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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户籍挂钩的福利制度 织梦好，好织梦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将社会成员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国家为前者提供专门性的优越福利待遇，并严格限制农村户籍向城镇户籍转换。这种基于户籍分割的城乡二元福利制度直到目前仍然得到相当程度的延续，并构成了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强大制度性力量。在户籍方面，虽然国家逐步放开了农村人口在小城镇落户的限制，一些大中城市也纷纷尝试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但大中城市普遍对入户者提出了“纳税入户”、“投资入户”、“高学历入户”等高准入门槛，令绝大多数农民工都难以逾越。在就业方面，虽然随着“民工荒”的出现，各地普遍取消了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排斥性就业政策，但农民工依然面临与城镇劳动力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在社会保障方面，虽然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强制社会保险”的内容，但现实表明大量农民工依然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险；农民工还被排斥在城镇社会救助体系之外。在子女教育方面，许多地方仍没有真正做到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在居住方面，虽然不少城市都开始积极探索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但推进步伐十分缓慢。在劳动权益方面，由于农民工的制度弱势地位等原因，农民工超时劳动、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等权益缺失现象仍普遍存在。制度排斥不仅直接阻碍农民工获得市民身份与权利，而且很大程度上造成农民工经济地位低下，还使得农民工长期面临市民的群体性歧视，影响两者间的社会融合，以及农民工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打破制度排斥十分关键，却并不能解决一切，农民工市民化不只是给予农民工一纸城镇户籍这么简单。两个具有对比意义的旁证是：城镇下岗失业人员都拥有城镇户籍，却难以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一些被动城镇化的失地农民也享有市民待遇，却不具备维持城镇可持续生计的市场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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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工的就业层次低端化

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都主要集中于城镇劳动密集型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者文化技能的要求较低，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就业层次的低端性也制约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城镇融人能力。以制造业为例，2009年，外出农民工中从事这一行业的比例为39.1％，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达44.4％。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依靠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迅谏发展起来，由此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工。虽然农民工耗费自己的青春，夜以继日地为完成订单而拼命工作，但由于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只是承担了全球化产业链中竞争激烈、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加工环节，他们的工资从根本上被制约在较低水平。 织梦好，好织梦

就业层次低端化也造成农民工就业很不稳定，居住流动性强，难以在务工地落地生根。许多劳动密集型低端就业岗位本身就具有非正规性，稳定性就不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一旦国际经济陷入低谷，就可能威胁农民工就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曾导致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由于低端就业岗位收入相对低下，社会保障缺乏，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工作单调乏味，缺乏职业上升渠道，加上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条件、福利待遇和自身发展的日益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对用人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低，他们越来越多地出现主动更换工作的行为，谋求更好的发展环境。笔者在东莞调查时，就发现许多年轻农民工都有过频繁跳槽的经历。工作不稳定好导致居住不稳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流动性最强的当属建筑业农民工，他们随工程项目的需要而四处漂泊，能做到的只是挣钱养活老家的妻儿，极难在某个城市落地生根。 copyright dedecms

三、农民工收入与城镇生活成本之间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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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都处于较为低下的水平。近年来农民工收入增长加快，但收入水平依然相对低下。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2009年外出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417元。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目前农民工工资仅相当于城镇职工的55％。而农民工工资还是以长时间加班加点为基础才获得的。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相当于每月比国家规定多工作84小时，折合为10.5个工作日。按此推算，农民工真实月工资水平为960元左右，大体和各地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相当。

与此同时，近些年来许多大中城市的建设都出现了高端化和贵族化倾向，城市形象过度求新、求大、求洋，城镇住房、教育、医疗、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生活成本日益高升。这令普通市民都倍感压力，对相对弱势、收入低下的农民工而言，就更是难以承受和跨越，从根本上导致他们难以在城镇实现家庭团聚，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并安居扎根。以问题较为突出的住房方面为例，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商品房均价已经步人20000元/平方米的时代，一些二三线城市也早已达到数千元每平方米的水平，近年来一些县城、小城镇的房价也快速上升，农民工的微薄收入早已被高涨的房价遥遥甩在后面。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由于租不起房子，夫妻一起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超过40％的比例是各自住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子女抚养与教育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以上调查还表明，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子女留在老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在务工地置办一个温暖的小家，并在自己繁忙工作的同时解决好子女的照顾和上学问题。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农民工市民化的艰难性背后隐藏的深层问题则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断裂”，发展还不够协调和均衡。

四、对农民工劳动力的掠夺式利用

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融人全球化经济体系，农民工也成为国际产业分工链底端的一颗颗“螺丝钉”。在跨国资本努力追求超额利润，地方政府出于追求GDP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侵害农民工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劳动力的掠夺式利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严重削弱了农民工在城镇长期、可持续生存的能力。农民工超长时间劳动就是问题之一。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3天，平均每天工作8.9个小时。其中每周工作7天，没有休息日的农民工占46．9％。笔者2009年在东莞调查发现，制造业农民工在年底工厂赶订单的时候，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加班至凌晨甚至通宵加班也屡见不鲜；强制加班现象也普遍存在。正是因为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农民工成为一碗青春体力饭，一旦人到中年便开始丧失就业竞争能力；而且长年累月的长时间、高强度劳动使许多农民工的身体都过度消耗、加速衰退，他们实际上被掠夺式利用了其未来的劳动力，严重影响他们在城镇长期、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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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问题也较为突出。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城镇中最累、最脏、最危险的行业和工种。由于许多企业漠视农民工健康和生命，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对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安全作业培训，加上地方政府监管乏力，农民工成为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高发群体。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近70万，其中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劳动场所中的粉尘、废气、有毒气体和噪声等都使农民工面临很大的健康风险，尘肺病、苯中毒等职业病都严重损害农民工健康。2010年卫生部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我国近1亿新生代农民工中，约60％就业于职业健康风险高的行业。近年来，农民工职业病发病人数占总发病人数的80％以上，且群体发病事件不断出现。受工伤和职业病摧残的农民工当然难以在城镇长期、可持续发展。

五、农民工自身的弱势地位 本文来自织梦

虽然与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较高、思想更为开放、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但在高层次人才集聚、竞争激烈的城镇就业市场中，他们文化技能水平偏低的劣势还是显露无疑。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仍然以初中文化为主，所占比例达到64.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3.5％，中专、大专及以上的合计仅占15.4％；而且高达69.6％的新生代农民工没参加过职业培训。在各地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排斥性就业政策基本被取消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因为其低下的文化技能水平，而集中于城镇次属劳动力市场，收入低下，福利待遇差，劳动环境恶劣。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提出了更大挑战，如果他们不能有效提高自身文化技能和综合素质，将无法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合格成员和顺利实现市民化。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农民工还缺乏城镇社会参与权利，缺乏组织资源。他们由于户籍限制而无法在城镇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很少有人参加政协、妇联、青联等组织，工会化程度也很低，还无法参与城镇社区的基层民主自治。这使得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影响其生活的公共决策与管理活动之外，难以通过制度化渠道发出本群体的利益呼声，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选拔农民工代表进入当地人大、政协等组织，还出现了个别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工会也积极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但目前这种变化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的调查，16-25岁和26-30岁农民工分别有68.9％和73.8％的人想加入属于农民工自己的合法组织。这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组织资源的渴求。（nc-4220120217） 内容来自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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