到年底也已超百亿美元，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地、第七大贸易伙伴、重要的工程承包及海外投资市场。中国与西亚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再创历史新高，从西亚国家进口商品总额为1611.7亿美元，同比增长3.7％；对西亚国家出口商品总额为1132.8亿美元，同比增长22.7％。2016年1～8月，中国对中亚出口7196万美元，增长11％；自中亚进口1.8亿美元，增长44.7％（见表1）。中国与西亚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2016年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的稳步推进又构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双边贸易的增长空间广阔。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4.能源、基建投资合作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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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沿廊国家存在技术上的优势互补和错位竞争。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额达78.7亿美元。2014年，中国企业在中西亚国家的能源和基建方面的投资金额在240.47亿美元以上，中石油、中国建筑等大型国企是投资主体。2013年，中国对中亚地区投资存量为88.9亿美元。2008～2013年，中国对西亚的投资流量呈稳步上升之势，中国对西亚、北非地区的投资存量为91.2亿美元（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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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治外交关系总体良好 dedecms.com

中国与沿廊国家政治外交关系总体良好，10余个国家中，哈萨克斯坦等3个重要国家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7个重要国家为战略伙伴关系国（见表3）。此外，中国与沿廊国家签署了众多的覆盖广泛的经贸合作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各个合作平台运行通过磨合已渐趋稳定，成为推动走廊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益助力。 copyright dedecms

6.中国和沿廊国家金融合作的推进 本文来自织梦

2016年5月，亚投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阿拉木图的环路项目和杜尚别的公路项目提供联合融资。与此同时，中国与沿廊国家的金融机构间已经采取推进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等多种方式加强合作。 copyright dedecms

（1）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双边本币结算与支付协议

新疆作为中国第一个试点省区，2010年以来累计与75个国家和地区办理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近2000亿元，辖内商业银行与中亚国家的金融机构在银联卡发卡、跨境项目融资、货币结算、信息交流等方面也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央行、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塔吉克斯坦央行以及阿联酋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和新的双边本币结算与支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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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创新试点效果显着 内容来自dedecms

新疆作为“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前沿阵地，已率先与沿廊国家开展多项金融合作试点，是继俄罗斯卢布之后第2个实现对坚戈现汇、现钞双挂牌的省区；2015年12月，首次举行塔吉克斯坦货币索莫尼的挂牌交易，实现了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在西部地区的试点；2012年7月，新疆华凌集团首启民营企业并购境外银行的先河，斥资9800万美元并购格鲁吉亚Basis Bank 90％的股权，2016年7月，该集团与法国兴业银行集团和EBRD就收购法兴在格的子公司共和银行多数股权签订了初步协议。新疆辖内的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是世界上首个跨境经济贸易区和投资合作中心，自2011年12月封关运营以来，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区域合作的示范区，也是金融创新的试验田，被定位于区域性离岸金融中心，已吸引5家中方银行及1家货币兑换公司入驻，20多个国家的100多家境外机构在试点银行办理金融业务。

（3）搭建并充分利用金融论坛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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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每两年一次的中国-亚欧博览会金融发展与合作论坛，为各国全方位、高层次、多领域合作与沟通提供了重要途径。2016年9月，巴基斯坦哈比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正式获批筹建，成为首家沿廊国家在新疆设立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其初步意向和揭牌仪式均在论坛中达成。中哈金融合作分委会也建立了定期会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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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扩大

2016年，IMF正式启用新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人民币被纳入该货币篮，成为融入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国际化的重要开端。2015年4月，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首个人民币清算中心在卡塔尔多哈成立，极大推进了中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阿联酋签订了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并同意将RQFII试点地区扩大到阿联酋，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为释放沿廊国家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潜能构建了必要平台。

（5）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银行联合体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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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底，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在莫斯科奠基，开拓了中国同周边国家政府间金融合作的新阶段。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计划与蒙古发展银行及中国丝路基金建立伙伴关系。2016年，在成立15周年的塔什干峰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共同创新区域合作与南南合作模式，推动整个框架下各国的互联互通和新型工业化进程。

三、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中的障碍 内容来自dedecms

1.沿廊国家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差 dedecms.com

如图1所示，沿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经济增速结构性放缓的难题依然突出。中亚五国2015年，除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仍然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外，其余均有所下滑；2016年，哈萨克斯坦更是下滑至1.2％，土库曼斯坦降至6.7％，乌兹别克斯坦8％，吉尔吉斯斯坦3.5％，塔吉克斯坦6％。图2显示，中亚的人均GDP普遍较低，经济结构矛盾突出。2015年，西亚国家除土耳其增长率上升至4％，其余均下降。2016年的低油价将继续对海合会成员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非石油GDP增速将由2015年的4.1％降至2.2％。在图3中，约旦、吉尔吉斯斯坦和以色列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较高，财政实力令人担忧；2015年，11个阿拉伯国家（包括6个海合会成员国）的政府债务由上年的706亿美元增长到1430亿美元。另外，海合会6国2016年的预算赤字约占GDP的10％，存有隐忧。图4中，西亚国家的短期债务占比较高，短期内偿债风险加大。而海合会成员国国外资产净额由30000亿美元，下降至27900亿美元，预测2016年将再减少2000亿美元左右。2016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下行、各国债务风险预期增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跷跷板”效应，导致沿廊国家抵御外部风险冲击能力较弱的问题持续暴露，长期稳定的投资与商业环境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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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沿廊国家市场化程度各异，经济自由度低，基础设施亟待升级 copyright dedecms

中亚各国建国时间均不长，产业结构雷同且失衡，市场化程度低且差异甚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建设规划与技术标准缺乏有效对接。沿廊各国的开放程度不高，资源要素的聚集扩散途径不完整、不通畅，各项合作刚刚起步，信息、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流不够频繁。 织梦好，好织梦

根据《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权威经济自由度评价，对10个项目采用百分制的分项评价后，可以得出沿廊国家的自由度评价，得分越高，意味着经济自由度越高（见表4）。传统基金会将“经济自由”解释为：“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超过保护公民和维持其自由的强制或干预的消除”。从表5可知，中亚国家基本属于“较不自由经济体”和“受压制经济体”，意味着政府对经济干涉较多。分项指标中，中西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度、投资自由度较低，金融自由度涉及到银行管理措施，分值低意味着“这些管理措施已经超过了银行真正的需要”，包括政府对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服务的管制较多、金融机构开业和运营的门槛较高、政府对信贷资金分配的影响很大。投资自由度分值低意味着在是否有外国投资代码、政府是否鼓励外国企业公平的参与投资、是否对外汇进行管制、外国公司是否享受同等待遇、政府对支付、转移以及资本交易是否进行限制和某些特殊行业是否拒绝外国投资等6个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很显然，沿廊各国产权保障和廉洁程度4个指标分值偏低，尤其是中亚国家，分值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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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廊国家之间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在短期内仅能勉强满足过境交通需求，存在众多缺失路段和瓶颈路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的政策协同造成了政府的财力耗损，加之能源价格大幅下降，沿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更大，制约了经济再平衡的进程；其次，沿廊国家的公路、铁路自成体系，交通道路施工标准各异，如中国1435厘米的标准轨和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1520厘米的宽轨，导致火车在跨境时需要吊厢换装，严重制约物流效率和成本的降低，给铁路对接造成较大障碍；最后，沿廊国家对国际陆地交通运输便利化公约重视不足，目前实施的双边协议对过境车辆、货物和人员的限制多，尚未正式签署《过境运输框架协议》，2015年9月7日，由亚洲开发银行组织，中巴吉哈四国在乌鲁木齐围绕重启《四方过境运输协议》，就四方过境运输协议尚再进行第二次技术磋商研讨会。

3.制度通道建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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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廊各国环境差距巨大，相应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迥异，利益诉求难以统一。在区域经济发展及地区和平两个笼统的共同目标之外，寻求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都认可且可操作的共同利益点，其难度可想而知。收益高于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是建立合作机制的基础，如若沿廊各国无法确定其收益和成本，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丧失。而“中国一中亚一西亚经济走廊”现有制度环境存在以下困境。

困境一，沿廊各国的高度异质性对经济走廊有效合作形成阻滞。如前文所述，这一异质性并非仅涉及经济差距和地理环境以及自然风貌，而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宗教人文等方方面面，达成统一的价值观和共识难度很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困境二，存在显着基于距离而产生的空间成本劣势。而这是影响经济要素集散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沿廊国家合作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基础设施十分欠缺的经济落后地区，必然导致内部及区际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冲抵了合作地区之间的经济资源价格差距和收入差距，理论上的要素集散与外资进入的理想局面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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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三，达成市场一体化机制的交易成本高昂。新兴经济体推动其达成主要采取4条途径：一是借助市场力量促进区域分工以实现全方位的贸易自由化；二通过合作各方签署产业结构互补协议以达成区域内专业化分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消化多余产能；三是基于各国政府签订的协定规划相应工业企业的建立，辅之于关税或其他优惠政策；四是沿廊国家为合作区域内的产业提供关税优惠政策，但不实行全面自由贸易。以上4种路径都需要有合作区域里关联产业内或产业间的自发积累，同时涉及到一体化的内部利益分配机制，谈判过程旷日持久且易反复。 copyright dedecms

困境四，走廊合作机制存在不确定性。尽管沿廊国家对该战略倡议已经做出正面响应，但显然属于国际制度安排中的非正式协议的初级阶段，其正式化、集中化和授权化程度均很低，升阶到动机激发、自我实施阶段，进而到一般性国际组织阶段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 本文来自织梦

四、对“中国一中亚一西亚”经济走廊建设推进的思考

1.利益共享是经济走廊的核心要素

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已由顶层设计开始到战略规划和实质性建设阶段，做大“利益蛋糕”是经济走廊建设的外在表现，而核心要素则为建设成果利益的合理分配与共享。第一，沿廊国家应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建立多层次合作对话协商机制；第二，沿廊国家应构建互利互惠空间，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逐渐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第三，在地区国家间互信不足且短期难以解决的背景下，走廊建设应倡导“软制度”的合作，调动市场调节机制，利用资源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政府引导进行政策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把合作区域打造成一个更具规模的开放市场；第四，沿廊国家应科学规划经济走廊建设的领域和路线。经济走廊的建设是一个周期较长的过程，在区域国家间互信不足的背景下，近期目标应是打造标志性的且具有早期收获效应的示范类合作项目，并将交通互联互通、投资和商贸流通、贸易便利化、减贫及人文交流作为优先发展的5个领域，为走廊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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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应被赋予更多的相应权限

在《愿景与行动》中，传统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末梢”——新疆成为核心区域，对外“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在新疆实现了“三廊合一”，对内沿铁路线与三大经济圈相联系。在中亚五国地区、阿富汗地区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在邻国力量积蓄，获得稳定的发展环境，新疆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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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疆已率先开始为“一带一路”布局和建设：喀霍两个经济开发区、霍尔果斯边境经济合作中心运营，主办“一带一路”经济带合作国际研讨平台；2016年3月，新疆至杜尚别国际铁路货运班列，在阿拉山口口岸换装后首次开行出境，标志核心区建设又增添一条黄金通道，南疆的喀什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营。同时，新哈深化培训、科研领域的合作，新疆农业大学与哈萨克斯坦塞福林农业技术大学合作成立了中哈科教交流中心、农机研究所和汉语中心，中亚五国在新疆留学生也不断增多。新疆的落地合作已然走在了前列。 本文来自织梦

新疆作为次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合作中具备的优势如下：第一，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协作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其非主权性的特点使其能够在“低级政治领域”率先展开合作，如边境贸易、文化交流、环保，规避具有冲突或者敏感问题的国家间合作的不便；第二，次国家政府之间的国际合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可行性，合作标准低，合作更易达成；第三，次国家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成效更具直观性和示范性。

鉴于过去新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进程中，开发的政策性项目、双边合作项目、非约束型的合作平台居多，而商业性项目、多边合作项目、紧密型的合作较少，有必要为新疆赋予更多的相应权限。 内容来自dedecms

3.设施联通、互联互通是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前提

以互联互通为先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影响到经济走廊的建设成本和经济要素的流动成本及交易成本，是经济走廊建设的基础。设施联通包括“硬联通”和“软联通”，前者是交通通道的建设，后者包括建设规划、技术标准、合作机制等。 dedecms.com

要实现走廊内资源、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动，第一，采取共同协商、先易后难的方式，统筹推进沿廊边境口岸、能源通道、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二，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四大资金池——亚投行、金砖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和上合组织银行等投融资渠道，大力支持建设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的交通基础设施，对缺失路段和畅通瓶颈路段优先关注，对配套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进行完善和升级；第三，加强经济走廊“软联通”建设，尽快推动出台《“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总体规划》，加速出台《“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跨境客货运输便利化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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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合作、优势互补是经济走廊建设的立足点

一是开展能源合作。中东、西伯利亚、中亚是世界三大石油储积区，当初，中国石油正是以各国急需的上游勘探业务为切入点，开展与中亚各国的合作。沿廊国家应根据本身自然资源充沛、电力匮乏、设备及输送网络落伍的特点，拓展沿廊水电、油气、生物质能等新兴能源的开发利用，改造能源输送基础设施，推进区域能源贸易；二是开展农业合作。目前我国在中西亚国家农业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地广人稀，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及旱作农业资源，但有些国家如塔吉克斯坦粮食缺口较大。新疆等西部省份的农业生产与中西亚国家存在相似性，土壤改良、节水灌溉、高产栽培等实用农业技术适合进行推广。双方可以采取建立示范园区、联合建设农科实验室、人员培训合作，促进其农业科技与装备水平升级，进而促进民心相通；三是开展旅游合作。中亚五国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自然景色壮观，民族风情古朴。高加索国家不仅是文化交融的圣地，还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阿拉伯国家自然和文化遗产众多。沿廊国家相关旅游部门应组织企业，对沿廊的黄金线路进行联合勘察，设计突出区域特色的旅游产品和线路，成立跨境经营的旅游公司，合力开发客源、拓展市场；四是深化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首先，构建促进产能合作机制与配套服务体系，加强制度创新，将企业对外投资由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为主、审批制为辅，中国政府要主动出面，落实有关国家达成的投资保护的双边和多边协定；其次，积极利用外部力量，重视与当地实力企业、经验谙熟的国际公司、金融机构的合作共赢，增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加大对合作项目安全、质量、环保等因素的投入力度；再次，创新商业运行模式，尽快达成含金量高、可行性强的优惠政策，完善双边或多边合作框架，积极总结“两国双园”模式经验，探索“两国多园”、“多国多园”、“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BOT、PPP、“基础设施建营一体化”的灵活运用；最后，企业要增强市场竞争力，探索日本跨国公司“母子工厂”体系的思路在实践中的运用，着力实施“中高级管理人才国际化，基层管理人才及操作人员本土化”的人力资源战略。另外，重点开展对沿廊世情、国情、社情、民情考察，科学评估相关国家投资风险，设置前置条件以选择合适的投资东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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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走廊建设可尝试建立“双边、小多边”的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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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经济走廊建设既不可行，也不现实。可以基于合作基础条件和意愿等因素，由几个国家之间优先形成“双边、小多边”的合作模式，既有利于相关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建设线路与合作领域的实操，又可以作为全面推进经济走廊建设的切入点和试验田，通过早期获益项目的示范性和拉动性，激发沿廊各国参与合作的动机。 本文来自织梦

6.重视并应对经济走廊建设中非经济因素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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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沿廊国家应做好政策协商，积极完善相关的预判和应对机制，将非经济因素的消极影响最小化，致力于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适度切割，规避政治互信不足等障碍，加速形成早期收获；另一方面，沿廊国家应理性对待这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利用非经济因素的中的“积极因素”服务经济走廊建设。一是利用“友好城市”，尝试构建“省长论坛”等平台机制，充分发挥次国家政府的自主权和能动性；二是善于利用次国家政府体的不同利益视角，帮助中央政府改善地缘政治环境等非经济层面合作，赢得各国中央政府对其在经济走廊范围内开展经济合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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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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