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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所得税起源过程中充满了各方势力的博弈，博弈主体包括政府内阁、议会、执政党议员与在野党议员、社会舆论等，博弈动机是维护自身及其利益集团的政治利益，常用博弈手段是根据博弈目的决定支持或否决相关法案。博弈过程中，各方博弈策略灵活多变，主要包括不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因时顺势改变策略、借助民意与舆论、尝试改变博弈规则等。本文提出，税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是改革领导者站在宏观层面为改革成功释放的原动力。改革推进过程中，采用适宜的策略，能够减少改革过程中的博弈和阻力。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世经评论·北京）所得税最早起源于1798年的英国，初期只是战时临时税种：战争时期军费猛增，国库告急，政府游说议会开征所得税；战争停止，政府或议员游说议会停征所得税。自1798年至1816年，英国所得税在战时开征、战停即止的反复中轮回。随着国库长期亏空，为弥补收入不足，英国政府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才将所得税变为常规税种。英国所得税从战时临时税到变为常规税，其税法经过多次修订和优化，税率和征收规则日益完备，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学习和模仿的榜样。所得税是伴随着英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它的起源过程充满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斗争、妥协与合作。采用博弈论研究方法，通过还原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及博弈规则，可以分析各当事人是如何进行决策并达成均衡的。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重新审视英国所得税的起源，对其中一些历史事件进行审视和挖掘，希望能更加清晰地使我们认识这一历史趋势中的某些曲折，获得有利于我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启示。 本文来自织梦
　　
　　一、英国所得税起源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
　　
　　所得税起源过程，就是当时英国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参与博弈的各方利益主体包括政府、议会及议员。以财政大臣为代表的政府内阁要筹集更多的财政资金，确保内阁各项政策及事务能够顺利进行；议会则要监督和制约内阁，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防止内阁滥用纳税人税款；议会是由不同政党的议员所组成，议员要在议会为自己的政党及支持者“代言”，发表自己的主张。他们之间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前、后任内阁之间的博弈
　　
　　政府内阁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些利益集团逐渐形成了政党，当时英国主要有辉格和托利两大政党。若当选政党主张开征所得税，财政大臣会极力游说议会通过所得税法案，支持内阁开征所得税；若当选政党反对开征所得税，财政大臣会想方设法停征所得税。从表面上考察，起源时期所得税是战时开征、战停即止；但实际上这是不同政党在各时期进行博弈的结果。 织梦好，好织梦
　　
　　比如，辉格党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younger）主张开征所得税，在其担任首相兼财政大臣的1798年，英国第一次开征所得税，用以弥补英法战争的经费不足。而身为托利党人的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则反对所得税，其上任伊始（1802年）即宣布停征所得税。
　　
　　阿丁顿反对开征所得税的原因大致包括：第一，政党利益限制。阿丁顿属于托利党人，托利党是以土地贵族为核心的政治派别，所得税最初是以财产收入额为征税对象，自然会引起土地贵族的反对。第二，出身阶层限制。当时英国议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贵族阶级，而阿丁顿出身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对所得税负担更为敏感。第三，职业和性格使然。阿丁顿在做议员之前，职业是律师，重点研究议会程序法。他性格软弱，容易听从多数人意见。阿丁顿作为首相兼财政大臣，同法国达成和议后，顺应多数议员要求而停征所得税。 copyright dedecms
　　
　　即便是反对所得税的政党，上台执政后所考虑的利益出发点不同，其博弈主张也自然不同。1802年英法短暂和议，阿丁顿停征所得税；1803年英法战争重启，其又恢复征收所得税。格兰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也反对所得税，一直在筹划废止所得税，其执政时期国库入不敷出，但现实迫使他开征所得税。为什么阿丁顿和格兰斯顿反对所得税但又不得不开征所得税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及其集团也要进行利害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丢掉执政党地位甚至国家灭亡，给他们所带来的危害要远远高于开征所得税带给他们的损失，所以他们会临时改变自己的博弈主张，仍旧赞同开征所得税。
　　
　　（二）政府内阁和议会之间的博弈
　　
　　现代议会起源于英国。英国议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议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确保各方都能够在既定规则之下各自行使权力，不会伤及国家的根本利益。英国所得税起源中也存在着议会与政府的博弈。内阁开征或废止所得税的意愿，必须得到议会的认可，由议会以法律形式颁布；但内阁与议会之间的意愿并不总是一致。战事吃紧，议会为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同意政府内阁开征所得税；战事停止，议会则以所得税会加重纳税人负担为由，决议停征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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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1797年11月24日，时任财政大臣小威廉·皮特向议会提出预算案，提议开征所得税时，受到很多议员反对。以至于小威廉·皮特反复向议会详述开征所得税的理由，要求国民同心救济国家的危急，才使得议会于1798年1月22日通过该预算案，同意开征所得税。
　　1816年英法两国达成滑铁卢和议时，内阁向议会提出续征所得税，为减少国民和议员的反对，政府内阁作出让步，提议所得税税率减半。但1816年3月18日议会经过激烈争议，最终否决了政府内阁提案：决定停征所得税，并决议销毁所得税的一切案卷，避免所得税死灰复燃。
　　
　　（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议员之间的博弈
　　
　　同为议员，由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他们之间就所得税兴废问题也存在着激烈博弈。比如，1798年小威廉·皮特提出开征所得税时，议员奥克兰（Auckland）极力赞成，并称所得税计算确切，编制精密，能够保证公正、公平征税；但议员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却极力反对。1804年小威廉·皮特重任财政大臣，再次提出续办所得税时，福克斯仍是反对。 织梦好，好织梦
　　
　　福克斯为什么这么坚决反对开征所得税呢？福克斯是老威廉·皮特的政治对手，与诺斯勋爵（Frederic North）组成了政治上的“福克斯一诺斯联盟”。“福克斯一诺斯联盟”执政后推举勃兰特公爵（William Cavendish-Bentinck）出任首相。1783年12月，勃兰特内阁垮台后，小威廉·皮特出任首相，福克斯自此开始成为小威廉·皮特的政治对手。出于政治斗争考虑，皮特内阁提出的议案包括所得税议案，多数被“福克斯一诺斯联盟”的议员们否决。
　　
　　二、英国所得税起源中各方博弈的特征
　　
　　微观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时，以“理性人”为假设前提。而在集体经济活动中，很多理性人却作出了不理性的集体决策。微观经济学无法系统解释这一现象，博弈论能合理解释个人理性与集体非理性这一悖论。英国所得税起源时期，政府和议会作出了很多看似不理性的决策，但运用博弈论方法研究当时的社会背景、博弈动机以及规则，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决策实质上是各方在特定背景、特定规则下的必然选择，背后隐藏着很多共同的博弈特征。 内容来自dedecms
　　
　　（一）各方博弈不能违背国家根本利益
　　
　　掌握国家统治权的阶层是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国家利益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统治阶层利益也要受到损失。不管是政府内阁还是议会议员，他们都是国家统治阶层的代表或利益代言人，他们之间的多数博弈都是在特定规则下的博弈。这些规则包括选举规则、议会运行规则、政府运行规则等。其中，最基本的规则就是任何博弈不能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在英国所得税起源过程的各项博弈中都体现得很充分。
　　
　　比如，英国所得税最初开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战争时期军费和政府开支不足问题。议员出于政党和集团利益，阻挠议会通过该提案是正常的博弈行为。但战争时期，议会经过激烈争辩，最终会同意政府开征所得税。这个博弈充分说明了不损害国家根本利益是各党派、各团体博弈的根本准则。若双方此时进行非合作博弈，议会否决政府提案，不同意开征所得税，则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府无力负担庞大的战争军费开支，或许会导致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失败，割地、赔款甚至灭国。国家不复存在，这些政治精英们何来统治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议会议员人人皆懂，国家是统治阶层利益的载体，“无国就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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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时期，议会决议停征所得税，尽管会导致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但国家无外来威胁，他们的博弈决策只会使内阁受到掣肘，而不会动及国家根本，也不会损害议员所代表集团的利益。所以，和平时期议会往往否决政府续征所得税的提案，战争时期则会通过政府续征所得税的提案－－这就是由博弈不能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准则所决定的博弈结果。
　　
　　（二）各方博弈因时因势而变
　　
　　社会背景是博弈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背景发生变化，博弈规则就发生变化，博弈主体的博弈决策自然也发生变化，各方博弈结果会因时因势而变。时，是指事物发展变化所经历的过程，可以理解为时机、机会，因时而变就是要根据当时社会背景以及特定时机进行博弈。势，是指事情发展的趋势，因势而变就是要根据政治形势和民众呼声而进行博弈。以现在的认识来看英国所得税起源中的各种博弈，我们发现各方博弈充分体现了因时因势而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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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年，英国政府开征所得税的第一年即获得1855996英镑收入，1799年获得6046624英镑收入，1800年获得6244438英镑收入，可见所得税在英法战争中为英国提供了巨额军费。1802年英法达成和议后，伦敦的报纸舆论和市民一致要求废止所得税，各地也出现了请求废止所得税的请愿。代替小威廉·皮特成为财政大臣的阿丁顿，表面上是顺应民众呼声而废止所得税，实际上阿丁顿本身就反对开征所得税，他不过是借势而为达成其本意。这是一次典型的因势博弈案例。
　　
　　1874年，反对所得税的格兰斯顿再次成为首相兼财政大臣后，意图再次废止所得税。然而，当时多数人已经逐渐认可所得税为良税，能为国家提供相对充裕的财政收入，所以英国国内要求废止所得税的舆论已经大大减少。格兰斯顿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仍然力主要求议会废止所得税。当议会不同意废止所得税时，格兰斯顿便要求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企图通过掌控新议会来推行废除所得税的计划。但在新的议会选举中，执政党自由党选举失利，格兰斯顿不但没能废止所得税，反而失去了首相与财政大臣之职。这说明博弈活动中，一方主体若不能因时、因势改变博弈决策，往往会导致博弈失利。
　　
　　（三）博弈策略灵活多变
　　
　　博弈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如果当事人能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就成为合作博弈；如果不能，则成为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性、效率、公正与公平。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但由此导致的结果则是可能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议会与政府内阁之间的博弈多数是非合作博弈，双方基于各自利益而进行博弈，但又不能使政治陷于停滞状态以致于损害国家根本利益，所以此时双方博弈策略灵活多变，力求由非合作博弈转为短期的合作博弈。
　　
　　所得税开征初期，历任财政大臣请求续办所得税时，都以所得税是战时临时税种为由，说服议会通过续征所得税的提案。他们承诺战争停止后，就会停征所得税。财政大臣向议会提出续征所得税时作出如此承诺，实际上是为了减少议会阻力，让续征所得税提案能够尽快获得通过，这是博弈策略灵活多变的表现。比如，1803年阿丁顿提出恢复开征所得税时，承诺英法达成停战和议后六个月内废止所得税。1851年，英国议会同意续征所得税的期限已满，所得税面临被废止的危险，时任财政大臣查尔斯·伍德提出废止若干消费税，以换取续征所得税三年。这些实际上都是博弈中政府内阁为实现博弈目的而采取的灵活多变的博弈策略。
　　
　　（四）尝试改变博弈规则
　　
　　1837年，议员伯明翰（Birmingham）再次向议会提议征收所得税，以清理国债，认为所得税是最公平且最易行的收入来源。由于议会中厌恶所得税的议员众多，最终议会否决了这一提案。伯明翰和一些力主开征所得税的议员、学者对众人的错误意见非常气愤，于是纷纷撰文著书，宣传所得税思想，宣传所得税优势，指责货物税等间接税的暴征苛敛弊端。在力主开征所得税的议员和学者们的努力之下，认识和了解所得税的人渐渐增多，认可所得税为良税的人也逐渐增多，英国支持重新开征所得税的议论和呼声渐渐高涨，为1842年开征所得税奠定了思想基础。
　　
　　人们认识、认可和接受新事物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转变尤为重要。民众是否了解、认识和支持所得税，是所得税能否开征的重要社会基础。伯明翰等人为重新开征所得税而著书立说，积极宣传所得税，实际上是尝试改变博弈规则，积极争取民众和舆论支持，逐步建立开征所得税思想基础的积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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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英国所得税起源过程中各方博弈带来的启示
　　
　　税制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实质上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所以各方会围绕税制改革进行系列的博弈。当前，我国正处于税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各方博弈紧锣密鼓。为减少税制改革过程中来自各方的阻力，减少税制改革的曲折过程，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英国所得税起源过程中的博弈及其特征，为决策层部署和推行税制改革提供借鉴。
　　
　　（一）税制改革不能违背国家根本利益
　　
　　英国所得税起源过程中，执政党、政府内阁、议会和议员进行了无数次博弈，但都以不损害国家根本利益为基本前提。战争时期，尽管各党派、议会和政府内阁之间的主张有分歧，但最终议会还是同意开征所得税，筹措更多经费以支持战争，维护英国国家利益。国家根本利益和政治精英们的私利是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的，国之不存，政治精英们何谈生存空间？ 织梦好，好织梦
　　
　　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步入了中高速发展的新阶段，1994年进行的税制改革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国家近年来不断稳步推进新的税制改革。当前税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我们必须加强对各方博弈的监控，防止各方为一己之私而损害国家根本利益。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根本利益即人民的根本利益，政治精英们同样要忠实履行人民之托，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积极推进税制改革，而不能过度考虑自身利益得失。政府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利益面前应该保持高度一致，但人民代表大会还需要考虑企业和民众个人的相对利益，只有保证企业和民众具有较高生产积极性和良好生存环境，国家才能达到长治久安。
　　
　　（二）税制改革要借助一定时机展开
　　
　　英国所得税经过数度兴废才最终得以确立为常规税种，每次兴废实际上就是各方的一次利益博弈结果。对英国所得税起源中的历次博弈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各方均会利用特定的历史机遇来推行自己关于所得税的主张，以减少来自对方的阻力或更快地达到己方的目的。 本文来自织梦
　　
　　我国当前税制改革是生产关系变革的范畴，属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税制改革过程中，若不能妥善平衡各方利益，或许会导致各方走向非合作、非理性博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发展方式由粗放式转向集约式，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社会治理方式深刻转变，生态环境治理更需要强力推进。在这个关键时刻推动税制改革，能够使各方在综合考虑整体利益得失的基础上，调整各自的博弈动机和利益诉求，促进各方理性合作，才能够达成多赢均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即使财政负担比较沉重，作为纳税人的企业和民众也能够承受；即使税制不太合理，也不会影响国家整体政治和经济发展大局。但现在的“时”是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调整税制和减轻纳税人负担就成为“大势所趋”。如何让利益各方认清这个“势”，不仅考验执政者的智慧，还考验执政者对各个阶层的影响力。
　　
　　（三）税制改革要善用民意和舆论
　　
　　英国所得税起源过程中，多次出现博弈各方利用民意诉求和社会舆论迫使对方作出让步的情况。一方将自身利益诉求和民意（舆论）捆绑在一起，以民意代言人自居，赢得舆论支持，使己方成为博弈中的占优方。比如，1802年阿丁顿内阁顺应民意和舆论，提出废除所得税的提案，此时若议会否决阿丁顿的提案，则议会将失去民意和舆论支持，在以后的选举中处于劣势地位；若议会通过此项提案，则阿丁顿内阁顺利达到此次博弈目的。可见本次博弈中，阿丁顿内阁处于占优策略，不管议会通过还是否决他的提案，阿丁顿内阁及托利党都会获得更多利益。
　　
　　民意和舆论实质上是人民利益诉求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我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国家在推动税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善于倾听和借势民意及舆论，向各方传达民众呼声及利益诉求，实际上是劝谏博弈各方要以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实现博弈均衡。比如，在我国酝酿已久的房地产税改革和引入遗产税问题上，政府应引导媒体展开讨论，厘清房地产税改革以及引入遗产税的根本出发点、开征目的、课税对象、征收手段以及如何保护大众的合法财产等内容，形成改革共识，争取民意和舆论支持。只有如此，这两种税的改革才能减少阻力，稳步推进。民众认识、认可和接受新税种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政府向民众宣传、普及和推广新税知识的关键。宣传和普及知识做到位了，这个过程就可以大大缩短，新税推进过程就会顺利得多。
　　
　　（四）税制改革要讲究策略和方法
　　
　　在英国所得税由战时临时税种变为常规税种的过程中，博弈各方十分讲求策略和方法。政府内阁为了减少议会阻力，往往会采取如下策略：或者是为重新征收所得税设定期限，或者是减少其他税种以换取议会支持所得税。灵活变换策略和方法在博弈中十分有效。
　　
　　我国在稳步推进税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比较讲究方法和策略，比如：地方试点，全国推进。而当前税制面临较大改革的形势下，应切忌心急气躁，用行政命令等手段推进税制改革。只有从下到上，充分论证，稳步推进，依法、依规，实事求是面对改革难题，才能够力争使税制改革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波动尽可能减小，让税制体系基本维持稳定。税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是改革领导者站在宏观层面为改革成功释放的原动力，但适宜的策略和方法的变通，更是税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保障。改革的推动者们只有做到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够既坚持改革的方向，又减少改革的阻力，使税制改革有序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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