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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灿飞1，2 肖晓俊1 朱彦刚1

[摘 要] 为了获取本地知识和发展本地技能，发展本地化的经济联系，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中经常采用渐进方式，导致公司内机构集聚或来自同一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同机构的集聚。本文基于1979—2008日本、美国和欧盟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探讨跨国公司在华区位战略。本研究发现，日本、欧盟与美国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都显着跟随母公司前期投资，存在公司内集聚效应。日本企业区位存在显着的来源国集聚效应，而且与美国企业相互跟随。欧盟企业由于进入中国市场较晚，主要是跟随美国企业，并不跟随日本企业。本文同时发现，中国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体系高端的城市具有吸引价值链高端功能的竞争力，呈现一定功能专业化趋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的功能布局提供了考察城市经济转型的独特视角。

[关键词] 公司内集聚；来源国共聚；功能区位；跨国公司引言 内容来自dedecms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者与塑造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技术进步使企业可以按价值链分割为细致和便携的组成部分，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价值链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组织与协调成本，母国和东道国政策的自由化发展消除了贸易与投资的制度障碍。跨国公司区位战略特征正引起广泛关注。 织梦好，好织梦

跨国公司将不同功能机构布局在东道国相应城市，从而形成基于价值链的区域分工格局。一些处于大中型城市具有人才、信息、资本、商务服务以及制度优势，大量吸引价值链高端功能如企业总部和研究开发机构等；而加工、组装、制造等功能集中处于中小城市。这种价值链分工中，大中城市是区域经济控制者，决定人才、资本以及信息流向。这种城市间分工将改变城市间基于物质经济的联系，取而代之为信息流、服务流、资本流以及人员流动。 copyright dedecms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国际产业转移时机，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离岸外包，逐步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面对中国这样产权模糊、市场结构不完善、政府干预、高进入壁垒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的转型，跨国公司倾向于采取渐进方式进入，逐步积累本地市场知识与经验[1]。积累本地知识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追随先行者，从而获取技术和经济支持。同一公司和同一来源国的公司，由于相近区位要求和潜在经济联系，最容易相互跟随，进而导致同一来源国的公司在东道国空间集聚[2]。追随同一公司内部的其他企业形成的集聚可以称为公司内集聚，追随同一来源国的其他企业形成的集聚被称为来源国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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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同一公司和同一来源国的公司并不总是相互跟随。首先，这些公司间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会让他们相互远离[3]。其次，不同的产业功能有不同的区位要求。第三，在不同时期的投资，可能会有不同的区位偏好[4]。最后，东道国的政策倾向于不鼓励这种集中[5]。中国现有的实证研究倾向于强调来源国共聚[6-8]。但忽略了功能区位视角和公司内集聚。本文将阐述跨国公司的功能区位，然后以日美欧在华财富全球500强描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功能升级和地理扩张，最后基于离散选择模型探讨跨国公司的区位战略。基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可以透视城市功能专业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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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1.1 渐进式投资与公司内集聚

跨国公司在国际扩张中，往往会呈现渐进投资态势。首先，本地知识的缺乏是国际化运营的主要障碍，而这需要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本地市场知识包括有关客户、市场和竞争对手的商业知识，有关外国机构、政府、规则、规范和价值观的制度知识等。其次，跨国公司在渐进投资过程中提高自身能力，最先在海外投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管理经验，了解当地市场后，会进入其他业务，并进一步占领当地市场。最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各种差异造成的巨大心理距离，需要通过积累国外市场知识经验或发展本地能力来克服[9]。 copyright dedecms

跨国公司的后续投资倾向于选择与前期投资相同的区位，因为在公司内部，知识共享和转移是最方便，同时也可能由于前后投资的经济联系导致这种共聚[8]。初始投资可能通过发展与供应商和地方政府的社会网络来积累本地知识[10，11]，后续的投资将受益于已取得的知识经验。跨国公司也可能通过扩大本地投资规模而获得规模经济，通过共享基础设施、人员和其他资源而受益。同一个跨国公司的不同机构可协调竞争和采购的资源。Chung和Song[11]通过研究1980—1998年间日本电子行业在美国的投资，也发现企业倾向于与自己前期投资相配合。Araujo[12]。研究了1970—1998年问瑞典制造业在国外的投资，发现即便控制其他因素如行业空间集聚等之后，前期区位决策仍然影响后期决策。 本文来自织梦

尽管不同的功能环节有不同的区位模式，跨国公司也试图将价值链上各功能布局在相互靠近的地方，以节省协调成本，并受益于互补性和经济联系，从而促进公司内集聚。空间临近性对有特殊职能的公司来说至关重要的，因为并非所有信息可以无成本地被转换和传输。区域总部可能与研发机构合作，因为这两个功能都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总部和研发机构也会重视与生产机构的地理临近，从而节省协调成本[13]。例如Defever(2006)[14]对欧盟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会在同一国家内布局相似的功能如生产工厂，而研发中心和生产工厂相互靠近。在中国，由于协调成本较高、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欠发达，物流成本较高，跨国公司不同功能可能会共聚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区域。

1.2 来源国效应

跨国企业投资决策受到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的影响。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来源国与东道国的巨大差异，包括母国文化特性、宗教信仰、与东道国心理文化距离，母国在东道国的投资经验，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等方面可能存在显着差异，从而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也可能存在巨大不同。这些巨大的差距会使得同一来源国的公司倾向于共聚，相互学习和分享经验，共同应对变化的环境。 本文来自织梦

Dunning(1998)[15]认为，不同来源国的跨国投资会因多样性的经济、文化和地理因素而各不相同。Schroath等(1993)[16]最早开展在华投资来源国效应研究，通过对1979—1985年1665家外商合资企业的分析，验证了来源国效应确实在中国存在，港资主要投向劳动密集部门而非高技术或资本密集部门，且趋于短期投资，而欧美外资则更多地参与高技术产业。Luo(1998)[17]比较了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在华投资企业的战略特征，认为前者较后者的产品更富多样性，有较广阔市场，注重长期发展，技术含量较高。Zha0和Zhu(2007)[18]则认为不同的国家对市场潜力，成本因素，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等区位因子的敏感程度不一致。Qu和Green(1997)[19]证明了城市规模，消费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是美国、欧洲、日本对中国投资的最重要因素。 内容来自dedecms

日本对外投资是传统贸易创造型，Kojima(1978)[20]强调日本的FDI是为了获取比较优势，它在东道国并不是为了获得市场而是为了利用低廉的成本优势，为中间贸易提供产品。Hellvin(1996)[21]发现日本在中国的产业间贸易比重是在华OECD国家中最多的。日本懂得中国的文化，但由于政治上的不信任，损伤了先天的地理邻近和文化相似性优势，日本企业投资属于风险规避型和资源寻求型。美国企业拥有较强的所有权优势，大多投资资本或者技术密集型功能，接近中国巨大市场是其根本动机[6]。欧洲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尽管以中小企业为主，但却选择外商投资项目大的地区进行投资，欧洲企业的平均投资额要大于美国等其他来源地。信息与交易成本理论似乎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对于欧洲企业的区位选择，交易成本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交易成本源自文化的不同、地理位置、政策透明度、基础设施及当地资本市场等因素。欧洲企业几乎得不到政府信息方面的支持，加上欧洲企业投资重点不在亚洲，促使欧洲企业选择在华投资区位时，信息成本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2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特征

2.1 日美欧跨国公司在华功能扩张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跨国公司在中国逐步提升投资功能，扩大地理范围。我们从《跨国公司中国报告》(王志乐主编)中收集日本、美国、欧盟财富全球500强在中国的投资数据(不包括中国大陆企业)，同时访问相应的跨国公司网页来补充数据。对于每一个分支机构，我们可以找出母公司、来源国、东道城市、功能类型以及成立年份等。我们将跨国公司的职能分为地区总部、办事处、研发培训、商服(包括银行，保险和物流)、生产、销售以及社会服务等。 dedecms.com

从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情况看(图1)，1997年以前，日本企业投资增长最快，欧盟次之，美国最慢。亚洲经济危机以后，日本出于成本上升和产业布局调整等的战略考虑，减少或撤走在华投资，而加大了对印度的投资。2006年以后，欧美投资成为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来源，其中欧盟的增长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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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投资的功能结构看(图2)，日本重点投资生产机构，意在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以成本优势为其生产服务。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服务于生产体系的研发机构和少量总部进入中国，此后商务服务和销售机构增长加快。美国跨国公司以产业链式进入中国，功能结构较为完整，总部和研发机构多，分公司和销售机构比例较高，生产机构比例不断下降。特别是研发机构的比例高达9%，远远超过日本的3%和欧盟的4%。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主要目的是获取中国市场，而不是为了攫取资源和成本优势，这与He(2003)等人的研究结论较为契合[6]。欧盟跨国公司投资功能结构与美国较为相似，其中销售功能比例超过美国，高达20%，说明欧盟企业对中国巨大市场的重视。 copyright dedecms

2.2 日美欧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 内容来自dedecms

日本在华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三大城市群，按所占份额的大小依次是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图3上)。在长三角地区的投资最为密集，在渤海湾地区投资趋于分散。2001年后开始加大对闽三角地区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的投资。日本的功能特征区位表现为：主要功能集中在特大城市，生产功能在各级城市均有，二、三型城市和中西部地区以生产功能为主，高端功能逐渐开始增加。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美国在渤海湾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在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主向周边扩散，并沿长江深入西南布局(图3中)。美国缺乏日本在华的地缘和文化优势，对中国城市的布局主要是根据中国城市体系的阶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次序推进，渐进特征比较明显。美国的功能区位特征主要是：梯度布局明显，特大城市产业链完整，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日益完善，渐进式向内陆地区推进。 copyright dedecms

欧盟企业对华的投资较晚，主要跟随美国投资和中国的渐进开放政策，在长三角地区和沿江地带投资较多，在环渤海地区以北京为主，在珠三角投资较少(图3下)。从功能区位来看，城市等级越高的地区，分布的功能越多。北京、上海产业链完整，沿海大城市和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都有3—5个功能。区域中心城市周边零星分布多个以生产为主的中小城市，广泛深入中国各个地区，销售和商务服务在内陆主要城市占据相当大比例，甚至开始向中国最偏远的地区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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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不同功能环节的区位要求不同，但总体上与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匹配。存在强烈经济联系的功能之间会共聚在某些城市，如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上游功能如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集聚在一线城市如北京和上海。中游的生产功能散布在大都市区，并向一线城市周边扩散，下游的销售功能最为分散。这种分布展现出一种金字塔结构，高附加值的功能环节位于城市等级金字塔的顶端，低附加值的功能沿城市等级体系向下扩散。 织梦好，好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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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条件逻辑模型的跨国公司功能区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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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条件逻辑模型与变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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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偏好一些城市而避免另外一些城市。本文采用McFadden(1974)[22]提出的条件逻辑模型来模拟跨国公司的功能区位选择。条件逻辑模型假设跨国公司在需求和供给函数影响下，将选择预期利润最高的城市布局。我们的数据包括2002年到2008年期间日本、美国和欧盟跨国进入中国城市的分支机构，其他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为了控制同一跨国公司前期投资区位对后期投资区位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截止到前一年城市中属于同一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数(Count_own)。日本企业累积个数(Count_JP)、美国企业累积个数(Count_US)、欧盟企业累积个数(Count_EU)用于验证来源国效应。 copyright dedecms

我们还引入其他集聚变量和控制变量。市场潜力(Mart)衡量来自需求方的集聚力量。跨国企业需要大型的市场来实现自己的内部规模经济，从而更倾向于布局在市场潜力大的地方。市场潜力测算如下： dedec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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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DPj是j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而Djk是j城市到k城市的最短铁路距离。 织梦好，好织梦

服务业比重(SERVICE)和每万人网络使用者数(INTERNET)引入模型来衡量供给集聚效应，平均工资率(WAGE)用来控制劳动力成本。每年平均与政府打交道天数(BUREAU)和对法院的信心(COURT)来源于世行2006年调查指标，用于衡量各城市的制度环境。直辖市虚拟变量(CMDS)和省会城市虚拟变量(PROV)用于衡量行政体系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作用。我们引入市区人口超过500万(SUPER)和200—500万(BIG)的虚拟变量来衡量城镇体系对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影响。本文条件逻辑模型的解释变量总结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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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与城市等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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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跨国公司功能区位与城市体系的耦合关系，本研究先不纳入各种衡量集聚经济的计数变量，仅将城市体系特征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从统计结果来看，城市的行政级别(CDMS和PROV)、人口规模(SUPER和BIG)对于各功能的区位选择都有显着的影响。城市人口规模是反映城市等级的重要变量，SUPER和BIG对于跨国公司的商务服务、总部、研发和销售等高端功能均显着，说明上述功能在选择区位时优先考虑500万以上特大城市或200万以上的大城市。而BIG对于生产功能的影响并不显着，说明生产功能区位并不一定要选择在大城市，大城市由于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高，对于土地密集型的制造业缺乏吸引力。城市行政等级变量(CDMS和PROV)对所有功能的区位选择都非常显着，说明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即使人口规模较小，如福州、合肥等因其行政级别高也是跨国公司青睐之地。行政级别高意味着接近决策中心和信息中心，跨国公司接近这些决策中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以及运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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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功能也有差异性的区位偏好。整体来看，总部和研发功能倾向于布局在职工平均工资较高(WAGE)的城市以获取高素质人才。市场潜力(MART)对于总部以外的所有功能都非常重要，因为大型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目的主要是获取潜在市场，各个功能都分布在市场潜力大的地区。服务业发展程度(SERVICE)对于商务服务和总部功能显着为正，说明服务业发展基础良好能够吸引商服功能和总部功能，为这些功能提供专业化的服务。INTERNET对所有的功能来说都显着为正，说明跨国公司比较看重信息的通畅性和可达性，通过网络传递信息，是跨国公司进行商业运作的基础。生产、研发和销售对法制环境(COURT)和政府效率(BUREAU)各有不同程度的要求，而总部却并不对这两个变量敏感。总部的区位选择比较简单，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等中国城市体系中的最高等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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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跨国公司内集聚与来源国效应

本研究采用条件逻辑模型分别研究了来自日本、美国、欧盟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表3)。从统计结果来看，计数变量Count_own的回归系数在各模型中都显着为正，说明三个来源地的全球500强的直接投资都显着跟随母公司的前期投资，显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过程中，公司内集聚效应很重要，母公司会通过跟进投资来实现企业在某一城市的投资战略，如丰田在天津、诺基亚在北京的跟进投资都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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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企业来说，Count_JP和Count_US显着为正，说明日本企业的投资显着跟随其他日本公司的直接投资，也跟随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以期实现信息和市场共享或者将企业间经济联系本地化。日本企业没有跟随欧洲同行的区位行为。日本比美国、欧洲更早地了解和进入中国市场，与美国企业在华存在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关系，而欧盟由于进入中国市场较晚，对日本企业起不到吸引作用。美国跨国公司模型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美国企业与日本企业存在着显着的相互吸引的区位关系，而美国企业对欧盟企业并没有跟随效应。欧盟企业由于进入中国市场较晚，与美国企业有相似的投资动机，主要是跟随美国企业进入中国，Count_US显着为正，而Count_JP显着为负。美国企业和欧盟企业不存在显着的跟随来源国效应，说明他们对中国区位的选择更多基于对中国政策环境和城市区位的判断。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从区位因素来看，日美欧三地企业都关注中国的市场潜力(MART)、城市行政级别(CDMS和PROV)和城市规模(SUPER和BIG)。行政级别高、人口规模大的城市能为这些跨国公司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还有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人才储备，是跨国公司主要青睐的地区。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日本企业更加关注劳动力成本(WAGE)，倾向于工资率较低的城市，说明日本投资主要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国家的企业并不在意劳动力成本，因为他们更注重开发中国市场。日本企业特别关注中国的法制环境(COURT)和政府效率(BUREAU)，这与日本企业的投资谨慎和保守的特点相符。美国和欧盟并没有如此在乎投资软环境，因为这些企业拥有显着的垄断优势，可以克服软环境的劣势。美国企业比较看重信息服务(INTERNET)，而日本企业由于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环节，对这些并不看重。美国和欧盟在服务业比重(SERVICE)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相同，但是并不显着。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本地服务业水平并不是其选择的关键，而信息网络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城市等级，才是吸引跨国公司的重点。 本文来自织梦

4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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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通常渐进式，分阶段进入中国市场，随着本地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本地能力的发展，他们逐步提高资源投入，提升机构功能，进行地理扩张。本研究发现，日本、欧盟与美国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都具有显着的跟随母公司前期投资效应，存在公司内集聚效应。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相互跟随，但两者都不跟随欧盟企业。欧盟企业由于进入中国市场较晚，主要是跟随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并不跟随日本企业。美国和欧盟企业不存在显着的跟随母国同行的集聚效应，但日本企业的同源集聚效应显着。日本、美国和欧盟跨国公司的功能区位中存在不同的共聚模式。 本文来自织梦

本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功能布局了促进了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上游功能集聚在城市体系中顶端的城市，强化中国主要经济中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强化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推动城市群发展。功能专业化将导致大量的信息、资本和服务沿着城市等级体系流动，从而改变中国城市间联系的本质。本研究说明，全球化力量正成为重组中国城市体系、提升高端城市控制权的关键因素。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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