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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CHIP数据库2002年、2007年和2008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利用截面Probit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贸易开放与劳动力迁移对流动人员个体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效应日益显着，个体的劳动参与呈现上升趋势。然而，日渐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中，人口迁入率和人口迁出率对个体就业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个体微观特征也显着影响着其劳动参与决策。更进一步，基于本地与外地户口的户籍分类研究显示，劳动者个体在性别、技能等方面也存在显着差异。一方面，外来劳动力的整体就业状况显着优于本地居民；另一方面，伴随开放程度的提升，个体劳动者之间的性别替代效应日渐显着，高技能的外来劳动力成为人口迁入率提升的受益者。

关键词 贸易开放 劳动力迁移 个体就业 截面Probit模型 织梦好，好织梦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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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全球贸易开放与国际竞争程度的加深，世界范围内面临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和劳动力短缺共存的矛盾，有关地区开放、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市场分割问题的探讨意义重大，其中劳动力就业尤其是迁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备受关注。2014年5月，第103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举行，重点关注全球约2.32亿劳动迁移者的迁移问题和强迫劳动问题，旨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与就业平等、促进充分就业。然而，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最显着的人口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迁移管制的逐渐放开，跨省区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日渐活跃。截至2013年末，中国约2.89亿人处于“人户分离”状态，其中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5亿，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18％。且源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逾75％的流动人口经由农村转向政策倾斜与产业发展更具优势的城市，人口迁移的区域极化趋势日渐凸显（于潇、李袁园和雷峻一，2013）。诸多现有研究表明，与此相关的户籍制度促使了人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对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Gagnon、Xenogiani和Xing，2009；章元和高汉，2011；Qu和Zhao，2014）。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迁移人口规模日渐扩大、贸易开放程度日渐提高，与之相关的就业结构问题日益突出，流动人口的就业与收入状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关注的重点，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问题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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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流动人口的工资与就业问题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分别就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工资收入、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地区差距、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Shioji，2001；许召元和李善同，2008；戚晶晶和许琪，2013；严超和常志霄，2011）。已有将劳动力迁移与就业问题相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部门、微观个体及户籍制度三个角度。首先，在产业层面，沈琴琴和张艳华（2010）通过研究产业部门结构调整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指出建立统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意义。其次，个体与性别层面，王俊秋（2009）探讨了劳动迁移中性别就业与“家庭化迁移”对个体就业的影响，陈浩和杨晓军（2008）指出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对就业促进的重要作用。同时，鉴于现行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劳动力市场划分出“本地”和“外地”两大群体（彭希哲和郭秀云，2007；刘易昂，2015），因而人口迁移中的二元户籍制度形成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户籍歧视”，派生出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成果的分享，不利于外籍劳动力的就业实现（张兴华，2000）。与此同时，研究贸易开放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也由来已久（Grossman和Helpman，1991；周申，2006；喻美辞，2008；Krishna和Senses，2009；魏浩和赵春明，2012；席艳乐、于江曼和向鹏飞，2014），然而同时将贸易开放、劳动力迁移和个体就业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的文献仍是屈指可数。O’Rourke（1996）、Ortega和Peri（2012）分别通过对贸易开放、劳动力迁移和地区收敛的问题的研究，指出贸易、劳动力迁移在地区收敛与人均收入的决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述多层次、多维度的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和借鉴，而令人遗憾的是，笔者发现鲜有同时关注贸易和劳动力迁移对收入和就业带来的影响，深入到个体就业角度开展研究的更是尚未发现。那么，在日渐深化的贸易开放进程中，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与国际竞争，究竟会对迁移劳动力的收入与就业平等产生何种影响，中国的流动人口是否在劳动参与方面遭受了不平等待遇?贸易开放是否有助于个体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其中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又起到了何种作用?劳动力迁移对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帕累托改进”，这一过程中户籍制度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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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立足于现有研究，重点考察了贸易开放背景下劳动力迁移对中国个体就业的影响，尝试将贸易开放度与劳动力迁移率指标纳入一个框架中探讨其对个体就业的作用，并基于户籍分类深入探讨个体性别与技能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具体地，本文采用CHIP2002年、2007年和2008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库，采用截面Probit模型估计了贸易开放、劳动力迁移对个体就业的差异化影响。为了更为准确地度量各地区在区位优势、政策倾斜方面的差异，本文利用引力模型对贸易开放度进行分解和测量，并尝试用Heckman两步法解决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内生性问题。此外，本文基于本地与外地户口的二元结构，逐次探讨了贸易开放与劳动力迁移对个体就业的影响，并基于劳动者性别与技能分类进行了拓展分析，而基于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也论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dedecms.com

二、模型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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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的一般模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根据现有研究，本文借鉴席艳乐、于江曼和向鹏飞（2014）的研究，基于Mincer（1974）的经典工资方程，将各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以及人口迁入迁出率指标纳入分析框架，构造个体就业的计量模型：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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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Emp表示个体是否就业的状态，X包含了省际层面的指标和一系列个体微观特征变量。其中，个体特征主要包括个体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小孩数量、工作年限、职业类型、工资及技能水平等，省际层面指标则囊括了各省市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人口迁移率指标、市场分割率水平、城市生活成本、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等。本文主要变量选取的理论含义、测算等均在表1中具体阐释。鉴于本文研究深入到微观的个体就业决策，因而被解释变量具有鲜明的二值特征，本文选取Probit模型估计个体就业倾 织梦好，好织梦

向：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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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即为利用贸易开放度进行回归的拟合值计算得出的自然开放度指标，而回归得到的残差值即为政策导向的开放度指标。同时，本文在处理2002—200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与不同伙伴国的贸易流量数据的过程中，为使开放度的分解结果更为精确，选用泊松极大似然估计（Poiss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PPML）方法以纠正忽略零贸易流导致的估计偏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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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生性处理——Heckman两步法 dedecms.com

在劳动供给理论中，个体就业决策取决于市场工资水平与个体工资水平（张世伟和郭凤鸣，2010），工资是劳动参与方程的重要解释变量。鉴于本文的研究样本存在选择偏差，不能有效估计非参与个体的工资水平，本文借鉴席艳乐、于江曼和向鹏飞（2014）关于样本选择偏误的处理方法，用Heckman两步法对误差进行修正。3、 本文来自织梦

三、数据处理与统计描述 copyright dedecms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首先，本文所使用的个体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所提供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目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是2008年。CHIP数据库的调查由城镇住户调查、农村住户调查和流动人口调查三个部分组成，本文采用了其中2002年、2007年和2008年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部分4、，该部分有效涵盖了15个城市、17971位流动人口（城镇和农村）的个体收入、受教育程度、户籍等信息，为本文研究个体层面的劳动力迁移与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出于研究需要，本文保留样本中年龄跨度为16—60周岁的男性和16—55周岁的女性个体。 内容来自dedecms

其次，在对贸易开放度指标进行测算与分解的过程中，本文选取的2002—200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额数据来源于国研网5、，引力模型中有关于贸易伙伴国的经济特征（如GDP、人口等）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是否接壤等数据来源于CEPII DISTANCE数据库，其中距离数据根据Google Each测量软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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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所涉及的省际层面的指标中，人口迁移率数据来源于相应年度的《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市场分割率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此外，城市人均生活成本指标为该城市当年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且均通过各省GDP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详细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二）描述性统计 内容来自dedecms

1、各省市的自然开放度与政策开放度 dedecms.com

图1报告了基于贸易引力模型、通过采用PPLM模型修正零贸易流问题计算得出的2002—2008年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指标。6、总体而言，样本中无论是自然开放度还是政策开放度，处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省市均有一定的优势，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的自然开放度最高，中部地区的政策开放度次低，西部地区的自然开放度最低。这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和政策实施的现状是相吻合的，一方面东部沿海各省市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先行一步的政策支持，在贸易环境、交通设施、经济水平等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虽受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制约，自然开放程度不高，但是2000年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西部地区的发展和崛起有了战略支撑，因而政策开放度也显着高于中部省份。更为具体地，无论是2002年、2007年还是2008年，广东、上海、江苏等东部省市在对外开放程度上有着突出的表现。以2008年为例，上海市的外贸依存度以及自然开放度均位居第一位，分别达到1.377和1.259，其次分别为广东省、江苏省；而重庆市、安徽省、四川省的自然开放度最低，其中四川省仅为0.130。对于政策开放度，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的开放程度最高，分别达到0.712、0.325和0.212，相应地，湖北省、重庆市、河南省的政策开放度仅为-0.077、-0.085和-0.166，处于最低水平。此外，除广东省之外，大多数省份的政策开放度显着高于自然开放度，这一特征在中西部省份中表现尤为明显。

2、各省市的人口流动特征（迁移率） 内容来自dedecms

人口迁移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现象，有益于推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表2报告了CHIP流动人口数据库中各省市的人口迁移率数据，得益于中国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方面的宏观调控，各省市均有着较高的人口迁入、迁出率。鉴于个体劳动者往往出于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升学、婚嫁等动因，实现迁移和区域转换过程，结合数据不难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机会充足、各类保障服务完善，往往伴随着较高的迁入率；而中西部省份则是劳动力输出的主力军，如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省份的人口迁出率均保持在10％以上，人口净迁移率也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一现象也与当前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与总体特征相契合。与此同时，作为高校密集、人口众多的北京、上海等省份也往往呈现出较高的迁入率特征。由此可见，人口的跨区域迁移和流动，对促进区域之间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个体就业与经济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本文纳入劳动力迁移指标的题中之义。

3、各省市基于户口、性别、技能分类的就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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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描述了CHIP2007年、2008年流动人口数据库中各省总体就业率情况及基于性别、技能及户口分类下的就业率差异。整体而言，各省就业状况显着分化，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地区的就业率显着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广东省分别以88.35％和81.46％位居2007年、2008年各省就业率榜首，而河南、湖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的就业率最低，其中2008年安徽省就业率仅为66.61％，相较就业率最高的广东省低了14.85％。 内容来自dedecms

具体到性别层面，各省男性就业率均高于女性，且性别就业差距较大。以安徽省为例，2007年安徽省女性就业率仅为38.41％，处于同期最低水平，同时性别就业差距达到37.75％；同样地，2008年安徽省女性就业状况虽有所改善，但仍处于样本省份末位，仅为58.13％。与此同时，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人口流动的日渐频繁，两性就业差异越发明显，两个年份间各省男性就业率浮动较小、女性就业率波动程度较大，女性就业率较低的省份集中于中西部地区。例如，在2007年、2008两个年份的同期调查省份中，安徽、湖北、四川、河南等地区始终处于最低水平。由此可见，个体就业在性别层面分化显着。 copyright dedecms

技能水平也是影响个体就业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由图2可知，高技能的个体劳动者在就业机会的获取方面有着显着优势，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流动人口中个体技能水平对就业的重要意义：面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个体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越高，便越容易找到适宜的工作。更进一步，基于本地户口与外地户口的户籍分类，揭示了两性劳动者在不同省份间的就业分布差异。结合调查省份的人口迁入、迁出率可知，大多数省份的外地户口就业率显着高于本地户口的就业率，且人口迁入率较高的省份，往往有着更高的外地户口就业率。然而，流动人口的就业过程中是否会因为户籍制度而受到所谓的“户籍歧视”?户籍差异情况下的就业性别与技能水平又会呈现何种差异?本文将在余下部分通过引入基于本地与外地户口的二元户籍分类，进一步剖析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就业差距及技能水平在本地户口与外地户口中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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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于Heckman两阶段估计的结果 copyright dedecms

基于CHIP2002年、2007年和2008年的流动人口数据，本文在估计过程中考虑到各年份样本中观测对象的省份选择不同，而各地区显着存在经济发展、区位分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性，加入了省份、区域固定效应，以消除不可观测的因素对个体就业的影响，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对于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开放较大地促进了中国个体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迁入率的提升不利于个体工资收入的增长，而人口迁出率的提高却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工资收入水平。同时，从简化式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整体而言贸易开放对个体就业水平的影响逐次呈现先制约、后促进的效果。人口迁入率的提高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个体就业难度，对个体就业效应产生了负影响，很可能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致使个体就业难度上升，而相对应的人口迁出率提升则能够显着促进个体从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取工作机会，可能是迁移劳动力从本地劳动力市场上迁出，缓和了随人口规模扩大而致使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此外，2002年、2007年以及2008年三个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均显着，说明本文采取Heckman两阶段估计以修正选择偏误的做法是有效的。

（二）基于截面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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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于Heekman两步法的估计结果有效地解决了样本选择偏误问题，然而受制于贸易开放度与劳动力迁移之间的相关性，部分估计系数仍存在一定的偏误。有鉴于此，本文考虑通过（3）和（4）式对贸易开放度指标进行分解，并进一步引入职业类型的固定效应进行估计。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分解后的自然开放度与政策开放度指标对个体就业均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中，2002年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影响较弱，可能是出于中国入世不久、贸易开放相对初期的影响，使得其作用于就业的程度有所弱化。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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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地区特征变量的估计结果可知，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体就业增长，并在2008年转为较不显着的促进作用。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本文选取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指标为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使得同时参与回归时人力资本的促进效应被弱化了，同时也可能是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往往对应着更高的技能要求以及更为激烈的竞争关系。地区生活成本的提升伴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深化，对个体就业的作用也由抑制转为促进，说明随着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升，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更多的个体会选择加入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此外，市场分割率指标最初对个体就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贸易开放与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现象，市场分割的消极面开始呈现，逐渐抑制了个体就业，由此说明区域间打造更为开放、融通的一体化大市场的重要意义。基于个体微观特征的分析结果可知，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越佳、受教育程度越高，往往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受到青睐。而个体的年龄对其劳动参与有正显着效应，同时其平方项的负显着也印证了生命周期理论关于劳动参与率与年龄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有趣的是，男性的就业状况整体上优于女性，已婚个体由于家庭负担更重、生活成本提升等原因，也往往有着更高的劳动参与积极性，而家庭中0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个数对于个体就业产生了负影响，这也与席艳乐、于江曼和向鹏飞（2014）的观点相仿：往往需要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哺乳或照顾幼童，而非全身心投入劳动。此外，个体劳动者往往也会出于增加就业几率的动机参与劳动培训，且随着个体技能水平与工作年限的提升，对就业机会的把握也更为准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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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劳动力自农村向城镇迁移的日渐重要的现实意义，且劳动力市场正因为大量的流动人口产生着一系列变革，本地劳动力与外地劳动力之间的角逐与际遇，也使得本文产生了一系列有关于贸易开放环境下户籍制度与个体就业之间关联的思考。从表4中的“户口”变量可以发现，拥有本地户口的劳动力并未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取显着的优势，反而是拥有外地户口的流动人口有着更高的劳动参与度，也即劳动力市场中并未发现显着的“户籍歧视”现象，这很可能是由于外来的流动人口通常有着更高的流动性，这一群体也往往更能获取技能与工作经验等方面的个体优势所带来的好处。

五、基于本地户口与外来户口的二元分析

（一）不同户籍类型下贸易开放与劳动迁移对个体就业的影响 本文来自织梦

基于前文的分析可知，贸易开放度对个体就业的影响较为一致，而人口迁入、迁出率的影响则不尽相同。此外，外来劳动力占据了本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优势，然而这种由于劳动力流动促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再分工，是否实现了整体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因此，本部分将立足于本地、外地户口的二元分析，逐层探讨不同户籍类型下影响个体就业的重要因素，剖析个体就业差距的具体表现。表5报告了不同户籍类型下，贸易开放与人口的跨区域流动对个体的影响。首先，无论是自然开放度还是政策开放度，其对于本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均大于外来劳动力，由此可见本地居民往往能够更大程度地获取当地政策与区域开放带来的便利条件。从劳动力迁移与流动的角度来看，整体而言，本地劳动力对人口迁入、迁出变化更为敏感，而外地户口的劳动力则受到的影响更小，这种人口迁移活动可能有助于促进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的重新分工，而这种资源的再配置是否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则取决于劳动力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的强弱。个体微观特征对其就业状况改善的作用，虽然本地劳动力的反应也更为敏感，但在本地与外地劳动力之间仍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同时，针对地区特征变量，整体影响方向基本与表4保持了一致，这里也不再赘述。同时，基于户口的分类可以发现，在男性就业显着优于女性、两性就业差距显着的背景下，本地户口的男性个体的就业处境要好于外来劳动力，这也体现了人口流动与户籍制度的变迁对缩小两性就业差距的重要性。 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不同技能下贸易开放与劳动迁移对劳动者个体就业的影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图2可知，各地区就业状况与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息息相关，那么基于本地与外来户口的户籍类型差异，个体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是否存在显着差异?具体回归结果见表6。首先，从贸易开放的角度而言，自然开放度对本地户口的中低技能劳动个体影响较为显着，而政策开放度对外来劳动力的影响更大。由此可见，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对中低技能的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依赖程度较高，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水平。对外来劳动力而言，日渐开放的政策环境与户籍演变有助于促使其流动与就业，而中低技能的本地劳动力群体则凭借大规模的市场需求，有着更为便利的先发优势。其次，从劳动力迁移的角度来看，中高技能的外来劳动力是人口迁入率提升的受益者。尽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将会导致人口规模扩张、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但是有偏的学习效应使得拥有更高技能水平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得到了显着改善。结合中国当前就业现实，高校毕业生往往成为人口迁出和迁入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时也是作为较高受教育程度与技能水平的代表群体，其就业状况直接关乎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因而提升其技能水平的正外部性是显着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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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正处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与转型阶段，伴随国际市场“向技能倾斜的技术变革”进程及频繁发生的技术转让行为，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劳动力个体具备非例行认知技能与多技能能力。有鉴于此，重视对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培训与教育投资，对提升个体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改善就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织梦好，好织梦

（三）贸易开放与劳动迁移对两性个体就业的影响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基于性别的职业隔离仍在较大范围内持续存在，关于两性平等就业与性别就业与收入差距的研究，也长期是相关领域的重点与热点问题。一般认为，贸易开放的实现促进了两性就业差距的扩大，然而关于劳动力迁移对两性就业差距的研究尚未得知。表7报告了贸易开放与劳动力迁移对两性个体就业的差异化影响。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对外开放格局进入新的阶段。整体而言，贸易开放整体提升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程度，且伴随着开放程度的提升，本地的男性劳动力及外地的女性劳动力显着成为受益者，这也与规模日渐庞大的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此外，人口迁入率对女性个体就业的抑制作用要高于男性个体，而人口迁出率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男性（尤其是本地户口）就业的消极影响，由此说明劳动力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性就业差异的分化，扩大了性别就业差异。与此同时，人口迁出率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女性就业，这可能也与人口流动造成的性别失衡等问题相关。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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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稳健性检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基于日渐深化的贸易开放与大规模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探讨了个体微观特征与宏观经济发展对个体就业的差异化影响。然而，为了促使实证结论更为稳健可靠，本文拟采用离散选择模型中较为常用的Logit模型进行再估计，具体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主要变量的符号及显着性均与表4保持了高度一致性，故本文的结论是稳健而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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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采用CHIP2002年、2007年和2008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库，采用截面Probit模型估计了贸易开放、劳动力迁移对个体就业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1）根据贸易开放度指标的分解可知，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贸易开放更倾向于促进个体就业状况的改进，而人口迁入、迁出率因素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尽管如此，本文并未发现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现象的广泛存在。（2）在不同户籍类型下，贸易开放更大程度地强化了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先发优势，且本地户口应对人口流动的反应也更为敏感，有助于促进区域间劳动力资源的充分流动与再分工。（3）基于技能与性别分类的研究发现，随着贸易开放水平提升，中低技能仍成为贸易开放与人口流动中就业的主体，而高技能劳动力也因此更容易发挥自身优势。与此同时，本文也发现了劳动力性别替代与两性就业差距扩大的证据。 织梦好，好织梦

鉴于贸易开放机制的完善与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分工与变革、户籍制度的变迁均与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生活水平休戚相关，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与政策含义。首先，各地区更应该致力于创造良好、稳定的贸易开放条件，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与区位分布方面略有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应通过一系列导向型政策，促进地区开放与劳动力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次，劳动力的跨省区流动有助于改善和促使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分工状况，因此政府部门理应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向，逐步放宽户籍限制与劳动力流动门槛。尤其是中西部省份，更应该加大教育与培训投资力度，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劳动力入驻、促进区域建设与开发。第三，本文基于性别与户籍制度的研究虽未发现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现象，但两性就业差距仍呈扩大趋势。因此，与外来劳动力相关的保障制度、子女人学等问题均应有所重视，以解决流动人口工作的后顾之忧；同时更应重视对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技能提升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提升女性教育回报率、促进两性就业公平的实现。 内容来自dedecms

最后，一系列个体微观变量也揭示了当前竞争日益激化的劳动力市场中，个体劳动者获取就业优势的核心影响因素。一方面，劳动者个体理应努力提升自身技能水平，以应对市场冲击、提升生活质量并提高个体与家庭的幸福感；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应进一步完善对员工的培训机制，重视员工的技术和技能水平培养，为企业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和知识、技术外溢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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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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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地，因本文重点在于研究贸易开放、劳动力迁移对个体就业状况的影响，本部分将不对贸易开放度指标的测算过程做详细介绍，具体分解过程参见Ortega和Peri（2012）文中（17）—（19）式，且本文（3）、（4）式均直接来源于Ortega和Peri（2012）。

2、鉴于本文研究重点所在，基于引力模型、采用PPML模型针对贸易开放度的详细测算分解过程及相应的实证表格，本文不予以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具体分解结果将在描述性统计中予以列示。 copyright dedecms

3、关于Heckman估计方程式及步骤参见席艳乐、于江曼和向鹏飞（2014）。 织梦好，好织梦

4、鉴于2002年之前，CHIP数据库的人户调查对象仍侧重于对拥有本地户口的个体，外来人口所占的比例不足1％，因此基于劳动力迁移的角度，本文仅选取了2002年、2007年和2008年的流动人口数据样本，以更为充分地反映城乡分割与日渐重要的劳动力迁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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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前，国研网有2001—2008年各省与不同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流量，但2001年只有国家层面的数据，且存在大量的缺失值，故这里不予考虑。由于数据的有效性和可获得性，这里并未将西藏包含在内。 织梦好，好织梦

6、因本文重点在于研究贸易开放、劳动力迁移对个体就业状况的影响，因而基于引力模型、采用PPML模型针对贸易开放度的详细测算分解过程及相应的实证表格，本文不予以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作者：李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向鹏飞 王开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国际商务研究所；孙一平 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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