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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户籍制度改革可通过增加劳动要素投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两条渠道，以及劳动力参与扩大、结构重配和技能提升这三种效应释放增长红利。分析表明，在1979～2013年GDP年均9.8％的增长中，户籍制度改革贡献了1.42个百分点。预计“十三五”时期，基准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到0.36个百分点，完全落实改革部署则能达到0.56个百分点，部分落实改革部署仍能达到0.46个百分点。为了更好地释放户籍制度改革的增长红利，应以剥离户籍与福利的内在联系为重点，探索新型户籍准入制度和城市福利保障获取机制，并配套推进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的联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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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增长红利；增长核算 dedecms.com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我国逐步放宽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的限制，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探索、90年代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及本世纪以来新一轮改革酝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化改革等四个阶段。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有力地支撑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厘清户籍制度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户籍制度改革释放增长红利的规律特征和变化趋势，预测其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结合我国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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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籍制度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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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束缚在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开始从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进入效率相对较高的城镇工业部门，通过劳动力参与扩大、结构重配和技能提升等三种效应，增加了实际投入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提高了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劳动力素质，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dedecms.com

（一）劳动力参与扩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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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的劳动力参与扩大效应来自二元经济关系松动过程中实际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和有效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力数量增加指在农业不能提供足够就业岗位和城乡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约束下，大量农民在农村处于赋闲或隐蔽失业状态，户籍制度改革通过降低城乡劳动力流动壁垒，使这部分农民可直接进入城市部门就业，或由于原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流向城市后，这部分劳动力进入农业，从而有效利用了原来没有参加任何经济活动的农村劳动力，提高了全社会劳动参与率。有效劳动时间延长指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农业就业人员每年在农地上劳动几个月，其他时间大多赋闲，[1]而户籍制度改革后，农业剩余劳动力除农忙季节干农活外，其他时间到城市部门就业，等于有效延长了这部分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以上两种效应都可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产出。

（二）结构重配效应

户籍制度改革的结构重配效应来自于二元经济关系松动过程中劳动力从低效农业部门进入城镇高效的现代工业部门的要素配置过程。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受耕地等农业资源和农业技术限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趋于零甚至为负。尽管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对农村富余劳动力有需求，但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后，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流向边际劳动生产率相对更高的第二、三产业时，同样的经济活动人口能带来更多的经济产出；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被城市吸纳，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逐渐向现代工业部门趋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产生经济增长效应。 copyright dedecms

（三）技能提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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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的技能提升效应来自劳动力从农村农业进入城镇工业中的要素空间聚合、技能分工、人力资本积累等。原本分散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农村农业劳动力流向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工业后，人口的空间聚合效应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来规模经济、收益递增、专业化分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效应（即斯密增长）。户籍制度改革所产生的技能分工效应还包括为知识分子、经营管理者和公务员等就业群体创造更多的职业选择空间，这部分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可产生技能提升和专业化分工效应。更为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有精力和财力参加继续教育，提高技能和素质，也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产生经济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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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户籍制度改革释放增长红利的经验事实 织梦好，好织梦

户籍制度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三种效应可归纳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两条渠道：劳动力参与扩大效应主要是增加了实际投入到经济增长的劳动力，结构重配效应和技能提升效应则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为定量刻画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户籍制度改革通过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用生产函数法核算1978～2013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户籍制度改革、其他领域改革、技术创新和残差，代入户籍制度改革指数及其他控制变量，测算出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将劳动力增加的原因分解为体制改革引起的制度因素与自然趋势性的非制度因素，用比例分配法测算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户籍制度改革所占的比例，得到户籍制度改革通过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增长核算模型及变量说明 织梦好，好织梦

1.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测算。构建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增长核算方法分解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本文来自织梦

lnYt=lnAt+alnKt+βlnLtνt（1）

其中，产出Y采用1978年不变价GDP。劳动力投入L采用年末就业人数。1978年不变价资本存量K基于已有研究成果，[1][2]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对1978～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结果表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全要素生产率次之，劳动投入贡献最小，三者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1.1％、29.9％和9.0％（见表1）。核算的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与其他代表性研究较为接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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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构建计量模型用于核算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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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户籍制度改革HJ采用户籍制度改革指数表示。FM表示财税、金融、土地、行政、国企、对外开放等六大领域改革，[2]分别采用相应领域改革指数表示。科技进步TE采用科技进步指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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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劳动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综合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及户籍制度改革影响，将农村每年新增18周岁成年人口中参加就业的一定比例作为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新增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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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户籍制度改革指数的测算。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的劳动力参与扩大效应、结构重配效应与技能提升效应，并充分考虑指标准确性、数据可得性，分别选取劳动力参与率扩大、城乡劳动力再配置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提升等3个一级指标，以及农民工作时间净增加、农村人口就业参与率、农转非产出净增加、城乡劳动力流动性和农民工人力资本净增加等5个二级指标（见表2）。采用最大最小值无量纲方法对二级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5]得到二级指标指数，然后采用专家打分法获得二级指标指数权重和一级指标指数权重，最后采用线性加权方法合成得到户籍制度改革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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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表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放松户籍限制，尤其是1984年推出“自理口粮户口”政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从农村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指数持续快速上升，从1978年的0.00上升到1992年的0.42。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后期，前期改革效应衰减，但随着蓝印户口改革、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等加快推进，出现新一轮城乡人口流动高潮，户籍制度改革指数从1993年的0.42下降到1995年的0.40后持续上升，2001年达到0.75。21世纪以来，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新一轮酝酿期，部分地区开展多种尝试，但全局改革基本处于徘徊和摸索状态，加上前期改革效应逐渐减弱，到2006年户籍制度改革指数下降至0.71。2007年以来，随着中央要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各地开始探索以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改革指数又从0.75上升到2013年的0.98。

（二）不同阶段户籍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测算表明，1979～2013年，在GDP年均9.83％的增长中，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贡献了1.20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2.2％；通过劳动力投入渠道贡献了0.2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2.24％。但在不同时期，受改革力度、改革方式及相关配套条件等因素影响，户籍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差异（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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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1979～1992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开始松动，长期被束缚在农村的劳动力迅速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既增加了实际投入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数量，也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时期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2.26个百分点，通过劳动力投入渠道的贡献度也达到0.28个百分点。 copyright dedecms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1993～2002年）：随着城乡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松动，蓝印户口和不同形式的地方性户口相继推出，打工潮涌起，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但经过前期改革和发展，人口流动使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户籍制度改革的结构重配效应相应减弱。这一时期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到0.68个百分点，通过劳动力投入渠道的贡献度也下降到0.19个百分点，都小于前一阶段。 本文来自织梦

21世纪初期以来（2003～2013年）：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新一轮酝酿期，各地不断探索和突破。2010年后中小城市正式成为户籍制度改革重点，小城市和小城镇全面放开、中等城市有序放开、特大城市加强人口管理的“分类改革”政策导向基本明确。这一时期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0.33个百分点，通过劳动力投入渠道的贡献度为0.18个百分点。其中，通过TFP的贡献在前半段（2003～2004年）为负，后半段（2005～2013年）转为正，这与后期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加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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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五”时期户籍制度改革增长红利预测 内容来自dedecms

以没有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户籍制度改革总体部署为基准，进一步设定部分落实（次乐观）和全面落实（乐观）三种情况，预测“十三五”时期户籍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和趋势外推法，预测不同情况下2014～2020年[3]我国实际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户籍制度改革指数、其他六大领域改革指数及技术进步指数。其次，基于生产函数模型，得到不同情况下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核算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测算不同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对增量劳动力的影响，得到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劳动要素投入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变量假设和预测 dedecms.com

1.劳动力投入。结合人口、适龄劳动力及2009年以来就业人口的变化趋势，假定2015年至2020年我国就业人口增速下降到0.2％，预计到2020年就业人口总数达到7.81亿。

2.实际资本存量。考虑到支撑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的因素逐渐消失，假定乐观情况下2014～2020年实际资本存量年均增速将下降至1978～2013年10％的平均水平，则次乐观和基准情况下分别比乐观情形下降0.5和1个百分点。 dedecms.com

3.户籍制度改革指数。第一，基准情况下，其数值相当于表2中户籍制度改革二级指数的增速延续过去10年的平均值。同时，考虑到改革边际递减效应，进一步将二级指数增速按逐年降低10％的标准进行衰减调整。第二，乐观情况下，假定各项二级指数年均增速在基准情况基础上提高1.8％。第三，次乐观情况下，假定各项二级指数年均增速在基准情况基础上提高0.9％。计算可知，2014～2020年，基准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指数从0.98提高到1.18，提高了0.20；乐观情况下从0.98提高到1.33，提高了0.35；次乐观情况下，从0.98提高到1.25，提高了0.27（见图2）。可见，乐观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推进速度最快、力度最大，次乐观情况次之，基准情况下推进速度最慢、力度最弱。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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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来自织梦

2014～2020年，户籍制度改革仍将持续释放增长红利，但不同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明显差异。基准情况下，在GDP年均6.36％的增长中，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和劳动力投入渠道将分别贡献0.26、0.10个百分点，共0.36个百分点；乐观情况下，在GDP年均7.89％的增长中，户籍制度改革通过以上两条渠道分别贡献0.44、0.12个百分点，共0.56个百分点；次乐观情况下，在GDP年均7.13％的增长中，户籍制度改革通过这两条渠道分别贡献0.35、0.11个百分点，共0.46个百分点（见表4）。这说明，如果完全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部署，每年将多拉动GDP增长0.2个百分点；部分落实改革部署，每年将多拉动GDP增长0.1个百分点。 copyright dedecms

四、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到位影响增长红利释放 本文来自织梦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对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要求而言，改革仍未到位，突出表现在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在城镇落户，在身份、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上与城市居民依然存在很大差异，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copyright dedecms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不利于扩大劳动力资源利用空间，影响劳动参与扩大效应的释放，进而制约经济增长空间。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改革虽已启动，但与之配套的财税、土地、住房等制度改革尚未跟上，导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没有实质性改变，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仍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公共福利待遇，再加上城镇较高的生活成本，农业闲置人口进城务工的净收益已大幅降低，不利于全社会劳动参与率的持续提高。即使已进入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也因社会保障不完善而不能长期在城镇工作与生活，形成大量“两栖型”产业工人，“钟摆式”“候鸟式”地往返于城乡之间。这不仅造成社会资源浪费，而且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制约了未来经济增长空间。 本文来自织梦

二是现行户籍制度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影响劳动力结构重配效应释放，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将劳动者划分为城镇就业者和农民工就业者，形成人为分割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阻碍了劳动力在城乡间、行业间、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影响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有效发挥作用，不利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并影响“干中学”效应、专业化分工及劳动力生产率提高，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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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现行户籍制度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制约技能提升效应释放，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改善。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涉及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而相关公共服务领域改革滞后导致农业转移人口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不仅使农业转移人口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用以参加继续教育来提高自身的技能和素质，而且还使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也因不能接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从而阻滞了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制约我国“人口红利”的延续，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改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四是现行户籍制度制约总有效需求的扩大，不利于形成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内生机制。我国已有2.77亿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已成为城市的生产主体，但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待遇，因而未能同步转变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升级潜力的释放和整体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大。并且“双轨运行”的城镇化推进方式还制约了城镇化发展，进一步影响城镇化过程中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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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释放增长红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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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剥离户籍与福利的内在联系为核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人地财”挂钩机制，配套推进公共服务、土地、财税等领域改革，在稳定和增加劳动力供给，充分发挥户籍制度改革的劳动力参与扩大效应、结构重配效应和技术提升效应的同时，挖掘农民工市民化后带来的有效需求。 内容来自dedecms

（一）建立新型户籍准入制度

近中期，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条件，实行差异化落户政策外，其他城市都应推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远期，逐步实现户籍准入一元化管理。全国除少数特大城市外，其他城市户籍管理与公共服务彻底脱钩，回归其人口信息登记的社会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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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公共服务与户籍制度协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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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取消歧视性福利政策，实现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完善“就地入学”的管理服务机制，为外来人口子女提供良好的基础教育服务，加快解决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高考问题。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择机将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进行对接，解决外来人口在城镇和农村双重参保的权益累加问题。将外来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为外来人口提供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由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 dedecms.com

（三）推进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联动改革 dedecms.com

在加快农村土地还权赋能改革，给予转户农民充分、自由的流转和处置权基础上，按照“有偿、渐进、分类”原则，建立土地及农村资产退出机制。经济发达和靠近城市地区的进城落户农民工可通过市场流转机制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可探索进城农民交出土地后国家或地方政府给予补偿。农业转移人口农村宅基地及所属住房退出的补偿金，应主要来自政府征收宅基地所占建设用地指标转让收入，补偿后进城农民原承包地和宅基地应归还农村集体和农村社区。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将农村资源资本化，鼓励农民持股进城、按股分红，增强迁移农民在城市的发展能力。加快建立城镇使用建设用地的规模同户籍人口增加的规模挂钩机制，提高流入地政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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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套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本文来自织梦

加快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完善地方税体系和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补贴数额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等激励机制，鼓励地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延缓40岁以上劳动力返乡回流，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落户城镇。

参考文献： 织梦好，好织梦

[1]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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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宾.我国资本存量估算的比较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12）：21-36. 本文来自织梦

[3]李善同，侯永志，刘云中，何建武.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分析[J].管理世界，2005（9）：7-19. 内容来自dedecms

[4]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9）：4-16. 内容来自dedecms

[5]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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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然，也有部分时间从事修渠、垒堰等农业基础设施修建工程，但其大多时间处于赋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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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取与经济增长要素紧密相关的六大改革领域及科技进步作为控制变量。其中，金融体制和土地制度分别涉及资本、土地等要素配置；国有企业改革直接影响资源使用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率；财税体制涉及财政资金的收支，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行为等；行政体制涉及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尤其是资源配置主导权和投资审批权划分；以上因素都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对外开放本质也是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考虑对外开放体制变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影响科技进步进而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从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出发，必须在研究2014～2020年户籍制度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基础上，方可对“十三五”时期进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