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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希望吸引投资回流美国，另一方面寻求缩减贸易逆差。但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一国账户平衡意味着促进外国对美投资政策必须与更高的贸易赤字相联系，因而特朗普政府在吸引外资和减少贸易赤字这两大政策目标上存在明显的冲突。此外，特朗普政府通过补贴、金融激励和威胁征收关税的方式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不仅从长远来看会损害美国的经济，还涉嫌违反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因而在法律上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潜在挑战。 内容来自dedecms

　　（世经评论·北京）四、调整的影响
　　
　　鉴于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和目的地国，美国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将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国际投资环境、国际投资规则和中美双边投资产生广泛影响。
　　
　　第一，对国际投资环境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过去几十年来，资本的跨国流动显著提高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水平，促进了全球产业链的发展。美国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特朗普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将会对跨国资本流动造成显著影响。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限制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会导致国际资本从其他国家流向美国，进而给其他国家尤其是急需外资的国家造成较大引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绝大多数的贸易是在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体系内发生的，特朗普政府阻碍企业外迁的做法，不仅会让美国企业复杂的国际供应链体系陷入混乱，还会严重扭曲国际贸易的流动。鉴于国际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密切关系，特朗普政府为促进国内制造业投资而采取的各种税收、能源、贸易和外资政策，还会吸引大量的国际金融资本流向美国，进而对那些外汇储备较低的国家的汇率造成巨大压力。此外，在大量资金流向美国的背景下，对于严重依赖外部资金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其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将会显著增加。 本文来自织梦
　　
　　第二，新型“美式”投资协定及其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影响。根据以往经验，美国政府需要根据已经确定的BIT模版来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贸易协定中投资条款的谈判。美国BIT模版自1981年首次制订以来，经历了数次修改，其中最近的两次修改分别是在2004年和2012年。虽然这些不同时期的BIT模版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但都包括以下五项基本内容。首先，给予建立、获取、管理、运行、扩张或退出等全周期的外国投资活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其次，对针对外国投资的征税活动进行明确限制，规定对于由于直接和间接征收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要给予及时、充分、有效的补偿；再次，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市场汇率的条件下自由汇入或汇出资金；复次，严格限制会扭曲贸易和投资的相关业绩要求，如当地含量规则和出口配额等；最后，外国投资者有权将与协定方政府的投资争端提交第三方国际机构进行仲裁，也即ISDS条款。鉴于对ISDS条款持敌视立场，特朗普政府在未来的BIT谈判或者自贸协定谈判中，必将会寻求对上述第五项内容进行修改。鉴于BIT和自贸协定中的投资条款是当前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的主要构成，可以预见，一旦这种新型的“美式”BIT获得推广，必将会显著弱化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 织梦好，好织梦
　　
　　第三，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迅速增加，美国国内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意图及带来的影响产生了较大疑虑，美国政府也逐年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出于对中国企业投资项目尤其是敏感性领域投资的担忧，特朗普在2017年9月中旬签署行政命令，阻止具有中资背景的凯桥资本（Canyon BridgeCapital）收购美国莱迪思半导体公司（Lattice Semiconductor Corp），这也凸显了特朗普政府加强对中国企业投资项目进行审查的意图。2018年8月中旬，特朗普签署包含FIRRMA的国防授权法案，使得美国改革外资安全审查体制的法律正式生效。虽然该法案的条文并未直接指向中国，但美国此次改革外资安全审查体制的首要目标就是严格管控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的跨部门审查体制存在制度性漏洞，尤其是审查范围局限于传统的投资模式，使得中国企业能够通过降低收购比例或通过合资方式，绕过CFIUS的审查。根据新的法案，CFIUS的审查范围将显著扩大，以涵盖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的合资和低股比投资等，并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新法案的实施，必然使得中国企业在对美投资上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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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提出在外资安全审查上加强国际协调，推动与欧盟和日本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掠夺性”投资。例如，2018年3月10日，美国与欧盟和日本达成三方共识，寻求在投资审查上加强合作，包括信息交换和采取共同行动。可以预见，一旦其他国家在外资安全审查上跟随美国的步伐，中国企业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投资也将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
　　
　　第四，对中美BIT谈判的影响。中美BIT谈判在小布什政府后期（2008年）启动，但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出于应对金融危机和重新评估现有国际投资协定的需要，中美BIT谈判被搁置数年，直到2013年才重新开启。由于中美BIT坚持高标准和强约束力，该协定一旦达成，将对两国双向投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不排除与中国继续进行BIT谈判的可能。例如，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西泽（Robert Lighthizer）在2017年3月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没有关闭中美BIT谈判的大门；美国财政部长斯蒂芬·姆努钦（Steven T. Mnuchin）在2017年6月也表示，中美BIT虽然并不是一个优先议题，但仍然在特朗普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并表示在对华出口的市场准入问题上获得进展后，中美“将能够转向双边BIT谈判”。 copyright dedecms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定位将会使中美BIT谈判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相对于中美投资问题，特朗普政府更加关注双边贸易议题，将缩减对华贸易逆差作为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关切，并倾向于将投资问题作为双边贸易谈判的筹码，以要求投资对等和限制中国对美投资来寻求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政府更加关注国内投资，对将美国就业岗位转移到国外的对外直接投资持消极立场，因此对通过中美BIT谈判来打开中国投资市场的积极性没有往届政府高，除非对华投资能够带动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此外，特朗普政府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上的立场，可能导致美国花费较长的时间对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制定的BIT模板进行重新评估，美国国内也很可能就如何在外国投资者权益和政府监管权之间取得平衡进行新一轮博弈，从而使得美国在短期内与中国达成BIT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以前，特朗普政府在确保接受国政府对外资的监管权上与中国的立场更加趋同，这也有助于缓和两国在投资议题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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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束语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投资政策不仅存在诸多内在矛盾，还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相冲突。特朗普政府在寻求吸引外资和推动投资回流的同时，主张加强外资安全审查。但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后者将会显著增加美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并降低美国市场的吸引力，因此两者在现实中很难维持平衡。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希望吸引投资回流美国，另一方面寻求缩减贸易逆差。但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一国账户平衡意味着促进外国对美投资政策必须与更高的贸易赤字相联系，因而特朗普政府在吸引外资和减少贸易赤字这两大政策目标上存在明显的冲突。此外，特朗普政府通过补贴、金融激励和威胁征收关税的方式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不仅从长远来看会损害美国的经济，还涉嫌违反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因而在法律上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潜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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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特朗普政府国际投资政策的调整，其对跨国资本流动、国际投资规则和双边投资关系的负面影响也将不断显现。为了减少特朗普政府投资新政对全球供应链体系和企业跨国生产体系的冲击，欧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已经开始着手降低对美国市场、资金的依赖，打造相对独立的贸易和投资网络。以欧盟为例，其在2018年7月与日本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 Agreement，EPA），形成了一个覆盖6亿人口，约占全球经济总量1/3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还在加快批准与新加坡、越南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积极推动与印尼、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重启与拉美最大贸易区－－南美共同市场的谈判。美国的两大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已开始通过加强与中国、欧盟、拉美地区的经济关系，来降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并通过商签贸易和投资协定的方式打造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国际投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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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吸引制造业回流和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政策，不仅会加大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吸引外资的难度，同时也会给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合作设置较大障碍。对此，中国一方面应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减税降费措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中国市场对国外资本的吸引力，缓解由特朗普政府“制造业回归”政策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带来的潜在引资压力。另一方面，鉴于特朗普政府显著加强了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审查力度，并开始寻求与其他一些国家联合限制中国高技术领域的对外投资，中国应该积极与主要经济合作伙伴，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商签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推动建立开放、包容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新的市场和提供更加稳定的投资环境。 copyright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