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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建议
发布时间：1970-01-01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针对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和经济转型期风险易发高发的特征，要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按照“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有效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要把握经济转型期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根据不同阶段风险集聚的特点，明确短期、中期和长期风险防控的重点和主要任务。要把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创新风险管理体制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立覆盖金融、实体、政府、社会和对外部门五位一体的风险防范政策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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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攻坚战，总体思路，政策建议
一、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总体思路
针对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和经济转型期风险易发高发的特征，要把握转型期风险形成机理和传导机制，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按照“主动防范、系统应对、标本兼治、守住底线”的总体思路，有效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确保不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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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动防范
经济社会发展风险都有一个从萌芽积累到最终释放的演进过程，若能在风险集聚阶段，把握住风险化解的时间窗口，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主动应对，就会显著降低风险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灰犀牛”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潜在风险。“灰犀牛”理论认为，风险的爆发并非发生之前的征兆过于隐蔽，而是因为人们的疏忽大意和应对不力，甚至不愿主动采取行动加以防范。“灰犀牛”比“黑天鹅”更可怕，人们往往在习以为常和麻木中错失了处置风险的最佳时机。
主动防范，就是要加强风险防范的顶层设计、系统规划、稳步推进，将“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市场机制效率”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各类风险的评估，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制定系统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实施方案，明确每个阶段风险管理的重点。不同于风险的被动出清，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总体的战略谋划。比如，在处置高杠杆率问题上，从控制杠杆增速、稳定杠杆率、调整杠杆结构到最后降低杠杆水平，就需要制定“去杠杆”的总体战略方案。
(二)系统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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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在不同领域之间传导和扩散速度明显加快，风险的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多样，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的环境下，加之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传播，市场预期迅速变化，这些都可能使不同风险之间的外溢效应更加明显，相互交叉传染和反馈放大效应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认识到，风险蕴含于经济转型之中，与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是分不开的，各领域风险也不是孤立的，不能依靠碎片化的局部性措施来应对，而必须用系统性思维和网络化视角来防范和应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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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对，就是要有系统性战略谋划，将防范化解风险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从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体视角进行设计，事前加强风险的预判和防范，事中加强风险的应对与处置，事后加强风险免疫和管理能力建设。与此同时，要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矫正重大经济结构性失衡，完善金融监管框架，修复资产负债表，建立新型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等系统性视角来制定防范化解风险的方案和实施路径。
(三)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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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风险主要是针对迫在眉睫的当前问题，大多是临时性措施，属于治标性质，而要从治本上化解风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风险集聚往往是经济失衡和资源错配的外在反映，根本原因是结构性改革滞后和体制机制扭曲，必须从结构性改革中找出路。从国际经验看，1998年和2008年两次危机虽然都爆发于金融领域，但从本质上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导致金融领域的资源错配和风险的集中释放，最终必然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经济体实施量宽政策，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起到了刺激作用，但结构性失衡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多种不确定因素。
标本兼治，就是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基础性领域和关键性环节改革，建立和完善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管机制，在更高层次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创新，提升我国的制度优势。在我国经济转型任务紧迫和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健全的形势下，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避免风险向政府集中和政府兜底的预期，坚持“花钱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风险管理、处置和分担上的作用。
(四)守住底线
经济转型过程往往也是资产负债表重新配置和风险集聚释放的过程。如果我们对风险积累缺乏警觉，没有与风险赛跑的意识，风险就会不断集聚，积累到一定水平，就会集中释放，酿成系统性风险和经济金融危机。从国际经验看，东亚国家、前苏东国家和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都曾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处置不当，经济转型受阻，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守住底线，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防患于萌发之前，充分估计最坏的可能性。对最坏的情景一旦心中有数，就能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我们既要敢于面对风险，勇于担当，做“风险斗士”，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冷静客观地分析和评估风险，通过科学的风险处置，确保不出现最坏的情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防范化解风险的阶段性安排
经济转型期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必须根据不同阶段风险集聚的特点，明确短期、中期和长期风险防控的重点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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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以处置金融和房地产风险为重点
从短期看，金融风险和房地产风险是当前最突出的风险领域，主要表现为宏观杠杆率过高、金融资源错配和房地产资产泡沫等风险。这些风险积累到一定水平，或遭遇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就有可能形成风险放大机制，并迅速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继而引发系统性风险。要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健全市场化法制化违约处置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补齐监管短板和监管空白，采取措施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控制增量，积极处置存量，防止金融存量风险集聚，进而出现流动性风险。与此同时，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采取措施抑制房地产泡沫，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酿成系统性风险。
(二)中期以处置实体部门风险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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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期看，风险防范的重点主要是扭转实体部门杠杆率过高、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业升级迟滞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要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促使实体部门发展从数量规模扩张为主的轨道转向质量效率提升的新轨道，重塑我国产业竞争力，促进形成新旧动力有序接续、协同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三)长期以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为重点
从长期看，政府部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滞后、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是风险防范和应对的短板。风险管理是一个覆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管理，而非仅仅是危机爆发后的应急处置。要加强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应对、风险处置等能力建设，降低风险成本和风险损失，提高风险管理效率。创新激励机制，加强风险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专业能力和水平，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筑牢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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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风险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风险应对和管理机制。但也要看到，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仍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短板，需要加快“补短板”。对一个大规模经济体来说，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及时识别各种风险，有效管理各项风险，不断创新风险管理机制，特别是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一)建立国家风险管理协调机制
在现有体制框架下，风险管理通常是以各部门制定与实施政策为基础的，而各部门决策往往又局限于本部门的视野和职责范围，这样就会形成风险管理空白，或形成风险管理交叉重叠和部门的相互牵制，还会出现过分重视某种风险而忽视其他风险的情况。随着各领域风险关联度越来越高，风险的时空跨度和覆盖范围越来越大，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综合性风险管理协调机制。就我国来说，可以充分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协调作用，建立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的统筹协调机制。或可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专门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机构，吸纳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参与，定期组织开展综合性风险评估，跟踪分析风险演变，发出风险预警信号，确定风险管理的重点，提出防范化解风险的建议。
(二)建立风险应对统筹协调机制
要以完善国家风险管理体系为导向，建立各有关部门风险管理协调机制。做好风险信息共享，完善风险数据共享机制，提高风险管理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透明度，增强市场主体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效率。加强风险预警协调，动态把握风险演化和传导情况，做好风险预警预测分析，为制定风险应对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强化风险管理政策协调，避免风险监管套利和风险监管竞争，提高风险管理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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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风险隔离和缓冲机制
风险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风险传导链条的梳理，监测各风险部门的主要风险指标(如债务水平)，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避免风险在某些领域的过度集聚和在各部门之间的无序传递，促进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与此同时，在经济繁荣期，要注重建立各部门的风险缓冲机制，居民部门要控制家庭负债率，企业部门要运用好风险对冲工具，金融部门要提足风险拨备，政府部门要设立各类风险储备基金，进而降低各部门的风险脆弱性，增强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自我修复能力。
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政策建议
有效防范化解经济转型期的各类风险，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建立覆盖金融、实体、政府、社会和对外部门五位一体的风险防范政策体系。
(一)有效应对金融领域风险高发压力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处于金融风险易发高发期。应对风险高发的压力，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要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加快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体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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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构金融监管框架。按照权力有效制衡、提高监管效率的原则，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按照“一委一行一局”，即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央银行、中小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模式推进改革。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跨业经营活动的监管。规范市场行为，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明确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管地方批准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打击本地区非法金融活动，协助中央监管部门履职，真正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
2.加快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优化金融机构股权结构，综合考虑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效率的需要，调整国有控股的范围和比例。强化对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行为的监管，引导股东建立长期投资意识。探索和试点股权激励，将薪酬体系与金融机构中长期利润和风险挂钩。
3.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适度扩大征信体系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将小额贷款公司、P2P平台借贷等民间借贷信息纳入征信体系，建立分层次、多维度的征信数据，提高对征信数据的再加工水平。完善资产登记(公示)制度，建立全国范围统一的租赁物、信贷资产、非标金融资产等的登记和公示系统。建立中小企业财务报表中心，由企业提供唯一的财务报表，供税务、工商、银行以及征信部门共同使用。加快建立覆盖全面、标准统一、信息共享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
4.营造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宏观环境。适度提高金融风险容忍度，引入必要的“尽职免责”理念，防止承担不合理责任而引发机制性紧缩。打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预期，通过市场行为提升经营主体和个人的风险意识。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密切监控流动性，营造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满足去杠杆、去产能以及风险处置中金融机构正常的流动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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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防范化解实体部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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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部门包括企业和居民部门。防范化解实体部门风险，重点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处置企业债务，积极稳妥处置房地产风险。
1.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我国企业高债务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杠杆率是民营企业的两倍左右，是去杠杆的重点领域。目前，国有资产占我国国家总资产规模近一半，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避免出现大的风险，必须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实体部门防范和应对风险的重点。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推进国有企业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2.加快处置企业债务。以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方式推动国有企业主动去杠杆，积极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新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鼓励具备条件的银行设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子公司，引入创新机制开展债转股。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推进形成过剩产能市场化退出机制，依法依规对僵尸企业实施破产清算，切实有效降低企业债务水平。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范围，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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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稳妥处置房地产风险。在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采取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反向调整的办法，逐步降低居民部门杠杆率。完善金融机构应对房价回落的压力测试机制，做好应对不同风险情境下的政策预案。释放正确有力的调控信号，引导社会预期回归理性。加快探索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适当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可在中央确定房地产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空间，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房地产税操作方案。
(三)有效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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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突出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率高，特别是隐性债务快速增长，根源是过度依赖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从体制改革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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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在增值税中央地方“五五开”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所得税实行中央地方“五五开”的可行性，逐步取消历史遗留的基数返还问题。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大幅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提高到2/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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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按“堵后门”“开前门”的原则，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法制化管理，推进债务信息公开，实行全口径、各层级、全过程的信息透明，接受上级政府、同级人大、金融机构和全社会监督。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全口径纳入预算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根据综合财力，严格控制下级政府举债上限，科学运用债务率、负债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等指标，对各级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动态监管。
3.全面规范地方融资平台融资行为。全面清理地方政府融资担保，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经营。政府不得干预平台融资行为，不得将公益性资产及土地储备注入平台。平台不得以政府融资职能进行举债。金融机构不得接受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形式提供的担保。政府不得以借贷资金出资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严禁利用PPP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不得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和最低收益。
4.提高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通过划拨国有资本等手段补充现有养老金缺口。逐步推动养老保障体制从现收现付制为主向预筹积累制为主转变。建立政府强制性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个人自主性或商业性养老储蓄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在一定限额内给予第二、第三支柱的养老金计划税收优惠。大力发展商业性健康保险，有效缓解医疗保障资金和财政负担压力。
(四)防范转型期社会风险
经济转型期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分化、阶层固化等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1.控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着力实现就业和发展机会公平，加大对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在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扶持，规范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选人用人机制，保障人人都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推进税收结构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化，进一步加强累进所得税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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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低保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在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的同时，兼顾就业激励目标。加强低保与其他专项救助制度的协调，减少简单叠加，提高保障效率。改革完善养老医疗基本保险制度，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
3.提高社会纵向流动性。加大力度推进教育机会公平，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有质量保障的义务教育。提高高校招生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审慎对待自主招生等主观性较强的招生渠道，缩小直至消除经济、地区、家庭因素对招生结果的影响。打破地域、户籍、行业、编制、社会保障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五)加强外部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和影响力增大，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交互作用增强，外部风险对我国的外溢效应超过以往。要在维护我国核心利益的同时，灵活处理国际经济关系，营造有利外部环境。
1.有效应对资本跨境流动风险。按照“放开汇兑环节管制，加强交易环节监管”的思路，有序改革资本项目管理方式，丰富政策工具。处理好资本项目开放进度及与其他改革措施的协调。提高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质量，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和指标体系，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监测。
2.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积极落实WTO《贸易便利化协议》，推进多哈回合剩余议题谈判。继续推进中美、中欧BIT和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定谈判，通过相互扩大投资准入和市场准入加强共赢机制建设，改善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环境。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建设自由贸易区网络。
3.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主动适应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和政治互信，通过平等协商、合作对话，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提高G20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中的作用，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强与主要大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加强在国际事务特别是提供公共产品上的合作。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增强我国议题创设能力。
参考文献：
[1]刘鹤，2013：《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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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银行，2014：《风险与机会：管理风险以促进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
[3]米歇尔·渥克，2017：《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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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转型期的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组
课题总负责人：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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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执行负责人：王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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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协调人：张承惠
执笔：王一鸣 张承惠 高世楫 陈昌盛
吴振宇 陈道富 许伟 何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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