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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40年里，民营经济经历了1978—1988年的萌芽和起步阶段、1989—1991年的受挫和恢复阶段、1992—2001年的调整和引导阶段、2002—2007年的促进和提升阶段、2008—2012年的冲击和成长阶段、2013年至今的转型和腾飞阶段，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重要建设力量、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源泉、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主体、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经验包括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科学合理的制度创新、卓越非凡的企业家精神、丰富有效的劳动供给、和谐共生的包容文化、多样频繁的社会互动。民营经济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要重点围绕从小到大的规模经济、从弱到强的竞争优势、从表到里的公司治理、从内到外的跨国经营、从近到远的代际传承等方面展开。 本文来自织梦

关键词：民营经济 改革历程 发展成就 主要经验 趋势展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40年。在40年里，民营经济用不到40％的社会资源，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开展了6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组建了7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吸纳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1]，对中国经济从弱到强、由小到大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民营经济必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新时代下的民营经济如何开启新征程、承担新使命、发挥新作为、作出新贡献，对实现“两个阶段”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未来将“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不仅坚定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也给未来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将通过回顾4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归纳和总结经验，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探寻未来民营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康庄大道。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从六个阶段分析中国民营经济的改革历程，即1978—1988年的萌芽和起步阶段、1989—1991年的受挫和恢复阶段、1992—2001年的调整和引导阶段、2002—2007年的促进和提升阶段、2008—2012年的冲击和成长阶段、2013年至今的转型和腾飞阶段；第二部分从五个方面回顾中国民营经济取得的发展成就，即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建设力量，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主体，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第三部分从六个方面总结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经验，即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科学合理的制度创新、卓越非凡的企业家精神、丰富有效的劳动供给、和谐共生的包容文化、多样频繁的社会互动；第四部分从五个方面对中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即从小到大的规模经济展望、从弱到强的竞争优势展望、从表到里的公司治理展望、从内到外的跨国经营展望、从近到远的代际传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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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营经济的改革历程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民营经济的改革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从坚决取缔到被限制，从被限制到被承认，从被承认到受重创，从受重创到鼓励适当发展，从鼓励适当发展到积极促进，从积极促进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见证了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从“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过程。参照图1中的相关数据及郭朝先（2008）[1]、刘迎秋和刘霞辉（2009）[2]、张志勇（2009）[3]、单忠东（2009）[4]等的研究，本文将40年来民营经济改革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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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8—1988年：萌芽和起步阶段 内容来自dedecms

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受“左”的思潮影响，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消除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导致到1977年年底，民营经济中的私营经济近乎消亡，个体经济极其微弱，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数量从1953年的898万减至1977年的15万[2][5-6]。面对即将走人绝境的民营经济发展局面，改革的呼声自下而上越来越高。1978年，在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决定，明确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必要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等论断，并通过返还被查抄的存款、被扣减的薪金、被占用的私房等措施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由此开启了民营经济的萌芽和起步。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给民主党派“脱帽加冕”，叶剑英认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1980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的政策，国务院在相关文件中指出要“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开展竞争。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再次明确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82年和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指出“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3]”。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由紧到宽、自下而上、从被限制到被承认，多数政策围绕民营经济的性质而制定。个体经济仍是民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私营经济则逐渐起步。截至1988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1452.7万户，从业人员达2304.9万人，注册资金为311.9亿元，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为1190.7亿元；私营经济方面[4]，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4.06万户，从业人员达72.38万人，注册资金为32.86亿元。

2.1989—1991年：受挫和恢复阶段 内容来自dedecms

1988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率较高，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分别为11.23％、18.8％，随之出现了抢购风潮，囤积居奇、倒买倒卖使部分商品紧缺严重，经济秩序较为混乱。为此，1988年的党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改革方针，并通过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存款利率、限制购买力、彻查在建项目、严控物价上涨等方式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监督管理。1989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受到影响，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也出现了波动，而“傻子瓜子”等企业主的贪污、挪用公款等现象更加重了人们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担忧，“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人党”、“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等措施使得民营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截至1989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205.6万户，从业人员减少了363.5万人。针对这一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重要场合肯定民营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提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并指出国家继续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变的”。1991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围绕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同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逐步使得各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发展范围趋于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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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受创之后的逐渐恢复，多数政策仍围绕民营经济的性质而制定。个体经济在登记注册户数、从业人员、注册资金等方面仍超过私营经济。截至1991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1416.8万户，从业人员达2258万人，注册资金为488.2亿元，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为1798.2亿元；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10.8万户，从业人员达183.9万人，注册资金为123.2亿元，私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为68亿元。

3.1992—2001年：调整和引导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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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巨大冲击，世界政治格局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伴随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周边国家和地区（如“四小龙”、“四小虎”）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党员和一部分干部群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等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颇，围绕市场经济的思想冲突、意见论争和改革分歧异常激烈。对民营经济而言，部分人甚至发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化的改革”的疑问。面对这些质疑，邓小平1992年在视察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极大地推进了民营经济改革的进程。1992年，李鹏在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做出中国经济“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下一阶段要“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的论断。同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99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从登记注册、市场准入、参股方式、业务扩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措施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中国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会议上指出，要“继续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本文来自织梦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调整之后的鼓励发展，多数政策围绕民营经济的性质和地位而制定。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在登记注册户数、从业人员等方面仍超过私营经济。截至2001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从业人员达4760.3万人，注册资金为3435.8亿元，营业额为1.96万亿元；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202.9万户，从业人员达2713.9万人，注册资金为2.82万亿元，营业额为1.34万亿元。

4.2002—2007年：促进和提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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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民营经济改革进入新篇章。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扫除了私营企业主无法入党的障碍。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清理和修订法律法规、放宽市场准入、享受同等待遇、鼓励做强做大等方面出发提出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2004年，河北省委“1号文件”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问题进行了澄清，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有关民营企业“原罪”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直到2006年年末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主张不争论，还是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才告一段落。同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005年，国务院以“3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维护合法权益、引导提高自身素质、改进监管体系、加强政策协调七个方面制定了36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此后，各地区、各部门纷纷出台了相关落实、配套措施。2006年，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定的通知》，在与36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对比下，明确了现有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他文件的清理重点、清理原则、清理工作的组织和实施等内容。截至当年年底，共有5000多件规章和文件被清理、废除。2007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从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平等对待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税负两个角度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同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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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从“继续鼓励、引导”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多数政策的针对性较强，围绕增强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导民营企业发展高科技、推进民营企业国际化、消除不平等待遇等而制定。个体经济仅在登记注册户数上比私营经济有优势。截至2007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741.5万户，从业人员达5496.2万人，注册资金为7350.8亿元；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551.3万户，从业人员达7253.1万人，注册资金为9.29万亿元。 本文来自织梦

5.2008—2012年：冲击和成长阶段

2007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在短时间内迅速波及全球。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下降，2009年降至-1.74％。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等因素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以浙江省为例，据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浙江省注销的民营企业数量同比上升10.99％，为2.2万户。而一大批如中国金属、合俊玩具、华联三鑫、江龙控股等知名民营企业的倒闭便是次贷危机冲击下中国民营经济的缩影。面对这一形势，2008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到珠三角和长三角民营企业进行调研时强调，要从营造良好环境、解决市场准入、落实财税支持、改善政府服务等方面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同年，在全国层面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的基础上，各地区和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贷款风险损失补偿、降低创业门槛、减免各项杂费、增加政府采购等方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营造良好环境、缓解融资困难、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加快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支持开拓市场、改进政府服务、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工作领导方面制定了29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拓宽民间投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企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加强规范管理等方面制定了36条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201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清理规范准入条件、协调公共资源、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提升创新能力、扶持科技成果产业化、鼓励发展新业态、引导设立创投基金、支持利用新型金融工具融资、推进国际合作、加强服务和引导十个方面制定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201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和引导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分别从融资、创新、市场、集聚、服务、保障等方面出发制定了29条和18条政策措施。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转方式、调结构，多数政策围绕民营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转型升级而制定。个体经济仅在登记注册户数上比私营经济有优势。截至2012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4059.27万户，从业人员达8628.31万人，注册资金为1.98万亿元；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1085.72万户，从业人员达1.13亿人，注册资金为31.1万亿元。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6.2013年至今：转型和腾飞阶段 copyright dedecms

2012年，美国“财政悬崖”日益迫近，日本“安倍经济学”效果不佳，欧债危机蔓延使欧元区国家经济持续萎缩，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明显。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争端和摩擦加剧，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水平保持高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说，迫切需要转换增长动能实现转型升级。2013年，除了继续在金融支持、市场准入、鼓励“走出去”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外，国务院还发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2013—2017年国务院的重点任务进行了规划，由此拉开了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改革号召，加快构建众创空间、降低创新创业门槛、加强财政资金引导、完善投融资活动、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等内容继而体现在《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中，极大地推进了创新主体的涌现[5]。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发布，分别从构建以我为主的经济合作体和实施以质量为先的制造强国战略两个角度出发打造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蓝图，给民营企业发展指明了道路。2016年，为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在前期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的基础上，针对审批多、收费高、耗时长等问题，持续开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放管服”改革。《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降低企业税负超5700亿元，且在完成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目标的基础上，当年取消、清理和规范577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发展、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保护、民营企业活力的激发和增强等方面论述了新时代下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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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凝心聚力、“松绑”和“减负”，多数政策围绕民营企业在新时代下高质量发展而制定。个体经济仅在登记注册户数上比私营经济有优势。截至2016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5929.95万户，从业人员达1.29亿人，注册资金为5.34万亿元；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2309.2万户，从业人员达1.8亿人，注册资金为107.66万亿元[6]。

二、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成就 织梦好，好织梦

1.民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营经济[7]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1989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仅为3.86％[7]，到如今，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冉万祥在十九大新闻中心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这一比重已超过60％。二是民营经济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突出。1982年，民营企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17.1％[8]，能拉动0.36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到2016年，这一比重达到32.87％[9]，能拉动0.92个百分点的GDP增速。三是民营经济的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2016年，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为1.33万亿美元，尽管比2015年降低了526.52亿美元，但在所有企业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36.36％，比2015年增长了1.1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为9147.86亿美元，占比为43.6％；进口总额为4179.45亿美元，占比为26.33％[10]。四是民营经济在高新区中的作用愈发突出。2016年，全国高新区中的私营企业有4.01万家，创造了3.1万亿元的总产值，分别比2007年增长了1.68倍、15.65倍；在高新区所有企业中的比重分别为44％、15.77％，分别比2007年增长了13.13个百分点、11.58个百分点[11]。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民营经济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建设力量 织梦好，好织梦

民营经济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建设力量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95年，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共缴纳税收429.6亿元，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为8％，到2015年，缴纳税收额增至1.99万亿元，比重增至14.6％。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缴纳税收额分别为1.3万亿元、0.69万亿元，比重分别为9.57％、5.03％[12]。二是民营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显着增强。1990年，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共吸纳就业人数为2275万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为3.51％，到2016年，吸纳就业人数增至3.09亿人，比重增至39.77％。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吸纳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为23.19％、16.58％[13]。三是民营经济在教育、扶贫、救灾等慈善事业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度越来越高。2008年，入选“中国慈善排行榜”的100家企业多为民营企业，共捐赠了44.24亿元，用以支持地震、雪灾、教育、扶贫等慈善事业，到2016年，捐赠额增至103.78亿元。其中，前十名捐赠额占比从39.82％上升至70.29％[14]。 内容来自dedecms

3.民营经济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 copyright dedecms

民营经济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在推动物流、军工、金融等垄断行业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物流业为例，2007年，上海42家非邮政快递企业联名“上书”，呼吁在相关法律法规改革中关注民营快递企业的发展诉求。到2014年年底，国内已有超过1.1万家可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15]，如顺丰、“三通一达”、百世等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增强竞争力，目前已在细分市场上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二是民营经济在产业创新中捷足先登。以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兴产业为例，如网络打车、共享单车、分类信息网站、外卖送餐等新业态中很少有国有企业的身影，典型企业如滴滴、ofo、摩拜、58同城、美团等则多为民营企业。三是民营经济在产业分布上逐渐合理。2014年，民营企业实有户数在第一、二、三产业企业总数中的比重分别为2.62％、10.99％、86.39％，吸纳就业人数也有较大差异。其中，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的民营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为49.67％、16.11％、2.45％，分别比1989年降低了9.74个百分点、4.5个百分点、5.26个百分点[16]。

4.民营经济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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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主体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为例，2016年，500家企业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23.4万亿元、19.4万亿元、0.84万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35.21％、19.84％、19.76％。其中，总资产超过1000亿元、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元的分别有50家、6家企业；有16家企业入围世界500强榜单。二是与其他企业类型相比，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突出。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16年，民营企业的户均总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为1.12亿元、1.91亿元、0.12亿元，尽管比国有控股企业的21.96亿元、12.56亿元、0.65亿元，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4.29亿元、5.05亿元、0.36亿元要低，但在户均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上分别比二者低1.02亿元、0.29亿元，且在资产收益率上分别高7.69个百分点、2.37个百分点[17]。三是民营企业的国际市场影响力日益增强。以美国创投研究机构CB Insights最新公布的能影响全球科技创业走势的“独角兽”企业榜单为例，224家上榜企业中有59家中国企业，代表企业如滴滴、小米、新美大、陆金所分别排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九位，估值为560亿美元、460亿美元、300亿美元、185亿美元。 dedecms.com

5.民营经济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

民营经济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16年，私营企业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73.24万人年，研发经费为2800.54亿元，研发项目数为13.04万项，分别比2011年增长了1.12倍、1.97倍、1.47倍；在整体中的比重分别为27.1％、25.59％、36.12％，分别提升了9.3个百分点、9.84个百分点、13.4个百分点。二是民营经济的专利产出不断增加。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为23.78万件，在整体中的比重为33.24％，分别比2011年增长了1.13倍、4.31个百分点。其中，发明专利数申请数为7.86万件，在整体中的比重为27.37％，分别比2011年增长了1.69倍、5.71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年底，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数为18.05万件，在整体中的比重为23.44％，分别比国有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高出20.41个百分点、14.52个百分点和13.24个百分点。三是民营经济的新产品开发效益不断提高。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的新产品项目数为14.53万项，新产品销售收入为3.9万亿元，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为4701.95亿元，分别比2011年增长了1.15倍、1.88倍、1.44倍；在整体中的比重分别为37.09％、22.32％、14.37％，分别提升了11.71个百分点、8.89个百分点、4.84个百分点[18]。四是民营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先锋作用越发突出。2016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中的私营企业有7.61万家，创造了4.17万亿元的工业总产值，技术、产品和商品销售收入达4.48万亿元，分别比2007年增长了2.09倍、6.83倍、6.92倍；在所有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比重分别为43.9％、1.96％、5.17％，分别提升了18.54个百分点、1.41个百分点、3.12个百分点[19]。 dedecms.com

三、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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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前提

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前提[2]，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有利条件，还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政治保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待民营经济的政策首先经历了从“利用和限制”到“利用、限制、改造”的过程。可是，“改造”政策在经过反右派运动后迅速向“左”转变，民营经济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已步履维艰，之后在“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了政治运动批斗的对象[8]。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已被破坏殆尽，尽管彼时的宪法仍然承认有限范围的个体劳动，但重在“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待民营经济的政策从“保护”到“继续鼓励、引导”再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定性也从“必要补充”到“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再到“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的规定也从“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到“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再到“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创造了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良好政治环境。

2.科学合理的制度创新是保证

科学合理的制度创新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保证[9]，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强大驱动，还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制度红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不明确，政府对国民经济发展实行“计划”式管理，如党的十一大报告曾明确指出，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上。政府对主要物资、原材料、产成品、进出口、利率等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经济的恢复。党的十四大以来，制度创新取得突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被确定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壮大。 内容来自dedecms

3.卓越非凡的企业家精神是根本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卓越非凡的企业家精神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10]，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核心要素，还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前，国营企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由于长期实行“平均主义”的“计划”式管理模式，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职工队伍的效率不高，那些开展正常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行为常被视为“投机倒把”而遭到打击，对“投机商贩”的斗争使企业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缺失状态。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民营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逐渐得到恢复，但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表现为挂靠公有制经济以在夹缝中生存的“戴红帽子”的特征。如1989年前、1989年至1992年、1992年后“戴红帽子”的企业比例分别达到了46.3％、23.5％、22.6％[7]。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趋于稳定、制度创新取得突破，民营经济的企业家精神逐步回归，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典型代表如万向的鲁冠球、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娃哈哈的宗庆后、远东的蒋锡培、TCL的李东生、比亚迪的王传福、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小米的雷军、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阿里巴巴的马云、京东的刘强东等。他们不仅在不同的年代持续推动着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还在更广泛层次上塑造着国家竞争优势。 dedecms.com

4.丰富有效的劳动供给是基础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丰富有效的劳动供给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11]，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重要契机，还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竞争优势。1976年以后，大批知青返城，加上大专院校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留城青年及闲散劳动力，全国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尽管拓宽就业渠道、多元化就业形式迫在眉睫，但旧有的劳动就业体制较为僵硬，并不能解决彼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开辟社队多种经营形式、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和家庭副业。次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批准一批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薛暮桥发表“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鼓励回城青年自找门路”的观点文章，从而在实际上拉开了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加工贸易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采用的生产方式。民营企业利用国内丰富有效的劳动力资源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积累并培养高素质职工队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较强的竞争优势[11]。2016年，据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中国500强民营企业中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数为314家，海外投资项目及投资总额分别为1659项、515.32亿美元。典型企业如华为在2016年有18万名员工，总收入中有54.65％来自海外。 copyright dedecms

5.和谐共生的包容文化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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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共生的包容文化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撑[12]，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质变空间，还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坚实土壤。如针对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傻子瓜子”事件，邓小平在1984年中央顾问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邓小平还在1992的“南方谈话”中再次论述道，“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21世纪初，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因在发展早期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遭到处理，从而引发了社会对“原罪”问题的讨论。紧接着，围绕“原罪”问题的讨论主题逐渐深化，从“有无原罪”“应否清算”到“何种原罪”“如何处置”，这不仅降低了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也给彼时经济体制改革蒙上了阴影。对此，党和政府领导也及时发表看法，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如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的黄孟复认为“原罪”是一个“伪命题、假命题”，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的胡德平指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不存在‘原罪’”，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刘延东指出“中央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绝对不会变化的，这个决心是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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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样频繁的社会互动是归属

多样频繁的社会互动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归属[13]，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重要抓手，还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前景蓝图。改革开放以前，民营企业家与社会互动的范围、频率都受到限制。以参政议政为例，1956年，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只有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才能入党”。这一政策几经波折，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规定，“其他社会阶层”在满足入党条件后，“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民营企业家参与社会互动的积极性。当前，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互动已不仅仅局限于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创造顾客价值，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保持紧密合作、为员工发展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关注环境保护、关爱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建设等[13]，不仅成为民营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前景蓝图。民企业家当选全国劳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接受“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等也成为新时期中小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社会互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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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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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小到大的规模经济展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规模经济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显着标志[1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企业发展规模不断增长，如1998年，入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的门槛为0.9亿元，户均总资产、营业收入分别为1.04亿元、3.19亿元，到2016年，分别提升至121亿元、468亿元、387亿元。然而，与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的著名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发展规模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如何形成多层次的民营企业规模格局，使龙头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利用规模经济成为佼佼者、中小企业能在各自领域中发挥工匠精神成为专业者，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可期之处。建议政府深化民营企业投融资机制改革，利用多种优惠措施鼓励民营企业通过资本运营、兼并收购、战略联盟等方式组建产业集团、企业集团，在保持经营效率的同时，提高规模经济。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多是民营企业，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通过健全社会服务体系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信息匮乏、人才瓶颈、融资不畅等问题，让民营企业心无旁骛地走上从小到大的发展道路。 织梦好，好织梦

2.从弱到强的竞争优势展望

竞争优势是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营企业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逐渐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国际生产网络的格局并未发生显着变化，高附加值位置仍被其占据，而中国民营企业多数仍在中低端从事低附加值活动[11]。从研发的角度看，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研发强度超过1％的仅有170家企业。从品牌的角度看，统计近十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前十名出现频率，中国企业仅有中国移动和腾讯上榜，分别为6次、1次，而麦当劳、谷歌、苹果、微软、IBM等企业则年年在榜[20]。如何从技术、品牌、管理、物流、人才、资金等方面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政府应当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各项简政放权制度，积极制定“负面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降低相关产业的市场准入标准，让民营企业在充分竞争中由弱变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从表到里的公司治理展望 dedecms.com

公司治理是民营企业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由于历史原因，许多民营企业都有过“戴红帽子”和“摘红帽子”经历，这曾在很大程度阻碍了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然而，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逐渐深化和完善，有力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据“中国公司治理指数”数据显示，2003年至今，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整体上呈上升态势，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连续多年高于国有上市公司。尽管如此，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中仍然面临股权高度集中、经营决策不科学、管理缺乏有效约束等问题[15]，在与国有企业的合作中也往往会丧失自主权、话语权[21]。如何引导众多民营企业建立规范的组织框架、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的人才结构，实现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政府应当清理有碍公平有序竞争的无效规定，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明确民营企业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优化“授权经营体制”，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让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从表到里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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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内到外的跨国经营展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跨国经营是民营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逐渐加大，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投资经营。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者中，有6386家私营企业，占比达26.2％，分别比2011年增长了4.7倍、17.9个百分点；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中，私营企业占比8.7％，比2011年增长了7个百分点。然而，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也面临着投资区域比较集中、行业分布较为狭窄、当地法律法规不熟悉、安全风险防范低、市场信息滞后等问题。如截至2016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国香港地区的比重为5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比重为34.9％，分别第二位高出49.8个百分点、21.8个百分点。如何在“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鼓励民营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需要在“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上增加境外投资所需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典型案例等内容，开辟企业家境外投资交流论坛和专门针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信息通道，并及时发布针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研究报告，以使民营企业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实现从内到外的跨国经营。 本文来自织梦

5.从近到远的代际传承展望

代际传承是民营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关口。中国民营企业中有很多是家族企业，从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第一代创业者逐渐退居二线，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传承者不断涌现，如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鲁冠球的儿子鲁伟鼎、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等。然而，由于代际传承规划匮乏、接班人能力欠缺、人才队伍建设不全、接班人与经理人矛盾等原因，第二代传承者的继任过程并非都一帆风顺[16]。据全国工商联相关数据显示，第二代传承者明确表示接班的比例仅占40％，剩下的或者态度不明确，或者明确表示不愿接班。如汇源集团创始人朱新礼首先选择儿子朱胜华为接班人，但后者并不感兴趣；紧接着，选择女婿高勇为接班人，但高勇又逐渐淡出；最后，只好选择女儿朱圣琴为接班人。如何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处理好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使其顺利跨越“富不过三代”阵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政府需要更加关注民营企业传承者的健康成长，积极发挥工商联的能动性，定期组织学习交流活动，引导民营企业尽早开展接班规划和人才培养。 织梦好，好织梦

（作者：王海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蕙馨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郭朝先.民营经济发展30年[J].经济研究参考，2009（49）：45-53.

[2]刘迎秋，刘霞辉.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