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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目前存在外债和外汇储备双高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否具有合理性?外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效应，以及对于不同类型国家经济效应的差别体现在何处?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从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视角，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种不同国家类型出发，利用53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论显示：外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具有负效应，但对于其劳动力增长则具有正效应；外债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具有正效应，但对于其劳动力增长则具有负效应。在上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注重外债结构管理、完善资本输出途径和渐进开放资本账户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外债；资本；劳动力 copyright dedecms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持续扩大，2014年高达3.99万亿美元，虽然近年来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高位，因而中国已经不需要通过举借外债来平衡国际收支。在此背景下，外债到底对哪类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有帮助?其具体的经济效应如何?在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背景下，中国是否需要再继续大规模举借外债?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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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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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对于外债的作用一直存有争议。反对方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派到二战后的债务桎梏论、外债依附论等，都认为举借外债对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而支持方则认为，举债可以增加社会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如早期的经济学家狄策尔、瓦格纳、凯恩斯等，以及二战后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起飞理论和双缺口理论等。进入21世纪后，针对外债效应的研究更为多样化。

从国外研究来看，Pattillo认为，外债余额温和增长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但当本币对外贬值时，单纯依靠举借外债来增加外汇储备从而维持币值，这样的做法只会增加外债风险。Baer和Hargis在起飞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外债对经济腾飞的作用，他们认为，外债虽然对经济腾飞不能起到十分显着的作用，但是外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仍然不可忽视。Asiedu由外资引进拓展到外债借入领域，认为外债对经济的作用与外资有一定相似之处，外债可作用于经济的多个层面。Goswami和Milind认为，外债对投资领域有促进作用，而且会挤压消费领域的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外债主要通过改变利率进一步作用于经济。而外债的反对方则认为举借外债弊大于利。Borensztein研究表明，当债务总额过大时，私人投资反而会由于高昂的借贷成本而受到抑制。Looney和Frederiksen用亚非拉3个大洲、九十多个国家的数据做了横截面回归，得到了与Borensztein同样的结论，即过高的债务总额对经济发展有负向作用。Citrin研究发现，举借的外债主要都投入不能带来资本增加的领域，更进一步形成恶性循环，使得资本难以积累，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Douglas等认为，举借外债只是一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短暂而虚假的作用，长期来看这些作用并不持久。Panizza和Adam研究了OECD样本国家后发现，外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阻碍的。Butts认为，外债对多个国家联合成的整体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是对整体中的各个国家的作用正负不一。在国外学者关于外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争议较大之处主要在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而这一争议主要源自对于指标的稳定性检验，关于这一问题，Bosworth和Collins建议，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尽可能只关注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指标，本文的指标选取借鉴了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 织梦好，好织梦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于外债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有：第一，外债规模与影响因素方面。张礼卿[1]认为适度的外债规模应是效益性概念，取决于非金融性生产要素的供给，合理配置外资和加强对外债成本的管理都会提升一国的外债潜力。金雪军和邢自霞[2]采用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探讨了中国外债的主要影响因素，得出外债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还本付息状况的结论。李研妮和冉茂盛[3]运用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中国长短期外债规模，认为外债总额促进了GDP的增加。第二，外债结构与管理方面。杨忻等[4]运用有价证券组合理论，结合中国外汇储备结构和外贸收支外汇结构，提出了一种中国外债最佳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的计算方法。金洪飞[5]以Probit模型解释新兴货币危机国在危机前存在大量短期外债的原因，其认为在危机阶段，资本逆流与短期外债比例显着相关。刘显昌和刘志雄[6]认为中国短期外债和长期外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外债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外债来源且占比过高，因而中国需要优化外债结构、管理模式、借款种类等。李超和马昀[7]认为深化外债管理体制应着力于提高统筹“防风险”和“便利化”的监管能力。第三，外债风险与债务危机方面。王振富[8]从外债规模、外债结构、外债清偿能力等方面对中国外债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全面评估外债风险程度，认为中国外债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需要在规模、使用和偿债方面加强管理。林伯强[9]提出以多元统计模型用于预警一国外债风险，认为模型用户能提前3年探测到债务国潜在的还债困难，而对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状况评估结果表明，模型可提前1年发出预警。罗强[10]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外债偿付危机对汇率和财政的影响，并研究了汇率水平变动对政府债务变动和偿债政策的影响。第四，外债对一国经济效应的研究。姚允柱和张国强[11]利用1985—2003年的数据对中国外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和Granger检验，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外债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郭顺兰等[12]建立了3组VAR模型系统，采用了Johansen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外债风险指数是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原因。杜永潇和田新民[13]研究表明，中国GDP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外债投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外债融资可以有效促进短期经济增长但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而外债的还本付息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但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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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内外研究可知，其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之前学者大多从投资、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角度出发，样本量小，存在研究不具普遍性和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共线性缺陷难以消除这两个问题[14]。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放弃时间序列模型，从资本和劳动力角度出发研究外债的具体经济效应。此外。现有研究很少将外债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结合起来加以比较研究，本文将尝试在外债对上述两类国家经济效应的差异性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织梦好，好织梦

二、方法、模型与变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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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理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学术界比较认可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有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理论、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理论从储蓄与投资出发，认为这两个要素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但其关于“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设太过理想。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在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调节收入分配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本质未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结合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更强调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摒弃了前两者关于“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设，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修正了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理论关于劳动力和资本不可替代的假设，认为劳动力和资本间存在内在联系。本文的模型主要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即需分别考虑外债经济效应对劳动力和资本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定：第一，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第二，市场完全竞争，调节因子为价格。第三，不存在技术进步，规模收益不变。该理论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内容来自dedecms

g=aΔk/k+（1-a）Δl/l（1） 内容来自dedecms

其中，g表示经济增长率，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Δk/k则表示资本增长率，Δl/l表示劳动力增长率，a表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1-a则表示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从式（1）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由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率决定，资本和劳动力的不同组合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假设劳动力生产率不变，一国资本增量可分为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国内部分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即储蓄全部转化为资本，则S→I。假设μ为因外债产生的对外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G的比重，则I=s（G-μG），即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因外债产生的对外支付后所得的净值与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s相乘，得到的储蓄全部转化为资本。国外部分即是由外债转化而来，假设D为外债，ρ为外债转化为资本的比重（0≤ρ≤1），则ρD为外债转化的资本，则新增资本Δk=s（G-μG）+ρD，即资本增量由国内增加部分和外债增加并转化为资本部分组成，假设劳动力以不变增长率增长，将推导出的Δk代入式（1），得： 内容来自dedecms

g*=a[s（G-μG）+ρD]/k+（1-a）Δl/l（2）

设G/k=b，D/k=θ，则上述模型可转化为：

g*=asb+（1-a）Δl/l+aρθ-aμsb（3）

外债作用于资本并进一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路径可分成两种：第一种：举借外债→因外债产生利息等对外支付→国内生产总值减少→储蓄减少→转化的资本减少→经济增长率降低。第二种：举借外债→直接转化为对国内投资→国内资本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由式（3）可以看出，外债若要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即令g*＞g，必要条件是ρθ＞μsb，即举借外债越多，一方面，外债转化为资本越多，对经济促进作用越强；另一方面，外债还本付息越多，若举借外债带来的资本作用于经济后所产生的效益很高，可弥补外债还本付息，则有利于经济增长，若带来的经济效益很少，少于外债还本付息，则会阻碍经济增长。

外债作用于劳动力并进一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路径同样分成两种：第一种：举借外债→增加职工工资福利等支出→增加劳动力。第二种：举借外债→技术进步→技术替代劳动力→劳动力减少。可见，外债对劳动的效应不确定，若外债作用于职工福利工资的效应大于外债作用于技术的效应，则外债对劳动的效应为正；反之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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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与说明，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copyright dedecms

kit=β1+β2AveGit+β3Dit+βiXit+μit（4） 内容来自dedecms

lit=γ1+γ2AveGit+γ3Dit+γiXit+ηit（5） 织梦好，好织梦

其中，kit和lit代表i国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和劳动力参与率；AveGit为i国第t年的人均GDP增长率；Dit为i国第t年的外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以现价美元计算）；Xit为一系列解释变量，包括通货膨胀率、利率、中等教育毛入学率等。当i-1，…，30指代发展中国家，当i=1，…，23指代发达国家，当t=1，…，30指代发展中国家年份（1987—2016年），当t=1，…，2l指代发达国家年份（1996—2016年）。β、γ为截距，为各国独有的影响GDP、投资和劳动力的因素。 copyright dedecms

2.变量和数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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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检验各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Bosworth和Collins收集了众多国家的经济数据并仔细地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可能会作用于经济增长的67个变量。结果显示，对经济增长影响较显着的变量是人均实际GDP、政府支出比率、初等教育毛入学率、贸易依存度、人口增长率、固定资产、通货膨胀率等。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Bosworth和Collins的研究，本文选择的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选择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代替固定资产来代表投资指标，是为了避免回归系数过小的问题；选择劳动力参与率代替人口增长率来代表劳动力指标，是因Bosworth和Collins的研究中把人口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显着因素，而本文研究外债对劳动力的效应，故选择劳动力参与率；选择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即贸易依存度作为控制变量主要是因为纳克斯的理论证明贸易依存度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选择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指标，是在原模型基础上考虑人力资本现状。其他指标选择不变。 dedecms.com

本文选取了阿根廷、中国、乌拉圭、越南、俄罗斯、加纳、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土耳其、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智利、波兰、泰国、秘鲁、菲律宾、南非、马尔代夫、马来西亚、乌干达、危地马拉、哈萨克斯坦、巴林、摩洛哥、突尼斯、立陶宛等30个发展中国家和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希腊、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等23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别研究外债对资本和劳动力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年份为1987—2016年；发达国家由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的外债数据不完整，而OECD数据库统计的指标均从1996年开始，因而除去7个数据不全的发达国家，选取了1996—2016年的数据。

三、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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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ADF方法来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伪回归现象，由于事先并不知道是否存在单位根及其是否相同，因而在操作中选择Summary项来进行综合，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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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95％置信水平下，所有变量平稳，可避免再做协整检验，直接进行模型类别的选择。在单位根检验后，我们需要确定模型类别，即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或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建立随机效应回归方程yi=α+vi+xiβ+ui，检验得出，式（4）和式（5）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χ2分别为23.9321、9.8640、15.4857和32.4833，df均为8，P值分别为0.0024、0.0020、0.0015和0.0001。由于P＜0.0500，因而应该拒绝原假设，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将模型设定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而再细分为三种形式，即变系数模型yi=αi+xiβi+ui、固定影响模型yi=m+xiβ+αi+ui和不变参数模型yi=α+xiβ+ui。根据构建的三个参数模型，我们手工记下三个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1、S2和S3，并根据此三项数据得出F1和F2，其中，F1=[（S1-S2）/319]/（S1/540）=1.8700、F2=[（S3-S1）/348]/（S1/540）=2.0500，利用F分布临界值做出判定，F1＜Fα1（319，540）=3.2900、F2＜Fα2（348，540）=25.7300，因而该模型为不变参数模型为y1=α+xiβ+ui。在不变参数模型下，通过Eviews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劳动力和资本两个解释变量的R2分别为0.8593、0.7655和0.7946和0.7696，说明最终得出的回归模型拟合程度较高；各解释变量和常数项T的P值都小于0.0500，说明在95％置信水平下，各解释变量和常数项均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显着；表3中其他解释变量估计所得系数正负值与经济增长文献结论也较为一致。 dedecms.com

从外债指标来看，在资本方面，外债流入会给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带来显着负效应，而给发达国家资本积累带来正效应。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每年外债占GDP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将平均下降5.9500个万分点，而发达国家固定资产占GDP比重将平均上升1.6300个万分点。在劳动力方面，外债会使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动力增长率提高，使发达国家劳动力增长率下降。新增外债占GDP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增长将平均上升2.7600个万分点，发达国家劳动力增长将下降0.1300个万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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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固定效应看单个国家外债效应，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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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和表5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中，资本方面，中国K的截距最大，为0.0490，而阿根廷K的截距最小，为-0.0001，说明外债对中国资本积累的负效应最小，而对阿根廷则最大；劳动力方面，立陶宛L的截距最大，为1.1127，而摩洛哥L的截距最小，为-1.1173，说明外债对摩洛哥劳动力增长正效应最小，而对立陶宛的正效应最大。发达国家中，外债对澳大利亚资本积累正效应最大。为0.5412，对葡萄牙资本积累正效应最小，为-0.5027；外债对韩国劳动力增长正效应最大，为2.7965，对瑞典劳动力增长正效应最小，为-1.6989。 dedecms.com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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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可知，外债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具有负效应，而对发达国家资本积累具有正效应；外债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增长具有正效应，而对发达国家劳动力增长具有负效应。对劳动力影响的结论符合经典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和起飞理论的解释；但对资本影响的结论却与大多现有文献中认为外债对于投资增长具有一贯正效应相悖。笔者认为，这一发现存在两方面的解释：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债时。往往重举借、轻使用，导致债务偿还不力，并产生巨额利息成本。外债促进一国投资增长的必要条件是ρθ＞μsb，如果外债举借过多，债务负担过大，债务国为偿债会将本国原计划投入到投资领域的资本抽离。若债务利率很高，还会出现借新还旧的现象，更易使债务国出现清偿困难，并增加持续借债的难度，造成恶性循环。而发达国家在利用外债时大多注重外债的合理使用和加强财政配套资金的注入，积极引导外债促进投资增长，从而对资本积累带来正向作用。第二，发展中国家外债期限结构不合理，短期债务占比过高。发展中国家短期债务比普遍高于25％的警戒线，短期债务占比过高导致借人资金尚未充分转化为资本就亟须偿还，甚至有些承担了高额利息，需动用本国自身资本积累进行偿还，因而发展中国家虽有借人外债，但对于资本积累的作用往往是负向的。 织梦好，好织梦

鉴于上述结论，笔者认为，中国的外债管理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注重外债结构改善及使用管理。中国政府不仅要从数量上控制外债的进出，更要从外债结构上进行灵活控制，合理搭配各种利率的外债使用。确保长期外债用于长期项目，短期外债用于短期项目，注重国内资本积累，浮动利率外债可在国际利率上升时考虑转借以赚取利差，固定利率外债可在国际利率下降时抓紧清偿，转而持有浮动利率外债。另外，为了保证外债及时清偿，可设立专门账户，专门账户应随时保持一定余额以应对突发的资本抽离，同时，该账户款项应能灵活周转变现，在不使用时可用于其他方向投资以应对债务升值。第二，寻求后续资本输出途径。国际成功利用外债的经验是在有效利用外债后更注重后续输出资本。举借外债给一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帮助经济迅速发展，而后期在本国资本积累富足时，应将举借的外债逐步偿清，并逐渐将资本输出国外，转变为债权国。中国自对外开放以来，更多地关注外债引进，而忽视国内资本的输出，导致中国资本积累过剩，外债负担过重，发展成本过高。因此，当前中国利用外债应更多关注资本输出渠道，以减轻债务负担，提高资本收益。第三，渐进开放资本账户。在开放资本账户时，应注重国内实施配套监管措施，合理引导资本账户平稳开放和外债配套进入。在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阶段，中国利用外债也会越发多样化。应在严格审批的前提下，针对不同外债特点合理引导各种外债进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调控机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外汇市场发展，在金融监管机构逐步放权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开放资本项目。同时，对流入外债进一步加强监管，多部门联合协作，强化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的联动，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国内金融机构对国外贷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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