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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去杠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政府于2016年专门出台了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文件。企业债务高企和杠杆率攀升本身很难说是风险或危机，但若经济增速放缓超出借债时的预期，尤其是绝大多数行业营业收入增速节节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时，风险程度会急剧升高。现实当中，企业债务违约事件在这两年逐渐增多，银行关注类贷款比例也在上升。债务市场脆弱性还可能将整个金融体系带入空转之中。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债务问题短期内不大可能“急性发作”，但很有可能是一场“慢性折磨”。 本文来自织梦

国企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不大，笔者估计目前处于稍高于20％的水平。而国企债务在全部企业债务中的比重却远高于这个比重，所以不能掉以轻心。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16年3月末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负债总额为81.2万亿元，此处负债总额包括企业间正常的应付账款、对职工的应付工资等，笔者推算这部分大约占30％，而对金融部门的带息债务约占20％，所以后者的总额约为56.8万亿元，占当时企业部门约114万亿元总债务的50％。这是一个极高的比重，也就是说，国企只贡献了五分之一左右的GDP，但占据了二分之一左右的债务，而且其资产周转率和利息保障倍数都明显弱于私企，这就不能不算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了。企业债务问题是否会“急性发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企债务。 dedecms.com

对国企债务的处理办法，会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政策选择。许多人可能会从1998年之后几年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政策依据，主要是实行债转股和核销债务。不过笔者认为，此时与彼时的情况已发生极大变化。第一，彼时国企产出在GDP中占有很高比重，救国企就是救整个经济，所以不能不救，而此时根本不是这样。第二，彼时国企债务在全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更高，至少应该在80％以上，而且国企经营状况非常糟糕，救国企就是救整个银行体系；而此时虽然国企债务仍占全部企业债务的50％，但国企经营状况明显强于彼时，私企经营状况则更好，所以不存在救国企、救银行的问题。第三，彼时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需求大爆发和GDP大增长的前夜，债务转成股份之后将会获得很高估值，也会有很多接盘者，债转股是盈利生意；而此时不大可能重复那种盛况，债转股将是亏损生意。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事实已经证明核销不良债务、剥离不良贷款、实行大规模债转股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也不能实质性推动企业转向市场化经营机制和现代公司治理。如2016年第一个债转股央企——武钢集团，以及第一个债转股地方国企——云锡集团，都是上一轮债转股企业。吉林著名困难国企——通钢集团，也是上一轮债转股企业。因此，不应该重拾政府主导的债转股和核销债务等政策，而应该让市场机制和法治手段充分发挥作用，并积极主动部署国企改革，使企业建立正常的约束机制和财务纪律。当然，这会花费较长时间。 内容来自dedecms

要缓解和逐步消除慢性折磨、避免急性发作，首要的政策选项是尽快遏制目前国企债务快速增长的势头。国企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66％的高风险区域，目前几乎每个月都在以同比10％以上的速度增长，风险在不断堆积。更值得担忧的是，国企营业收入在2016年之前两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下滑的，2016年最后几个月才有微弱的增长，这会导致偿债能力指标的明显恶化。必须遏制国企债务继续快速膨胀，否则会拖累整个经济。其次，要加快以市场机制和法治手段处理国企债务，鼓励债权人委员会和法庭发挥作用，这有利于一步一步拆除“爆炸”引信。最后，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股权重组来带动债务重组。当然，也要重视高负债民企的风险化解工作，但基本上可以个案处理的方式进行，无须做特别的政策准备。（nc-1820180427）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