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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部分制造企业投资外流现象

发布时间:2017-09-14 作者:派智库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浏览:【字体: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呈持续上升态势。对于制造企业对外投资持续走高的现象,政府应在充分尊重企业投资自主权、积极稳妥引导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对一些重点企业和重点环节做好监管,如贯彻落实2017年1月发布的《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密切关注近期部分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跟踪观察国民生产总值(GNP)数据,全面跟踪中国国民在国内外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等。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经评论·北京)近年来,中国制造企业海外投资颇受关注。珠海艾派克以36亿美元收购了全球领先的中高端打印设备及服务供应商美国利盟国际,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汽车玻璃工厂等。这些举措已引发各界对中国制造企业投资外流的担忧与讨论。对于制造企业投资外流的现象,有必要深入分析并理性看待。
  
  一、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快速刷新纪录
  
  (一)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屡创新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呈持续上升态势。2009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为480亿美元,2010年比2009年增加110亿美元,达到590亿美元。从2012年起,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加额每年都超过120亿元美元,从2012年的772.2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701.1亿美元,规模不断刷新纪录。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占上一年度外汇储备的比重越来越大,2014年为2.7%,2015年为3.1%,2016年扩大到5.1%。从制造业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看,2015年为12.1%,2016年为18.3%。无论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相对外汇储备占比,还是制造业占对外投资比重,都显示出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逐年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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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速加快
  
  
2010-2016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速整体呈高速发展态势。2010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速为36.3%,除2011年增速较低外,其余年份增速均超过14%;2016年高达44.1%,是2015年的3倍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呈加速流出趋势。
  
  同期,国内工业投资增速整体呈现单边下降态势,由2010年的22.7%下降到2016年的3.6%,降幅高达84.1%,创下国内工业投资增速新低。2014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速超过国内工业投资增速,2015、2016年差距继续扩大;2016年二者相差40.5个百分点,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速与国内工业投资增速剪刀差越来越大。
  
  二、制造企业投资外流加速的三个深层原因
  
  (一)企业主动寻求海外成本洼地
  
  
近年来,国内制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明显上升。“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非私营)平均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约10.2%,人工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逐年攀升,一些企业开出上万月薪仍招不到技术工人。用地成本也持续上涨。国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工业地价为638元/平方米,2016年第一季度,工业地价上涨至766元/平方米,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工业监测地价分别是958元/平方米、1161元/平方米、745元/平方米,涨幅明显。由于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国内制造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很多制造企业将眼光瞄准了海外市场。 copyright dedecms
  
  一方面,印度、越南、菲律宾、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资源优势开始凸显。我们在对东莞地区服装行业的调查中发现,一般情况下,本地一个技术工人月工资基本在5000元左右,做得好的甚至可以拿到7000-8000元。在东南亚等国家,比如孟加拉,工人人均月工资只有400-500元(人民币),越南也就1000多元(人民币)。除了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供给外,大面积闲置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也吸引国内企业“走出去”。比如,海信集团在南非工厂的土地价格为12元/平方米,而在青岛最低土地价格为480元/平方米。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吸引了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前去投资。
  
  另一方面,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重振制造业力度加大,税收、用工、土地等优惠政策纷纷出台。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推行的减税计划,将企业所得税从35%下调至15%,减少20个百分点,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资本外流。在土地方面,美国各州设立了土地优惠和政策补贴吸引制造业回流。比如,科尔集团在美国购买1000亩土地,当地政府给予400万美元的补贴。中美制造业成本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比美国仅低5%,除劳动力外,几乎所有的单项成本都高于美国:土地成本是美国的9倍,融资成本是美国的2.4倍,能源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 dedecms.com
  
  (二)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方面,一些企业通过谋求海外成本洼地,降低生产成本以增加利润。另一些企业则试图通过扩大规模经济来增加利润。这些企业通常已走过高速扩张阶段,拥有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与足够的现金、外汇储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以降低生产成本、规避贸易壁垒、拓展营销渠道、提升品牌价值等。比如,2016年海尔集团斥资54亿美元收购美国通用电气旗下家电业务,在海尔集团控股下,通用电气家电继续使用旗下的品牌组合向市场销售产品,凭借其世界一流的物流和分销能力,以及美国市场强大的零售网络关系,海尔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有望在未来2-3年接近集团总收入的50%,一举打破增长瓶颈。
  
  另一方面,国际投资政策整体上向着自由化与便利化方向发展。2015年,共有46个国家出台了96项涉及外商投资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中自由化与便利化政策占71项。这些政策措施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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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业通过“走出去”扩展新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亟需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国际并购是促进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有效方式。企业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购具有特定技术专长的海外企业,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通过对技术的消化吸收,改造提升自身产业并延伸产业链条,最终实现转型升级。比如,美的集团为了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积极推进机器换人战略,并购了拥有先进机器人技术的德国库卡公司。美的既可凭借库卡在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领域的技术优势,提升公司生产效率,又能加速自身机器换人的速度,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三、应理性对待部分制造企业投资外流
  
  
从国家层面看,海外投资增长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尤其是长期以来的高额外汇储备使中国面临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压力。鼓励、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就成为缓解这种压力的最佳途径之一。
  
  从企业层面看,通过对外投资,可以在国内外两个市场进行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企业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战略性举措之一。同时,我们也应高度警惕资本外流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制造企业对外投资持续走高的现象,政府应予以重视,在充分尊重企业投资自主权、积极稳妥引导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对一些重点企业和重点环节做好监管。
  
  (一)输出优质产能,实现生产和销售的本地化 copyright dedecms
  
  
中国钢铁、有色、建材、石化等重化工业企业技术成熟,国际市场需求大,应鼓励这些企业通过成套设备出口、投资、收购、承包工程等方式,在资源条件好、配套能力强、市场潜力大的国家和地区建设生产基地或生产线,提高所在国工业生产能力,增加当地市场供应。
  
  (二)承包工程带动装备、技术、标准“走出去”
  
  
中国高铁、电力、通讯等行业产业链较长,龙头企业技术实力雄厚,对国内装备制造带动能力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在设计、施工、装备供应、运营维护以及融资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支持企业对外开展一揽子合作,通过承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重大工程项目总集成总承包,带动技术、设备、标准等体系化“走出去”。
  
  (三)共建园区促进企业境内外集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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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轻工、纺织、电子等行业发展相对成熟,是提供就业岗位、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既要支持相关企业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境外产业园,开展产能合作,形成上下游配套、集群式发展的生产加工基地,同时还要把握好合作的节奏与尺度,推动国际合作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良性互动。
  
  (四)开展技术合作,完善全球业务网络
  
  
中国汽车、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工装备等行业规模大,但部分关键核心技术还存在发展瓶颈,影响了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建议支持这些企业在欧美发达国家设立技术和工程研发中心,与国外技术实力强的企业开展合作,提高自主品牌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技术水平,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五)进一步加大合规审查和监管力度
  
  
一是贯彻落实2017年1月发布的《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对于不符合中国或投资所在国(地区)法律法规、商业规则以及文化习俗的投资,政府要严格把关,做到应禁即禁。对于企业投资规模、企业资本实力、融资能力、行业经验,要认真审核,抑制企业投资的冲动,降低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对于合规合理的投资,要加强投资项目的论证与管理,以保障投资获得预期回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二是要密切关注近期部分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等类型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隐患,引导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三是要跟踪观察国民生产总值(GNP)数据,全面跟踪中国国民在国内外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企业的经济活动,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