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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发布时间:2019-01-04 作者:派智库 来源:《宏观经济研究》2018年第 浏览:【字体:

内容提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用经济新常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度化的战略选择。本文通过D函数指标,测度出1952—2016年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演变情况并进行了区域和国别比较,借助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产业结构高度化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且落后于高收入水平国家,供给侧因素比需求侧因素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更为显着。在此基础上,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层面提出了加快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路径选择。 dedecms.com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 经济新常态 产业结构高度化 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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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7%,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了14年的下行态势(2003—2016年),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改革开放40年所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和风险开始凸显。经济新常态下,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经济可持续发展动力潜力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提高产业供给质量、打造经济升级版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选择。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供给侧管理并不完全否定需求侧管理,也不是“萨伊定律”的简单复辟。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共同协同发力。至此,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供给结构及相关热点问题。王一鸣、陈昌盛和李承健(2016)认为,供给结构调整受体制机制束缚,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供给结构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新常态下,中国结构性失衡反映在生产力维度的产品供给结构与生产关系维度的制度供给结构双重失衡(徐宏潇,2016)。由于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工业增速下行,产业和区域结构分化,所以通过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活产业资源要素,提高产业供给质量,推进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演进,实现产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黄群慧,2016)。显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必要也是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政策框架》课题组,2017)。就产业结构高度化研究,张辉(2015)认为,优化主导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价值链是加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重要途径。林春艳和孔凡超(2016)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角度实证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关联效应。王磊和徐涛(2008),何天祥、朱翔和王月红(2012)分别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问题进行了国别和区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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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主流文献容易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结构高度化问题研究通常是分割的,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研究不足,现将这两个问题进行融合,在深度剖析产业结构高度化所面临结构性问题的基础上,对产业高度化进行测度、等级判断、区域和国别比较,进而借助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因素,最后从供给侧层面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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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织梦好,好织梦

(一)服务业所占比例偏低,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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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和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具有一致性。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已步入了中高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完成(或基本完成)工业化,工业占比在40%左右(除德国外,1969年德国工业占比为53%),实现了经济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工业化发展相对滞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工业化进程中,虽然二三产业快速发展,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积累了经济基础,但是截至2015年第二产业占比为40.5%,比中高收入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时间节点滞后了40—50年。显然,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相对缓慢。 本文来自织梦

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是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的结果。中国产业结构已实现了“三二一”格局演变,但是服务业占比还比较低,且在全球商业服务贸易分工中不具有比较优势。表1数据显示,2000—2015年期间,中国工业占比下降了4.9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增加了10.70个百分点。服务业作为中高附加值产业,虽然增幅均大于其他代表性国家增幅变化,但是中国作为中上收入水平国家,服务业占比远低于高收入水平国家,低于美国27.48个百分点,日本21.47个百分点,也低于同为中上收入水平国家巴西21.60个百分点,甚至中下低收入水平国家印度2.1个百分点。服务业与农业之间占比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2015年美国、日本和韩国高收入水平国家服务业与农业之间比例为58.63、61.51、25.96,远高于中国的5.61,是中国的10.45倍、10.96倍、4.63倍。另据WTO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商业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为690061百万美元,占全球的14.52%;进口规模为469110百万美元,占全球的10.17%;商业服务贸易净出口规模为220951百万美元顺差。而同期中国商业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为285476百万美元,占全球的6%;进口规模为466330百万美元,占全球的10.11%;商业服务贸易净出口规模为180854百万美元逆差。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商业服务贸易顺差国,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业服务贸易逆差国,且两国剪刀差在扩大。显然,中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位置,在全球服务贸易分工中没有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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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区域辐射扩散能力弱,产业发展区域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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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产业发展空间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通过极化或者辐射扩散效应建立经济联系。其中,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享有资源禀赋优势、规模和市场效应,产业及产业资源要素向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集聚,并通过极化效应不断强化其优势。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或者由于产业技术创新和突破,或者为了满足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自身转型发展需要,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通过辐射扩散效应增强与欠发达地区和周边地区经济联系,加快向周边欠发达地区转移产业。以美国为例,上世纪60年代,美国67%的制造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到80年代制造业加速向非中心城市转移,1997年中心城市的制造业仅占到12.1%,30多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而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制造业比重占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费城、波士顿、旧金山、匹兹堡等中心城市制造业的53.4%至78.2%(申兵,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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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扩散效应与极化效应互为关联,没有辐射扩散效应的极化效应定会造成产业向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过度集中,产业发展区域不平衡,制约产业结构高度化。当前,中国产业发展更多表现为极化过程,产业辐射扩散效应偏弱,造成产业及产业资源过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群经济区。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规模占全国经济规模的51.6%,其中第三产业占到全国的55.6%。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经济规模占全国经济规模的51.8%,其中二三产业分别占全国相应指标的50.5%、53.8%。还有,中国36个省会中心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规模占全国经济规模的40.72%。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整体经济发展需要,但是如果产业辐射扩散效应长期得不到发挥,那么产业空间结构不合理问题将长期存在,影响产业区域协调发展。 织梦好,好织梦

中国产业辐射扩散效应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周边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差,产业内生发展和承接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整体上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产业技术创新不足,再加上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自身转型发展压力还没有达到临界点,这样受行政区经济利益的驱使,存在各种制度性壁垒,抑制了产业和产业资源的空间流动和市场化配置。 dedecms.com

(三)产业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 本文来自织梦

产业高度化是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的演进过程。受惠于人口和改革开放红利,中国取得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在较短时间里发展成为中上收入水平国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国。但是,由于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技术落后、资本缺乏、创新驱动不足,中国选择了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产能积累为特征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这也使得产业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位置,造成产业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 copyright dedecms

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和创新是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贾康和苏京春,2016)。在经济发展和产业演进的不同阶段,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和创新等动力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在生产力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和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产业发展选择要素(数量)驱动型,产业多属于中低价值的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类型,处于产业价值链的生产端。2015年,中国人均GNI为7852美元,进入中上收入水平发展阶段,消费结构日趋高度化,这必然会造成传统低附加值产业产能过剩,低端供给大于需求,高端供给小于需求,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为此,需要加快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激活制度和创新要素,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供给质量以引领新的消费需求。 本文来自织梦

三、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及结构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dedecms.com

(一)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 dedecms.com

产业结构高度化属于产业结构优化范畴,是产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表现为产业结构中高附加值产业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产业结构越趋合理。伦蕊(2005),范艳丽、张爱国和张贤付(2008),何平、陈丹丹和贾喜越(2014),高远东、张卫国和阳琴(2015)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给予了关注和定量测度。这里,借鉴范艳丽、张爱国和张贤付(2008)测度模型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区域和国别比较。现将产业结构高度化测度模型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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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指标用来表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Rind.3、Rind.2、Rind.1分别表示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P可用来描述产业发展阶段对产业高度化的影响。为了确定P的取值,可根据地区产业发展阶段和工业化进程情况,或者根据工业与农业产值比的大小进行反复试运算。结合中国产业发展阶段和工业化进程,并通过反复试运算认为,如果工业与农业产值比小于5时,那么P取值为5较为合理;如果工业与农业产值比大于5时,那么P取值需作出适用性调整。同时,根据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测度结果,可以将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分为极低、较低、较高、非常高和极高五个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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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结构已由“一三二”格局演变为“三二一”格局,第三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测度结果显示,C测度指标由1952年的0.57增加到2016年的6.03,B测度指标由1952年的0.41增加到2016年的4.65。相对于第二产业值,1952—2016年期间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比例的增幅较大。还有,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D指标由1952年的0.03增加到2016年的9.72,显然中国产业结构逐年由低级向高级阶段方向发展,这符合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的一般规律。但是,参照表2产业结构高度化等级划分标准,容易发现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1990年之前(除1960年D指标为0.14)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等级为“极低”水平,1991年之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D指标大于0.1,处于0.1<D≤50标准范围,产业结构高度化等级演变为“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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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以测度出美国、韩国等高收入水平国家,以及中下收入水平国家印度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测度结果显示,2015年美国、韩国和印度D指标分别为73.42、9.22、0.27,国别比较后容易发现,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与韩国相接近,但远低于美国,高于印度。其原因在于,美国作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早已进入后工业化和高收入水平发展的高级阶段;印度虽然第三产业所占比例较高,但是其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且国家还处于中下收入水平发展阶段。区域比较来看,中国东中西及东北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D指标为13.85、2.94、0.28和6.62,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高于其他三个经济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这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水平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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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结构高度化结构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1.模型设计及其变量说明 内容来自dedecms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实现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受需求因素影响外,还受到供给因素的影响。为此,设多元回归模型用于分析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强度。矩阵式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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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Y表示产业高度化水平,用作模型的被解释变量。X表示影响产业高度化水平的解释变量,根据分析的需要,解释变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需求侧因素,包括消费、进出口、投资、政府购买等因素,这里用X1、X2、X3、X4表示;另一类为供给侧因素,包括技术、劳动力、资本、自然能源、市场开放程度等要素,这里用X5、X6、X7、X8、X9表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取对数形式。ε表示影响产业高度化水平的随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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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归模型的设定和模型变量的选择,分别从需求侧因素(模型一)、纯技术进步因素(模型二)、供给侧因素(模型三)三个层面深度剖析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问题,为此设定如下三个具体模型: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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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归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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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型及变量要求,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选择1991—2015年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分析供给侧因素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之前,借助模型一分析需求侧因素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需求侧因素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显着影响,而政府购买变量在10%的显着水平以下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政府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作用力和影响力不显着。实践表明,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在驱动力,在综合分析各种供给侧因素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时,先借助模型二分析纯技术因素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技术变量与产业结构高度化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2.444,其经济学意义是,如果R&D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增长1%,那么产业结构高度化(D指标)将提高2.444%,表明技术因素对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非常显着的作用。模型三除了考虑技术因素外,还考虑了劳动力、自然能源、资本和市场等供给侧因素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除劳动力因素在10%的显着水平以下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外,其他因素都通过了统计和计量检验,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了显着影响,说明劳动力数量并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关键因素。 本文来自织梦

综合三个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进出口贸易、投资需求侧因素,技术、资本、自然资源等供给侧因素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有正效应;(2)消费(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来表示,反映国内商品市场及其开放程度)和外资资本市场(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指标来表示,反映外资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没有对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正效应。这可解释为,当前中国国内消费结构不合理和商品消费还处于较低水平,消费结构没有带来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3)实际利用外资在产业间的分配存在结构性问题,实际利用外资没有流向高端产业,传统低附加值产业占据了较高比例的实际利用外资,造成低附加值产业供给过剩;(4)人口红利(劳动力数量)驱动的作用在减弱,技术驱动的作用在增强,中国具备数量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条件和能力;(5)供给侧因素比需求侧因素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更为显着,作用力更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加快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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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织梦好,好织梦

(一)加快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推进供给侧改革,关键在创新。创新驱动是提高产业供给质量的内在要求,产业发展新旧动力转换和迈向中高价值链端的关键。随着创新要素的积累,新技术、新产业和业态的形成和发展,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完善,产业结构高度化需要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模式。 dedecms.com

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世界银行将人均GNI在1026—12475美元区间的国家确定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中国在2015年人均GNI达7852美元,表明中国已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同时,创新驱动需要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制度供给。2013年,中国将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提升到决定性的地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加快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提供了激励。为了实现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模式,第一,确立市场化创新驱动体系,集聚创新要素,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要素链四链融合,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第二,构建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共享机制,提高产业之间的交易性和经济相关性,大力发展基础共性技术和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发挥产业或产业群的溢出效应和网络效应;第三,整合市场要素投入,创新商业模式和生产模式,加快僵尸企业淘汰,化解产能过剩,提高产业供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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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活生产要素,大力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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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业智能化、服务化发展,产业融合特别是二三产业的融合将成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发展方向。当前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制造业所占比例还很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贡献作用不会减弱,同时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贡献作用也在上升。数据显示,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截至2016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至51.6%,超过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根据产业结构演变内在规律,服务业取代工业和农业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产业高度化发展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产业融合符合中国当前产业发展阶段和产业格局特征,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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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就是要提高供给端生产效率,创造新供给,引领新需求。产业融合是在新技术环境下为了适应新业态、新需求而选择的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方式。产业融合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一致性,都需要重新激活各类生产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第一,根据产业融合类型,重新配置各类生产要素,优化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加快生产要素从低边际报酬产业流向高边际报酬产业;第二,创新产业融合方式,通过产品、技术和市场机制创新推动产业的产品融合、技术渗透、市场融合;第三,减少产业区域融合的各种制度性壁垒,通过利益导向和利益协同机制激活各类生产要素,引导和加快各类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或跨区域流动,推动产业区域融合,优化产业区域空间布局。 本文来自织梦

(三)优化区域资源要素空间结构,实现产业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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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经济政策和区位优势作用下,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集聚了大量优质产业和资源要素,使得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源要素结构扭曲,产业梯度转移效果不显着,直接制约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实现。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来看,解决产业空间结构失衡就是要发挥区域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优化区域要素结构,推进区域产业梯度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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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部地区虽然享有各种能源、劳动力、生态和自然(土地)资源禀赋优势,但是由于产业发展基础落后、内生发展能力弱等问题,造成中西部地区资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源要素空间结构失衡严重。数据显示,中国中部地区要素价格扭曲总系数为5.75,西部地区为5.31,造成中部地区经济利益损失为1321亿元,西部地区为2828亿元,合计4149亿元(刘名远,2013)。为此,发挥区域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缓解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和空间结构失衡,第一,推进要素市场结构性改革,建立全国性统一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区域要素资源的市场化定价,缓解要素价格扭曲给中西部地区资源要素的区际贸易带来区际贸易损失;第二,发挥国家赋予中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自贸区等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叠加政策效益,改善中西部地区自我培育和内生发展能力,夯实区域协调发展基础;第三,提高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经济对中西部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和开发利用能力,按照区域生产力梯度差异和产业基础的不同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第四,受资源要素约束和产业转型压力的驱使,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中高端产业和创新型产业,实现东部与中西部产业融合和错位发展,增强区域产业的技术和市场依存度,实现产业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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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copyright dedecms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层面思考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直面和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供给侧层面剖析产业结构高度化,有利于深度剖析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动力源和影响因素,弥补单纯从需求侧角度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不足和缺陷。据此,适用经济新常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加快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以提高产业供给质量,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内容来自dedecms

参考文献: 本文来自织梦

1、范艳丽、张爱国、张贤付:《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定量测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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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远东、张卫国、阳琴:《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经济地理》2015年第6期。 织梦好,好织梦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政策框架》课题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论与政策框架》,《宏观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4、何平、陈丹丹、贾喜越:《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统计研究》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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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天祥、朱翔、王月红:《中部城市群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比较》,《经济地理》2012年第5期。 内容来自dedecms

6、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9期。 copyright dedecms

7、贾康、苏京春:《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dedecms.com

8、林春艳、孔凡超:《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关联效应分析》,《经济学家》2016年第11期。 copyright dedecms

9、刘名远:《区际贸易、要素价格扭曲与区域经济利益空间失衡》,《财经科学》2013年第2期。 本文来自织梦

10、伦蕊:《工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基本测评》,《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dedecms.com

11、申兵:《城市群产业结构及空间分布的特点》,《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3月1日。 dedecms.com

12、王磊、徐涛:《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判别及国际比较》,《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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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一鸣、陈昌盛、李承健:《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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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徐宏潇:《双重结构失衡困境与破解路径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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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辉:《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下的产业驱动机制》,《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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