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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化率更重要，它是产城融合的粘合剂。城市发展从本质上讲是产业升级过程，适度城市规模有利于增加城市公共服务和产品，降低生产生活成本，推动产业升级，增加居民收入。产业升级还利于民、藏利于城，是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城市规模良性扩张的根本保证。因此，政府应选择合理的产业升级路径，坚持产业升级与收入增长同步，开创人口和产业承载新空间，推进产业和城市由中低水平融合向中高水平融合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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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升级；收入增长；城市规模；新型城镇化；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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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升至2016年的56.1％，年均增长近0.9％，自此迈入城市社会。但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后暴露出诸多矛盾和问题，诸如相当部分城市盲目扩张，建设规模和速度超出政府财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市病”问题凸显；部分城市房价飙升，产业转型升级严重滞后，优质劳动力大量外流，出现产业“空心化”；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两张皮”问题突出，导致职住分离、潮汐式交通等现象盛行，阻碍了市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提升；两亿多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常住人口因户籍制度限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1，2]针对这些突出的城市化问题，学界从产业集聚、城市规模、调控房价、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展开了探究，认为促进产业集聚、放开户籍限制、稳定房价、控制大城市规模与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增加城市公共服务与产品供给等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有效途径。[4]但实践中，悖论与倒挂现象时有发生，如重集聚、轻配套迟滞了产业发展，一线城市实施更加严格的户籍政策，房地产调控窗口期房价加快上涨，大城市规模持续扩大与中小城市规模萎缩并存，城市人均公共服务水平下滑等。这些问题外在表现为产业结构与城市规模的不协调，学界认为“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互动”是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方向。但忽视人的需求与发展，特别是忽视城市人口收入增长对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产业和城市融合将失去支撑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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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城镇化率更重要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增长，毕竟最终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主要因素是收入而非城市化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在市民化的基础上提升城镇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推动经济、民生和城市协同发展。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即为中等收入水平，突破10000美元即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水平。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人均GDP率先突破10000美元，苏州、武汉、呼和浩特等二三线城市迅速跟进的城市化格局，不仅打消了政策理论界对未来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存续多年的东中西部区域差序发展格局。笔者注意到，一线城市规模不断扩张，房价领涨全国，非但没有出现严重的“城市病”，经济社会地位却在快速提升；呼和浩特、青海海西等西部三线城市没有明显的区位、资源、政策等优势，人均GDP却相继突破10000美元，而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区位、资源优势明显，人均GDP增长为负数。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城市规模良性扩张的?不同城市规模下，收入增长的源泉是什么?收入增长与产城融合的关联机理是怎样的?要解释上述疑惑，首先要揭示城市规模形成机制，并构建一个包含收入增长的产城融合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作用机理，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二、文献综述 dedecms.com

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产业集聚是城市规模形成的基础，即当产业化市场程度高、要素的自由流动时，优质要素主动选择向大城市集聚，人口和经济集中的外部性促进产业在城市集聚，由此产生规模经济，吸引并带动资本流向生产效率高的领域，促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王小鲁（2010）认为，城市规模形成与政府资源配置明显的行政中心偏向有关，高行政级别城市能获得更多行政、财政和金融等资源，甚至不惜通过不公平行政手段截留低行政级别城市资源，从而实现城市规模较快增长。[5]此外，学界对城市规模的合理性判断存在明显分歧，[6,7]他们从城市财力大小、政府规模等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见解。上述文献并未考虑收入增长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机理，并且对城市规模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大与小的二元判断，忽视产业升级在城市规模中的推拉效应，这正是本文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关于产城融合的探究，学界主要从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与增强城市创新能力两个角度展开研究。近20年来，新经济地理学派致力于揭示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关联关系。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在本质上是相互作用的内生化过程。实际上，城镇化作为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水平的高低包含城市化率绝对水平的提升和城市空间分布格局的优化，归根结底同产业体系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部分研究者将“中等收入陷阱”引入产城融合分析框架中，认为工业化发展一旦滞后于城市化，必然出现城市化率高、经济增长停滞、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8，9]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原有发展战略将受外部冲击而失效甚至是阻碍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容易陷入长期停滞，出现城市化率升高与城市化水平下降相伴而生的扭曲现象。Ohno（2009）在剖析越南城市化过程时指出，越南过于依赖自然资源、低廉劳动力成本、区位优势的城市化进程迟早会停滞，如果不能转向依靠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促进产业升级，其发展必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谢呈阳等（2016）认为，2014年国家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将“产城融合”作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导思路，因此，应控制城镇空间盲目扩张，重视服务业匹配，推进产业与城市功能的良性互动。[10]学界对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观点基本达成一致，[11]却鲜见居民收入增长对城市化、产业升级影响作用的文献，并且已有文献忽视了三者之间的内生性。 织梦好，好织梦

不难看出，研究者们在剖析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关联影响中引入了收入变量，但收入也仅仅是作为观察该影响的控制变量，忽视了收入增长在产城融合发展中的双向推拉作用。而且，这种将产城融合简单视为二元线性关系的做法，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产城融合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问题，这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藉此，本文选取2002～2015年全国50个一二三线城市空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内生分布滞后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研究产业升级、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这为揭示产业升级、收入增长和城市规模的动态关联关系与作用机理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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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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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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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是人口分布在城乡地区动态演进的结果，城市发展从本质上讲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竞相追逐匹配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一个城市如果能够顺利实现从生产并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即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与延续就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向发达城市收敛。这意味着城市大小不再是评判城市规模合理性的主要标志，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产业发展水平，即城市规模是否与产业升级相协调、城市功能是否适应、引领产业升级发展需求。产业升级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不源于物质资本的持续投入，而在于以优质人力资本为牵引的技术、信息、知识等要素匹配革新，这种革新以技术创新为主要表现形式，以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为标志。最能诱发优质人力资本流动集聚的莫过于较高的、可用于消费和生产的收入回报。显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藏利于城、还利于民，产业升级将失去发展的载体和动力基础，势必导致产业升级停滞、城市化水平下降。 织梦好，好织梦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较早地便发现，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极端条件下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贫困化增长”现象；而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研究者们也发现了某些发达国家在低增长条件下实现国民收入快速增加的反例。[12]究其缘由，产业结构与收入结构的自身水平以及匹配水平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显然，产业升级与收入增长协同并进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也是推动优质人力资本集聚、城市规模合理扩张的前提。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在长期，产业升级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提升城市建设水平，促进城市规模合理化。 织梦好，好织梦

H2：在长期，收入增长有利于优质人力资本集聚于规模合理的城市，促进产业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织梦好，好织梦

一般而言，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资本相对稀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制约因素，居民收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而居民实际收入与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城市生活成本直接相关，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越高、城市生活成本越低，居民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在我国，非农就业集中在城镇特别是一二三线城市，收入增长与城市产业升级带来高工资水平就业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城市规模扩大有利于劳动力收入的提升，[13]并且在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居民比低水平人力资本居民收入更多、增长更快。这也意味着，城市化进程具有明显的人力资本筛选功能，即当城市生活成本一定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居民非农就业实际收入越高，融入城市的机会越高，这与我国新型城镇化提出的“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户籍改革理念相吻合。据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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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产业升级是收入增长的源动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和重要保障。

H4：适度的城市规模有利于增加城市公共服务和产品，降低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居民收入，促进优质人力资本集聚，推动产业升级。 copyright dedecms

2.实证模型 织梦好，好织梦

理论假设反映了产业升级、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彼此相互作用的内生化过程，具有系统性特征。如果选用面板协整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单方程模型等传统实证模型，不仅难以将理论模型中各变量的内生关系准确反映出来，也无法厘清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内生分布滞后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能有效弥补这一不足。结合理论分析，着重考察产业升级、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联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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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1）、（2）、（3）中，本文借鉴Yang（2013）有关分布滞后模型的分析思路，将分布滞后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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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6）显示，一旦确定任何一个多项式的阶数n值，就能测算出联立方程模型的待估参数b；（j=2，…，n），结合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便能测算出βi。将i按滞后期依次累加，即可得到X对Y在i年间的累积影响，最终可以确定二者在长期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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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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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定义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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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以2002～2015年作为样本区间，其缘由主要有：第一，大学生群体作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群体，是城市化的主力军，为产业升级、城市规模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2002年是高等教育改革后大学毕业生数量快速增长的重要节点，此后10余年间高等教育制度相对稳定；第二，近十余年间，我国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一二三线城市保持了相对较好的成长性，这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相对均衡发展特点有着明显的差异。藉此，为消除政策、样本等变化造成的数据波动性，本文选取2002～2015年中国50个一二三线城市为横截面单元的面板数据，基础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回归中各变量数据均取自然对数。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哈德利检验（Hadri LM）、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本文所选取的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这也意味着各变量都是平稳的，不会出现伪回归。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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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估计结果与经验分析 内容来自dedecms

1.估计方法与结果 织梦好，好织梦

公式（1）、（2）、（3）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显示，本文的内生分布滞后联立方程模型是过度识别的。显然，选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能够降低内生性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或非一致性。若扰动项满足同方差条件，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是最优的GMM估计。3SLS作为系统估计方法，能准确确定联立方程模型参数，获得一致且渐进有效的估计量。借鉴有关内生分布滞后联立方程模型的处理思路，本文将所有外生变量的线性组合作为内生解释变量产业升级、收入增长和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既解决了变量内生性问题，也动态反映出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采用3SLS法，运用Stata12.0软件对公式（1）、（2）、（3）进行了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在确定公式（6）中多项式的阶数n值大小时，实证分析中根据分布滞后项的显着性p值来判断分布滞后项最高阶数，确保最高阶数的分布滞后项都在至少10％以上水平显着。[14]据此，公式（1）中，当收入增长n取到4、城市规模n取到2时，之后所有分布滞后项全部都在10％以上水平显着，由此保留收入增长n为2、3、4的分布滞后项、城市规模n为2的分布滞后项；同理，在公式（2）中，产业升级n值取到4、城市规模n值取到3；在公式（3）中，产业升级n值取到4、收入增长n值取到4。

2.产业升级、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的关联关系 dedecms.com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公式（1）中，收入增长、城市规模在即期与产业升级均显着负相关，收入增长、城市规模增加1个单位，产业升级下降2.711、0.326个百分点。结合公式（4）、（5）可测算出收入增长、城市规模对产业升级的累积影响，下同此理。结果显示，在长期收入增长、城市规模有利于产业升级，且收入增长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增加表现出明显的收敛性，可能与“工资粘性”有关，这与假设H2、H4基本一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数越大，增长越快，对优质人力资本“吸铁石”效应也越大，产业创新能力也越强，产业升级发生越频繁；城市规模适度扩张，有利于增加城市公共服务和产品，降低生产生活成本，促进优质人力资本集聚，推动产业升级，这与一线城市以中高端产业为主、人均可支配收入领跑全国、城市规模外溢效应明显的事实相一致。

在公式（2）中，在即期，产业升级与收入增长显着负相关，城市规模与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产业升级增加1单位，收入增长减少0.705个百分点，城市规模增加1单位，收入增长增加0.374个百分点。在长期，产业升级、城市规模合理化有利于促进收入增长，且产业升级、城市规模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收敛性，该结论支持假设H3、H4。产业升级不简单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其内在发展规律以产业价值链条向中高端跃升为主。研究表明，全球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更加“凹陷”。[15]这意味着在长期，城市产业价值链两端越高，优质人力资本收益率将越高。换言之，产业升级创造的高工资水平就业是拥有优质人力资本群体分享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城市规模扩张效率与产业升级水平、财税收入水平、生态承载能力等相关，城市规模过快扩张会导致城市公共服务和治理水平下降，增加居民生活成本、降低城市获得感，对外来工作的中低收入阶层产生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这与近年来北京、上海城市周边“睡城”的事实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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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3）中，在即期，产业升级与城市规模显着负相关，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显着正相关，产业升级增加1单位，城市规模下降0.705个百分点，收入增长增加1个单位，城市规模提升1.345个百分点，在长期，产业升级、收入增长有利于促进城市规模合理化，但收入增长对城市规模的正面影响表现出先收敛为零，逐步转为负面影响，基本支持假设H1、H3。结合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统计数据分析发现，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呈显着的倒U型关联关系。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迈向工业化高级阶段以后，城市规模外溢效应显现，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将不断下滑并趋于收敛，国内或区域内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将不再作为居民生活的必选地，选择长期旅游居住、农村居住、功能完善的小城镇居住等多元化居住将成为常态，原来较大的中心城市其规模将出现相对停滞甚至因产业升级滞后出现萎缩的情形，这与我国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发展智慧城市、绿色城市等特色城镇，避免千城一面”相一致。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3.其他影响产业升级、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的因素 织梦好，好织梦

表2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升级显着负相关，与收入增长和城市规模均显着正相关，符合理论预期；物质资本投资强度与产业升级负相关，且系数较小、也不显着，这意味着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过程中，物质资本投入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甚微；城市化率与产业升级显着负相关，与收入增长和城市规模均显着正相关，这与“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致；[16]经济增长水平与产业升级显着负相关，与收入增长、城市规模均显着正相关，这符合“瓦格纳法则”，表明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推动了产业升级、收入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17]技术创新强度与产业升级显着负相关，与Kohli（2003）、Gill&Kharas（2009）的发现一致；开放水平与产业升级显着负相关，与城市规模显着正相关，与Maskus（2012）、杨晓锋（2016）的研究一致；人口增长率与收入增长、城市规模正相关，但并不显着，这与大量农村人口选择流向一二三线城市，一二三线城市人口流向其他区域的格局有关。哑变量系数显示，在产业升级方程中，二三线城市估计系数均为正，但二线城市系数并不显着，表明相比一线城市，三线城市产业水平相对较低，产业升级空间较大，二线城市相比一线城市产业升级赶超之势业已形成；在收入增长方程中，二三线城市估计系数均显着为负，表明相比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收入增长明显偏低，与经济事实相吻合；在城市规模方程中，二三线城市估计系数均显着为负，表明相比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城市规模投入相对偏低，这与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水平等有关。 copyright dedecms

4.稳健性检验

产业升级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经济学概念，除本文给出的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外，学界还提出将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等作为衡量产业升级的指标。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基础。相比产业结构泰尔指数外的其他指标，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更能反映一二三线城市工业化进程，更能直观反映出城市产业升级水平。为进一步检验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采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作为城市产业升级的代理变量，采用相同的处理方法对其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右半部分。不难看出，使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作为城市产业升级代理变量的估计结果，与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这也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收入增长的产城融合理论分析框架，将产业升级、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作为相互影响的内生变量纳入联立方程组，结合分布滞后模型，利用2002～2015年全国50个一二三线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关联关系的动态变化与作用机理，结果证实：第一，产业升级是收入增长的源动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和重要保障，是判断城市规模科学合理性的重要依据；第二，收入增长是促进产城融合的粘合剂，在长期与城市规模呈倒U型关联关系；第三，城市发展从本质上讲是产业升级过程，适度城市规模有利于增加城市公共服务和产品，降低生产生活成本，促进优质人力资本集聚，推动产业升级，增加居民收入。此外，本文还发现了其他影响产业升级、收入增长和城市规模的因素。鉴于以上研究发现，对新常态下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来说，至少存在以下政策启示： 织梦好，好织梦

1.政府应选择合理的产业升级路径，健全有利于产业升级的政策体系 内容来自dedecms

产业升级包括连续性产业升级和跳跃性产业升级两种途径，前者是在原有优势产业基础上进行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后者是产业层次较低甚至没有产业基础，通过承接产业转移、直接引入新兴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对于中心城市而言，可以依托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本信息集聚优势、城市功能完备等条件，适应引领消费升级需求，同时选择连续性和跳跃性产业升级路径，支持传统优势产业优化升级，构建产业发展新体系，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技术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中心等价值链高端产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交易、检验检测认证、节能环保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于三四线城市而言，主动融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区域发展战略，依托成本优势、资源优势、生态优势等条件，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区域产业分工，适当选择跳跃性产业升级路径，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产业体系，促进区域产业协作、功能互补，实现后发赶超。

2.坚持产业升级与收入增长同步，完善要素贡献分配机制 内容来自dedecms

优质人力资本是构建产业新体系的中坚力量和根本保障，最大限度发挥优质人力资本的创新创造性与工匠精神，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在重点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形成发展新动能，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实现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强体力资本、智力资本和道德资本投资，持续提升国民人力资本水平，着重培养战略型和创新创业型领军人才，巩固传统比较优势，培育产业迈向中高端人力资本成本新优势。借鉴制造强国各类产业人才薪酬管理经验，完善市场评价人才贡献机制，建立优质人力资本战略薪酬激励机制，提升各类优质人力资本薪资待遇和职业归属感。改善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给予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常住人口市民待遇，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稳定物价和房价，[18]缓解城市居住人口生活压力，增强国民参与经济建设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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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快培育一批新的中心城市，开创人口和产业承载新空间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为导向，坚持点、线、面相结合，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城市群落。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推进多规合一、统筹发展，在点上加快形成一批辐射作用大、带动能力强的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在线上加强城镇空间布局的综合立体设施网络，在面上建设覆盖全国的宜居宜业城镇。一线城市应加大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高端产业支持力度，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地位，加强与世界各国深层次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培育发展成为带动区域发展、延伸世界城市网络的世界级城市，加快推进产业和城市由中低水平融合向中高水平融合跃升。根据中小城市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因素，依托中心城市，坚持以人为本、融合发展，发展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旅游城市、海绵城市等专业化城市，稳步增加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加强产业配套发展，推进产城融合，培育成为区域发展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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