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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的增速下行与结构失衡，缘于潜在增长率向中高速换挡的过程中，传统增长方式与新的增长条件不匹配。稳增长的关键是完成增长方式转变，这又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为前提。当前阶段稳增长，绝不能再走发货币、扩信贷，通过维系高投资保持经济增速的老路。在增长条件已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稳增长，虽会产生一时之效，却将进一步降低投资效率，透支增长潜力，加大债务风险，不仅不可持续，还会推高资产泡沫，导致原本已处于高位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经评论·北京）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仍处高位，2016年基尼系数达0.465，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已刻不容缓。当前须正确认识稳增长与优分配的内在逻辑，破除将两者对立的认知误区，促进其良性互动。
　　
　　一、不能把稳增长和优分配对立起来
　　
　　流行观点认为，效率和平等不可兼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会以收入差距扩大为代价，而缩小收入差距则会制约经济增长。但当前，经济增长动力趋于减弱而收入差距仍处高位，这种思维定式将会导致政策选择陷入“两难”。比如，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是缩小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但有很多人担心，在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工资成本上升会侵蚀企业利润，降低企业竞争力。又比如，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能够优化要素配置，激发经济活力，但有很多人担心，在财富占有差距已经很大的条件下，这可能加剧两极分化。再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区域、户籍与非户籍人口间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但有很多人担心，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可能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加重政府债务风险。
　　
　　但其实，增长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互动关系并不相同。以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为例：18世纪末开启经济起飞，而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进入“黄金时代”，收入差距却长期保持在低位；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政策打破“滞涨”瓶颈，却也再次拉大收入差距。不同阶段的增长条件存在差异，制约了增长方式和体制机制的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与分配格局。因此，应当从“增长阶段转换”这一视角出发重新认识稳增长与优分配的内在关系，突破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
　　
　　二、传统增长阶段“高增长”与“高差距”并存的根源
　　
　　将稳增长和优分配相对立的思维定式，源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高增长”与“高差距”并存的经验事实。但其实，上述现象产生的根源是这一时期同增长条件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与传统增长条件相适应，但也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比重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人均资本水平低、剩余劳动力存量多、技术水平同前沿国家差距大的增长条件，客观要求将物质资本积累作为增长的主动力。一方面，人均资本水平低，资本回报率处于较高水平，物质资本积累存在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在上述增长条件下，物质资本积累能促进劳动力转移，并表现为外资引进、国外设备进口，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更快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也存在副作用：它意味着劳动相较物质资本的议价能力偏低，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占比处于较低水平。
　　
　　市场发育不平衡客观上加快了物质资本积累，但也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对增长成果的分享存在差异。一方面，我国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竞争；另一方面，我国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虽有助于降低要素成本、提高社会积累水平，却也拉大收入差距。一是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农民工群体未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但也导致该群体难以充分享有城市发展成果。二是土地市场存在城乡分割，农村土地的非农开发由政府垄断。这降低了企业用地成本，并通过土地财政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但也导致农民难以充分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三是金融市场不健全，投资渠道窄，资金价格长期受到干预。这降低了企业资金成本，但也导致广大民众难以充分享有财产增值收益。
　　
　　政府职能偏向经济增长，有助于打破物质资本积累的瓶颈制约，但也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是重基础设施建设、轻公共服务投入。发展初期，政府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有助于促进物质资本积累，但也导致公共服务投入长期不足。二是重投入效率、轻覆盖公平。在较长一段时间，我国采取偏向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发展战略，在提高物质资本积累效率的同时，也导致地区和城乡差距扩大。2000年以后，发展战略转向平衡，促进了地区和城乡差距缩小，但公共服务投入仍然不均。三是重财政增收、轻分配调节。间接税有助于提高财政收入，直接税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间接税比重高、直接税比重低，个人所得税与财产税不健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支撑，可力度较低的再分配机制也导致不平等的马太效应难以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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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新增长阶段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内在要求
　　
　　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速下行与结构失衡，缘于潜在增长率向中高速换挡的过程中，传统增长方式与新的增长条件不匹配。稳增长的关键是完成增长方式转变，这又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为前提。
　　
　　第一，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缘于以物质资本积累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与新的增长条件不匹配。随着增长阶段演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条件出现重大变化：人均资本逐步增加，资本回报率开始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劳动力要素再配置效应逐渐减少，工资不断上升；同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在缩小，模仿、引进前沿技术的难度加大。由此，物质资本积累的内生动力，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而传统增长方式未能及时转变，导致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资本向金融与房地产部门积聚，产生泡沫并累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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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稳增长的关键是建立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在新的增长阶段，稳增长的内涵也出现深刻变化。对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存在“经济起飞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中低速增长增速回归”的周期特征。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当前稳增长的内涵是将经济增速稳定在新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保持较长一段时间的中高速增长。但这并非能够自动实现，很多国家正是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出现经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稳增长的关键是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这要求不断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并促进传统产业、传统业态的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回报率，实现实体经济、金融与房地产部门的新平衡。
　　
　　第三，增长方式转变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为前提，而新的增长条件也为缩小收入差距奠定了基础。从需求侧看，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消失，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更多依靠内需引领。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难以实现消费升级，而在国内产业发展初期，高收入群体更偏爱已经成熟的国外同类产品，导致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市场支撑。从供给侧看，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更多积累人力资本。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对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甚至出现代际传递，造成效率损失。可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而在新的增长条件下，缩小收入差距也是可能的：一方面，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在生产中贡献增加，也促使发展成果的分配更多向劳动者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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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促进稳增长与优分配良性互动的若干建议
　　
　　当前阶段稳增长，绝不能再走发货币、扩信贷，通过维系高投资保持经济增速的老路。在增长条件已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稳增长，虽会产生一时之效，却将进一步降低投资效率，透支增长潜力，加大债务风险，不仅不可持续，还会推高资产泡沫，导致原本已处于高位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收入分配结构恶化又将反作用于经济增长：一方面加剧社会矛盾，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需求结构改善和人力资本积累，制约增长方式转变。可见，必须走一条新路，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实现稳增长与优分配的统一。
　　
　　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企业总是在成本约束中作出利润最大化选择：当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成本低，企业自然倾向外延式发展，在对外竞争中更多依靠低成本优势。而当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转折，工资成本上升，企业则有动力转向内涵式发展，通过创新建立对外竞争新优势。因此，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顺应而非压制工资上涨趋势，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并为其完善创新环境。 本文来自织梦
　　
　　二是培育发展要素市场，在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完善劳动力市场，严格保护劳动者权益，在促进人力资本更加广泛积累的过程中，提高农民工群体获得的劳动收入与公共服务。完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打通城乡土地市场，在优化农村土地要素配置的过程中，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完善金融市场，有效连通普通投资者的资金供给与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求，在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更快发展的过程中，让广大民众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三是改善营商环境，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在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不同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差距，增强地区间发展的平衡性。
　　
　　四是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加大再分配力度，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推动需求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增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要减少政府直接促进资本积累的支出，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比重。同时，要积极稳妥地提高财产税比重和高收入群体税负，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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