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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1985—20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各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演进态势及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并分不同时段测算各省份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耕地资源变动的耦合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1985年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整体上都呈现上升的变化趋势，东三省城镇化水平稳定上升但活力不足，西北多省份上升中波动较大，西南地区水平偏低。（2）全国耕地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减少，后期多省份有所增加，但京、津、沪、苏、粤等地的耕地面积一直在以一定的速率减少。（3）全国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关系的协调度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较多地区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呈恶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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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耕地资源；耦合规律

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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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全球范围内普遍而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而城镇化的发展必须以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占用为依托。到2020年中国将有超过一半的人口集聚在城镇地区，城镇地区的生产、服务等基本功能将会不断扩充和完善，这必然会导致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土地利用格局以耕地的减少为主要特征[1-2]，耕地转为工业用地、基础设施用地和住宅用地的现象较为普遍。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给耕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带来巨大压力[3-5]。城市人口增加、经济高速发展、比较利益驱动等因素都会导致耕地面积减少[2,5-7]。与此同时，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小城镇建设约60％的新增用地来自于优质耕地[8]；一些非理性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导致耕地的减少[9]。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占用耕地的主要形式之一[10-11]。耕地资源变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单方面考虑城镇化演进对耕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2]，但建设占用耕地仍是主要原因[13]。单纯地说城镇化进程中耕地的增加或减少是很片面的，因为随着土地利用集约程度的提高，耕地减少的幅度会减小[14]，但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绝对不占用耕地是不可能的[15]。因此，城镇化演进依然会导致耕地面积的净减少[13,16]。我国耕地资源相对贫乏，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17]，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对我国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威胁。城镇化与耕地资源数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的策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dedecms.com

当前对于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一定时间序列的社会经济及耕地利用等统计数据探讨城镇化对耕地的影响，包括城镇化进程中耕地资源的数量变化及用途转变[18]，城镇化发展对耕地变动的影响[19]，基于城镇化率和城镇化演变特征对耕地的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及生态功能进行评价等[20]；二是基于局部地区或城市的小尺度案例分析，通过较为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采用数学模型及计量学方法，分析城镇化与耕地变化的关系[21-23]。另外，也有将遥感与GIS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结合起来，研究区域城镇化与耕地变化之间的关系[24-25]。但是，基于大尺度并将城镇化进程与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紧密结合起来探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二者之间协调性关系的定量化研究较为少见。鉴于此，本研究从全国尺度出发，以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采用1985—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各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耕地资源变动特点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规律及协调程度，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织梦好，好织梦

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个别年份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作补充；耕地面积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涉及的地区包括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需要说明的是，2013年之后，全国多数省份包括耕地面积在内的土地利用状况未予以统计或公布，为兼顾所需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完整性及可得性，统一研究时序为1985—2013年。 copyright dedecms

1.2 研究方法

1.2.1 城镇化水平测度。城镇化水平被广泛应用于对城镇化程度的定量刻画和表征，内涵甚为丰富，由此引出多种测算方法[26]，其中人口比重指标法是比较通用的方法。人口比重指标主要包括基于城镇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和基于非农业人口计算的非农化率。运用城镇化率测度城镇化水平时，由于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地域界定的标准变化较为频繁，城镇人口的确定要区分不同人口统计口径的标准，容易造成不同时期城镇人口可能缺乏统计上的可比性[27]；相比之下非农化率在统计上比较便利，更容易获得完整的长时间序列数据；也有研究表明，随非农化水平上升，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也就是说二者具有较高相关性[28]，非农化率作为衡量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29]。基于此，最终采用非农化率作为度量各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公式为：L=[Pa/（Pa+Pb）]×100％=（Pa/Pt）×100％。式中：L表示城镇化水平，即非农化率；Pa表示非农业人口；Pb表示农业人口；Pt表示区域总人口。 copyright dedecms

1.2.2 耕地面积动态度模型。引入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分不同时段对各省份耕地面积变动特征进行阐述，分析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区域差异，模型描述为[30]：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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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研究时段某类用地的动态度；Ua为初期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Ub为末期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T为研究时段的时间长度。本研究中的土地利用类型特指耕地。

1.2.3 城镇化与耕地变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城镇化和耕地资源耦合协调分析的主要意义在于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协调程度。因此，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31-34]，采用协调度模型，对我国城镇化与耕地资源之间关系演变的规律性特征进行分析。模型表示为：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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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xy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耦合协调度，-1.414≤Cxy≤1.414；x代表城镇化水平的年平均变化率；y代表耕地面积的年平均变化率。

从耦合协调度的计算模型可以看出，Cxy由变量x，y决定。当x，y均为正值且相等时，Cxy值最大，为1.414；反之，若x，y均为负值且相等，则Cxy值最小；其他的任何情形均介于两种情况之间。根据耦合协调度Cxy值的变化，将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划分为6个类型[33-34]。x＞0，y＞0，1.2≤Cxy＜1.414，表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都在向优化的方向演进，系统呈现出整体最优，为协调类型；x＜0，y＜0，Cxy＜0，表示城镇化水平在下降，耕地资源数量也在减少，整个系统呈现出衰退状态。这种类型属于严重不协调，一般不多见；x＞0，y＜0是最常见的类型，表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耕地资源数量在减少，这时的协调度就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协调度Cxy＜0，属于不协调，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已对耕地资源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系统整体性能，系统出现衰退趋势；二是Cxy＞0，虽然耕地资源数量呈下降的趋势，但没有超出资源环境承载水平，并且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整个系统的发展，因而耕地承载水平的衰退短期可以接受，这种关系为调和类型。

2 结果与分析 织梦好，好织梦

2.1 城镇化演进过程

1985—2015年，中国城镇化演进总体呈上升趋势，而不同区域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图1）。整体看来，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自东向西依次降低的阶梯状分布，东北地区和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形势较好，城镇化水平总体上高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高的地区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等沿海地区，中部区次之，西南地区是全国城镇化水平最低的地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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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际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来看（图2），北京、天津、上海的城镇化水平在波动中有所下降，东北地区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城镇化水平在2011年之后也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下降。除上述省份之外，其余各省份的城镇化均呈现相对稳定上升或者波动中上升的演进过程。其中，京津两地的城镇化演进步调基本一致，在1995年之前，两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上升较为平稳，均在1994年出现较高值，分别为60.79％，56.35％，到1995年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回落，此后的近10年间，两地的城镇化水平波动中略有下降，而1995年之后，京津两地的城镇化水平持续下降。上海的城镇化水平在1996年之前处于较快上升的阶段，之后则处于持续下降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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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省份来看，华北地区除北京、天津外，河北、山西、内蒙古及山东等省份的城镇化水平保持着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其中内蒙古的城镇化水平整体高于其他省份，山西省的城镇化水平上升速度大于其他省份，河北省的城镇化水平在整个华北地区相对最低；而且，这几个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华北地区平均水平。东三省的城镇化水平整体较高，多年来也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但进程趋于缓慢，动力不足，这是因为其产业发展的特殊性，能源资源基地、重化工业、粮食基地使其在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快，高城镇化率更多的是来自历史积淀；但近些年来，东北地区的区域竞争力整体下降，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许多资源性城市的主导产业优势不再，就业矛盾也日益突出，经济活力不足是导致城镇化增速和质量呈现发展缓慢态势的根本性原因。华东地区除上海外，江苏、浙江、安徽及江西等省的城镇化水平基本保持上升态势，且仍有持续推进的空间；特别是江苏省的城镇化水平自2000年以后增速明显加快，是全国增速较快的省区之一。华南、华中地区各省的城镇化水平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广东、福建、海南、湖北等省份在2000年之后都有城镇化水平显着升高的情况出现，即在城镇化演进过程中出现“突跃”。西北五省的城镇化水平也呈现上升的演进态势，整体水平低于中东部大部分省区。其中，新疆的城镇化水平上升趋势最为明显，其余除陕西以外的各省城镇化水平在上升过程中波动较大，且明显大于其他地区，意味着这些省区的城镇化发展态势并不稳定，城镇化质量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为全国最低，仅重庆、四川两地的城镇化水平呈现出相对较为显着的上升态势。该地区城镇化起点低，而且除几个中心城市之外的广大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城镇稀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城镇化水平自然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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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耕地面积变动特征

总体来看，1985—2013年耕地呈增加趋势，其中东北地区的耕地增加量最大，达到1134.39万hm2；西南和华北地区次之，耕地分别增加890.97万，490.5万hm2；华中、西北和华南的耕地面积增量相对较小，均在200万hm2以下；华东地区的耕地面积增加量最小，28年来净增量只有51.19万hm2。 本文来自织梦

分时段耕地利用动态度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各地区耕地增减速度各异。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区的耕地利用动态度均为负值，东北地区耕地以平均0.31％的速度减少，减少速度最快，耕地减少速度较慢的有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减少速度分别为0.10％，0.08％。90年代前期，除华北和东北地区耕地动态度为正值之外，其余地区均为负值。90年代后期，除华北、东北地区之外，华中和西北地区的耕地动态度也变为正值。进入21世纪，全国各地区的耕地动态度均成为正值，也就是耕地面积都呈现增加趋势，且东北和西南地区的增加速度最快，分别为4.74％，3.41％。这一方面与国家施行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免除许多农业税费后粮食需求加大、价格提升从而导致农民自助开荒的积极性提高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的耕地利用动态度在各个时段均为负值，这些省份分别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中心城市，是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高。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一产用地让位于二三产用地不可避免。 织梦好，好织梦

2.3 城镇化与耕地变化的耦合协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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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985—2013年划分为1985—1994，1995—1999，2000—2005，2006—2013年4个时段，分别计算各时段的城镇化水平年平均变化率（x）和相应时段的耕地利用动态度（y）；再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各地区1985—2013年不同时段的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耦合协调程度（表1）。全国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段，其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协调度都表现出差异。整体来看，1995年之前，大部分地区的协调度普遍低于1995年之后的时段，表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全国的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耦合协调程度偏低，两者的关系最多只达到调和状态。而到了1995—1999年间，各地区的协调度值均达到1.0以上，这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基本处于协调状态。进入21世纪，各地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又发生了显着的变化。2000—2005年间，除华中地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有所改善外，其余各地区均呈现恶化态势，特别是华北、华东及西南地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关系由协调恶化为不协调状态。2006年之后，华北、华南地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关系变化最为显着，前者由不协调变为调和，后者则由勉强调和恶化为不协调；华中地区由较协调下降为调和状态；其他地区均维持在基本协调状态，这期间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关系的协调状态总体上劣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长期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耕地资源的数量变动仍旧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与耕地资源保护仍存在不可忽视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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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区内部分省份来看（图3），华北地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最大值1.181，为较理想的基本协调状态，其内部省份的协调程度变化则差异显着，北京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持续恶化，90年代前期处于基本调和状态，1995年之后则变为不协调状态；天津1995—2005年的协调度有所上升，但2006年后又恶化为不协调；内蒙古协调度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最高，为较协调状态，1995年之后该值也有持续减小的趋势，但基本保持为基本协调状态，协调程度在华北地区相对最高；河北、山西、山东的协调度在波动中有所增加，2006年之后均达到基本协调状态。东北和华东地区的协调度由90年代前期的基本调和勉强调和提升到90年代后期的较协调状态，进入21世纪均有所下降，且华东地区由较协调急剧恶化为不协调状态，直到2006年之后华东地区又提升到较协调状态，甚至优于东北地区的基本协调状态。其中，东北地区除辽宁省的协调度呈现较显着的波动外，吉林、黑龙江均较为稳定地保持在基本协调状态。华东地区只有上海协调度持续恶化，其余省份的协调度在波动中有所提升，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华中地区各省份的协调程度在平稳中有所提升，在全国范围内波动程度最小。华南地区协调程度较低，2006—2013年期间各省份均为不协调状态。西南地区的协调度较不稳定，2006年之前呈现波动变化，2006—2013期间除云南外，重庆、四川、贵州和西藏均为较协调状态，云南则由较协调恶化到基本调和状态。西北地区内部省区的协调度变化趋势也呈现出较为显着的差异，陕西、宁夏的协调度在2006年之前均持续下降，但2006年之后均由不协调状态提升到较协调状态；青海协调度变化波动较为明显，1985年以来由调和状态提升到基本协调状态，又恶化为不协调状态，最后又提升至较协调状态；甘肃、新疆的协调度变化趋势较平稳，且新疆一直保持在基本协调或较协调状态。

全国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关系的协调度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从省际协调度结果来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部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福建、海南、广西等东部、南部省份的城镇化演进与耕地资源变化间关系的协调程度均呈下降的态势，变得不协调，这些地区多年来耕地利用动态度也为负值。 织梦好，好织梦

3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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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结论 内容来自dedecms

198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演进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各省份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大部分省份的城镇化水平整体上均呈上升的演进态势，包括相对稳定上升，或者波动中总体上升的趋势。华北地区城镇化水平上升趋势平稳；东三省城镇化水平多年来也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但进程趋于缓慢。华东地区除上海外其余省份仍有较大推进空间。华南、华中地区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西北大部分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在上升过程中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西南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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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全国大部分地区耕地都在以一定的速度减少，90年代前期，除华北和东北地区耕地有所增加外，其余地区仍在减少。90年代后期，华中、西北地区的耕地也开始增加。进入21世纪，除西南地区耕地在减少外，其他各地区耕地均增加。但从省级层面看，一些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耕地减少状况不容忽视。 copyright dedecms

全国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关系的协调度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长期来看，较多地区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耕地资源变化之间关系的协调度呈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协调度值较前一个时期都有所下降，2006年之后部分地区协调度有所提升。从省级层面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东部、南部多省份城镇化演进与耕地资源变化的协调程度均呈下降的态势，变得不协调；西北、西南多省份的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在21世纪初均呈现出不协调的状态；而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关系改善较为明显，协调度较高。 内容来自dedecms

3.2 讨论 dedecms.com

城镇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耦合规律研究主要考虑了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面积变动两方面指标，并将其纳入协调度测算模型。然而在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是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密切相关的，经济增长水平、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作用会一定程度上提升或削弱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关系。在后续研究中，可进一步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对两者协调关系的影响，从而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保障二者关系的协调演进。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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