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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金融科技发展经验及相关建议
发布时间：2018-11-08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2018年中日资本市场圆桌会议于
关键词：金融科技，新技术革命，金融产业，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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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资本市场圆桌会议于2004年正式设立，是中日两国专家交流资本市场、金融形势、宏观经济、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以及两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平台。本届会议以“新技术革命与金融产业的发展”为主题，中日双方来自政府、智库、研究机构及企业的三十余名专家和代表围绕新技术革命下的金融创新与规范、金融产业与新经济等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主要观点和建议总结如下。
一、中日两国金融科技发展现状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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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金融科技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得益于金融服务需求、风险投资意识以及政府支持
永井浩二理事长认为，中日资本市场圆桌会议是日方向中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寻求解决办法的重要平台。但是就本届会议主题而言，中国走在世界前列。以支付宝为代表的新的金融服务使中国大部分地区实现无现金交易；数字创新推动共享经济发展；金融科技大大提高商业活动效率，给商业模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带来颠覆性变化。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得到世界普遍关注。
中方专家讨论了中国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原因。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承惠指出，我国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市场化机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实体银行的竞争压力不大，缺乏创新动力。传统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中小微企业及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科技公司抓住机遇快速成长，弥补了未被满足的现实需要，成为金融科技创新的主体力量。
贡森认为，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和投资意识，甚至愿意投资想法。出于这个原因，德国拜腾智能汽车公司选择在南京建厂并设立总部。中国人强烈的投资意识能够增加风险资金供给，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激发国内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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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在回答日方提问时指出，中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中央政府制定了合理的战略政策。对于独角兽企业的发展，中国政府虽然没有给予很多的直接投资，但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战略，明确了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同时，前几年政府监管相对宽松，带来了诸多领域的快速发展。张承惠补充，除中央政府的战略政策以外，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地方政府营造的良好环境。以深圳和杭州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对于创新非常宽容，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内在动力和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日本金融科技发展相对滞后，受制于不够灵活的金融体系、人口老龄化以及偏好现金的文化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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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教授岩下直行指出，科技的作用没有在日本金融机构得到充分发挥。日本现有的金融体系安全可靠，但缺乏灵活性，而且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和时间进行维护和管理。这种金融体系构建于互联网诞生之前，具有高度的中央集权特征，各个系统之间密切相关，细节的改变往往需要整体结构的调整，日本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受到束缚。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执行役员关雄太和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佐藤广大认为，金融科技及无现金化在日本进程缓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日本传统金融服务系统完整、覆盖面广泛，金融科技发展动力不足；二是日本老龄化程度很高，消费者多为高龄人群，这些人群难以熟练使用无现金的支付方式，跟不上创新步伐；三是风险资金供给不足，日本家庭资产绝对值持续增长，但超过一半属于现金及存款，通货紧缩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四是从文化习惯来看，日本人偏好现金，更加看重金融机构线下渠道是否完善，老人、女性对无现金化持抵触态度。
二、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金融科技发展对于推动普惠金融、创新商业模式、提升风控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金融科技主要应用于普惠金融，并取得很大进展。张承惠认为，随着数字化手段的运用，大型商业银行也可以服务小客户，满足小微企业、三农、广泛个人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克服地域分散、信息不对称、风险可控性差、服务成本高等问题。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原副局长梁世栋认为，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和服务实体经济的价值已经初步显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移动支付极大提升了商家收银效率；二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贵、慢”的问题；三是降低理财门槛，逐渐实现理财平民化；四是帮助小微企业将商品出口至海外。
岩下直行认为，金融科技企业给金融领域的商业模式带来了巨大改变，小型创新企业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互联网诞生以前，企业需要开发通信协议及终端标准，从系统基础设施到程序都需要自行设计与构建，由于耗资巨大，只有大企业才能将其作为长期项目予以推进；互联网、智能手机、云计算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使用互联网提供的系统和基础设施，无须自行制定标准和构建基础设施，由于不需要巨额资金及周密计划，小型创新企业开始积极尝试各种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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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还为防控金融风险提供技术支持。张承惠指出，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可以将风险管理进一步前移，嵌入供应链或企业生产流程。金融科技能够动态刻画客户、业务、押品等业务主体的风险和收益，建立企业动态生产经营评估模型，用于企业资产质量评级、资信评级、数据资产评估、保险信用评级等。银行将不再是简单提供贷款或交易结算，而是全面融入企业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管理过程。新的业务模式改变银行的风险管理理念、模式和流程，使风险监控更全面、智能、高效、精准。
(二)金融科技发展提高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增加金融风险，并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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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公司快速成长，导致行业发展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梁世栋认为，金融科技的有益创新实践容易被“伪劣”创新波及。“伪”金融科技本质上是打着互联网和区块链幌子的非法集资手段，会影响金融稳定甚至社会稳定；“劣”金融科技缺乏足够的风险甄别和化解能力，无法实现持久发展，造成资源浪费。
金融科技发展大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增加金融风险。梁世栋认为，所谓风险就是不确定性。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在《金融科技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报告》①中提出，目前金融科技发展会带来金融稳定性风险的证据非常有限。但他认为，目前有限并不代表未来没有问题，随着科技创新与金融领域深度融合，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会增长，影响面会扩大，监管当局应对此保持密切关注。
金融科技还会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张承惠指出，万物智联时代，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不安全的智能终端设备会扰乱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信息伪造和篡改会侵害消费者权益。梁世栋指出，根据拉加德《金融部门的网络风险评估》②中的数据，韩国2014年发生的信用卡公司信息泄露事件，导致约1/3人口的信息泄漏；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Equifax公司遭到黑客攻击，导致约44%人口的信息泄露；网络攻击所造成的年均潜在损失可能很大，接近银行全球净收入的9%，约为1000亿美元。他认为，个人信息泄露并非金融领域特有的问题，而是科技发展带来的普遍问题。
岩下直行介绍，虚拟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产物快速发展。比特币挖矿需要庞大的系统设备，耗电较多，有浪费电力资源的嫌疑。同时，各国虚拟货币失窃事件不断发生，2018年5月份出现51%攻击，不法分子利用大比例算力临时控制区块链，盗取虚拟货币。此外，由于虚拟货币交易具有匿名性、不可见、难追踪等特点，监管难度较大。这些状况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日本、美国等都在对此开展讨论，中国政府则在去年9月份全面禁止虚拟货币交易。
三、促进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鼓励创新，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
岩下直行、关雄太和佐藤广大一致表示，为了促进金融科技发展，日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开放式创新，即基于开放式网络的技术创新，鼓励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立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体验，实现服务升级。
张承惠指出，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相比传统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人才队伍年轻；组织架构扁平化，非常灵活；具有较强的激励机制和承受失败的能力。传统金融机构的优势体现在拥有专营牌照、长期积累的大量客户以及良好的声誉品牌；但它的劣势恰恰是金融科技公司的优势，即机制不灵活、激励机制弱、承受失败的能力差。因此，建议在监管到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通过优势互补降低开发成本、改善经营方式、提升管理水平和风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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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度监管，探索先进的监管科技和监管方式，加强技术人才培养
应以适度的监管来保护和支持金融创新。
魏际刚认为，新经济、新产业、新金融呼唤新治理、新监管。目前的金融政策、法律、监管都是基于传统的方式，未来的金融监管方面需要坚持包容、平衡、协调、审慎、可持续的原则。一是要推动新经济发展，促进创新和创业，而非遏制它们的发展；二是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消除垄断，保护公众利益，放松经济管制；三是在推动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促进产业升级，特别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梁世栋认为，为了推动金融科技健康、可持续发展，使其长期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还要探索监管科技，创新监管方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的监管科技，能够优化监管能力、提升监管效率，实现针对非法金融活动的事前防控，并有效识别金融产品的违规现象。同时还可以借鉴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经验，探索“监管沙盒”，创新监管方式，以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
此外，梁世栋在回答日方提问时指出，与日本相比，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内部技术专家比较缺乏。日本金融厅针对虚拟货币问题就有60人组成的专家队伍进行监管，中国监管体系内部纯技术人才尤其是高新技术人才十分欠缺，主要采取抽调的方式召集相关技术人才开展讨论。张承惠对此表示赞同，相对于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我国金融监管中的科技力量严重不足。新加坡设立首席科技官，能够在金融监管方面给予充分的技术咨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下设的数字货币研究所中的研究人员以金融专业为主，对技术了解甚少。随着新技术革命持续深化，金融监管需要技术专业人员和金融专业人员密切合作，技术人才培养和使用应是中国金融监管未来工作的重要内容。
(三)完善机制，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确保客户资产和隐私安全
张承惠建议通过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金融业务安全“防护网”，从被动信息安全应急事件处置转化为主动风险防御，全面提升网络金融服务安全等级，有效鉴别来自网络媒体、业务交互过程中的数据真实性，防止信息篡改，保护客户的资金安全和隐私安全。
梁世栋指出，数据安全是金融行业全局性的问题，破解这一难题不仅要完善机制，还应持续提升技术能力。新技术的运用能够实现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使用、数据共享、数据输出全过程的客户隐私保护。目前技术领域出现了激动人心的探索，能够在保证客户隐私的前提下实现更好的风险控制。多方安全认证，能够在信贷机构不共享信贷数据前提下判断客户是否存在多头借贷风险；零知识证明，能够在不触碰客户个人敏感信息的前提下，了解客户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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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中日两国对话与交流的建议
(一)持续利用会议平台密切双边对话与交流，积极创新会议形式
张来明副主任指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正面临新的机遇。为了把中日务实合作提高到新的层次，更好实现互利共赢，需要两国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等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中日资本市场圆桌会议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永井浩二理事长指出，自2004年首次举办以来，中日资本市场圆桌会议主题涉及不良债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等重点热点话题，取得丰硕成果。今后双方应持续利用会议平台，密切双边交流。
贡森建议探索创新会议形式。他介绍说，本届会议中，中方做了有益尝试，除政策制定者、监管者以及学术研究者之外，还邀请了蚂蚁金服、美团点评以及专业分析师等行业内的一线从业人员参与讨论，比以往的讨论更加有效、贴近实际，取得了良好效果。建议日方今后也参照这种模式，以实现双方更加务实的对话。
(二)继续深化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努力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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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谷博司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新技术革命与金融创新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诸多机遇和挑战。如何制定合理的规则，以充分把握机遇、规避风险是中日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本次圆桌会议上，中日双方围绕“新技术革命与金融产业的发展”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今后双方应对此持续关注，推动两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实现更好的沟通、学习与合作。
贡森指出，通过这次圆桌会议，双方专家和学者针对两国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的金融科技发展的不同现状，从哲学根源、文化习惯、人口构成、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对比；同时，双方还分享了各自金融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为对方提供良好的借鉴。今后，双方应扩大和深化在该领域的务实对话与合作，以把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宝贵机遇，实现各自金融科技方面的发展与突破。
注释：
①具体参见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from Fin Tech, http://222.177.237.213:8000/rwt/GUOYAN/http/P75YPLUGPNSC655TMH/2017/06/financial-stability-implications-from-fintech/, 2017.6.27。
②具体参见Christine Lagarde: Estimating Cyber Risk for the Financial Sector, http://222.177.237.213:8000/rwt/GUOYAN/https/MJXG835UF3VX43SMN73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