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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区域协同创新演化路径研究

发布时间:2019-01-23 作者:派智库 来源:《区域与城市经济》2018年 浏览:【字体:

【摘要】进入21世纪,区域成为参与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利益体,单个区域或行为主体在多元环境的创新活动常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区域协同创新成为一种最佳可行性解决方案。文章从过程理论的角度研究多区域协同创新,探讨多区域协同创新演化路径,并依据参与协同创新的区域及行为主体的不同,将演化路径分为同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和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三条。研究发现,在同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中,由于相同的行为主体存在共性,易达成利益共同体,协同创新目标特点由行为主体类型决定;在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中,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协同需要逐步融合,但主体知识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可以弥补其它主体的不足;在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中,相比前面两者,协同创新范围更广、形式更灵活、专业性更强,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可以有效降低多元环境障碍,但显然也存在更多的协同障碍。文章还在三条演化路径分析的基础之上,以三个区域协同创新为例,构建了3×3区域协同创新模式及演化路径,为多区域协同创新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dedecms.com

【关键词】多区域;协同创新;演化路径;3×3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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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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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是当前我国乃至世界创新活动的一种新趋势,成为区域创新资源整合和效率提升的有效途径。利益相关者为实现预期的结果,需要改善效果、增加管理责任和降低成本,并开始研究不同形式的协同,设法创造有效的协同(Thomson et al.,2007)。迈尔斯(Miles et al.,2005)定义的协同(协作)(collaboration)与哈肯(Haken,1971、1976)的“协同(synergy)”概念普遍替换应用,所谓协同是为了达到互利双赢的结果而一起工作的过程,每一方行为主体都把对方利益视为自身利益所对待,减少持续信任评估的需要,以最终达成总体利益的分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协同创新的可能性取决于特定的环境、网络、关系和组织自身的特性(Davis,2007)。大多数协同创新的研究将创新与网络、过程联系起来,利用社会网络(Gustavsen et al.,2007;Bland et al.,2010)、复杂网络(Obsffeld,2005;Uzzi&Spiro,2005;Wang&Sun,2016)、创新过程(Goldsmith&Eggers,2004;Robertsonet al.,2007;Van Burg et al.,2014)等理论方法分析区域协同创新,强调协同的系统性、复杂性、整体性和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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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于过程理论研究区域协同创新,采用阶段/过程模型分析行为主体创新过程及其影响因素(Chuang,2007),能从整体上理解其发展内涵,更好地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指导之中。本文通过对多区域协同创新的深入研究,依据参与协同的区域及行为主体的不同,将演化路径分为同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和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三条,并以三个区域协同为例,构建3×3区域协同创新模式及演化路径。 织梦好,好织梦

二、同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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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是以不同区域间相同的行为主体协同为主,而不考虑区域内不同的行为主体间是否实现协同,主要指产业、大学和政府三个行为主体各自协同创新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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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协同创新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企业是组成产业的个体和最活跃的单位,因此对产业协同创新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企业协同创新。企业协同包括垂直(供应链上的企业之间)和水平(不同供应链上的企业之间)两种形式,涉及企业个体间、企业与多个企业和企业网络三个层次的协同。 dedecms.com

企业个体问协同创新。它强调企业问成功协同与关系(承诺、交互和信任)和非关系因素相关,选择恰当的合作伙伴是成功协同的关键性先决条件(Marina&Solesvik,2010)。企业间协同方案包括战略联盟、合资企业、研发联盟、许可协议、外包和虚拟企业,但联盟的失败率很高(Bierly&Gallagher,2007)。合资企业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协同方案,对其研究存在两种主流思想。国际商业研究发现,国际合资企业注重其知识获取和学习以提高竞争力,而产业组织经济学研究则是利用合资企业的多样性减少竞争,唐和鲁埃尔结合这两种思想,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的合资企业影响产业盈利能力,发现合资企业促进或阻碍竞争发展,取决于他们是否由相互矛盾的企业组成、是否进入外国市场以及是否运行相对集中的产业(Tong&Reue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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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多个企业协同创新。将开放创新作为成功新来源之一(Gassmann et al.,2010;Spithoven et al.,2011),企业规模、研发创新能力和吸收外部知识源的数量对开放创新起到积极作用(Yoo&Kwak,2016)。为了弥补企业内部创新不足,协调企业内外部创新资源形成新思想,综合利用企业内外部各种创新资源,从两个维度来发展开放创新进程(Lichtenthaler,2009):流入型开放创新,通过与合伙人、顾客和外部知识来源协同,增进企业自身知识基础;流出型开放创新,包括为市场带来思想和技术增强,主要是通过把思想转移到外部环境。企业能否从开放创新中获利受参与者属性影响(Enkel,2010),强调外部知识源对创新的重要性,打破创新行为主体的边界限制,如企业可独立进行创新,也可将自有优势技术与外部资源融合,实现有效配置(Gassmann et al.,2010)。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企业网络协同创新。新兴知识应用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至关重要,常常通过企业网络寻求外部的新知识。贾恩通过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专利,揭示了协作性搜索与新兴知识有关,但知识获取的时间随着地理距离而增加(Jan,2014)。费杰尔和波塞利用挪威1604家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了企业与网络内不同地理距离及层级合作伙伴协同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国际合作关系的形成,从根本上与管理者的教育程度和思想开放程度等因素相关;研发支出会增加区域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同,但减少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Fitjar&Pose,2014)。此外,企业网络协同受相似性影响,地理、组织和制度的相似性会促进协同的产生。谢学梅等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为例,探讨企业协同创新网络与知识转移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网络规模、网络关系强度和网络中心性的存在决定了知识传递的水平(Xie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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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协同创新 dedecms.com

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通过支持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学协同创新的研究可以理解为大学教授问、大学与大学和大学网络三个层次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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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研究人员)间协同创新更多地体现为合着论文及协同研究的形式。由于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有些地区的学术研究存在高度不平衡或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博肖夫对南南(South-South)协同,尤其是南共同体(SADC)内的15个国家及SADC与其余非洲国家之间的协同进行了研究,发现2005~2008年间仅3%的论文由来自两个及以上SADC国家的研究人员协同完成(区域内协同),5%由来自非洲SADC以外的研究人员协同完成(区域间协同),相比之下,47%的论文是与来自高收入国家的科学家协同完成的,SADC内协同实例显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南北(North-South)协同的产物。这种高度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协同关系,可视为与科学巨人南北协同的转化,而成功的南北协同指导方针应扩展到南南协同(Boshoff,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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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大学协同创新。它主要受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和语言等因素影响。卡茨重点关注了地理距离对研究协同的影响,他对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国内大学协同的调查表明,随着合作伙伴之间的距离的增加其研究协同效率会成倍降低(Katz,2005)。施内阁尔和胡元佳运用负二项重力模型分析地理、技术和经济因素对跨区域协同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协同的可能性受地理距离影响,且技术距离对系统活动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技术空间位置邻近的区域之间的协同可能性会增加,研究表明,知识流动本地化与地理距离相对于技术条件存在较小程度的相关性,即地理邻近并不是协同的一个充分条件,但它仍然是有利因素,而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弱(Scherngell&Hu,2011)。 内容来自dedecms

大学网络协同创新。它强调集群及创新系统内的知识与学习,增加知识溢出效应,促使正常运作的创新体系形成。大学网络涉及主体的数量较多,重点围绕一个特定问题或目标,采取的活动可能超过单个主体的能力,主要是为了追求研究协同,利用网络探索有助于知识体系结构化的网络属性,需要不同层次的复杂资源(尤其是有限的资源),资源专业化可作为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市场地位的一个有效策略(Jarratt et al.,2014),形成一个长期的、更可持续性的关系,以应对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然而,大学网络可以拓展资源和能力,但也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Chapman et al.,2014)。卡特达尔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了研究协同网络的演化,网络测量变量关注分布的连通性、距离、组群和异质性,基于有效的研究项目数量基础,研究发现,研究发展初期呈现集中化增强的特点,协同活动多侧重某一主题领域,且严重依赖涉及外部协作的中央集权网络(Katerndah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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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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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创新提高公共部门的绩效,政府协同创新本身并不是单一目标,而是所有成员获得最好结果的一个共同目标,可以理解为政府部门间、政府与政府和政府网络三个层次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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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间协同创新。作为公共部门,政府面向公共需求、公益性的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可以发挥行政干预的作用,为区域建设提供后备保障和财政支撑,在政策执行和一些“极端问题”的处理中发挥重要作用(Carvalho,2008)。但由于地方政府系统分散,地方行政辖区间为维持协同发展,吸引其它城市合作的竞争加剧,政府创新需要更多的系统性努力,以促进创新来维持高水平的福利服务,并帮助解决公共部门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实现政府部门决策协同是其必要条件,为了达成协同必须克服内在的讨价还价和集体行为问题(Kwon&Feiock,2010)。政府成功协同的元素包括跨部门组织的联合能力、分担责任、共同目标和共享利益,其中共享利益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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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政府协同创新。极其多元化的竞争环境导致地方政府不能达到最佳的共同体经济发展水平,当地政府试图与其它地方政府协同获取稀缺资源,并促使其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存在维持地方自治权的需求、地方辖区之间的不信任、与潜在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或权力和资源禀赋的不平衡关系等问题,政府间协同可能更为复杂和不确定(Lee,2011)。政府与政府协同的实现常采取区域间协议的形式,即协同各方自愿商定分担地方政府之间交付服务的责任(Kwon&Feiock,2010),将协议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形式,正式协议的范围是从相邻的地方政府互助协定到协助彼此联合经营,非正式协议采取临时会议、即兴讨论、示范项目、信息日常分享和交易等形式(Benton,2013)。 dedecms.com

政府网络协同创新。新公共管理改革将治理网络视为协同创新的潜在领域,网络对政府创新较为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网络都是平等的(Considine&Lewis,2007),当治理网络的目的是通过创新而不是渐进的改进来刺激效率、效力和民主合法性时,就需要一个特定的元治理(metagovernance)战略(S■rensen&Torfin9,2016)。李仁源等探索竞争/合作动机和地区间协同网络,预期地方政府愿意与潜在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建立联系,由于建立政策网络的潜在动机不同,感知和政策网络之间的联系也不同(Lee et al.,2011)。其中,共享相似社会经济属性和政治制度的行为主体之间更容易创建联系,因为他们倾向于共享相似的经济发展议程和政策偏好,从而降低信息成本(Gerber et al.,2013),促进行为主体协同。然而,政府网络中相同的政策干预可能会导致连接研究和生产领域的关系架构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关系结构和发展环境(Bellandi&Caloffi,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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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同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存在共性,如主体知识相似较强,具有较多利益共同点,容易达成利益共同体,信任、共享利益是维持共同体发展的基础。三个主体的协同创新具有不同的目标特点:企业协同创新形式灵活多样,但协同基础脆弱且失败率高;大学协同创新强调资源的专业性,旨在寻求知识溢出效应;政府协同创新围绕统一目标决策、破除组织壁垒和提供高公共服务质量开展。 copyright dedecms

三、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 织梦好,好织梦

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是以区域内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同为主,而不考虑区域之间是否实现协同,主要包括区域内产业—大学和产业—大学—政府两个层次的协同。 copyright dedecms

(一)产业—大学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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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知识使用者(产业/企业)和生产者(大学)协同是思想和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企业通过与当地大学和研发机构合作,可获得知识的使用权限和补充企业的本地派生能力,这不仅增加协同创新能力,也可能会抵消产业区域集群内的技术“锁定”(Asheim&Lars,2005)。有研究者认为,产业—大学协同的最主要目的是实现大学与产业技术转移(UITT),主要是通过许可协议、研究型合资企业或新兴公司等实现,其中关键UITT利益相关者包括大学管理者、学术和行业科学家、企业管理者、企业家和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TTO)等(Siegel et al.,2003)。 copyright dedecms

产业—大学协同因目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模式。弗里达等将其划分为四种协同形式(Frida et al.,2013)(见图1):(1)特定的协同形式,具有产业合作伙伴的特征,在大学内完成特定的科研任务,研究人员拥有非常小的自由及可能性;(2)疏远的协同形式,在整体水平上,产业呈现出一种疏远的现象,符合其研究和教育融资的一般动机;(3)平移的协同形式,需要更多的产业参与,总体目标说明转变成研究计划;(4)成熟的协同形式,具有大学和产业合作伙伴两者并存的特点,从事与两者相关的研究任务,存在一个全部主体参加的整合研究进程,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影响研究议程的制定、执行和结果利用。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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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大学协同作为提高研发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式,促使学术界和产业领域之间产生协同效应,对于二者是双赢的结构。露西娅等分析了产业—大学协同,研究发现,企业必须学会利用创新,大学必须更好地识别竞争性研究优势,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获得资金支持等(Lucia et al.,2012)。企业与大学成功协同需要共享某种程度的类似能力,如大学超越传统的任务,承担企业家的“第三使命”,增加了与产业环境的互动,而过多的相似性可能不利,由于存在不同价值创新和知识体系互补发展的需求,常倾向于选择不同的技术合作伙伴(Petruzzelli,2011)。哈金斯和普罗科普探讨了大学和其他行为主体(企业)节点的知识网络结构,发现最具创新性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成为重要行为主体选择的区域,网络结构和产生的结构性网络资本存量影响着区域创新发展的模式(Huggins&Prokop,2017)。 本文来自织梦

此外,产业—大学协同还受到毗邻性及空间地理距离等影响。如果与企业相邻的是一个较低层次的大学,会降低企业与当地院校进行协同的意愿,而与一流的大学择邻而居,则会促进地方性协同的产生;企业面临选择时,优先考虑大学研究水平的高低,而非地理空间距离,这一特征在高技术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Laursen et al.,2011)。受隐性知识及物理毗邻的影响,产业一大学协同主要存在于地方层面,因为产业与大学合作更易获得来自企业非正式接触中的知识,在当地大学受过教育的工程师从非正式接触中获取知识的可能性更高(■stergaard,2009)。而斯拉夫查夫则进一步证明了,产业一大学空间协同模式是在合适的伙伴之间复杂配对过程中形成的,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联性的特征和特定的知识类型对协同产生影响,因此它并非仅仅存在于地方层面(Slavtchev,2013)。 内容来自dedecms

(二)产业—大学—政府协同创新 本文来自织梦

区域间协同需要大量的奖励措施来克服困难和降低多元化政策环境中与协同措施相关的政策自治权,促使各行为主体间协同创新,因此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Rao et al.,2012),稳定的制度和地方政府结构将会促进产业—大学协同(Smith,2009)。产业—大学—政府协同则成为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构成三螺旋模式,其涉及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大学有更重要的创新作用,在社会中承担创新者的角色,共享知识和培育人才,除传统教育者角色,还开展研究、商业教育和社区发展的活动(Natário et al.,2012);第二,创新政策更多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来自政府规定;第三,除了履行传统的功能,每个制度领域在一些方面也需要其它的角色,这可能采取以大学为主,获取启动开发项目的政府角色和产业角色(Etzkowitz,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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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螺旋模式协同发展分析发现,产业、大学和政府关系的制度安排不同,三螺旋模型架构关系也不同(Leydesdorff,2010、2011;Etzkowitz&Ranga.2010;Macgregor et al.,2010),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国家社会主义模式(etatistic model),政府居于创新的主导地位,引导并控制着产业部门及学术部门,由于这两个部门隶属于政府部门,两个部门的创新空间较小,因此创新在此模式中受到阻碍而不是得到鼓励;二是自由放任模式(laissez-faire model),政府、学术部门、产业部门三者的边界较为清晰,每个领域部门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独立发展,但彼此之间缺乏相应的沟通和交流,由此则会产生自由放任的管理方式及政策,减少在三螺旋中政府的角色;三是重叠模式(overlapping model),这是现在三螺旋中应用最广的模式之一,政府、学术部门、产业部门中不仅任意两个部门之间互动,而且三者还存在重叠,彼此之间互相交融协同发展。 本文来自织梦

三螺旋模式并非是孤立的具有专业宗旨和较强保护边界的制度领域,而是介于交互重叠循环之间,领域间的谈判在大致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影响,加强三螺旋循环有助于更多的创新动力,促进个体、思想和创新的不断变化(Natário et al.,2012),尤其是在三螺旋模式创新过程中,核心是产业和其它螺旋线循环。埃茨科威兹进一步研究发现,三螺旋模式基本遵循以下发展层次:每个螺旋线内部转换;螺旋线之间彼此影响;创建一个新的三方网络,或形成三螺旋组织;制度领域呈递归状态,以科学家和企业家精神作为基础(Etzkowitz,2011)。 dedecms.com

许多国家存在三螺旋但发展并不稳定,因为它们的要素倾向于独立运作。大学主要集中于教育和承担技术转移机制的任务,专注于引进技术而非自主创新,产业发展弱和政府官僚化致使不能通过三螺旋模式达到理想状态。三螺旋模式基于以下动态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Dzisah&Etzkowitz,2008):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过渡,知识生产者在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利用授权组织实现大规模物理技术转让;多价知识出现;新大学形式崛起,主要关注学科发展的创业文化、创新和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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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具有主体知识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利益获取非竞争性、协同模式多元化等特点。然而,由于各个主体自身的特性及其影响因素不同,协同过程中需要从初步合作向深度融合发展,除发挥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优势,还需不断相互交叉融合。 dedecms.com

四、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 本文来自织梦

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是多个区域间试图寻找到一个最优的协同创新路径,选取不同区域内的不同行为主体,实现它们之间的协同并使其协同效应最大化。此类协同思想的基础是突破原有的边界限制,利用彼此之间的互补性。 copyright dedecms

协同发展需要大量的信息流动,不仅是在区域内部,也包括区域外部主体(Piva et al.,2011)。由于同区域协同创新可能是低效或消极的,跨辖区多个利益相关者协同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跨边界(区域)协同(eross-boundary collabora-tion)的优势作用受到关注。跨区域协同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集体学习的模式(Dunbar&Garud,2009).如“认知过程(knowing process)”需要专家应对当地的突发事件,了解不同情境下所存在的问题。跨区域协同可有效增加知识的溢出,降低与知识密集型地区之间的差距。伊凡等采用2002~2008年的专利数据,分析了协同网络对创新绩效的作用,研究发现,与高度创新(或知识密集)区域的协同对欧洲落后区域的创新绩效有显着影响(Ivan et al.,2017)。 dedecms.com

对跨边界协同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文化和制度跨边界协同背景、创新管理的角度,集中于组织的协调和知识转移,强调各方达成一个共同的观点(Okhuysen&Bechky,2009)。马尔和乔丹基于跨边界交流和合作者促进知识扩散的角度,将跨边界合作者分为交流者、保护者、创新者和关系管理者四种类型,研究发现不同跨边界合作者类型扮演不同的角色:作为交流者,吸收来自组织内部及组织外部环境的信息;作为保护者,选择来自内部和外部共享的信息;作为创新者,将新知识与目前组织间相互依赖的信息进行整合;作为关系管理者,通过自省和鼓励其它行为主体自省来管理它们的关系和权利(Mull&Jordan.2014)。 内容来自dedecms

特定区域中三螺旋星系能增加知识溢出与协同的概率,跨边界协同可以弥合转移和调整信息及不同制度逻辑体制产生的差距,是系统理论付诸实践的关键。若没有这些跨边界协同活动,三螺旋结构的发展可能会提前停止,通过创造条件提高认知的接近程度,促进三螺旋行为主体间人际关系的发展,跨边界协同作用成为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三螺旋合作伙伴之间的差异要求跨边界合作者能够连接到系统内,否则不会轻易接触到对方(Yusuf,2008),跨边界中介在这种联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Kerry&Danson,2016)。此外,需要凭借个人沟通来调解相互冲突的要求和期望,发展中的三螺旋集成过程高度依赖跨边界合作者的工作,跨边界合作者对加速和传播创新过程是必要的(Helén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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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的产业、大学和政府之间逻辑和目的分歧可能阻碍交互作用,三螺旋模式某些时候并不能提供实际缩小差距和合作的方向(Heléne,2013),三螺旋国际化模式依据发展要求应运而生。索伦森和胡忆梅(S■rensen&Hu,2014)受三螺旋理论、国际化理论和研发国际化的启发,提出三螺旋国际化模式,将其分为开拓、探索和整合三个阶段。在开拓阶段(图2a),各领域主体分别在区域外建立联系,企业建立研发单位、大学建立更长期的基础研究项目和教学安排、政府建立具有政治地位和业务授权的制度;在探索阶段(图2b),开始与区域外相同行为主体协同,如A区域行为主体与B区域对应行为主体交互,但这种关系并不牢固;在整合阶段(图2c),三螺旋到三螺旋互动出现,作为一个高度协同的结果,可能会出现新的机构,从三螺旋到三螺旋协同产生潜在的协同效应,增加区域创新的机会。但三螺旋国际化趋势的探讨通常受限于每个领域的国际协同,如企业作为跨区域技术合作者、政府作用于国际层面、大学从事跨边界合作创作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等。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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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形成过程中,当地行为主体的动机和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行为主体的协同选择。协同选择管理体系执行机制主要分为中央集权、相互约束力的合同或协议、网络嵌入(Feiock,2009),其中,网络嵌入依靠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并非正式的权威,这为条例、程序和交流提供灵活性,且保有各方的自主权。微观层面上影响协同选择的因素包括反映在主体嵌入关系配置上的交易成本、组织相似性、塑造当地主体偏好而形成与其它特定主体关系的资源依赖。此外,还存在一些因素影响区域协同创新,如高等教育机构水平及与其密切的联系,与区域外部系统中知识主体关系调节的治理系统,区域创新关系网络和知识吸收能力机制的建立,奖励、资金、基础设施等公共支持(Oliveira et al.,2017)。 织梦好,好织梦

综上可见,相比前面的两条路径,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范围更广,形式更为灵活,专业性更强。然而,该协同演化路径存在的障碍也比较明显,如多主体之间沟通难度大、地理因素限制多、制度化程度较低,要实现协同效益最大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促进多主体达成共识,发挥整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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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构建3×3区域协同创新模式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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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多区域协同创新演化路径,以三个区域为例,将微观层面(产业、大学或政府等行为主体协同创新)、中观层面(区域内大学—产业—政府协同创新)和宏观层面(多区域整体协同创新)三个层面相结合,构建3×3区域协同创新模式(表1)及演化路径。 copyright dedecms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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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区域两主体协同创新C(IiUi)、C(IiGi)、C(UiGi)(i=1,2,3):如C(I1U1)表示一个区域1内的产业一大学协同创新,C(I1.G1)表示一个区域1内的产业一政府协同创新,C(U1G1)表示一个区域1内的大学一政府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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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体两区域协同创新C(Ii/Ui/Gi)(i=1,2):如C(I1,I2)表示两个区域(区域l和区域2)的产业协同创新; 内容来自dedecms

跨区域两主体协同创新C(IIUJ)、C(IiGj)、C(UiGj)(i,j=1,2,3且i≠j):如C(I1U2)表示区域1产业—区域2大学协同创新,C(I1G2)表示区域1产业—区域2政府协同创新,C(U1G2)表示区域1大学—区域2政府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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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C(IiUiGi)(i=1,2,3):如C(I1U1G1)表示一个区域1内的产业—大学—政府协同创新; 本文来自织梦

同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C(Ii/Ui/Gi)(i=1,2,3):如C(I1I2I3)表示三个区域(区域1、2、3)的产业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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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C(IiUjGk)(i,j,k=1,2,3且i,j,k中至少有一个与其它不相等):如C(I1U2G3)表示区域1产业—区域2大学—区域3政府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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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区域协同创新C(∩IUG):实现3个区域及内部产业—大学—政府的整体协同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3个区域可视为一个整体,由原来分散且各自为政的初始状态,通过前面的三类协同创新路径之一演化为一个统一体,突破原有行政边界或发展束缚,充分发挥每个区域优势主体的作用,但各区域不失自主性,并能实现区域整体效益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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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是基于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基础之上,考虑不同区域间协同演化而实现。与此相对应,多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在同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基础之上,同时关注三个行为主体(产业、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协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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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多主体多区域协同创新和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三者虽然最初的关注点不同,但协同创新最终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为实现3×3区域协同创新,构建3×3区域协同创新模式具体的演化路径,从区域初始离散状态演化到区域协同创新最终结果的三条演化路径分别为:路径1,区域初始离散状态(V0)→同区域两主体协同(V1-1)→同区域多主体协同(V1-2)→多区域多主体协同(V1-3)→区域最终协同状态(Ve);路径2,区域初始离散状态(V0)→同主体两区域协同(V2-1)→同主体多区域协同(V2-2)→多主体多区域协同(V2-3)→区域最终协同状态(Ve);路径3,区域初始离散状态(V0)→跨区域两主体协同(V3-1)→跨区域多主体协同(V3-2)→区域最终协同状态(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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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V0到Ve的路线很多,如从V0出发,经过V1-1、V1-2、V1-3,或者V2-1、V2-2、V2-3,或者V3-1、V3-2到达Ve等。不同的路线,经过的总长度是不同的。假设按照路径总长度为1,协同效率从0到1,为描述区域协同效率,不同阶段的协同效率不同,基本遵从由简单到复杂,在协同初始阶段,区域协同创新相对容易,而到后期阶段,难度会越来越高。本文中三条路径协同效率(依据协同时间或速度划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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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过程理论,将每个区域内的产业、大学和政府三个行为主体彼此分离的形式作为区域初始状态,3×3区域协同创新作为最终结果,其余部分则是实现协同过程的关键部分,协同结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演化路径。在最终结果中,C(∩IUG)中的∩IUG可以用三种方式阐述演化结果:第一,单个区域内的产业—大学—政府协同,之后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与其它区域协同(路径1);第二,三个区域的产业、大学或政府相同行为主体分别协同,之后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彼此间协同(路径2);第三,不同区域的不同产业、大学和政府行为主体之间协同,再与其它的类似协同组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协同(路径3)。在3×3区域协同创新模式中,政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演化过程中扮演着参与者和领导者两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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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三条演化路径各自的特点,分析各路径的优劣势及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copyright dedecms

(1)路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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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区域内由于各行为主体之间较为熟悉,协同创新操作相对方便。大学、产业和政府各自的研究领域已开始拓展到先前属于对方的领域,如大学介入产业经济领域、企业介入创新领域、政府介入学术领域等,三者共同创造了新的创新系统——大学一产业一政府协同创新,促使区域协同创新快速发展。然而,同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也存在弊端:三者之间的关系不稳定,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更倾向于独立的工作方式;同一区域的创新资源和能力有限,行为主体的质量水平影响协同各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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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此路径演化过程中,为其协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协调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法律法规,为主体协同创造了有利条件。政府将决策权力下放,从开始的主导者逐渐倾向于成为一个参与者。 织梦好,好织梦

(2)路径2 内容来自dedecms

相同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似性容易促进协同达成,尤其是产业(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可以利用不同区域的创新资源和能力,实现强强联合或优势互补,发展模式主要采用战略联盟形式。以企业为例,通过在其它区域市场招聘、建立附属机构(或子公司)及合资公司等,尤其是在其它区域市场竞争中,试图引进优秀的人才。但也面临一些挑战:打破主体隐蔽空间的局面,开始在联盟或网络内从事创新,但联盟的变化快且失败率较高,网络内的竞争力及核心知识转移会造成知识产权问题;从单独的驱动型创新转向技术驱动型(推)和客户驱动型(拉)创新的一个平衡;相同主体间过多的相似性并不利于协同,协同关系不牢固,易出现信任危机,最终破坏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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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此演化过程中辅助协同发展,但辖区之间的不信任、利益双方的冲突及权力不平衡等问题,使得协同比较复杂、效益不稳定。因此,通过发挥政府的作用,制定有效的支持政策,合理综合运用激励和惩罚措施,加强(联N/N络)协同内部行为主体之间信任度的意义重大。 织梦好,好织梦

(3)路径3 织梦好,好织梦

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更多体现为不同区域内每个行为主体将独特的资源和能力带入协同之中,理想情况是所有涉及的行为主体从协同中获益(双赢或多赢局面)。跨区域的产业、大学和政府协同产生的协同效应,运用整合思想促使主体的共同利益得以实现,形成一个网络结构。虽然通过协同获得的协同效应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践中实现协同效应的道路并不顺利,充满了各种挑战:环境和文化差异作为重要因素,需要适应不同区域的文化情境;不同区域内的行为主体并不是同等地准备充分,协同需要重新定位和调整各自状态;行为主体之间并不一定会具有共同的或相协调的目标;不同区域的行为主体不能同等地开放思想及共享信息和知识。 内容来自dedecms

政府在此路径之中,更多是宏观层面的分析,由于资源分配和相互依赖的需求,政府需要提高协调能力及通过不同的方式改革现存的战略。政府参与的协同是基于双边或多边的协议协商,或与特定区域就贸易和资源交换参加多方谈判等,促使有关行为主体聚集在一个中立的环境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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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内资源禀赋的分析,强调优势互补和整合性发展,可以得出路径3是实现3×3区域协同创新的相对最优路径,单个区域或行为主体的发展存在一定局限性,可借助区域外不同行为主体的思想或技术,加速协同创新演化,最终实现3×3区域协同创新。3×3区域协同创新模式演化路径适用于如京津冀、长三角或多区域协同创新的发展。 dedecm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