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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5年10月起，我国货币领域再度呈现“货币金叉”现象。不过，这一次却是“伪金叉”。正如笔者之前曾多次指出，M1超过M2并不是“货币金叉”，因为实体经济“底部徘徊”状态不变。过去一段时间（2015年四季度以来）M1增速远高于M2增速的状态，主要是资金“脱实向虚”的结果。经济繁荣时期通常伴随有M1上穿M2的现象，因此货币结构（M1和M2增速间的变化）也被用于研判经济周期变化趋势，市场通常将M1穿越M2上行的现象看作“货币金叉”。从经验来看，货币金叉和经济形势变化基本吻合。

　　（中经评论·北京）经济繁荣时期通常伴随有M1上穿M2的现象，因此货币结构（M1和M2增速间的变化）也被用于研判经济周期变化趋势，市场通常将M1穿越M2上行的现象看作“货币金叉”。从经验来看，货币金叉和经济形势变化基本吻合。
　　
　　2015年10月起，我国货币领域再度呈现“货币金叉”现象。不过，这一次却是“伪金叉”。正如笔者之前曾多次指出，M1超过M2并不是“货币金叉”，因为实体经济“底部徘徊”状态不变。从M1和M2的变动上判断，非存款类机构的存款（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央行在货币统计中是将其列入了M1范围。这样看来，过去一段时间（2015年四季度以来）M1增速远高于M2增速的状态，主要是资金“脱实向虚”的结果－－资金不断从企业和家庭部门被吸引到金融领域，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同业和委外等表外业务，将居民储蓄、企业定期存款等原先属于M2类别的存款，转化为属于M1类别的金融同业存款、企业活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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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开始于2015年的货币结构“伪金叉”，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楼市繁荣带来了房产交易的膨胀，导致居民储蓄较多地转化为企业存款；二是理财市场的繁荣，进一步使得居民储蓄流失为企业部门存款。加上其它促使资金“脱实向虚”的因素，使得原先归属于M2类别中的储蓄存款大量转化为M1类别的各类存款，尤其是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存款，使得M1迅速上升，并呈现远超M2增长的态势。
　　
　　当前机构对货币、信贷前景存在较大分歧。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机构间对政策前景存在不同预判，而是各机构对货币机理存在认识差异。我国货币增长指标M2，并不能反映真实流动性的变化，也不具有国际可比性。我国拓展了广义流动性，不仅深受当期楼市和资产泡沫变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资产管理等货币市场等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因而有较大波动性。当前广义货币统计中包括的纳入住房公积金和非存款类机构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存款，尽管在金融创新和信息技术支持下，能够迅速转化为居民存款，但毕竟不能等同于流通货币，将其纳入，实际上是货币政策关注目标扩展到了金融市场。 内容来自dedecms
　　
　　伴随监管新政陆续出台，尤其是资产管理新规正式颁布，监管对金融市场的规范标准基本成形。金融监管加强的“防风险”和“去杠杆”目的，在宏观金融领域的必然表现是“脱实向虚”得到有效治理，资金在监管引导下回流实体。因此，金融监管强化杠杆控制的结果，必然是M1比M2更快速回落，货币“伪金叉”现象得以逐渐减弱，并最终消除。
　　
　　2016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监管的规范，货币结构发生了趋势性改变：M2增速延续平稳的同时，M1增长大幅回落。“去杠杆”的影响持续发酵，支撑M1高于M2增长的因素正在消退。货币结构的这种改变，意味着货币活性的降低，货币追逐短期收益的动能下降，意味着资金“脱实向虚”的态势将得到缓解。2017年，伴随资本项目管控的加强，使得外汇因素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逐步消退，银行体系中长期流动性压力减轻，资金市场上的中长端利率有所下降。
　　
　　2018年，监管强化下金融机构的去杠杆行为轻度持续增加态势改变，金融机构压缩内部杠杆的行为力度进入稳中趋降阶段，对短期资金需求下降，货币市场利率高企状态也将改变。货币市场利率短期仍难下降得原因，主要是受财政缴款的季节性波动影响。
　　
　　4月M2增长平稳，这意味着当月存款的变动主要遵循季节性规律。虽然当月存款增加较多，但仍遵循季节性波动规律。从非银金融机构存款数的波动看，2018年的波动规模明显小于2017年，表明监管对同业存款变动的影响，已产生降低波动的效果，由于金融领域的流动性已纳入广义货币，这意味着未来的货币增长将更平稳。
　　
　　由于M2统计范围经数次扩展后，已不仅仅是实体部门流动性概念，而且还包括了金融领域的流动性，在当前金融监管加强的情况下，金融流域流动性收缩对M2增速有很大影响。资管新规正式出台后，监管强化行为将进入贯彻执行的新阶段，金融市场受监管不确定影响的冲击将消退，未来将在规范化前提下，重新进入平稳运行阶段。
　　
　　货币领域和金融体系过去的空转和“脱实向虚”，与基础货币投放短期化有很大关系。从货币当局的报表结构变化历史看，央行的基础货币主要投放渠道，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加速，外汇占款在较长时间内，成为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造就了当前高存储率现状。2012年后，这一局面开始转变，新增基础货币渠道开始多元化；2014年后，央行的货币创设主渠道，由外汇占款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贷款、贴现窗口等非外汇占款渠道，期间也创设了PSL、SLF、MLF、TLF等新工具。由央行新创设出的基础货币期限看，货币政策操作具有明显的“锁长放短”特征。
　　
　　在总量偏紧的政策基调下，“锁长放短”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使货币短期化，从而使得货币体系呈现“资本不足、货币充裕”的矛盾特征；使货币集中于货币市场，资金不愿进入长期投资市场，加剧了“脱实向虚”现象。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18年，我国货币环境的显著变化是－－“收短放长”的扭转操作成为央行的政策行为。笔者认为，货币领域和金融体系过去的空转和“脱实向虚”，与基础货币投放短期化有很大关系。2018年开局，货币当局就借结构性降准和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CRA）实施机会，着手改善货币结构；4月，央行的再度降准行为，再次印证了笔者去年就形成的判断－－货币政策转向了“收短放长”的扭转操作。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新增信贷即信用创造，信贷投放即货币投放。2018年信贷结构的显著变化是，信贷部门分布重新回归企业。企业部门信贷需求重新增加，且集中于中长期贷款，表明企业投资需求的增加，意味着企业的经济信心正在复原，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超越去产能、去杠杆等供给侧改革活动，经济发展的后劲将得到夯实。信贷新增越来越多地回归企业，亦表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努力正在见效。 copyright dedecms
　　
　　投资仍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第一增长动力，新增信贷回归企业且长期化倾向持续，意味着后续投资增长有保障，2014年以来投资持续下降的局面将扭转。笔者认为，中国投资增速将迎来见底缓慢回升的格局，从而带动经济走出“底部徘徊”状态。货币环境的改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为资本市场的稳中向好创造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