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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居民住房政策偏好是住房政策设计与调整的依据，会受到客观和主观层面的因素影响。本文基于一项全国问卷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层面对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客观层面的个人年收入水平、主观层面的房价满意度等因素都会对住房政策偏好产生影响。个人年收入水平越高，就越认为应当对房价进行干预；对房价的接受程度越高，就越不倾向于支持对房价进行干预。如果将房价偏高归因于监管不力，就越认为应当干预房价；如果将房价偏高归因于炒房，就越会支持对房价进行干预。如果对于房价的接受程度越高，就越不认为政府应当提供保障性住房。如果将房价上涨归因于土地政策不合理，就更为支持提供保障性住房；如果将房价偏高归因于政府监管不力，就越会支持提供保障性住房。相关发现对于住房政策的调整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内容来自dedecms

关键词：住房政策偏好 干预房价 提供保障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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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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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居住“似乎是人类最早具有的概念之一”[1]，而住房紧张则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才出现的问题[2]。将住房问题与生存权、政府责任等联系起来的时间还要更晚一些。据考证，住房权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而作为人权形式的住房权最早出现在国际人权法中[3]。《世界人权宣言》指出，“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1]。到了20世纪90年代，适足住房权概念的出现“将住房权从适足生活水准中提炼出来，使这一基础人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4]。保障社会成员的住房权利、满足社会的住房需求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围绕这一责任便衍生出了住房政策。在今天，住房权的内容包括机会平等、价格可承受、使用权稳定、适合居住等[5]，这也成为住房政策所要达成的目标。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住房具有生活必需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6]。从投资品属性来看，对个人来说，“住房是其所有者拥有的重要财产”[7]；对政府来说，房地产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住房的必需品属性又意味着，如果完全将其交由市场调节，一些人就会面临住房困难。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生活成本，还会引发社会问题[8]。因此绝大多数政府都采取相应的住房政策对住房市场进行干预。住房政策的目标包括改善住房市场运行效率和提供公平住房机会，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包括住房产权制度、公共住房补贴制度、住房金融、住房税收、住房市场管制等[9]。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住房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分立”特征，在城市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克服福利分房制度的弊端，国家开始实行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市场供应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逐渐得以确立。到2003年，房地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总体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断上涨的房价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大负担。相应地，如何有效抑制房价、满足社会的住房需求便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中国“住房政策目标实际上是隐含在一系列具体措施中，但并不清晰明确”[9]，其中的一个表现是，近年来住房政策的重心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而不断在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摆动。 dedecms.com

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房产已经成为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10]，拥有产权房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满意度[11]。但不断上涨的房价使得一些居民面临住房困难[12]，调查表明，有52.7％的城镇居民认为当前的房价难以接受[2]，从而导致一些居民的满意度逐渐下降[13]。尽管如此，住房市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居民无力承担房价与高价房依然有相当需求并存的局面[14]。这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的住房分化变得日益明显，而且在房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拥有产权房的群体的财产会不断增值，从而导致财产差距的持续扩大。此外，住房状况的分化还体现为城市空间中的居住分割现象[15-17]，这会降低居住资源分配的公平性[18-19]。城镇居民住房状况的持续分化还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在这种背景下，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积极满足社会的住房需求成为住房政策的重要任务。政策的设计与调整应该将客观与主观认知等因素结合起来[20]。已有相关研究大多是从住房负担[21]、居住条件[22]、住房分化[23]等客观层面出发；也有研究对居民的住房保障（住房类型），住房条件（住房面积、房屋基础设施），环境条件（噪声情况、空气质量、休闲环境或设施、水质、治安状况、环境卫生）等进行分析[24]。 织梦好，好织梦

相比较而言，从民众的主观认知角度着手，并且将主观与客观等内容整合起来的研究目前涉及这些方面，例如，从住房自有率、现居住房建筑面积、拥有其他住房与空置率、住房支出压力、住房满意度、住房政策诉求等方面进行的调查发现，降低房价、保护宅基地使用权与住房财产权、农村危旧房改造是排在前三位的政策诉求，城镇和农村等不同户籍受访者的政策诉求是存在差异的[25]。还有研究对城镇职工从房改中实际获得的住房利益，职工位置能力和市场能力等出发对其住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26]。那么，不同住房状况群体的政策诉求是否存在差异?住房价格接受程度、住房满意度等主观因素对相应的政策诉求是否会有影响? 本文来自织梦

己有研究虽涉及其中的部分内容，但是并没有在客观住房状况、住房满意度、房价接受程度与政策诉求之间建立起系统的分析模型，因而并没有充分揭示出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民众的住房政策偏好。出于这一考虑，本文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尝试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内容整合起来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包括：城镇居民是支持政府对住房市场的行政干预，还是支持提供保障性住房，相应的住房政策偏好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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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来分析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的影响因素，其中，客观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实际住房状况等内容，主观层面的因素则主要包括住房价格接受程度、住房满意度以及房价上涨归因等。 内容来自dedecms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 织梦好，好织梦

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状况直接决定了居住状况的差异[27]，其中的原因在于购买能力的差异。不同社会阶层在收入水平以及财产状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导致住房购买能力的差异，进而会对民众的住房政策偏好产生影响。具体来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在住房市场上的购买能力就会越强，因而越有可能支持市场通过自行调节的方式来调控房价，而不是支持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行政干预。 本文来自织梦

由此，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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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可能支持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调节，而不是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干预。 织梦好，好织梦

收入水平还与个人的人力资本、市场能力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换一个角度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会有更强的人力资本和市场能力，因而在住房市场上具有更强的购买能力。这反映在住房政策偏好上，就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支持市场通过自行调节的方式来调控房价，而不是支持政府对于市场的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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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提出： dedecms.com

假设2：如果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支持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调节，而不是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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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门性质也是民众住房政策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是因为，与民营部门相比，国有部门工作人员在住房改革中的受益可能要更多一些。因此，相比较而言，国有部门工作人员可能更加支持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调控，而不是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 dedecms.com

基于此，提出： copyright dedecms

假设3：与农村居民以及民营部门工作人员相比，国有部门工作人员更加倾向于支持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调节，而不是政府对住房市场的行政干预。 copyright dedecms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房价水平存在明显的差距，沿海发达一线城市的房价近年来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高企的房价使得广大居民在住房市场上变得力不从心。从这一点来看，不同区域城市居民的住房政策偏好也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当地房价水平的不同所导致的。相比较而言，由于东部中部地区房价较高，该地区城镇居民的住房政策偏好可能更加倾向于政府的干预，而不是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

因此，提出： 织梦好，好织梦

假设4：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比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更加支持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干预，而不是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自行调节。 本文来自织梦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以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从农村吸纳了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但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口有的获得了居住地的户籍，有的则没有获得居住地的户籍，这也会影响到相应群体的住房状况。有研究表明，在城市居住的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持有率要高于外地人口[24]。因此，这种差异反映在住房政策偏好上，就是与外来人口相比，本地户籍人口不倾向于支持政府对房价的干预。

基于此，提出：

假设5：与流动人口相比，在城镇居住的本地户籍人口更加倾向于支持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自行调节，而不是政府对住房市场的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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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际住房状况与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 本文来自织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住房分配机制的变化，城市居民的住房分层状况越来越明显，相应地，不同社会阶层的住房条件出现了明显的差别。有研究认为，城市的住房分层从低到高可以分为：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等层次[23]。也有研究将住房地位群体分为：商品房户、单位房改房户、回迁房户、廉租房户、简易楼住户、传统私房户等层次[28]。随着这种住房状况分化的持续，不同住房阶层的关注重心也是存在差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住房状况的差异也有可能影响民众的住房政策偏好。相比较而言，住房状况较好的群体更倾向于市场机制对住房的自发调节。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基于此认识，本文从是否拥有产权房、实际住房面积的大小以及住房数量的多少等变量出发，提出以下假设： 本文来自织梦

假设6：与没有属于自己的产权房的居民相比，拥有产权房的城镇居民更加倾向于支持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自行调节，而不是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行政干预。 织梦好，好织梦

假设7：个人的实际住房面积越大，越倾向于支持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自行调节，而不是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行政干预。 copyright dedecms

假设8：个人拥有的住房数量越多，越倾向于支持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自行调节，而不是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行政干预。 内容来自dedecms

（三）住房满意度与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 dedecms.com

从影响因素上来看，居民的住房满意度也有可能会对其住房政策偏好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住房满意度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也就是说，民众在对住房满意度进行评价时不仅会与自己过去的住房状况进行比较，还可能会与身边的人的住房状况进行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获得的满意度越高，就越不会倾向于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调节。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copyright dedecms

假设9：如果同过去相比，人们对目前的住房状况感到满意，那么在住房政策偏好上就越倾向于支持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自行调节，而不是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假设10：横向的住房满意度越高，在住房政策偏好上就越倾向于支持市场对住房市场的自行调节，而不是政府对住房市场的行政干预。 dedecms.com

（四）房价认知状况与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近年来，住房价格的上涨幅度较大，而不同社会阶层对于房价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这也使得房价的接受程度成为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的重要影响变量。理论上讲，认为目前的房价可以接受的，可能会更倾向于市场对住房市场的调节；相比较而言，房价接受程度较低的社会群体就越有可能支持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

基于这种认识，提出：

假设11：房价接受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支持市场机制对住房市场的自行调节，而不是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行政干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在民众的房价认知状况上，除了房价的接受程度之外，对于房价上涨的归因也会对民众的住房政策偏好产生明显的影响。综合来看，学术界对于房价上涨的归因主要有土地政策、炒房等几类。换一个视角来看，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如果人们认为房价上涨是由于土地政策不合理、政府监管不力或者是炒房所导致的，那么就可能会支持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干预，而不是市场的自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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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copyright dedecms

假设12：如果民众认为房价过高是由于土地政策不合理导致的，就会支持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干预，而不是市场的自行调节。 copyright dedecms

假设13：如果民众认为房价过高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力所导致的，就会支持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干预，而不是市场的自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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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4：如果民众认为房价过高是由于炒房所导致的，就会支持政府对于住房市场的干预，而不是市场的自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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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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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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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课题组于2014年6月—8月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状况调查”。该调查是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进行抽样，并且采用分层分阶段法实施。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42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3％。在分析的过程中，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只保留了1365份城镇居民样本。城镇居民样本数量占全部样本的56％左右，与最新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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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城镇居民的住房政策偏好状况，也就是考察其对政府干预和市场自发调节的偏好。从形式上看，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选择有多种，既可以采用行政手段调控房价，也可以通过向困难群体提供保障性住房来干预住房市场。因此，在调查的过程中，本文因变量是通过“政府在调控房价方面做得还不够”和“政府在提供保障性住房方面做得还不够”这两个问题来考察的，都包括同意、非常同意、说不清楚、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五个选项。本文将这两个因变量都作为二分变量进行了处理，将同意和非常同意的选择编码为1，意味着调查对象认可政府干预房价或提供保障性住房；将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和说不清楚的选择编码为0，表示调查对象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房价或提供保障性住房。 本文来自织梦

2.自变量

本文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主要包括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工作单位性质等方面的内容。按照个人年收入的差别，本文将全部样本分为五类群体，分别编码为1、2、3、4、5，数字越大表示受访者的个人收入水平就越高。按照受教育程度不同，本文将全部样本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包括中专和技校）、大学（包括高职和大专）、研究生群体，分别编码为1、2、3、4，数字越大表示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就越高。按照受访者所在工作部门性质的差异，将全部样本分为农民、民营部门和国有部门三类群体，分别编码为0、1、2，第一类为参照群体。按照受访者所在区域的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西部地区（陕西、内蒙古）、中部地区（湖南、河南）、东部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山东），分别编码为0、1、2，第一类为参照群体。

实际住房状况变量包括住房类型、住房数量、住房面积大小等方面。其中，拥有住房数量变量是通过“您拥有产权的住房套数是”（0套，1套，2套，3套或更多）这一问题来测量的。在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将其作为分类变量进行了处理，将0套的编码为0，将1套的编码为1，将2套的编码为2，将3套或更多的编码为3。住房来源变量是通过“您的住房来源是”（购买的经济适用房，购买的商品房，购买的单位福利房，租用公有住房，租用商品房或其他房主的住房，父母、公婆或岳父母的住房，自建住房，集体宿舍，办公室，回迁房，其他）这一问题来测量的。本文将其作为二分变量进行了处理，将购买的经济适用房、购买的商品房、购买的单位福利房、自建住房、回迁房编码为1，表示有产权房阶层；将租用公有住房，租用商品房或其他房主的房，父母、公婆或岳父母的住房，集体宿舍，办公室和其他编码为0，表示无产权房阶层。住房面积变量是通过“您目前的家庭住房面积是（50平方米以下，51～80平方米，81～130平方米，131～180平方米，181平方米以上）”这一问题来测量的。在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将其作为定序变量进行处理，分别编码为1、2、3、4、5，数字越大表示受访者的住房面积就越大。 dedecms.com

住房满意度变量包括纵向满意度和横向满意度两个方面。横向满意度是通过“与他人相比，我对自己的住房状况感到满意”来测量的；纵向满意度则是通过“和以前相比，我对现在的住房条件感到满意”来测量的。两个问题都包括非常同意、同意、说不清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个选项。在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将两个变量均作为定序变量进行了处理，编码为1、2、3、4、5，数字越大表示调查对象的纵向或横向住房满意度就越高。

房价接受程度，该变量是通过“我能够承受目前的房价”这一问题测量的。本文将其作为定序变量进行了处理，将受访者的选择分别编码为1、2、3、4、5，数字越大表示调查对象的房价接受程度就越高。房价偏高归因变量是通过“政府的土地和房地产政策不合理导致了房价偏高”“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监管不力导致了房价偏高”“炒房导致了房价偏高”三个问题来测量的，每一个问题都包含非常同意、同意、说不清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个选项。在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将城镇居民对于房价偏高的归因变量作为定序变量进行了处理，分别编码为1、2、3、4、5，数字越大表示调查对象越认可房价偏高是由相应的原因所导致的。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控制变量

本文的相关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政治面貌、年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按照受访者的年龄差异，将全部城镇居民样本分为六个不同的群体：1代表受访者是1949年之前出生，2代表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3代表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4代表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5代表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6代表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数字越大就意味着受访者的年龄越小。在性别变量中，女性受访者编码为0，男性受访者编码为1，女性受访者是参照群体。在政治面貌变量中，中共党员编码为1，不是中共党员的受访者编码为0，后者为参照群体。在宗教信仰变量中，信仰宗教的受访者编码为1，不信仰宗教的受访者编码为0，后者为参照群体。 内容来自dedecms

相关变量的具体构成情况见表1。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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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copyright dedecms

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分析方法，下面从社会结构、实际住房状况、住房满意度、房价认知等维度详细分析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的影响因素。 织梦好，好织梦

（一）城镇居民对政府干预房价支持程度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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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围绕城镇居民对政府干预房价支持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见表2。在模型1中，本文只是放入了年龄等控制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变量能够对城镇居民的住房政策偏好产生显着影响，年龄越小就越会支持政府对房价的调控和干预，这可能是随着近年来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年轻一代所面临的购房和生活压力在不断增大。而且已有相关研究也表明，年龄越大，住房自有率就会越高[24]。因此，相比较而言，年龄较大的群体所面临的购房压力并不是很大。接下来，在模型2中，本文又放入了收入水平等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自变量，结果表明，在相关控制变量中，年龄变量依然能够对城镇居民的住房政策偏好产生显着影响。从社会结构维度的相关自变量来看，个人收入水平越高、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会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调控和干预。这一研究发现与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设正好相反。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是，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其住房的购买能力就会越强，因而对政府调控房价的支持态度可能相对弱一些。在模型3中，又加入了与住房状况主观认知相关的一些自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这一控制变量依然能够对因变量产生影响。此外，模型2中的个人收入变量也能够对因变量产生影响，个人年收入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干预；但是，受教育程度变量对住房政策偏好的影响在该模型中已经变得不再明显。在新加入的相关自变量中，当前房价接受程度对住房政策偏好具有明显的影响，对当前房价的接受程度越高就越不会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干预。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是一致的。能够接受当前的房价说明具有较强的购买能力，因而不倾向于支持政府对房价的干预。在房价上涨归因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上，如果人们认可房价偏高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力原因所导致的，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干预；如果人们认可房价偏高是由于炒房的原因造成的，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干预。这些研究结论与前文的研究假设是一致的。在模型4中，本文又放入了受访者的实际住房状况变量，但是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实际住房状况的相关变量并不能够对住房政策偏好产生显着影响，本文提出的相关研究假设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但是，模型3中能够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相关自变量在模型4中依然能够对因变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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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镇居民对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支持程度的影响因素 copyright dedecms

接下来，本文围绕城镇居民对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支持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见表3。在模型1中，本文只放人了年龄等控制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与城镇居民对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支持程度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受访者的年龄越小，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提供力度。实质上，这可能是与年轻一代的购房压力较大有密切关系，因而支持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提供力度。在模型2中，本文又放人了收入水平等相关的社会经济地位自变量，分析结果表明，个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变量与城镇居民对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支持程度之间是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研究发现与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是相反的。此外，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比西部地区居民更倾向于支持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提供力度，从原因上来看，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的住房价格偏高、民众的购房压力较大具有一定的关系。在模型3中，本文又在模型2的基础上放入了相关的住房状况主观认知变量，结果表明，模型2中能够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个人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在模型3中变得不再显着。就住房状况主观认知变量的影响上来看，对房价的接受程度越高，就越不可能支持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是一致的。。说明民众能够接受房价的话，就可以到市场上购买住房，因而无需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如果认为房价上涨是由于土地政策的不合理所导致的，就越有可能会认为政府应当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提供力度；如果将房价上涨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监管不力，就越有可能会支持政府加大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力度。这些研究发现与本文的研究假设一致。在模型4中，本文又放人了实际住房状况变量，尽管新放人的相关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着，但是在模型3中能够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相关变量在模型4中依然能够对因变量产生影响。此外，本文提出的其他研究假设并没有得到有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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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发现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一项全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分析方法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的相关内容分析了当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政策偏好的影响因素。其中，客观层面的变量包括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主观层面的变量则包括住房满意度和房价接受程度等。本文的因变量包括城镇居民对于政府干预房价和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支持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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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对于房价的行政干预以及政府向社会提供保障性住房均得到了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支持。主观以及客观层面上的相关因素均能够对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政策偏好产生显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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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城镇居民对于政府干预房价支持程度的影响因素上，个人年收入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对房价进行干预。对当前房价的接受程度越高，就越不倾向于支持政府干预房价。如果人们将房价偏高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监管不力，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干预；如果人们认可房价偏高是由于炒房的原因造成的，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干预。

其次，在城镇居民对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支持程度的影响因素上，如果受访者对于当前房价的接受程度越高，就越不倾向于支持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如果人们将房价上涨的原因归结为土地政策不合理，就更为倾向于支持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如果人们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导致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那么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 内容来自dedecms

综合来看，本文的部分研究假设得到了有效验证，但是也留下了一些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个人年收入水平越高就越倾向于支持政府对于房价的干预?这些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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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出的相关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来抑制住房价格的上涨，严格规范住房市场的秩序，切实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严厉打击炒房现象。与此同时，还要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来积极破解“土地财政”问题。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且以此为基础，通过有效改善城镇居民的居住环境来逐渐提高人们的住房满意度。面对多元化的住房分层状况，还要逐步建立起适应不同家庭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29]，也就是通过住房市场的“供给侧改革”来创新住房供给的形式，基于多样化的形式来有效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住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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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谢宇，张晓波，李建新，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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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刘祖云，毛小平.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J].中国社会科学，2012（2）：9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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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张海东.上海社会质量研究（2010-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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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民生调查2015[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

[26]李斌.住房利益分化与社会分层机制变迁[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27]李强.转型时期城市“住房地位群体”[J].江苏社会科学，2009（4）：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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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建设部课题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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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人权宣言，http：//www.ohchr.org/EN/UDHR/Documents/UDHR_Translations/chn.pdf. copyright dedecms

[2] （《2016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国人民银行，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222094/201612291-4284392008.pdf。 内容来自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