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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定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当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制度自信，可以溯源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监察制度。中国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部以异体监督为主的监察史。同体监督是一种无效、低效，成本很高的监督；异体监督才是一种有效、高效，成本很低的监督。再锋利的刀，也砍不了自己的刀刃。从现代来看，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反腐就是监察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破冰，承担了重要的历史使命。 织梦好，好织梦

　　（中经评论·北京）中国的监察制度，是对人类统治术的一大创造和贡献。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始于秦朝。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就基本形成了一套权力分解与制衡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治理模式。具体来讲，就是皇帝管立法，丞相、郡守、县令管执行，御史大夫、监郡、监县、御史管监察。如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剩中国，一是靠2000多年前相对独立的监察制度；二是靠1000多年前相对开明的科举制度。前者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权力分解与制衡，在当时形成了较为先进的权力结构；后者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在当时吸引了大多数精英为政府服务。在历史的长河中，科举制开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先河，得到中外较为广泛的认同。但是中国监察制度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其权力分解与制衡的重要遗产，却还没有被国际认可和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定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当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制度自信，可以溯源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监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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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监察制度，胜在异体监督。30多年前，为撰写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我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我从《史记》读到《清史稿》。从浩瀚的古代监察制度史中，创造了“异体监督”这个词组。我不仅明白了同体监督是一种无效、低效，成本很高的监督，而且懂得了，只有异体监督才是一种有效、高效，成本很低的监督。再锋利的刀，也砍不了自己的刀刃，说的就是这个极其浅显，却又十分深刻的道理。
　　
　　中国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部以异体监督为主的监察史。中国监察制度是为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产生的。在中国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监察制度历经多次演变，但始终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减缓土地兼并，整饬官吏队伍，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史，就会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正是监督机构与执行机构的分立，从而在权力结构上确保了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延续。监督权与执行权相互制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吏治的好坏及政权的安危。推翻帝制后的中华民国，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从国情出发，推行五权宪法，其监察院与行政院也是相互独立的。历史地评判中国监察制度，公正地权衡其利弊，不难发现，独立于行政系统的异体监督，是中国监察制度最突出的优点；而同时作为皇帝御用工具的监察机构，御用性也成为其难以摆脱的致命弱点。监察制度的局限性，大都可以从监察机构的御用性上找到根源。但是中国监察制度，其缺点、局限是瑕不掩瑜的。古代监察制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中央集权体制中的精华。它不但与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始终，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监察制度，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copyright dedecms
　　
　　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反腐成效来看，监察体制改革破冰十分紧要。中共中央纪委向中共十九大报告：十八大以来，经中共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这五年的执纪处分总数，超过过去十年的执纪处分总数；这五年查处违纪违法的高级干部总数，相当于过去30年。这五年，平均每天：处分842人，处理违反八项规定140人，进监狱32人；平均每月：“落马”7名中管干部，处分148名厅局级干部和1050名县处级干部。正如2016年4月1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学思践悟”专栏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是一个长期过程，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天涯无净土，各地区各部门只有问题多与少的区别，没有没问题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政治，也是警讯。”回顾这五年的强高压反腐败历程，不仅能清楚看到，反腐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挽救了国家民族！在如此严格正风执纪、高压反腐下，腐败增量明显得到遏制，腐败存量不断减少，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 织梦好，好织梦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反腐强高压态势持续保持的五年，是新的腐败增量明显得到遏制的五年，是多年积累的腐败存量不断减少的五年。五年的反腐成效来之不易。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不敢腐的目标只是初步实现，还不是完全实现。明讲“天涯无净土”，实指“世间少净人”。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县官难守，频频犯事；厅官难监，屡屡出事；省官难管，不断有事。如此大范围、长时间、多层次、宽领域地频繁发生问题，固然同这些问题官员自身素质不高、抵制不力有关，与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用人体制和同体监督则更有关。监察体制改革，就是要变苏联模式的同体监督，为中国特色的异体监督。因此，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威，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民心”的基础上，尽快由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在政治领域摒弃苏联模式，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不敢腐的目标。 copyright dedecms
　　
　　从目标导向看，监察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促进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音在调结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音同样在调结构。其实，在北京、浙江、山西试点的监察体制改革，被中央称作“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很多人对此是不理解的。说它不过是加强反腐手段的有之，说它无非是大力整合反腐资源的有之，甚至说它是纪委监察不断扩权的亦有之。绝少有人明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与“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政改目标的内在关系。
　　
　　梳理中共十八大五年的最大亮点，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关键，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需要选择强高压反腐来攻关破局；持续五年的强高压反腐，致使“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如何巩固发展已经形成的压倒性态势，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两大重要决策：一是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二是随即公布了在北京、浙江、山西开展“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试点。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由此可见，为了应对40年来所形成的越演越烈的腐败态势，处理巨大的腐败存量和呆账，通过监察体制改革建立的监察委员会，首先，在实质上必须是反腐败机构，是在反腐败斗争中应运而生的机构。其次，监察体制改革最关键之处，是变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具体讲，就是将原隶属于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的监察部门（行政监察），调整为由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关）产生的监察机关（既同行政机关并列，又要监督行政机关，也即监察行政；还要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即国家监察）。监察体制改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变苏联模式的同体监督，为中国特色的异体监督。再次，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自我监督”绝不等同于“同体监督”。一是“同体监督”解决不了“刀刃向内”的问题。因为，同一把刀，刀刃无论向外还是向内，都无法砍到自己的刀把。要实现自我监督，必须是自己“刀刃向内”的另一把刀。二是要实现“自我监督”，必须“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沿用多年的苏联模式，地方各级主要领导在计划经济时期都已经是“一权独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苏联模式将政治领域的“一权独大”发挥到极致，“一把手”体制在地方各级取得了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各级组织部门千挑万选、优中选优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其违纪违法犯罪比例，居然占同级别领导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五十，个别地方甚至高达60%以上！因此，我在20年前就总结过，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特别是同体监督条件下，对地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以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而中共十八大前，充当同体监督的各级纪委书记，看得见的往往管不着，管得着的常常看不见；顶得住的往往站不住，站得住的常常顶不住；干得好的往往上不去，上得去的常常干不好！由于严重缺乏异体监督，用人上由跑官要官，发展到买官卖官，甚至出现骗官杀官的恶性案件。继而在政治生态方面，开始了加速度的败坏党群关系日益疏离，干群关系日益紧张，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党和政府公信力日益降低，腐败越演越烈！苏联模式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三是要“重构政治生态”，必须科学配置权力，改革党和国家机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因为，单纯的查案纠风，最多只能缓解政治生态的败坏，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重构政治生态。
　　
　　鉴此，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的战略部署、工作思路和逻辑关系也越来越清晰治标力度前所未有，是为形成反腐强高压态势；已经形成的反腐强高压态势，是为确立核心和治本赢得时间；核心及压倒性态势一经确立和形成，三省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便拉开序幕；三省监察体制改革刚取得初步成效，修宪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摒弃苏联模式，必须“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必须“重构政治生态”。要达到此目的，则需要紧紧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目标。而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改革选人用人体制。
　　
　　综上所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打破多年来反腐危局、党建僵局、治国困局的突破口，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它既有利于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权力监督转向制度监督，由权力治党转向“制度治党”，又有利于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从而，实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