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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深化、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发布时间：2017-02-24 作者：派智库 来源：国研网 浏览：次【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解释，经历了侧重资本因素的“古典增长理论”、侧重技术因素的“内生增长理论”、侧重制度因素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等学说，斯密则从分工的角度来说明分工深化对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意义。在“分工理论”看来，分工的无限深化是现代经济增长产生的根本原因。分工的深化表面上取决于经济体市场规模的大小，背后则受到社会分化形式、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影响。传统社会层级式分化(stratification differentiation)的金字塔结构、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式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限制了分工的无限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社会，也需要逐渐转向一个网络型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分化(function differentiation)式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分工深化，社会结构，国家治理
本文来自织梦
尽管对何为现代社会一直有着众多的争论，同时对现代社会的功过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但“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持续提高”(即“现代经济增长现象”)是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也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明显上升，即使是普遍民众的物质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亚当·斯密在他的年代就已发出这样的慨叹：“不列颠普通日工的生活享受，比印第安酋长更优裕”①。
正因为“现代经济增长”对现代社会如此重要，大量的研究用以探讨现代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持续的问题。中国目前正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对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已有许多的讨论(刘世锦等，2011)。在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速正面临着持续下行的沉重压力。因此，站在现代化转型的视角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一些探讨，以期为未来中国的增长提供一些参考，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一、经济增长和分工深化
虽然对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库兹涅茨，1966)；但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统计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以及对数学工具的采纳和应用均需时日，经济学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形式化分析(尤其是对各国经济增长展开规范化的模型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真正兴起。有鉴于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开始的经济增长理论把侧重点放在如何形成资本积累、扩大投资上，诞生了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主要由技术进步所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855—1890年的36%提高到了1890—1927年的70%(速水佑次郎，2003：143)。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侧重探讨创新和技术进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以卢卡斯、罗默等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不满足于上述理论模型中“制度中性”②的假设，侧重讨论哪些制度环境下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可以不断持续，由此产生了以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可以看到，为了探究现代经济增长的秘密，经济学家们一路从“资本”追踪到“技术”乃至“制度”，从不同侧面深化了人们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认识。然而，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更多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条件下，研究如何提高各种投入(资本、劳动、技术)的数量和质量以促进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杨小凯，1998：13-16)，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正是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在《国富论》中早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可见，通过分工的视角，能够把古典增长理论关注的资本、内生增长理论关注的技术和新制度主义关注的制度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来考虑。因此，分工深化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分工的无限深化也就成为现代经济增长最为突出、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如果把“分工无限深化”看作是“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代名词，接下来的重要问题便是“为什么分工的无限深化(即经济增长的加速)产生于现代社会、而不能发生在传统社会”？以及“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实现不断地分工深化(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从低收入国家逐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有的国家却不能”？
二、分工和分化：从层级式分化社会到功能式分化社会
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系统特征进行一些比较，会有助于探究为什么分工的无限深化难以发生在传统社会。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③。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cation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指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指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④。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深程度的社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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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根本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正如韦伯所言，在西欧传统社会中，“宗教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诠释世间的权力关系……各式各样的行业和社会等级均为神意所定，其中每一种都被分派了神所期望的，或为客观世界的规范所确定的某种特定和必不可少的职责”⑤。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互相之间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涂尔干论述现代社会的形成便是一个统一意识形态破裂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与协调由“机械团结”向着“有机团结”的转换过程(涂尔干，2000)。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在学术领域不能引入政治领域的规则，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果)。卢曼认为在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功能领域各自均遵循的是一种“二元符码化(binary codification)”的运行规则，如经济领域中的规则是“支付/不支付”、政治领域中是“有权/无权”、法律领域中是“合法/非法”，等等。例如经济领域中资源的分配只依照出价高低的原则(而不管权力大小)⑥。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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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人的专业化意愿和努力，它也深受整个社会分化形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是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人们专业化的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对于分工深化的限制类似于布罗代尔所描绘的“布罗代尔钟罩(the Braudel Bell Jar)”对于资本主义部门扩展的禁锢⑦；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只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
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一个领域的上层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因此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形式、并由此导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式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合理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导致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
三、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从金字塔结构到网络型结构
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⑧。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是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⑨。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在单一分层规则下的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行政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无限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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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仍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的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因此，在新常态下中国要促使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就需要推动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社会应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的转变，由此导致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从功能泛化模式转向功能分化模式。从目前来看，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应当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注释：
①参见坎南编著(1982)，第177页。
②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优化行为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要求，由此导致的供求由市场中的价格信号加以调节，它们均不包含任何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含义，换言之不同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被简化了，制度是中性的。参见弗鲁博顿等(2006)，1-2页。
③参见Kneer(1998)，第148页。
④同上，第181页。
⑤参见韦伯(2004)，第277页。
⑥参见Kneer(1998)，第18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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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参见Bruadel(1982)和de Soto(2000)，转引自韦森(2009)，第756页。
⑧参见钱穆(2001)，第3页。
⑨参见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2011)，第2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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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鲁博顿、芮切特，2006：《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三联书店。
〔2〕何怀宏，2011：《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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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坎南编著，1982：《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
〔4〕刘世锦等，2011：《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中信出版社。
〔5〕钱穆，200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
〔6〕速水佑次郎，2003：《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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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
织梦好，好织梦
〔8〕杨小凯，1998：《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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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韦伯，2004：《宗教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0〕韦森，2009：“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经济学(季刊)》，8(2)：743-768。
〔11〕G. Kneer，A. Nassehi，1998：《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