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智库

　　如果农民工数量继续上升，增加最多的是哪个年龄组的农民工?答案是：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

dedecms.com

　　高龄农民工的话题是去年热起来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公布的数据推算，2014年，全国高龄农民工数量为4685万人，比2013年增加了597万人，这一增加额比2014年全国农民工的增加额(501万人)还要多。换句话说，如果不算高龄农民工，2014年其他年龄组农民工的总数是减少的。

　　单独一年的数字可能有偶然性，所以笔者结合整个“十二五”相关数据一起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公布的数据推算，从2010年到2015年期间，各年龄组农民工数量的变化态势是：16~20岁，从1574万人急剧减少超过1/3到1027万人;21~30岁，从8696万人减少到8102万人;31~40岁，从5692万人增加到6188万人;41~50岁，从5135万人急剧增加45%到7464万人;50岁以上，从3125万人急剧增加近60%到4967万人。 copyright dedecms

　　就数量急剧增加的两个年龄组而论，41~50岁农民工增加数量最多的年份是2011年，比上年增加了932万人;此后增加量波动回落，2015年比上年增加232万人。而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增加数量最多的年份是2014年，2015年则比上年增加282万人。虽然比2014年大幅减少，但仍比其他各年龄组多。 织梦好，好织梦

　　新增农民工以高龄为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与农民工就业有关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主要是城镇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提供给农民工的工作往往不需多少技术，所需要的只是体力、反应灵敏度与动作准确度。青年农民工体力强、手脚快、反应灵敏、动作准确，与体力下降、手脚慢、反应迟钝的高龄农民工相比，他们在进城求职时有优势。

　　如果上述劳动力市场是供求平衡和充分就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不会造成太大问题。供求平衡和充分就业，意味着同一个年份中，不同年龄组、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农民工都可以找到工作。全社会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应该是青年、壮年和高龄农民工各自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农民工的工资率取决于这个加权平均值。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到加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但与经济增长的变动相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要缓慢得多，不至于对经济造成突然的、激烈的冲击。 dedecms.com

　　但事实上，直到2004年全国性“民工荒”爆发前，城镇劳动密集型行业一直处于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状态。由于各年龄组都有大量劳动力没活干，只要允许灵活用工，用工方就可以专门使用高劳动生产率的青年农民工，并把定额提高到只有青年才能完成的高水平，从而压低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根据中国社科院曲玥、都阳的研究，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最低点，就出现在“民工荒”爆发前的2003年。

　　民工潮时期，用工方和政府的日子都很好过。对用工方来说，只要能招到青年农民工，就能够提供低成本的产品或劳务，躺着都可以赚钱。对政府来说，青年农民工的竞争力强，他们的就业不用政府操心;即使这类农民工一时找不到工作，只要用工有利可图，就会迅速涌现出更多的用工企业，去解决他们的就业。政府需要操心的，只是如何维持下岗工人(多数是与青年农民工竞争中的落败者)的生计。考虑到一部分下岗工人自己也在谋职，而高校扩招又使他们子女的就业远离劳动密集型行业，因而城镇户籍人口的就业压力政府还能承受。 dedecms.com

　　高龄农民工成为新增农民工的主力，意味着能工作的青壮年农民工差不多都已经找到了工作，剩下的因种种原因(如生育、哺乳)暂时不能进城干活，这才使乡村那些年老体衰、被某些人认为应留在家乡“颐养天年”的高龄劳动力，有了进城当农民工的机会。

织梦好，好织梦

　　经济学认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水平。新增农民工以高龄农民工为主，意味着当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取决于高龄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而高龄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青年农民工，而且低于所有农民工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值。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大量使用高龄农民工的结果，必然是农民工收入的增速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速。 dedecms.com

　　收入水平高、收入增速快，对近年刚开始务工的90后青年农民工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从全生命周期即一辈子收入的角度看，高龄农民工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copyright dedecms

　　高龄农民工可以分成两类。一类高龄农民工年轻时就外出打工。但当年他们年轻、体力强、劳动生产率高时，他们的工资率(计件工资标准)偏低;如今工资率涨上来了，可高龄农民工年老体衰，已经干不动了。另一类高龄农民工年轻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外出打工，是“民工荒”给了他们工作机会。因为务工时间短，他们挣的钱就更少了。

　　高龄农民工成为新增农民工的主力，给用工方和政府都出了难题。

　　对用工方来说，如果继续按照青年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确定高工作定额，则高龄农民工劳动生产率低、收入相应也低，一旦打工收不抵支，他们宁可回乡闲着，也不会自己贴钱外出务工;如果根据高龄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工作定额，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就会上升，用工企业的利润就会减少。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占大多数的是中小企业，这类企业没有定价能力。即使在低劳动成本的民工潮年代，激烈的价格战也使它们少挣了不少。现在青年农民工招不到了，用工成本大幅上升，这些缺乏企业家才能、只会在“猪都能飞上天”的年代挣省心钱的经营者，日子当然不好过。

织梦好，好织梦

　　对政府来说，高龄农民工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经济形势一有风吹草动，高龄农民工将第一个找不到工作。如果像以往那样，农民工没有工作就回乡，倒还不会给政府增加负担。但现在为了城镇住房去库存，政府鼓励农民工贷款进城买房。以农民工现有的收入水平，只有贷款期限长一些(20~30年)、年还款额低一些，农民工才还得起。但贷款买房的前提，是还贷期间农民工就业稳定、收入稳定或增长;还贷期长达20~30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相当多高龄农民工需要还房贷。这意味着没有工作不仅影响到高龄农民工自己，而且影响到房产商的销售、银行的运营乃至整个地方经济，这就够让政府头疼了。如果买了房的农民工进城落户，而又像当年的“高龄”下岗工人一样找不到工作，那么，不管是发失业经济金、还是提供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政府都脱不了责任。

织梦好，好织梦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民工潮时期相关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导致的用工年轻化和失业中年化，曾使得用工方和政府得益;而随着劳动力市场逐步走向供求均衡，用工方和政府将不得不为十几二十年前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后遗症——当前新增农民工以高龄为主——埋单。 内容来自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