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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国外人口结构与旅游发展研究进展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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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学是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是旅游经济的宏观发展，还是影响旅游业态的微观行为特征构成，都与人口学研究中的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从人口因素对旅游业的影响机制、地区旅游发展的人口学宏观分析以及以生命周期和代际理论为代表的人口微观特征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对国外旅游领域中的人口学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述评，试图清晰勾勒出该领域研究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笔者认为，更具系统性的人口结构与旅游发展研究应从个人/家庭生命周期出发开展个体旅游决策研究、从代际效应出发开展群体旅游动向研究，并以此需求侧为依据，结合供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旅游业态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以促进未来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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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结构；旅游业；代际理论；生命周期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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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是影响中国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就旅游领域来看，将其发展问题与人口结构相结合进行探讨，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下具有愈发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前者基于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无形性及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特质，其效益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人气的聚集和消费的增加，后者则是由于旅游作为产业结构转变、拉动内需的重要动力，对需求导向的人口（消费者）研究有助于把握人口特征和人口消费的结构性特点，进而拉动旅游相关的服务业消费、提升消费质量。国内关于人口学视角的旅游研究，多数集中在对特定群体（如老年旅游、儿童旅游、家庭旅游等）的市场潜力分析与相关产品的开发研究上，研究视角不够广阔、问题分析难以深入。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上，缺乏对当前部分发达国家（即人口结构发生重大演变的国家）人口结构及其旅游发展研究的比较分析，自然在中国人口结构将要发生变动的现实环境下无法提供有益的经验参考；在微观层面上，也因未能根据不同时期人口的统计特征来进行旅游消费偏好的研究，造成相关领域研究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基于此，本文对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为国内在相关领域开展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研究提供索引。 dedecms.com

二、人口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和European Travel Commission于2010年发布了《人口变化和旅游》报告，报告指出人口结构是影响旅游需求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由于人口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旅游需求（包括出行频率、停留时间、产品偏好等）、旅游类型、客源地和目的地等，因而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服务公司对此关系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类似关于人口变化影响未来旅游行业发展趋势变化的研究者还有Nickerson，他指出，经济状况决定了旅游人数、旅游形式和目的地类型，而人口特征决定了旅游者行为特点。旅游者行为偏好进一步影响了未来旅游发展的趋势。Yeoman等指出，现在的人口发展趋势将会改变旅游需求和现有劳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对产业组织形式、运营方式和可持续发展路径产生影响。Yeoman等认为人口结构是影响未来旅游需求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将为旅游业发展同时带来机会和挑战。 织梦好，好织梦

人口结构与社会就业紧密相关，而旅游就业本身的特质决定了其受人口变化的影响较大，Baum指出，在现有的全球旅游环境下，一系列因素的结合使旅游业中的雇主们紧迫思考，这些因素包括招聘和留用、劳动力流转、技术缺失、培训和发展机会、工作条件等，很难预见这一体系在未来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然旅游行业现有岗位的属性也会影响到旅游业未来的发展。 本文来自织梦

综上所述，对任何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讲，对其整体人口结构及主要客源地的人口变化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有效的预测及准确的方向判断对旅游供需和劳动力市场均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Grimm等综合了以上多个方面，总结了人口结构和特征对旅游业各方面（如需求、供给和劳动力市场）产生的重要影响，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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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1及理论逻辑，本文对人口特征对旅游业的影响路径做出解释，如图1所示。从客源地角度看，路径a：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增强动机或抑制欲望直接对旅游需求产生影响，目的地则根据目标市场/周边市场/世界市场的人口变化情况有效识别并调整旅游供给，如旅游资源开发及基础设施在类型、质量、规模和价格等各方面的再调整；路径b：供给的变化引致了劳动力市场的“被动型”变化，如供小于需时的劳动力补充和供大于需时的劳动力裁减（如图1实线部分所示）。从目的地角度来看，路径c：人口结构变化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区域内出行，其影响路径同路径a；路径d：地区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对旅游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迎合旅游业各部门（如部分岗位对年龄、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要求）实际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可得性，在此基础上可能会对旅游供给及目的地居民以外的相关人群旅游需求产生间接影响（如图1虚线部分所示）。当然，从影响范围来看，由于人在旅游活动中具有流动性，且资源配置总是向相对最优发展（帕累托改进），区域间进而呈现出相互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Szromek等即以欧洲为例，指出一个地区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当地，其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其他地区的旅游业发展。 织梦好，好织梦

三、研究的方法论：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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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Lawson提出，基于旅行花费所特有的随意性和游客划分标准的复杂性，有必要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对其进行研究。Oppermann认为，旅游研究的生命周期主要涉及个体在一生中的行为变化，多与家庭结构变动相关。Lawson进一步指出，如果想要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行为特点的话，那么人口特征统计数据将是一个很好的共识点……在实践中，家庭生命周期并不仅仅用年龄来代替，还包含婚姻状况、孩子年龄、就业情况、旅行团人数和可支配收入等。Rapopon等首先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应用到娱乐和旅游领域，讨论了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休闲活动变化情况。Mitchell发现，生命周期理论可有效地应用到休闲研究中。Lawson发现，可辨识的旅游类型与家庭生命周期、旅游消费有着较高的吻合度。在该理论指导下的相关文献中，年龄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是两个常用的代表性指标，前者通常以年龄段来表示，后者一般划分为年轻单身、无小孩夫妇、单身父母（即没有结婚，但有小孩）、有学前儿童的满巢Ⅰ家庭、有上学儿童的满巢Ⅱ家庭、孩子未成家（可能分为独立和不独立）的满巢Ⅲ家庭、空巢Ⅰ家庭（仍工作）、空巢Ⅱ家庭（已退休）、独居者家庭（已退休）等。然而，该理论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Stapleton、Oppermann、Bernini和Cracolicic指出，家庭结构的不断变化、家庭类型和阶段难以划分、阶段划分过多造成的简单概念复杂化等问题均会限制这一理论的应用。不难发现，除此之外，该理论在旅游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如旅游团体规模并不等于家庭人员规模、有效数据难以收集以及其他一系列影响因素等，也使得该领域研究难以在兼具科学性和标准化的框架下展开。 织梦好，好织梦

2.代际理论 内容来自dedecms

由于难以获得关于个体较长时间的消费信息数据，或即使通过调查问卷，获取的个体数据只能反映特定时期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人群的偏好，因而另一种可选的方法即为结合不同时代特点人群的世代分析方法。Travel Industry Association认为，对人口进行划分的最常用、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依据个体的年龄或共同历史事件和背景影响下的代际群体。Deaton认为，世代分析可以将年龄、世代和时间效应结合在一起来分析消费行为。对于这一理论概念内涵的界定，Buss指出，一个世代是指拥有共同出生时期的同年龄组的人，Bengtson和Lovejoy认为相对于实际年龄，社会年龄状态是划分世代的一个更好的指标。Oppermann认为从整体来看，世代效应则多涉及某一世代的特有行为特征，如规模和特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背景（如婴儿潮），在旅游的代际分析中，有两方面最重要——旅行频率和目的地。该理论指导下的旅游研究通常依据不同地区的人口出生情况，来对高峰期、低谷期和具有特定时代背景的人群进行分析，以期对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做出预测。

生命周期理论和代际理论是旅游人口学分析的常用理论依据，其区别在于，前者侧重分析固定人群随时间变化的行为特征（时间序列数据性质），而后者侧重某一时间点各世代人群的行为特征（截面数据性质）或结合时间序列的人群面板特征。当然，对任何一种理论来说，其应用多集中在个体行为分析及由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大众旅游偏好的预测上。然而，旅游业本身具有多元化属性，个体决策和行为也易受其他多方面因素影响，如Butler曾提出旅游偏好可能会受之前的旅游经历和现有的计划制定的制约。Pearce提出“旅行生涯”一词，即正如工作生涯一样，人们的旅行生涯也可能开始于不同的时期，质量水平也可能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发生改变，旅行决策可能受资金、健康或其他人员的影响，人们也可能从旅行生涯中“退休”，不再参与任何旅行活动，因而脱离了旅游系统。综合以上原因，同时基于影响机制的复杂性，我们可以看出，微观层面的研究难以形成成熟且兼具系统性和规范性的理论基础。因此，在理论基础之外，该领域的研究视角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宏观层面影响旅游的人口结构因素及影响机理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二，以技术化方法为主导，通过运用定量的数理模型分析不同人口特征人群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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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游发展的人口学宏观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1.影响因素

影响旅游供需的宏观人口学因素主要涉及七方面：第一，女性客源方面，Yeoman等指出婚姻观及女性社会角色转变带来了单身家庭和单身女子大量增多，他们时间较为自由，且已在旅行市场占据较大比重，倾向于分配较多的收入；第二，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隔代出行方面，Yeoman等，Bernini和Cracolicic认为家庭结构由横向到纵向的转变，即中年长者寿命更长、年幼者数量更少，使得一个家庭中的世代数更多，每代的家庭规模更小，隔代出行现象更加普遍；第三，不平等性方面，Szromek等指出不同年龄段人群间的不平等性增加，主要涉及许多适龄人群的无工作现象；第四，移民影响方面，Mazilu和Mitroi认为国家间和地区间同等劳动下机会和收入水平不均造成的外来移民增多现象，一方面会对旅游统计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移民人群多为年轻人，因而会加重移出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出行动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第五，教育水平方面，Bernini和Cracolicic认为较高教育水平人口比重的增加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第六，家庭模式和观念的不同，如Roussel将欧洲家庭分为五类，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方国家、“中心”国家、南方国家和中东欧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具有不同的结婚态度、婚姻稳定性、婚外关系和生育率；第七，全球化影响方面，Szromek等认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会使人们对异国文化的熟悉度加强，出境旅游的需求亦随之增强。

在影响旅游劳动力方面，Baum指出，由于传统旅游业过度依靠年轻人来满足其劳动密集性要求，发达国家可能会因未来的人口结构而使该部门的竞争力有所减弱，并对以人为中心的旅游体验部门产生重要影响。Yeoman等指出，旅游业具有较低的技术要求且收入较低，其大量依靠年轻人和外来劳动群体，因而未来更为严格的移民管制将会使旅游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进一步降低，此外，较低的工资水平也会导致旅游业的工作人员向其他行业转移。Yeoman等从人口结构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方面分析指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产力得以快速流通，因而许多企业有意逐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然而，基于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特殊性，这一转变难以实现。同时，对于文化和自然遗产而言，必须通过吸引新的劳动力才能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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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响覆盖面来看，Grimm等认为，人口特征可能会对旅游业造成影响，但并不是在每一个地区都存在必然性，只有当具有明显不同行为特征的特定群体（如老人、儿童、不富裕人群和单身父母等）的人口发生大量变化时才会产生影响。 copyright dedecms

2.人口老龄化与旅游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宏观分析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与当今人口结构相关的趋势变动影响因素，如Christensen指出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现象，伴随这一现象分析得出结论是，未来年长群体的身体更为健康、受限活动项目更少。因此，关于国家老龄社会到来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辨证方法论。Sagrera指出，应该积极看待老年人比重增多的现象，他认为，这不一定意味着年轻人身上有更多的负担，因为未来的老年人将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受过更高层次的教育，他们可以独立自主地承担费用及参与旅游活动。Yeoman等认为，虽然部分国家在2050年后养老金和福利的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游需求，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和人均寿命的增长也会使许多国家政府无力承担过多的福利性消费，但经济形势的改进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将会促使这一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一转变也会带来利好发展，Yeoman等指出，人口老龄化及现代人养生观念的改进也将会促进特定旅游类型业态的盛行发展，如健康和医疗旅游。在影响因素方面，You和O’Leary通过对日本老年人的出境旅游行为进行基于时间序列和世代的分析发现，旅游决策和目的地活动受年龄和世代的影响，且后者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Sedgley等对人口老龄化与旅游的研究方法论的改进亦进行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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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区人口增长与旅游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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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ady对美国2009年和2013年游客增速和人口增速最快的城市分别进行了排名，发现只有哥伦布在两项指标上实现较为同步的高速增长，对其他城市而言，当其中一项指标增长较快时，另一项指标却出现停滞或负增长，其进而得出地区人口增长并不意味着可以有效促进旅游增长的结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基于中国的现实，这种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旅游增长的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因为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大量人口（如城郊居民、外来农民工）集聚带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因购买力不足而无法提升旅游消费。同时，部分人口众多的城市或城市群因缺乏旅游基础服务设施的投入或其他高质量游乐设施和项目的支撑，在旅游消费需求愈发多元化的情况下，因无法释放其有效需求而使旅游增长难以实现。 本文来自织梦

五、微观人口特征对地区旅游影响的实证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在旅游活动和目的地选择中，人口微观特征是一个重要方面，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Weaver和Oppermann指出这种观察通常在游客调查中得以实现，Mazilu和Mitroi认为也可在统计年鉴和其他出版物中获取。目前，研究的维度主要包括与一定人口特征相对应的旅游决策，如是否出游、旅游偏好和消费情况等。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基于该领域数据的基础性与分散性，即缺乏连贯性和导向性强的分析数据，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尚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第一，对已得统计数据进行分组和描述，由此得出不同人口特征在各研究维度上的分布；第二，运用相关系数法对人口结构与特定类型旅游间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整体而言，当前基于人口微观特征的研究视角仍基本沿袭了包括生命周期理论在内的分析框架，并在不同框架下进行不同维度的问题研究。 织梦好，好织梦

1.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旅游视角 本文来自织梦

一般认为，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受不同的家庭人员关系、闲暇时间和可支配收入等因素影响，人们往往具有不同的旅游动机，并会做出不同的出游决策。大多数学者即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统计性描述或实证关系研究来考察和探讨人口结构变化对旅游活动的影响。由于不同学者对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依据不同，因而本文不以阶段维度来划分，而是从不同人口特征对旅游活动和消费影响的角度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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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婚姻对旅游的影响。Wells和Gubar以年轻男人为例，得出他们在结婚前拥有较多的可支配收入，但在结婚后由于家庭责任支出的增多会减少相关的娱乐活动，在购买房子后可能会增加旅行和体育活动的频次但幅度较小等结论。 本文来自织梦

（2）年龄与旅游休闲。Dardis等发现，在以年龄为代表的户主家庭中，年龄与休闲消费成反比。Szromek等发现波兰温泉度假游客人数与25—34岁、50—59岁和70岁以上的人群有着正相关关系（其中55—59岁相关性最高），和19岁以下、40—44岁和65—69岁的人群有着负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依据人口峰值循环进行市场前景预测，同时依据年轻人及长辈的移民情况进行有效测算。Wells和Gubar指出，55岁以上的人群在孩子成人独立后会对旅行、娱乐和再教育产生浓厚的兴趣。Oppermann通过对德国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旅游目的地偏好差异进行分析，发现年轻人更倾向于去中欧以外的地区旅行（尤其是19—33岁的人群），而34—38岁的人群出境游比重相对较小。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不同生命周期人群的度假类型特点。Lawson研究发现，年轻单身（25岁以下）的花费少、活跃度高；无小孩夫妇的停留时间短、行程安排满；满巢Ⅰ家庭在假期中安排的参与性活动较少；满巢Ⅱ家庭的长辈较忙；满巢Ⅲ家庭的假期比较忙碌；空巢Ⅰ家庭的假期舒适且休闲；空巢Ⅱ家庭的假期比较放松；独居者家庭（退休）更倾向同孙辈一同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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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生命周期人群的不同旅游项目消费。Hong等发现结婚无小孩的家庭是休闲旅行活动的最积极参与者，与单身相比，在各项旅游服务上的花费更多，且更愿意将家庭财务分配到旅行上；空巢家庭一旦要开始旅行，他们的各项支出和消费意愿也比单身群体要多；满巢Ⅰ家庭和单身群体在旅行和消费模式上极为相似，但前者在交通上的花费更高，满巢Ⅱ家庭与单身相比旅行较少，但一旦旅行，其花费明显较高；单身父母和独居者与年轻单身相比，休闲旅行的可能性更小，且独居者的旅行消费与年轻单身相比明显减少，单身父母在交通、住宿、食物和娱乐上的消费并没有显示出什么不同。Lawson发现，年轻单身和满巢Ⅰ家庭在住宿上的人均花费较高，年轻单身、年轻夫妇和独居者在购物上的人均花费较高；旅游中的娱乐活动消费和家庭生命周期没有较强的联系，其中，年轻单身和满巢l家庭较高；Hong等使用户主年龄作为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代表，发现24—34岁较65岁及以上人群在食物和住宿上的花费较少，结婚家庭在食物、住宿和交通上的花费较高。

（5）与旅游目的相结合。Collins和Tisdell发现在商务旅行和会议旅游方面，近40岁及40岁以上的人群达到高峰，进入退休年龄则迅速下跌，且该种消费不受家庭生命周期影响（由于商务旅游的公费性质）；在度假旅游方面，新婚和空巢期的人群更倾向于出行，且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出行距离并不一定随年龄的增大而缩短；在探亲访友旅游方面，55—64岁的人群占多数，这是由于早期的移民现象所致；在教育旅行方面，15—24岁的青少年占多数，24岁以后开始减少，但在45—54岁会再次出现一个小高峰；在就业旅行方面，24—54岁的人群会在一段时间内选择出国工作。

2.基于世代因素旅游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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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ai等、Alegre和Pou发现，除年龄外，世代也是影响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Oppermann发现越接近现代的一代在年轻时拥有越多的旅行体验，因而当他们的年龄增长时，会有不同类型的目的地选择；此外，他依据个人单体的“生命历程”和“连续世代”两条轴线，将德国游客的目的地选择分为四种类型，即（年龄，世代）=（++）、（—）、（-+）、（+-）。Sakai等亦发现，出生时期越接近现代，出行频率越高。而Bernini和Cracolieie研究发现，从个体年龄代表的生命周期来看，年龄最高者与最低者相比，出游意愿减弱、旅游消费增加，从各世代群体所构成的整体来看，世代最高群体与最低群体（即现在年龄与最高群体过去某一时间点年龄相同的群体）相比，出游意愿增强、旅游消费减少，因此，旅游业发展应尽力减少老龄化带来的威胁，充分挖掘世代效应带来的机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将年龄和世代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copyright dedecms

Li等依据美国常用的代际划分——沉默的一代、婴儿潮一代、X代、Y代，研究发现：第一，在信息来源上，X代比Y代对网络信息的认知度更高，沉默的一代较少利用网络信息，多依赖于专业性的建议；第二，在旅游历史及未来目的地偏好上，年长一代的出境次数更多，2014—2018年X代和Y代将更倾向于出境旅游，且X代比Y代的愿望更加强烈；第三，在目的地评价上，沉默的一代和婴儿潮一代更注重住宿、交通、安全和人们友好性等服务类项目，而X代和Y代更注重饮食的特色性；第四，在活动偏好上，X代和Y代更喜欢远足、购物和娱乐活动，X代和婴儿潮一代更喜欢国家公园和野生动植物园，沉默的一代更喜欢导游服务，婴儿潮一代更偏好于文化活动。

3.其他视角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以上分析表明，基于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旅游决策和出行选择，若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旅游发展规划的制定完全可以参照各地区人群的偏好。然而，在现实中，旅游决策还受其他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使旅游发展不能与人口结构理论所显现的结果完全一致，这些因素既包括人口学方面的，也包括其他方面的，其共同的作用促使个体做出不同的旅游决策。

（1）所在地区。Bernini和Cracolicic发现，在地区差异中，不仅包含经济和习俗差异，还包括文化差异，如意大利北部人口相对于南部人口更倾向于出游。Hong等发现，家庭所在地区人口越少，人们更倾向于休闲旅行，其总体花费偏少，但交通花费偏多。Hong等发现，相对于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白人在休闲过程中对食物、观光和娱乐的消费更多。

（2）家庭规模。在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的旅游研究中，家庭类型的多样化使相关研究难以做到深入和细化，其中家庭规模是一个重要因素。Hong等发现，家庭规模与休闲旅游消费存在正向联系。Hong等发现，儿童数量对消费起负向作用，成人数量对餐饮和住宿起负向作用，家庭人数与旅游消费存在负向联系，因为人数的增多带给父母的是更多的时间压力。Bernini和Cracolicic发现，在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家庭人员数越多，对国内旅游的偏好越大于出境旅游；在旅游决策方面，家庭人员数越多，并不会对旅游决策的做出起到更多的遏制作用。

（3）教育水平。Dardis等认为，教育可以促进一个人信息的畅通，因而更可能多地参与到娱乐活动中，如休闲旅行。Hong等发现教育水平与休闲消费存在正向联系。Bernini和Cracolicic指出旅游决策有两个阶段——“是否出游?”和“旅游消费是多少?”在出游决策方面，文化、社会经济和世代均是影响家庭出游的因素，其中，教育水平是旅游参与和出境旅游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其影响机制，Becker，Bernini和Cracolicic的研究发现，教育水平高的人一般具有较好的职位和较高的收入来满足其高层次的旅游需要，可以支付较高的商品价格，也更倾向于促使其他家庭成员做出旅游决策；Bernini和Cracolicic认为，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可以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因而可能会不断探索新的旅游体验。 织梦好，好织梦

（4）经济状况、收入及其他金融性财产情况。一般认为，做出旅游决策的前提或产生旅游活动的前提是人们具备足够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和一定的闲暇时间，即对于个人休闲旅游活动而言，可支配收入是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然而，可支配收入也会受到宏观经济状况、自身因素的影响，如市场环境的改善、就业渠道的拓宽、政策性调资带来的收入增加等。当然，这一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不同世代人群对股票、债券等资产的持有及其带来的自我稳定感上，如张春生和蒋海[1]指出。美国婴儿潮人口进入退休期后将会从股市提取资金或抛售高风险股票来应付消费支出，因此，当特定活动涉及的人群较大时，无法准确而有效地实现对旅游的超前预测，只能就某一时点来进行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5）其他因素。性别、户主职业和种族也是影响旅游决策的重要因素，Bernini和Cracolicic指出，在旅游参与中，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仅限于出境旅游，男性较女性的出境游可能性更小；在户主职业方面，无工作和家庭主妇式的户主家庭出游机会少，而有着较好工作的户主家庭更易参与旅游活动和出境旅游。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当然，正如Mazilu和Mitroi指出，仅仅依靠单一因素的人口学分析并不能构成旅游营销的有效借鉴，因为具有相同经济状况和人口特征的人群可能在旅游偏好、动机、行为和目的方面有所不同，因而应结合年龄、家庭生命周期、收入、教育水平和国籍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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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微观层面的人口学分析对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在中国现有的旅游发展阶段和路径下，有必要以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为依托，对不同人口特征下的一日游与过夜游、旅游目的、交通方式、参团及散客形式、住宿情况、消费情况等各方面展开对应分析，合理引导国民旅游消费，并以此为指导，为人境旅游市场分析提供借鉴，以大力促进旅游在经济发展中的创汇作用。

六、现有文献审视与研究展望 织梦好，好织梦

作为旅游活动的参与主体，人口因素变化对旅游需求、旅游供给和劳动力市场均会产生重要影响，结合已有的国外研究可以发现，其侧重点一方面集中于宏观的人口结构变化与旅游消费、旅游整体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侧重于通过已有数据或调查问卷的形式分析处于不同年龄段、世代背景和家庭生命周期的旅游决策及消费情况。从借鉴意义上来看，这些不同层面的研究对于完善中国当前相关领域的研究，以及如何开展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与此同时，从研究结论来看，虽然上述研究存在着不同考察角度的研究路径，但两方面的研究结论却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即证实了人口结构变化内生性的、逻辑必然的会对旅游发展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而，整体而言，在这些研究中多是根据宏观人口变化进行理论的探讨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微观层面即使不乏基于目的地的调查，由于易受样本数据可靠性和样本调查对象差异性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结论，进而造成难以客观、科学地依据其影响机制探讨当前旅游业态的发展合理性及其对未来的指导意义。客观而言，人口特征因时（年龄、世代）、因地（地理国别）和因人（婚姻、性别和教育程度等）而呈现出差异性，其对应的行为偏好和出行选择更具微观性特点，而脱离地区实际来试图归纳其对旅游发展的共性特征显然是徒劳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基于中国人口特征的现实和演变趋势来探讨其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更具现实意义。 内容来自dedecms

基于此，笔者在结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前及未来关于人口结构与旅游发展相关问题研究应着眼于以下四个方面： dedecms.com

（1）基于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的消费生命周期变化，在此基础上由个体偏好加总构成的一定区域内的旅游和休闲需求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变化特点。当然，在涉及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组别时，可以使用分类统计法将社会人口特征和地域、经济因素进行分离，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实现需求预测和供给管理。此外，深入研究整体经济和区域目的地是否会出现旅游人口红利现象，并以此为指导探索旅游业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之路，并依据消费偏好来实现供给的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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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不同时代，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群体现出的旅游偏好和行为具有差异性，这与宏观环境、旅游发展阶段有密切联系，因而应挖掘特定时期人口的巨大潜力，如二战后美国1946—1964年的人口生育高峰（7590万人）、日本“团块世代”人群（狭义上指1947—1949年出生的801.9万人，广义则扩展至1951年的1270.5万人），他们都已基本进入退休期，由于其特定的成长背景，大多数具有良好的经济实力和大量的空闲时间，应对其巨大的消费潜力及旅游偏好特征进行深入挖掘。 copyright dedecms

（3）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放开二胎无论是应对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还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利好决策。与此同时，从旅游业的发展来看，虽然由于二胎的放开会对居民家庭消费造成替代效应，甚至从短期来看可能会由于婴儿出生潮的出现而抑制有效旅游需求，但从中长期来看，旅游发展将会恢复稳定并将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趋势。 内容来自dedecms

（4）对旅游目的地来说，不仅应掌握宏观发展趋势及客源市场人口特征，满足旅游者需求，还应在业态供给上实现劳动力人口的有效管理，以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加之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部分国家将率先进入老龄化时代，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客源市场、供给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转换并与未来对接也是一个重要命题。 dedecms.com

参考文献： copyright dedecms

[1]张春生，蒋海.人口结构与股票市场：文献综述[J].国际金融研究，2014，（6）：86-96. dedecm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