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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城市空间结构紧凑度和均衡度的概念构建城市空间增长绩效模型，遴选北京、重庆和深圳3个城市等级和地形迥异的大城市，分析其在2012—2016年的空间增长绩效。结果表明：北京的城乡区域逐渐融成一体，深圳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为多中心组团式的格局，而重庆的城市空间形态则相对紧凑。在此期间，北京的城市蔓延状况最严重，深圳的城市蔓延速度最快，而重庆则在社区级服务中心的配置上改善明显。空间增长绩效上，市区级紧凑度重庆最高，北京最低；社区级紧凑度深圳最高，北京最低；市区级均衡度北京最低，社区级均衡度重庆最低。 本文来自织梦

关键词：城市蔓延；空间增长；紧凑度；均衡度；北京市；重庆市；深圳市 本文来自织梦

0 引言

国外对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是与城市蔓延的背景紧密相连的，主要集中在7个领域：（1）城市蔓延的测度。R.Ewing从低密度、分散化、商业沿轴开发和蛙跳式增长4个方面描述城市蔓延程度。G.Galster等则从人口密度、集聚度、核心度、中心度、接近程度、连通性、集中性、土地利用8个方面对城市蔓延指数进行计算。（2）城市增长模型的构建。这类模型大多属于离散的动态模型，如W.Christian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潜力模型，对法国Strasbourg城区的扩展进行了预测；F.Schweitzer等根据现存柏林建成区斑块的空间发展和新城市斑块的产生，建立空间增长动力学模型并模拟其动态演变过程。（3）城市空间增长机制。E.Glaeser等利用公司邮政编码将城市蔓延和就业岗位的离心化程度联系起来。G.Piper则根据土地价格、政府支出、政治结构、交通阻塞、土地利用政策等因素解释城市空间增长。（4）城市蔓延的后果。D.Anthony认为城市扩展和城市衰落没有显着的统计学关系。R.Ewing发现城市蔓延对交通出行、消费者支出、空气质量、住房支付能力、公众健康、市中心衰落、土地资源的损失、公众服务成本、种族隔离以及贫困等均有着显着的影响。（5）控制城市蔓延的对策。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探索控制城市蔓延的对策，逐步形成了“区域主义”“城市成长管理”“新城市主义”等方法和流派，城市蔓延的控制路径从区域制度安排、城市投资管理，逐步过渡到社区规划设计，并在90年代实现了融合。（6）最优城市空间结构。早在60年代构建的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模型在随后的最佳城市结构、最优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分布、城市地价房价等研究中得到了验证[1]。但也有观点认为高效的城市空间结构既可以是单中心也可以是多中心，这与其规模性和连续性等指标相关。（7）紧凑城市相关研究。1973年G.Dantzing等最早提出了“紧凑城市”的概念。P.Newman等认为现代城市中土地混合利用的程度直接影响交通出行的能源消耗。S.Hankey等模拟发现综合紧凑的城市开发方式可减少美国20年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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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并集中在5个方面：（1）影响因素。影响城市空间增长的因素有历史传承[2]、社会文化[3]、地理环境[4]、经济技术[5-6]、交通条件[7]、城市职能[8]、政策规划[9]、等。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在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和政企同盟的强力干预下，我国城市空间增长呈现出外延扩张、高速低效的显着特征[10]。（2）动力机制。有学者认为城市形态演变的动力是城市对其功能变化的适应[11]，体现了城市职能的更迭与完善[12]，城市空间演进的实质是城市在内外动力作用下的空间移动[13]，是城市化、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交通技术改善、产业扩散与转移以及政府规划政策等共同作用下的空间演化[14-15]。（3）增长模式。城市空间增长存在于城区、郊区和卫星城的建设过程中，其空间扩展方式有轴向和外向两种方式，由此产生圈层、飞地、带形扩展、轴问填充4种空间增长模式[16]，也有学者总结为圈层、双城和新城3种空间增长模式[17]。（4）研究方法。主要有城市空间分析[11]、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18]、几何分形理论[19-20]、文献分析[21]、系统动力学[22]以及城市空间增长模型[23]。（5）增长绩效。陈蔚镇等认为紧凑度指数的下降验证了上海1982—1997年中心城区的疏解[24]。罗名海运用CA模拟对武汉城市空间的形态演变进行了测度[25]。吕斌等以居民到达城市服务中心的空间距离为依托，运用等效圆的概念计算出平均服务半径和城市空间紧凑度，对中国主要城市的空间增长绩效进行了研究[26]。潘竟虎等通过构建SVBI指数并结合遥感影像数据，计算出城市的紧凑度、分维数和形状指数，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62个主要城市的空间扩展和形态演变特征[27]。 内容来自dedecms

总体而言，当前有关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从概念界定到内涵测度都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但以居民出行时间为切入点对城市空间增长绩效进行研究的较少。因此，本研究以2012，2016年全国POI（point of interests）数据及相关年鉴资料为基础，以城市各级道路为依托，计算居民前往城市服务中心的实际出行时间，得到北京、重庆和深圳的城市空间结构紧凑度和均衡度，对比分析2012—2016年3个城市的空间形态演变、城市蔓延状况和空间增长绩效，探索城市空间增长的最佳演进方式。 内容来自dedecms

1 方法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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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模型构建

城市各级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是不同的（图1），设服务设施j的服务面积为Aj，则其等面积圆的半径Rj为：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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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城市空间结构紧凑度C值越大，居民获取服务的出行时间就越小；空间结构均衡度B值越大，居民出行时间的差异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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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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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2012，2016年全国城市的POI数据，结合各城市服务设施的类型、位置、规模和业态等信息，筛选划分出不同等级的服务中心（表1）。居民出行速度参考《中国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对各级道路的行车速度取值，步行速度取5 km/h。运用ArcGIS软件，结合本研究模型，计算北京、重庆和深圳3个城市的市区级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A1和社区级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A2，并进一步计算得到市区级紧凑度C1和社区级紧凑度C2，以及市区级均衡度B1和社区级均衡度B2。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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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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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城市形态

2012—2016年北京的城乡区域逐渐融成一体，深圳的城市空间形态则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的格局，重庆的城市空间形态则相对紧凑。2012年北京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复合中心加新城的形态，2016年主城区与多数新城已连接在一起，城市形态已蔓延成“摊大饼”状（图2）。2012年深圳的建成区尚集中在南部沿海区域，2016年已经迅速沿交通干线扩展至东北和西北部山区，但受山体所限，城市空间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多中心组团式格局（图3）。重庆由于崎岖的山区地理环境，城市扩张的物理障碍过大，空间形态相对紧凑集中（图4）。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2 城市蔓延 copyright dedecms

2012—2016年北京的城市蔓延状况最严重，深圳的城市蔓延速度最快，重庆则在社区级服务中心的配置上改善明显。

2012—2016年北京居民无论是抵达市区级还是社区级服务中心上的时间都最大。2012年北京居民抵达市区级和社区级服务中心的出行时间分别为27.50，7.83min，在3个城市的同类指标中数值最高；2016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31.11，7.82min，均是3个城市同类指标的最高值，2012—2016年市区级指标有3.61 min的显着增量，社区级指标则有0.01 min的微小跌幅（表2）。这意味着北京的城市蔓延状况严重，建成区面积增长过多，导致市区级服务设施的配置相对滞后。 织梦好，好织梦

2012—2016年深圳居民无论是抵达市区级服务中心还是社区级服务中心的的出行时间增量和增速都最大。2012年深圳居民抵达市区级和社区级服务中心的出行时间分别为22.09，5.94 min，2016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8.68，6.50 min；市区级指标有6.59 min的增量，增速为29.83％，同类指标排名第一；社区级指标则有0.56min的增量，增速为9.43％，同类指标中也是排名第一（表2）。这表明这几年深圳的城市蔓延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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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6年重庆居民无论是抵达市区级服务中心还是社区级服务中心的的出行时间都最小，居民抵达社区级服务中心的出行时间跌幅和跌速都最大，但2016年居民抵达社区级服务中心的出行时间则略高于深圳。2012年重庆居民抵达市区级和社区级服务中心的出行时间分别为16.63，7.14 min，2016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0.60，6.63 min，后者略高于深圳的5.53 min；市区级指标有3.91 min的增量，增速为23.87％，这两项指标排名第二；社区级指标则有0.51 min的跌幅，跌速为7.14％，这两项指标都是反向排名第一（表2），表明重庆在社区级服务中心的配置上有明显改善，居民抵达社区级服务中心的出行时间显着减少。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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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空间增长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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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空间结构紧凑度。基于市区级服务中心分布测度的紧凑度，2012—2016年重庆最高，北京最低，但重庆和深圳分别下降1.10，0.74，远大于北京0.40的降幅（表2）。重庆2012，2016年市区级紧凑度分别为1.90，0.80，均为最高值；而北京2012，2016年同级指标分别为-0.34，-0.74，远低于重庆和深圳；深圳的数据介于二者之间。基于社区级服务中心分布测度的紧凑度，2012—2016年深圳最高，北京最低，但重庆上升0.76，北京微弱上升0.01，而深圳则大幅下降1.02（表2）。深圳2012，2016年社区级紧凑度分别为1.50，0.48，均为最高值；而北京2012，2016年同级指标分别为-1.36，-1.35，远低于深圳和重庆；重庆的数据介于二者之间。

2.3.2 空间结构均衡度。基于市区级服务中心分布测度的均衡度，2012—2016年北京最低，重庆下跌1.44，深圳下降0.41，北京则轻微上升0.09，（表2）。2012年市区级均衡度最高值为重庆的0.77，深圳次之，为-0.18，但2016年同级指标最高值是深圳的-0.59，重庆降至-0.67，虽然重庆和深圳都下滑明显，但均显着高于北京2012年的-0.91和2016年的-0.82，但北京却出现唯一的正向增长，增长量为0.09。基于社区级服务中心分布测度的均衡度，2012—2016年重庆最低，深圳下降1.84，北京下降0.33，重庆则提高0.25（表2）。2012年社区级均衡度最高值为深圳的1.83，北京其次0.76，但2016年同级指标最高值是北京的-0.43，深圳下降至-0.01，深圳和北京均下滑明显，但均显着高于重庆2012年的-1.21和2016年的-0.96，但重庆却出现唯一的正向增长，增长量为0.25。 本文来自织梦

3 结论与对策 dedecms.com

3.1 结论 copyright dedecms

平原和丘陵城市相比较山区城市蔓延更快。山区城市由于地形限制，城市结构相对紧凑，而平原和丘陵地城市由于没有外在物理限制，更易铺开蔓延。

受到市场力量驱动的城市扩张，其蔓延速度和持续性显着强于其他类型。北京是我国首都，在历史传承和行政地位上占据优势，目前的城市扩张增量也是最大，但其扩张速度却远不及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的深圳。 本文来自织梦

处于扩张中的城市，虽然一开始呈现松散的空间结构，但通过服务中心的均衡配置仍可有效降低居民的出行时间。北京居民抵达市区级和社区级服务的时间最长，空间结构最松散，但由于社区级服务中心的均衡分布，本地居民不必跨社区获取服务，仍然可以有效降低居民的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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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演进方式具有较佳的增长绩效。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形态，即便空间结构紧凑度随着城市的增长而降低，但由于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较为均衡，居民不必跨区出行获取服务，出行时间的绝对数仍然较低，城市空间增长仍可取得较佳的绩效。

3.2 对策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地处平原和丘陵以及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须制定严格的土地审批和管理制度以限制城市的过快蔓延。在城市空间增长中鼓励多中心组团式的布局方式，同时注重市区级和社区级服务中心的均衡配置以提高城市空间增长绩效，减少居民跨区出行的频率和次数，降低居民总出行时间。 本文来自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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