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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协同发展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新趋向。统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支撑带”的战略组合，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将原有的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有效地连接起来，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以“一带一路”为引领，“三大支撑带”互联互通为重点，通过国家级新区建设形成有效发展增长极，从点到线到面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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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几个不同历史时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形成了我国沿海与内地差异化发展格局；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突出公平导向，形成了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四大板块”区域总体发展格局[1]。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的提出，以提质增效兼顾公平，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趋于形成。 内容来自dedecms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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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变化，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和平衡的终极目标[2]，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历经多次调整。建国初期，以“加强内地建设、平衡生产力布局、巩固国防”为主要内容的“工业西进”和“三线建设”区域发展战略，重构了生产力布局，在缩小内地与沿海之间的差距方面，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述区域发展战略没有考虑区域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性，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导致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同时下降，长期来看，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进一步加剧[3]。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设计在注重资源有效配置和区域优势发挥的同时[4]，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和平衡。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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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探讨沿海与内地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5]。这一战略的基本内容是：把整个国土空间划分成沿海和内地，以优先发展条件更为有利的沿海地区作为撬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杠杆，一定时间内保持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适度差距，最终实现全国经济共同发展[6]。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显着提高，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经济最发达地区。但是这一战略由于对地区经济发展公平重视不够，导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影响到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7]。为此，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对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进行调整，制定了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若干重大决策，首次提出了充分发挥各地优势，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也标志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基本形成。 dedecms.com

（二）保持效率注重公平的统筹协调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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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展基础不同，进入21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没有明显消除，而是在发展中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东部地区继续领跑全国经济，西部地区自身面临的发展难题短时期难以突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乏力，中部地区经济地位相对下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进一步加剧，不全面、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日趋显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保持效率注重公平的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通过继续统筹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战略部署上来看，这个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兼顾我国东、中、西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统筹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并对区域性的具体发展战略做了统筹安排。在此战略的指导下，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优势互补，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生产力布局进一步优化，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统筹协调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是对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问题的重新阐释，有力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 copyright dedecms

（三）提质增效兼顾公平的协同发展战略 dedecms.com

不论是非均衡发展战略还是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其实质都是针对某一个区域发展问题、发展难点来展开的，区域之间仍然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加之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和国内产能过剩等新问题的出现，竞争性的区域发展战略已无法适应和解决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站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同化的视角，重新审视我国区域发展问题，以合作共赢为基础，从内到外找到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提出了提质增效兼顾公平的协同发展战略。协同发展战略不再是简单地重复已有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等区域发展战略，而是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通过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加大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完善主体功能区建设机制，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开拓区域发展的国际视野，在此战略指导下，我国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在注重大区域作用的同时，更加重视跨区域和次区域发展规划，并兼顾缩小政策单元，以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和适应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一系列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不仅是新时期我国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化，也是实现提质增效兼顾公平的协同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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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内涵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来源于协同学或协同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一个开放的经济系统在与其他经济系统之间存在交换或贸易的情况下，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即区域经济系统的协同发展[8]。因此，所谓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就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经济系统，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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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以经济新常态为背景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及新常态，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从新常态的内涵、特点和重点来看，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更加注重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的空间均衡；更加注重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以此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调结构与去库存并举，避免同质化产业竞争；更加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区域间合作共赢；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要素在区域之间的合理流动；更加注重高水平双向开放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向西开放以引领西部地区发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不仅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大背景。

（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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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贯彻新发展理念进行了全面部署，其中，关于“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建议》中提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带和增长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三大支撑带”发展战略为新发展理念提供了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建设在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上，为我国向西开放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优化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布局、有序疏解和扩展大都市功能区、推进交通一体化、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等方面探索出了新模式；长江经济带建设对于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高起点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引导产业优化布局和分工协作等方面将提供成功经验[9]。因此，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 本文来自织梦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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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主要通过投资拉动，一方面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发展一直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使我国面临产能过剩的困扰。钢铁、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炼油、汽车、商宅等都出现产能过剩。对于产能过剩的原因，已有研究表明，产能过剩与政府扶持指数具有高度相关性，政府扶持指数越高的行业产能过剩越严重[10]。以消化过剩产能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质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我国依靠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要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依赖于要素的优化配置。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各地区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优势资源和产业。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有利于发挥各地区各产业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在区域内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协作，有利于平衡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势，增强区域发展的均衡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供给效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是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导方向，也是增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平衡区域产业结构与资源优势的重要举措。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就是要避免以往存在的产业同质化、雷同化的恶性竞争，按照产业梯度有序承接，以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运转高效的产业体系，解决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

（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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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发展战略，由此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了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单向特征。为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阻碍，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发展的首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具体举措，以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产业衔接进一步加深，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赖、共同繁荣的城乡一体化体系趋于形成[11]。因此，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努力建成城乡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新格局，不仅是我国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重点。 织梦好，好织梦

（五）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赫尔曼·哈肯在其《协同论》一书中提到，协同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协同效应，即通过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二是伺服原理，即快变量服从慢变量，在一个系统中总有变化较快和较慢的变量同时存在，而且主导系统趋于协同的主要因素是慢变量。三是自组织原理，即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条件下，其内部子系统之间能够按照某种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结构或功能，也就是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存在协同的趋势，具有内在性和自生性特点。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其实就是一个自组织系统，通过市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总体上看，十八大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以各区域之间的竞争性发展为基础，区域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性较低，区域之间在人才、产业、政策等方面竞争激烈，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非均衡发展时期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以至张五常认为以县域为单位的竞争性发展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奥妙所在[12]。但是，竞争性的区域发展战略也带来了资源浪费、产能过剩、产业同质化、低效化、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实现区域之间合作共赢、优势互补的可持续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正是以区域间合作共赢为核心，注重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和互利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产业协同与结构协调、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全国一盘棋总体发展思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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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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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以各区域特色功能凸显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织梦好，好织梦

以往在“四大板块”基础上的区域划分，更多地注重各次级区域如国家级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特殊功能区等的作用。区域划分过多过细，将导致区域划分碎片化、区域优惠普惠化、区域政策非动力化等问题[14]。因此，在新时期需要将各次级区域进行整合，以全国“四大板块”为基础，重点发挥经济带和增长极的衔接带动作用，促进大区域的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提出，有效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次级区域碎片化的不足。除了强调大区域划分外，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还兼顾缩小政策单元，如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自由贸易区和创新改革试验区等，重点促进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改革的相互衔接和协调，探索系统改革的有效机制、模式和经验。比如针对创新改革试验区，中央提出，试验区域的选择要与现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型试点省份、国家级新区、跨省区城市群、创新型试点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境外经贸合作区、高技术产业基地等特色功能区域做好衔接和协同[15]。由此可见，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是一个以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为基础，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支撑带”为重点，以国家级新区为增长极，以特色功能区为先导的区域发展战略。 dedecms.com

（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以“一带一路”为引领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本文来自织梦

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就是要实现区域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的自由流动，而“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就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与各国互联互通和战略对接，获得战略合作的“乘数效应”，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步伐，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宗旨和目标。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引领。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促进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的自由流动，并与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区实现有效对接，形成横贯东中西、联接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所形成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将促进我国东中部地区优势产能有效转移，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从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拓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保障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既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各区域板块的协同发展，也能够使我国全面对外开放新理念落到实处。 dedecms.com

（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以“三大支撑带”互联互通为重点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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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被首次明确为“三大支撑带”，这对于探索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全方位开放合作新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从战略定位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是集经济外交、全球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国际化大战略，旨在通过“五通”打造世界经济发展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京津冀协同发展旨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和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长江经济带旨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三大支撑带”的战略定位都含有区域内协同发展之意，但又不同于以往相对独立与隔离的“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格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联互通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大部分对接区域恰与内陆地区重合，在产业上具有融合性，在资源上具有互补性，提升“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互联互通水平，将陆路信道与水路信道有机结合，有助于建成贯通我国东西的双向大通道，增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开放以及长江经济带向西开放能力，从而实现我国“沿海+内陆+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区的互联互通，不仅有利于拓展我国区域经济的开放空间，而且有利于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从而促进和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京津冀协同区也将通过“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建立更加紧密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向东南和西南的开放水平。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三大支撑带”的互联互通是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保证。 内容来自dedecms

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进展与新路径 copyright dedecms

（一）“一带一路”引领的“三大支撑带”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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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战略的提出，形成了我国新时期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图1），为我国区域之间的合作共赢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从空间上来看（图1），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有效对接，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又通过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对接[16]，解决了以前我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之间割裂发展的不利局面，经济增长空间得到有效拓展。“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互联互通使得我国东中西区域之间的协同合作更加顺畅，资源、能源、产业等比较优势得以有效发挥，产业转移承接与转型升级更加有利，中西部地区向东开放的空间更加广阔，而长江经济带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将向西开辟沿海一沿江一内陆口岸开放新格局，京津冀协同区一边连接着亟需振兴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另一边通过“一带一路”连接着市场潜力巨大和能源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并通过长江经济带的战略通道，与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将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为京津冀和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发展思路与出路。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在我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为主体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二）“一带一路”统领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有利于开创我国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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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大支撑带”空间布局与战略定位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由铁路、公路、航空、海上运输、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等组成的横跨欧亚大陆，贯通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并形成东亚、西亚和南亚经济辐射区的综合性立体经贸网络。“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我国“四大板块”之间的有效协同与开放合作，也将为各板块向西开放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区与引领区，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将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交通枢纽建设、物流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科技创新等方面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深度合作，形成更高层次更高水平、陆海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合作格局。中部地区处在“三大支撑带”和“四大板块”的衔接地带，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不仅可以实现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主要口岸的互联互通，提升中部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中的地位，而且通过探索建设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产业梯度转移创新转型示范区、内陆双向开放示范区，加强产能合作，实现我国东中部地区优势产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序转移。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的前沿区，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物流通道建设、优势产能合作、节点城市建设、城市群建设、沿边口岸建设等作为战略重点，通过形成重点经济区、国家级新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合作产业园区等融入“一带一路”，以此带动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心城市建设。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开放性战略将激活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实现不同区域全面融入欧亚统一大市场，开创我国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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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主导的跨境次区域合作有利于促进我国优势过剩产能有效输出 织梦好，好织梦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核心内容。根据中国欧盟商会2016年《中国的产能过剩如何阻碍党的改革进程》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5年6年间，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化工、炼油、玻璃、造船、纸和纸板、风电等9个行业除风电行业产能过剩情况有所缓解外，其余8个行业产能过剩情况持续恶化，其中钢材产能利用率由2008年的78％下降为2015年的76％，远远低于国际上80％的理想产能利用率水平，电解铝产能利用率由2008年的78％下降为2015年的76％，水泥产能利用率由2008年的76％下降为2015年的73％，炼油产能利用率由2008年的80％下降为2015年的66％，平板玻璃产能利用率由2008年的88％下降为2015年的79％，纸和纸板产能利用率由2008年的90％下降为2015年的84％。产能过剩不仅会导致行业亏损和资源浪费，而且存在债务风险，阻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都存在较高的互补性和相似性，且处于不同的产业技术阶段，具备跨境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条件，这就为我国向外输出优势过剩产能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根据国务院2013年《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和中国欧盟商会2016年《中国的产能过剩如何阻碍党的改革进程》报告中过剩行业属地划分来看，目前产能过剩行业大部分集中在我国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对产能过剩的贡献相对较小。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不仅能够成为我国中、东部地区优势过剩产能向外转移的中转站和跨境次区域产业合作示范区，并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在实现优势过剩产能输出的同时，促进我国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四）国家级新区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copyright dedecms

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新区（图2），基本涵盖我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17]（图1），不同于以往我国任何一个经济实验区或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国家级新区不仅是带动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也是我国“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核心增长极[18]。从空间分布来看，六个西部地区的国家级新区都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开发区域，这将形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19]。东部地区的七个国家级新区大都处在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沿线上，这为两个支撑带的互联互通奠定了基础，也是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崛起的核心驱动力[20]。长江经济带上的浦东新区、两江新区、天府新区和赣江新区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长三角、中三角和成渝经济区，成为串联东中西的有效节点。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浦东新区、舟山群岛新区、南沙新区将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21]。三个地处东北的国家级新区作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增长极，其作用日益凸显，大连金普新区作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的战略高地和重要增长极，将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新的机遇，而新近成立的哈尔滨新区和长春新区在扩大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探索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促进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国家级新区不仅是“四大板块”和“三大支撑带”的核心增长极，也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 copyright dedecms

四、结语 织梦好，好织梦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我国均衡发展战略，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统筹协调发展战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点要求，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主要体现在发展目标协同、合作机制协同、产业协同、城市布局协同、生态环境协同、交通基础设施协同、资源配置协同等方面。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不仅是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经济主体的协同，也是区域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的有效衔接和协同合作。“四大板块”的协同发展，“三大支撑带”的协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协同引领，18个国家级新区的协同扩散，不仅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也是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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