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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经济失速是源于既有的体制藩篱，抑或是结构性的“路径依赖”?基于东北经济的转型背景，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作用、金融深化与经济结构转型间的内在关系，并运用东北三省34个城市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结构扭曲是东北经济失速的根本原因，产业结构服务化效果差，这一指标阻碍了经济增长；重型工业结构虽可带动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正效率递减。本文进一步从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视角探究了阻碍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因素，金融深化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可以抑制工业的“粗放式”增长，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但是在政府干预金融系统的经济体中，金融深化却抑制了经济结构转型，政府干预程度提高，经济中服务业和工业的比重都会降低，且服务业比重降低的程度要高于工业部门，这说明东北地区金融深化的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政府干预的扭曲。 copyright dedecms

【关键词】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经济结构转型；东北经济 织梦好，好织梦

一、引言 dedecms.com

当中国经济进入减速换挡的新常态，东北三省经济却遭遇了大幅度的下降。2003年到201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GDP年均增速分别为12.8％、13.8％和11.7％，迎来了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后的十年黄金期。然而，2014年经济增速跌落全国后五名之列，分别为5.8％、6.5％和5.5％，2015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仍未见起色1、；因而，被外界不甚乐观地称为“新东北现象”。作为中国的主粮仓和能源、重工业基地，东北可以看作是中国实体经济的缩影。因此，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东北经济失速具有更加标志性的意义。“新东北现象”也成为本届中央政府最急切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破解“新东北现象”，适应新常态，实现新作为是当前东北地区面临的重大课题。 本文来自织梦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结构越来越趋于平衡，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制造业；然而，东北却反其道而行之，经济结构越来越恶化了，制造业占比由2010年的47％升至2013年的50％，服务业的贡献却下降了2、。这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是相悖的3、。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总量和速度问题，更是一个结构问题。政府可以采取金融抑制政策阻碍结构转型过程，通过抑制服务业，保护和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从而造成服务业占比偏低，导致产业结构失衡[1]。催生于赶超战略的金融抑制政策使产业结构偏向于工业部门，造成产业结构扭曲，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2]；不仅如此，东北工业结构偏向于资源性行业以及重化工业，工业结构不合理，产品附加值不高。因此，在“新东北现象”的背景下，研究东北经济失速的“结构性因素”及其症结所在，有助于提高我们对东北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特别是现阶段面临的传统增长动力逐渐丧失的问题。 本文来自织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长期推行违背国家比较优势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赶超战略，东北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主要基地之一，在金融上的反映就是政府将有限金融资源分配到工业部门以支持其发展[3]，从而形成了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东北现象”背后有着历史和现实深层原因，东北能否逃脱“路径依赖”的怪圈。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进入计划经济较早，退出较晚，是计划经济烙印比较重的地区。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也为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本地经济提供了制度激励，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又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能源和重化工业占比过高4、；因此，地方政府总有干预金融深化的内在动机[4]，而且这种干预对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5、。有鉴于此，本文从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视角研究影响东北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因素，以及东北经济失速的结构性矛盾，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拓展。另外，本文把东北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版块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寻找解决“新东北现象”的改革路径以及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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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东北现象”的反思与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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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主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34个地级市。东北三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三省土地面积近8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8.2％。人口总数1亿，占全国总数的8.1％。是我国重工业、能源生产基地，也是我国的主粮仓，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无可取代。东北是中国从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起重点投资建设的工业基地，五个“五年计划”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改革开放后至2003年，东北地区在体制转型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适症状，GDP增速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增长呈严重衰退状况，时称“东北现象”。2003年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来，东北奋起直追，获得了二位数的超常速增长。然而，2013年开始东北各项经济指标开始下滑，经济骤然低迷，成为全国四大板块中经济总体指标最低的区域，被外界不甚乐观地称为“新东北现象”。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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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长与投资相背离 本文来自织梦

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2003年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来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两个百分点，2003年到2012年，平均GDP增长率为16％；但2013年开始却遭遇自由落体式的下降，辽宁、吉林、黑龙江的GDP增速分别下降为8.9％、8.7％、5％，而同期全国平均GDP增长速度是13.1％。2013年东北地区GDP总量为54442亿元，只相当于东部的16％。而投资率从2009年反危机后一直处于76％—85％的高位水平。2003年以前平均在25％—35％之间，2003年以后投资率持续上升，2013年增加到85％，经济增长率却由二位数增长下降到了7.8％，而同期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9％、9.4％、10.6％，东北在四大经济板块垫底。事实表明，投资已经无法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了。 dedecms.com

2.经济结构恶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东北曾是中国工业经济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东北地区，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要特色的工业基地，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见图1）。改革开放以后，东北的结构改革略见成效，第三产业产出份额稳步上升；但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在体制转型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适症状，国有企业工业改革的不彻底，造成了大批国有企业亏损、破产，产生了庞大的下岗产业工人群体。2003年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来，第一产业产出份额持续下降，2013年为12％，而第三产业发展步履迟缓，持续在35％—40％徘徊，2013年为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图2描述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工业产出份额变化。与结构改革相对应，辽宁省工业增加值比重在赶超战略下从1952年的43.8％上升到1978年的67.7％，吉林省工业增加值比重从1952年的25.3％上升到1978年的49.2％，黑龙江省工业增加值比重从1952年的26.9％上升到1978年的57.5％。改革开放以后，作为计划经济体制桎梏最齐全的东北，开始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由于体制和结构问题的严重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依然十分突出：东北曾经无比辉煌的工业，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下降，传统支柱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市场日益萎缩。有鉴于此，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由此开启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黄金时代。但是这一轮的调整仍以政府主导投资为主，工业结构仍主要以资源依赖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主，产业结构层次低，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严重，产能过剩，技术支撑和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当国际市场出现需求低迷之际，对整个工业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冲击则是灾难性的，以往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深层次矛盾就会集中爆发。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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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往往都集中在传统产业。国有企业依靠国家的特殊政策和能源资源优势发展重化工业，导致东北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国有经济占比高”和“重工业占比高”的“两高”特征。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800多家，资产超过两万多亿元6、，除农产品加工业以外，各大支柱产业的龙头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中冶金产业占70％左右，石化产业尤其是原油产业占90％左右，装备制造业更是国有企业云集7、。黑龙江国有资产分布较广，规模以上企业4113家，国有企业比重接近70％，在全省96个行业中，国有资产分布在了70多个行业，传统的重化工业占比达80％左右，其中能源工业的占比达到54％8、。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吉林省的国有控股企业363家，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6％，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国有企业77家，其中亏损企业31家，亏损比例超过40％，远超过全省7％的企业平均亏损水平。事实表明，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政府干预的影响就不容忽视。

3.东北地区与其它各区域存贷款情况比较

金融部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即是通过在不同产业部门间资本的动态配置来实现的。市场化的金融部门对产业竞争力的敏感性极强，能够较好地识别不同产业的成长能力。金融部门通过引导资本流向投资收益高、竞争力强的产业，促进这些产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反之，对投资收益低、竞争力弱的产业部门则采取“歧视性”待遇，导致不同产业部门在规模和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发展，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但是，金融发展对产业部门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对产业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5]。 织梦好，好织梦

从全国四大经济区域2004到2013年的人均存款、人均贷款情况来看，基本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分水岭。具体表现为，东北及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西部地区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的人均存款量从2004年的11180.8元上升至2013年的34131元，增幅达305.2％。东部地区的人均存款水平虽然高于东北三省，但增长相对平缓。但中、西部地区人均存款量增长很快，分别从2004年的5934.4元、4964.3元上升至2013年的23907元、24997元，增幅分别为402.8％和503.5％。人均贷款量的表现与人均存款量是极其相似的。2004年东北地区人均贷款量13957.2元，是东部地区的0.63倍，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均6000多元的贷款水平。随后，东北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到2013年，东北地区的人均贷款量下降为东部地区的0.57倍。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贷款量增长非常快，增幅分别为629.4％和735.1％9、。各地区人均存贷款量反映了该地区金融资产的人均持有状况。一般来说，金融资产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数据显示，东北地区的存款能力相对较强，运用资金的力度也不弱。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若抽象掉政府干预等其他人为外生因素的影响，一国的金融结构应主要内生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不同产业和企业的融资要求[6]。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长期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东北地区正是实施这个战略的主要基地之一，而外汇和资金短缺却是困扰赶超战略实施的主要问题，国家动员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投入重工业，金融功能实际上成为政府财政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政府需要通过抑制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发展，将有限金融资源分配到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支持其发展。然而，地方政府干预与金融抑制性发展二者的政治关联仅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有益于经济增长，在2008-2011年度范围之后，地方政府已经无法再继续通过干预金融系统来缓解[7]。金融部门在资金转化成资本时所展现的金融效率仅有60％左右，其余四成左右的资金发挥不了显性的经济增长作用，相当部分的资金处于“转化失当”的状态。 dedecms.com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政府对经济程度的干预逐渐降低；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随着地方政府财政独立和地区间GDP竞赛的展开，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动力和热情越来越大。为了实现本地区更快更好的发展，在GDP竞赛中取胜，地方政府努力扩大短期内对增长作用大、见效快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自然就有动力干预金融发展10、，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分配给见效快、政绩明显的工业（制造业）中去，国有大中型企业因其较大的经济规模、长期的经营和国家信用的支持而获得明显的优势[10]，而国企垄断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则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特别是政府主导与国企垄断的结合体——行政垄断更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10]，这也是东北民营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我国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金融错配，降低了制造业15％—25％的TFP水平和8％—11％的工业产值。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如果消除了金融错配的现象，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资本回报率更高的私营企业，我国的GDP增长量就可以比目前提高2％—8％，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要远远低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最深，对市场刺激的反应不敏感。为发展原材料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对“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政府直接参与扶持中小企业的融资和业务服务等，导致东北经济缺乏活力，难以在市场上有效竞争。

基于前面的制度分析和东北转型期的经验考察，我们将政府干预、金融深化与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构建一个非均衡增长模型。本文借鉴Baumol[12]的做法，假定一个经济体中有两个行业，其中行业1为工业，行业2为服务业，且行业2的技术进步率快于行业111、。为简化分析，假定行业1的技术进步率为0，而行业2技术进步率为r（r＞0）。由于金融深化受政府干预的影响，资本在行业间不能按市场价格自由流动，因而在模型中只有劳动一种可自由流动的要素投入（劳动总供给L=11+12），将两个行业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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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式中，α为正的常数，为政府对金融深化的干预程度，f（）表示其影响，在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政府采取干预金融深化的政策，通过抑制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保护和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即f（）＞1；但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逐步失去依赖政府干预金融深化来提高效率的动力，即0≤f（）≤1，政府干预程度越高，f（）越小1、。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于假设劳动力在行业间可以自由流动，这就保证了两行业的均衡工资相等。根据一阶条件，t期劳动力的均衡工资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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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初级阶段，f（）为增函数，即f（）＞0，故dgt/d＞0，这也解释了东北通过政府干预金融深化推动工业发展、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将会逐步失去由政府干预资本配置提升效率的动力，内生于经济赶超阶段产生的结构性矛盾，经过长期积累，深层次问题日益凸显。0≤f（）≤1，且为减函数，即f′（）＜0，故dgt/d＜0，这说明在增长阶段转换中，政府若仍然无法摆脱干预金融深化的“路径依赖”，将会发生阻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 dedecms.com

四、金融深化与经济结构转型：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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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失速与经济结构性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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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向城市化递进，产业结构发生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演化，“结构性减速”将会发生[13]。中国当前经济减速本质上就是结构转型的结果，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那么，当前东北经济失速是否也是“结构性减速”的结果?为此，在前文分析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东北三省34个城市面板数据，从经济结构转型视角实证研究经济失速的原因，探究东北的结构性转型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在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将实证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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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DPit=α+βSTRUCTUREit+γZ+μit（12） 织梦好，好织梦

式（12）中，下标i表示不同的城市，下标t表示不同时间（单位为年）。Z为一组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红利（GPEOP）用人口增长率表示；城市化水平（URBAN）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资本产出比（IGDP）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外资开放度（FDI）用人民币度量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μit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的因变量是城市实际经济增长率（GGDP），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表示，其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由名义国内生产总值除以2003年为基期的GDP缩减指数得到。 内容来自dedecms

核心解释变量是经济结构转型（STRUCTURE），经济结构转型是指伴随发展过程的结构内部和生产效率的变化[1]，而多数文献都用GDP中服务业份额与GDP中工业份额的比例（SERVICE）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结构“服务化”倾向。这一指标虽然能清楚地反映出产业结构发生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演化，但用单一指标的衡量仍然过于片面，因为经济结构转型不仅是指产业结构朝着“服务化”的方向发展，也包括工业结构内部及其效率的变化。考虑东北经济结构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原因，本文将选择工业结构变化即工业产值中重工业份额（HINDUSTRY）作为另一个衡量指标。作为老工业基地，工业结构升级是东北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和突破口，而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因此，本文选取能源利用效率（GENERGY）作为衡量工业内部优化调整的效果，即能源利用效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能源消耗总量，也反映了东北在低碳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方面的进展。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历年的《城市统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和东北各城市统计局网站下载的数据。综合各变量的数据可得性，本文构建了东北三省34个城市13、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1，表1汇报的是基于模型（12）的回归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均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更有效率，因此，我们在表1中仅汇报了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从列（1）—列（4）的回归结果来看，各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我们的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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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报告了东北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分别加入了反映经济结构转型的三个变量：产业结构服务化变量（SERVICE）、工业结构变量（HINDUSTRY）及工业绩效变量（GENERGY），分别见列（1）、列（2）和列（3）。列（4）是同时加入以上三个结构性变量的回归结果。产业结构服务化（SERVICE）变量的系数在5％的显着性水平上显着为负，这说明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发展阻碍了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东北通过抑制服务业的发展，保护和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导致服务业发展步履迟缓，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政府干预导致的产业结构扭曲，损失了“结构红利”。当然，这也说明东北地区服务化发展方向和路径可能存在问题。列（2）中工业结构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但同时引入其他两个结构性变量时，该变量由显着变为不显着；而且，工业绩效变量（GENERGY）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均显着为负。这说明偏向重工业的工业结构变化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正效率递减。这与我们前文理论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政府通过干预推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的动力逐渐丧失，若仍然被初级阶段的发展路径锁定，将会对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东北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突破，东北仍然是传统的依靠大量能源消耗发展工业的增长模式，而这种模式效率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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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符，人口红利的影响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显着为正；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为正，不显着；资本产出比的影响为负，不显着；外资开放度的影响也不显着。

2.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因素 织梦好，好织梦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走出稳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困境，仍然是东北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难题。东北的结构性矛盾源于经济的赶超过程，政府通过干预资源配置的方式推动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的追赶阶段行将结束；然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摆脱传统的发展路径锁定，形成新的内生增长动力已经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因此，本文从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视角探讨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体制性束缚。

金融深化与经济结构变动的关系在许多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中得到了证实，这一关系在东北地区具体的表现又是如何。本文在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结构转型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对金融深化支持东北经济结构转型的可行性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我们建立的基本模型如下： 本文来自织梦

STRUCTUREit=α+βFINit+γZit+μit（13） copyright dedecms

式中，Z为一组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控制变量，包括就业率（LABOR）用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城市化水平（URBAN）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城市化的过程本质上会引起产业结构由低级逐步向高级演变；公共教育投资（EDU）用政府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外资开放度（FDI）用人民币度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μit为随机误差项。 织梦好，好织梦

STURCTURE为前述得到的经济结构转型指标，包括产业结构服务化指标（SERVICE）、工业结构变化指标（HINDUSTRY）和能源利用率指标（GENERGY）。 copyright dedecms

金融深化（FIN）：金融深化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指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使利率和汇率充分反映供求状况，发挥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吸引贷款者和投资者。针对金融深化指标的衡量有很多的讨论，一个主流的观点是由于中国的转轨过程导致指令性信贷等于预普遍存在，利用全部信贷/GDP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会趋于过高估计中国的金融中介深化程度[4]。但在“入世”之后，随着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银行也逐渐转向市场化经营；而且东北地区的金融体系一直以直接融资为主，银行贷款是中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具有投资偏向。因此，我们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更能体现出东北金融深化的实际情况。 内容来自dedecms

上述方程式抽象掉政府干预的影响，直接考察金融深化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但东北的转型背景揭示，东北是一个政府干预金融发展的经济体；因此，忽略政府干预对金融深化的影响，回归结果是不准确的。因此，为进一步考察政府干预金融深化对东北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我们在模型（13）中加入了金融深化（FIN）与政府干预（GOV）的交叉项。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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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预（GOV）：与大多数文献选取的指标一样，本文用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反映地方政府干预的动机。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是隐性的，无法获取直接反映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指标，只能设计间接指标来反映[14]，而且，用地方政府支出压力指标的计算较为直接和准确1、。 内容来自dedecms

本文的实证模型以模型（13）和模型（14）为基准。首先，我们抽象掉政府干预的影响，仅考察金融深化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入金融深化与政府干预的交叉项，考察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深化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加入就业率、城市化水平、公共教育投资和外资开放度等控制变量以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表2报告了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OLS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2）的解释变量只放入了核心解释变量金融深化和金融深化与政府干预的交叉项，列（3）和列（4）控制了影响经济结构的其他变量，列（5）和列（6）是对应的OLS回归结果。另外，Hausman检验结果均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更有效率，因此，我们在表2、表3和表4中仅汇报了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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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干预、金融深化与产业结构

表2报告了政府干预、金融深化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金融深化（FIN）的系数为正，在统计上达到1％的显着水平。表明金融深化程度越高，经济中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比重越高。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增长，金融资源会逐渐从工业部门流向服务业；也就是说，金融深化对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作用。而金融深化与政府干预的交叉项（FIN*GOV）却在1％的显着水平上显着为负，且政府干预金融深化所产生的负效应大于金融深化所带来的正效应。说明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程度越高，服务业受抑制的程度越高。长期以来，为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战略，东北地区催生了一系列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深化的政策措施，使得金融资源流向工业部门，形成偏向工业的产业结构扭曲，阻碍正常的经济结构转型。

控制变量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就业率（LABOR）的影响为正，较为显着，这说明就业率的提高，有利于结构转型。第三产业行业众多，集资金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于一身，能为社会劳动者提供广泛就业机会，有较大的就业容纳能力，因此，就业总量的增加将会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倒逼结构转型。城市化水平（URBAN）的影响为负不显着，但加入政府干预的影响后变得显着。这与东北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战略是直接相关的，造成东北工业发展一枝独秀，但城市化发展却未能相应跟上，阻碍了结构转型。公共教育投资水平（EDU）为正的显着，说明政府的教育投入有利于迎合服务业对人才的需求。外资开放度（FDI）的影响不显着。 内容来自dedecms

表2的计量结果告诉我们，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行为不利于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的方向发展，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那是否意味着，政府干预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增加工业部门的产出比例，降低服务业的产出比例。下面我们用经验数据进一步检验政府干预金融深化对不同产业产出的影响。 内容来自dedecms

表3报告了政府干预、金融深化对经济中工业产出份额和服务业产出份额的影响，前三列的因变量为服务业占GDP的份额。估计结果显示，金融深化（FIN）的系数为正，在统计上达到1％的显着水平。这表明不考虑政府干预的影响，金融深化有利于服务业产出份额的增加，即金融的资本导向效应能够带动产业水平提升。但金融深化与政府干预的交叉项（FIN*GOV）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负，且政府干预金融深化对经济结构的净效应为负。假定其它条件保持不变，当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程度提高1％时，会造成服务业产出份额净下降0.027％。这说明在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金融深化将变得更加重要。尽管通过干预金融业的发展，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政府干预却会导致严重的结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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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LABOR）的影响显着为正，表明就业总量的提升有利于扩大服务业的产出份额。城市化水平（URBAN）的系数为正，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为服务业提供了充分发展的基础。政府公共教育投资水平（EDU）和外资开放度（FDI）均不显着。

表3后三列分别是固定效应和OLS的估计结果，因变量为经济中工业的产出份额，金融深化（FIN）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为负，说明金融深化不利于工业产出份额的增加。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金融系统的要求不仅仅是单纯的数量扩张，而是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金融深化与政府干预的交叉项（FIN*GOV）的系数为正，较为显着；但政府干预的正效应小于金融深化产生的负效应。假定其它条件保持不变，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程度提高1％，会导致工业产出份额净下降0.006％。不可否认，在工业化初期，政府对金融发展深化的干预有助于增加资本积累；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由于很难辨别投资机会和未来收益，政府配置金融资源的手段越来越不灵活了，因而政府的干预会削弱金融深化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而且，对于不同的资金需求者，合乎政治人物偏好的企业或产业更容易获取金融资源的支持，导致资本与良好的投资机会相分离，严重阻碍了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这也是近年来东北地区工业产值下降、市场竞争力弱的重要原因。

就业率（LABOR）的影响显着为负，这表明东北地区工业部门对就业的吸收能力在下降。城市化水平（URBAN）、政府公共教育投资水平（EDU）和外资开放度（FDI）的影响均不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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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干预、金融深化与工业结构 本文来自织梦

表4报告了政府干预金融深化对东北工业结构的影响。由前文分析可知，虽然东北一直在调结构，但是重工业发展很快，仍然是东北经济增长的关键。由于传统的增长动力逐渐丧失，单纯依赖重工业发展将会陷入增长的僵局，那该如何逃脱“路径依赖”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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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前三列的因变量为工业结构变化（HINDUSTRY）。金融深化（FIN）的系数均不显着，但为负。这说明金融深化不利于重工业的发展，也就是说，没有政府干预的影响，按照资源有效配置的原则，金融深化的结果就是，金融资源是不会大量流入重工业部门的。而政府干预与金融深化的交叉项（FIN*GOV）的系数不仅为正，而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非常显着。这说明金融深化的资源配置功能受到了制度的扭曲，金融资源存在着严重的错配情况。资本集中、选择性金融支持等增长机制使得大型企业和国有经济成分更易加速资本深化，并由此获得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其日益显着的资本低效率，使得投资驱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可持续，进而导致经济过快减速的风险[15]。这是政府通过干预资源方式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典型的发展模式，这也是东北无法摆脱重工业“一枝独秀”发展路径依赖的根本原因。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就业率（LABO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负。城市化水平（URBAN）的影响为负且显着；公共教育水平的影响不显着；外资开放度（FDI）的影响显着为负。

表4后三列的因变量为工业绩效（GENERGY）。金融深化（FIN）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统计显着性水平上显着。这说明不受扭曲的金融深化能够有助于能源的有效利用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金融深化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可以抑制工业的“粗放式”增长。然而，政府干预与金融深化的交叉项（FIN*GOV）的系数不仅为负，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显着。这说明金融深化受到政府干预的扭曲，对东北工业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说明，长期依赖政府干预提升效率的增长阶段行将结束，传统的增长动力逐渐丧失；而在增长阶段转换中，东北却被传统的发展路径锁定，新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形成，导致东北经济遭遇大幅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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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LABOR）的影响为正，且很显着；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也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显着为正；公共教育投资水平（EDU）的影响也显着为正；外资开放度的影响也为正的显着。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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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政府干预金融深化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基于东北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我们构建了一个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非均衡增长模型，在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通过干预金融深化使得经济资源流向工业部门，有利于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而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已经失去了由政府干预来提升效率的动力，若被初级阶段的发展路径锁定，不仅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也会阻碍正常的经济结构转型，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基于非均衡增长模型的推导结论，我们运用东北三省34个城市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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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扭曲是东北经济失速的根本原因。首先，我们通过构造反映经济结构转型的三个指标：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结构和工业绩效并证明：产业结构的服务化阻碍了经济增长，这说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当然这也说明东北地区服务化发展方向和路径可能存在问题；其次，偏向重工业的工业结构变化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工业绩效的改善却不利于增长速度的提高。这揭示，东北仍然是传统的依靠大量能源消耗发展工业的增长模式，长期以来东北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突破。当然这种模式效率越来越差，已呈强弩之末之势。再次，在结构调整过程中，传统的依靠投资的增长模式已经形成路径依赖，而新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出现。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东北地区增长方式转换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原有的增长模式正变得不可持续，而新的增长点和有效的增长路径并没有出现，这必然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和经济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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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干预金融深化是阻碍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体制因素。金融深化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金融深化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可以抑制工业的“粗放式”增长；但是在政府干预金融系统的经济体中，金融深化抑制了经济结构转型，政府干预程度提高，经济中服务业和工业的比重都会降低，且服务业比重降低的程度要高于工业部门。金融深化的资源配置功能受到制度的扭曲，金融资源存在着严重的错配情况，长期依赖政府干预提升效率的增长阶段行将结束，传统的增长动力逐渐丧失；而在增长阶段转换中，东北却被传统的发展路径锁定，新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形成，导致东北经济遭遇“滑铁卢”式的下降。

论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丰富了金融深化和经济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对东北破解“新东北现象”、实现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跳跃具有重要启示：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一，东北当前经济失速的主要问题是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问题。投资已经无法拉动东北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了，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的结构性收益下降。工业发展瓶颈逐渐显露：资源减少，面临枯竭，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产业结构单一无法形成完整产业链等。长期的发展中，东北偏向于资源型企业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随着石油产量的放缓、煤炭价格的大跌、基础建设投资减速，东北经济面临着必须彻底转型的压力。因此，新常态之于东北，与其说是背景，不如说是触底的机遇。 本文来自织梦

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东北应积极主动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发展速度的怪圈。要调整东北一二三产业间和产业内部竞争力相互协调的均衡关系，建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利用经济减速的“清洁机制”作用淘汰东北过剩的产能，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替代高消耗、高污染、低技术水平和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降低对高消耗、低附加值产业的依赖，摆脱对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依赖，强制矫正结构扭曲。建立工业内部的均衡关系，就是要在几乎都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重化工业、能源性、自然垄断性行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市场结构的垄断，特别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结合体——行政垄断，在行业内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在现代产业体系内形成以寡头竞争和垄断竞争为主的市场结构，利用强大的国内市场培育和发展东北的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这样，产业面貌才能发生根本的改观，实现产业向均衡化和高度化发展。 copyright dedecms

第二，东北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改革。长期以来，东北金融发展的动因仅仅是政府实现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目标的工具。为了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目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建立偏向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经济结构，从而催生了一系列以金融抑制政策为代表的政府干预措施，形成偏向工业的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干预扭曲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受到配置效率低和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无效。 织梦好，好织梦

东北的经济结构转型需要获得金融深化支持。金融深化通过影响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来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技术转移。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消减政府规模、大幅度取消政府行政审批的权利，降低地方政府对于银行信贷、国有企业融资和金融深化的干预动机，减少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资源配置行为，尤其是要约束政府对金融系统的控制能力，摒弃资本市场的信贷配给、资本流动限制等扭曲性政策。要逐步放宽银行业准入标准，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鼓励中小银行的发展。通过提高金融深化的层次，逐步形成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为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提供高效的融资平台，促进借贷资源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政府的定位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确保新进入企业而不仅仅是已有企业的融资畅通，使金融运行主要由市场决定，使得金融深化与经济结构转型的融合符合自然规律，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金融系统的配置效率，实现东北经济结构的转型。

注释： 织梦好，好织梦

1、统计数据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一季度GDP增速分别为1.9％、4.8％、5.8％，均低于全国平均增速7％。 本文来自织梦

2、引自《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题为《东北经济再度告急》（The North-East：Back in the Cold）的文章。

3、Acemoglu（2009）对发达国家结构转型的路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体中农业部门的份额会逐渐下降，工业部门的份额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的份额会逐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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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计数据显示，辽宁省的国有经济占比超过30％，吉林省超过40％，黑龙江省超过50％，都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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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oyreau-Debray和Wei（2005）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银行贷款和政府资助超过了私营企业的三倍以上，尽管其资本收益仅只有私营企业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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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引自辽宁省省长李希在“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的发言。 内容来自dedecms

7、数据来自：《辽宁蓝皮书：2015年辽宁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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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引自：http：//news.xinhuanet.com/chanye/2015-09-07/c_1116481566.htm。

9、资料来源：由2014年《中国金融年鉴》、国泰安数据库和中经网有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本文来自织梦

10、李学文等（2012）[9]认为，在现有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与金融机构合谋，甚至控制本地金融机构，为本地经济发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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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这一假设是否具有普适性，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检验。Baumol等（1985）通过测算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发现，服务业的平均技术进步率显着高于制造业。Van Ark（1996）通过对OECD国家十个行业的技术进步率进行测算，也发现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率快于第二产业。另外，Timmer和Vries（2009）也测算了亚洲与拉丁美洲各国的技术进步率，结果仍然显示，第三产业技术进步率的增长最快。

12、为简化建模，我们进行标准化处理，只在工业行业中加入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影响。事实上，也可以在服务业部门中引入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影响，g（），使得g为政府干预金融深化的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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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辽宁省14个城市（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吉林省8个城市（长春、吉林、四平、通化、白山、辽源、白城、松原）；黑龙江省12个城市（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鸡西，双鸭山，鹤岗，伊春，七台河，黑河，绥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3、事实上，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治晋升和财政压力的双重激励；但是构建政治晋升指标存在一系列问题，而且政治晋升和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最终选取了地方财政压力指标。 织梦好，好织梦

参考文献：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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