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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使用效用、可持续性、创新性和经济金融协同性5个维度构建金融包容性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中国2005—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金融包容性发展指数，并实证研究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显着为正，而在中、西部地区显着为负，主要原因是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存在基于自身水平、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的门槛效应；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主要通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效用和可持续性来实现。 内容来自dedecms

关键词：金融包容性发展 金融服务 产业结构优化 区域差异 门槛效应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一、问题提出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实现实体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以加快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是关键，而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化进程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最有效途径之一[1-2]。然而，在金融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典型的金融排斥现象逐渐突显，较多的民营企业、小微型企业、贫困家庭都面临着不同程度或不同形式的信贷配给，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支持非常有限，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并没有与金融扩张速度实现协同，金融发展的包容性严重影响产业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优化。金融包容性发展，指经济体中的每一个社会弱势群体、小微型企业等能够以可承担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同时金融机构也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3]。金融包容性发展最理想的结果是能够帮助弱势群体、低收入者、小微企业、私营企业以较低成本充分获得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从而减少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和行业差距，以实现全面协同发展。那么，中国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怎样的区域特征?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产生异质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全面贯彻实施十九大精神的宏观背景下，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金融包容性发展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包容性发展的概念界定和水平测度、金融包容性的发展基础和决定因素、金融包容性的政策与实践、金融包容性发展的职业选择效应和收入效应[4-5]。鲜有学者专门研究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仅有的少数相关研究也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效应，并随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升呈现“U”型变化趋势[2]；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金融可使用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滞后性[5]。 本文来自织梦

现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的主要增量贡献为：一是充分考虑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效用、可持续性、创新性和经济金融协同性5个维度构建金融包容性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05—2015年中国各省级区域的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并对其区域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分析。二是分别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衡量指标，考察发现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具有显着影响，但主要通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使用效用和可持续性来实现。三是对全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在中、西部地区却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织梦好，好织梦

二、金融包容性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

理论上，金融包容性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作用关系。产业结构优化提供扩大金融需求和催生新兴金融业态为金融包容性发展提供源动力和创造条件，金融包容性发展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力转移和企业技术创新等路径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本文重点分析论述金融包容性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第一，金融包容性发展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就是资源在产业间不断流动、转移并最终实现最优配置的过程。金融包容性发展意味着要注入市场逻辑，实现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允许新兴金融与传统金融共存、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共生，使不同金融市场、不同金融业态、不同所有制在法制框架下真正基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通过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强化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通过金融市场的专业化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优化信贷资金在不同产业问的重新分配，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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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金融包容性发展通过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从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毋庸置疑，劳动力转移是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劳动力的初次就业和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转岗转业。由于受到户籍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城市消费水平、孩子教育问题等多方面的影响，劳动力跨地域跨行业转移的成本较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业转型升级。随着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的提高，包容性金融能够提供较多的小额度、可持续的金融服务，可以为低收入者平滑消费和提供教育专项融资服务，可以为创业者、小微型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生产经营的初始资金，即金融包容性发展有助于降低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劳动力跨地域跨行业转移的成本，而且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力转移成本越低，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本文来自织梦

第三，金融包容性发展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从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在传统金融发展模式下，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大多都要求以土地、房屋、固定资产等作为抵押物，而一些技术创新型企业和项目所拥有的主要是未经市场检验的复杂技术、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无法满足银行的融资条件，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经费投入往往不足。金融包容性发展更加注重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创新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协同性，鼓励多种新兴金融业态和多形式的金融资本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大金融机构的规模优势、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大数据优势，这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融资。另外，金融包容性发展还可以将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实现资金的期限重配，通过金融工具创新丰富投资者的投资选择，让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技术创新型企业也能获得充足的研发经费。 织梦好，好织梦

三、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的评价及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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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包容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织梦好，好织梦

2012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首份《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但是该指标主要评价了“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同年6月，金融包容全球合作伙伴组织数据与评估工作组也从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2个维度提出了金融包容核心指标。近年来，较多的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维度对金融包容指数进行了扩展和延伸，比如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使用效用、获取成本，金融服务使用便利性、使用效率、满意度和金融包容的外沿（人口和地理分布）、使用情况（存贷款数量）、质量（信息披露、争端解决、使用成本）[6]。综合国内外现有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包容性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发展，涵盖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便利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成本，经济金融协同性等多个方面。在综合考虑现有文献和本文研究目的的情况下，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效用、可持续性、创新性、经济金融协同性5个维度构建金融包容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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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中国关于证券账户开户的年龄限制条件和数据可得性问题，B3指标采用沪深A股期末账户数与15～64岁总人口数之比进行替代。金融业人均产值采用金融业增加值除以金融业就业人员数得到。直接融资额占比（D2）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份额（D3）两个指标借鉴张林（2016）[7]。的做法进行处理。实体经济年增长率采用剔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产值的GDP数据计算的环比增长率替代。关于实体经济产值/实体经济融资规模的处理，2005—2012年实体经济融资规模采用非金融部门融资额减去房地产企业开发国内贷款额来代替，2013—2015年采用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来代替。对于E4、E5、E6指标，现有统计资料无法直接获取数据，本文借鉴李梅[8]的方法进行近似处理。假定各省级区域国有部门获得的贷款与其固定资产投资金额成正比，非国有部门贷款为非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与全部贷款额的乘积；类似地，中小型企业贷款可表示为中小型企业利息支出占总利息支出的比与全部贷款的乘积，农村贷款可表示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比与全部贷款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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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指标体系，首先采用最大最小值法对每一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平移处理[1]，然后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和熵值赋权法已经比较成熟，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细阐述。最后采用欧式距离函数来计算各省市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IFID（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表示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λ表示指标的权重，d表示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值。 内容来自dedecms

（二）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评价及特征分析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可以测算出各省级区域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的平均值。首先，从历年平均值来看，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金融包容性发展处于较高水平的仅有北京，其平均值为0.616 3；处于中等水平的有上海、天津、浙江，其平均值分别为0.554 5、0.351 1和0.328 2；其他27个省级区域的金融包容性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最低的是西藏，其平均值仅为0.123 7。其次，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上升非常缓慢，而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005—2014年全国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一直处于0.21～0.26，上升非常缓慢，2015年出现大幅下降，其平均值下降到0.119 4。东部地区的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显着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基本持平，而且各地区在2015年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指标数据来看，2015年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出现大幅下降的可能原因是金融服务可持续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贡献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随着金融包容性发展不断加快，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在金融包容性发展中的权重从2012年开始呈快速上升趋势，但其得分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15年下降得较为严重；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和金融服务覆盖面的不断扩大，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金融包容性发展的权重从2013年开始呈下降趋势，但其得分却稳中有升。 copyright dedecms

为了比较各省级区域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的变化情况及区域分布，本文比较了2005年和2014年各省级区域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如表2所示。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高于0.3的全部为东部省市。总体来看，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非常低，超过0.6的只有北京，多数地区都处于0.3以下。分年份看，2014年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明显高于2005年，金融包容性综合指数低于0.2的省级区域数量从2005年的20个下降到2014年的12个，金融包容性综合指数处于0.2～0.3的省级区域数量从2005年的8个上升到2014年的12个，金融包容性综合指数高于0.3的省级区域数量从2005年的3个上升到2014年的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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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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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设定、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织梦好，好织梦

1.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为了实证研究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本文遵循现有大多数文献的做法，对钱纳里（Chenery）的产业变动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从而设定实证研究的计量模型。一是加入金融包容性发展指数IFID（核心解释变量）和可以表征区域特征的主要因素（控制变量），二是考虑到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性，以及遗漏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另外，本文对所有非比值型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因此，本文实证研究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dedecms.com

其中，RIS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AIS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IFID表示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Y、FIS、HC、JS、OPEN、MI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具体含义见后文。α、β、分别为各类变量的系数，μ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各省级区域截面的个体差异，εit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以上计量模型，鉴于产业结构和金融包容性发展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有必要对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以便获得科学可信的计量结果。首先，本文采用“杜宾-吴-豪斯曼检验”来判断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结果拒绝原假设H0，表明计量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应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法。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经过反复尝试和工具变量识别不足LR统计量检验和过度识别Hansen’s J统计量检验，最终选择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基于此，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来进行回归分析。针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差分GMM和系统GMM两种常用方法。其中，系统GMM估计方法以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和内生变量的一阶差分作为水平方程中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可以减少参数估计的偏差并提高方程的估计效率，还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即系统GMM比差分GMM和水平GMM都更有优势。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系统GMM方法来对计量模型进行参数的稳健性估计，同时也采用差分GMM方法进行比较。 本文来自织梦

2.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来自织梦

产业结构合理化（RIS）。本文借鉴张林（2016）所提出的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RIS指数[7]。RIS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产业结构高级化（AIS）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即AIS=Y3/Y2，Y2、Y3分别表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金融包容性发展指数（IFID）采用上文所测算的金融包容性发展指数（IFID）予以衡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采用各省市GDP与总人口之比来度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各有不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主要以劳动密集型、技术粗放型产业发展为主，高精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居民需求层次不断升级，政府引导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服务业和高端技术产业等迅速发展壮大，产业结构发生调整。所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呈非线性关系。政府干预（FIS）采用各省级区域人均财政支出额来衡量。一般情况下，政府根据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通过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实施干预，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将有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但实践过程中政府干预往往表现出很强的政策或战略主观性，有时候甚至违背产业发展的自然规律，反而有可能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阻碍作用。人力资本存量（HC）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力就业人数（L）的乘积来度量。在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主要由劳动力数量所贡献，较低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可能会将产业发展限制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粗放型领域，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高学历高素质劳动者更多地流向了高技术行业或第三产业。因此，人力资本存量可能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更显着，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作用较弱甚至为负。技术创新（JS）采用各省级区域人均R&D经费投入来度量。研发经费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技术创新只有研发经费投入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总体来看，技术创新可以通过生产设备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产业集群、提高生产率和资源流动等多种渠道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外开放度（OPEN）包括贸易开放度（MY）和资本开放度（ZB），前者采用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之比来衡量，后者采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度由二者加权求和得到。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国际贸易总量增加和结构调整、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和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国内生产资料流动和优化配置，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外开放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就取决于进出口和资本流动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布，长期以来中国进出口主要以货物进出口为主，服务进出口总额占比非常少（2017年仅占14.5％），国际资本流动也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所以目前对外开放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作用可能较弱甚至起阻碍作用。市场化程度（MI）采用樊纲等（2011）构造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和相关数据进行度量[10]，缺失的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法补齐。理论上，市场化程度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市场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copyright dedecms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选定样本区间为2005—2015年。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等各类统计年鉴，以及万得（Wind）数据库等权威数据库。同时本文以2005年为基期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平减处理，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二）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及异质性检验 内容来自dedecms

1.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内容来自dedecms

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及区域差异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模型的显着性检验、自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全部通过，表明计量模型设定是合理的。表3中模型1和模型4是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从模型1和模型4的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包容性发展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系数分别为11.151和0.474，均在1％的显着性水平通过检验），说明提高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包容性发展通过金融创新，向实体经济部门供给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不断提高了中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农村企业等弱势群体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环境友好型、高附加值型等产业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使用效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考虑到东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和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差异，本文借鉴张林（2016）[7]的做法进一步检验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差异性，同时本文也单独检验了中、西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估计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3和模型6。从模型2和模型5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系数分别为18.551和0.506，在1％水平上显着），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系数分别为-1.549和-0.409，在1％水平上显着）。模型3和模型6的结果也支持了模型2和模型5的结论，金融包容性发展（IFID）的系数分别为-0.877、-0.712，且都在1％显着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金融包容性发展在中西部地区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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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中，人均GDP（Y）的系数在模型1—模型3中为负而在模型4—模型6中为正，其平方项（Y2）在模型1—模型3中为正而在模型4—模型6中为负，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人均GDP之间呈“U”型关系，相反，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关系。政府干预（FIS）的系数在模型1和模型2中显着为负，在模型3—模型6中不显着，说明政府干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各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和长远规划，制定科学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协同发展。技术创新（JS）和市场化程度（MI）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说明技术创新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度（OPEN）的系数在模型1—模型3中显着为正，在模型4—模型6中为负不显着，说明贸易开放度和资本开放度的不断提高有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一定损害。人力资本存量（HC）的系数在模型1—模型2中显着为负，在模型4—模型6中显着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一定的负向作用，这符合实证设计中关于该变量的分析。 dedecms.com

2.金融包容性发展分指数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进一步研究金融包容性发展分指数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Wald检验、AR检验和Sargan检验都表明模型设定是合理的。 copyright dedecms

从表4中模型1—模型5可以看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IFID1）”“金融服务使用效用（IFID2）”和“金融服务可持续（IFID3）”三个分指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6.758、1 1.776、7.020，而“金融服务创新性（IFID4）”和“经济金融协同性（IFID5）”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76、-1.628，全部通过显着性检验。在模型6—模型9中，IFID2和IFID3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IFID4的系数为负，不显着，而IFID1的系数在模型6—模型7中显着为正，在模型8—模型9中为正，不显着。说明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效用”和“金融服务可持续性”实现的，“金融服务创新性”和“经济金融协同性”不但没有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反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而且“金融服务创新性”的负向作用对“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干扰。从表4中模型1、—模型9、的结果可以看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使用效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97和0.207，“金融服务可持续”的系数为-0.124，均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而“金融服务创新性”和“经济金融协同性”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说明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使用效用”机制实现的，而“金融服务可持续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一定阻碍作用，“金融服务创新性”和“经济金融协同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应不显着。这种结果与现实情况也基本吻合。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断推进，虽然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日益多元化，但仍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金融需求，金融服务创新性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呈下降趋势，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近年来，以金融自我循环加速、脱实向虚为主要特征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问题日益严重，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投资过度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资金不足等矛盾不断放大，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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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异质性原因

为什么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在东部地区显着为正，而在西部地区显着为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存在一个门槛效应，当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低于某一临界值时不显着或显着为负，跨越某一临界值以后显着为正。中西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太低，还没有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导致其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为负。另一方面可能是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发挥有赖于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或是受政府干预等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为了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而实施干预，将有限的金融资源集中配置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而小微型企业、农村企业、民营企业等弱势企业受到很大程度的信贷配给，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产生了明显的阻碍作用。接下来，本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以上两种猜想进行实证检验。以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IFID）自身为门槛变量来检验第一个猜想，以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为门槛变量来检验第二个猜想。首先是门槛效应检验。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例，分别以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均只存在单门槛效应，双门槛检验均不显着，说明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的高低、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都会影响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其次是相应门槛值的估计。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的门槛值分别为0.199、7.983、4.013，且似然比值LR结构也表明模型估计的门槛值与实际门槛值相等。最后对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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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中的结果可以看出，以金融包容性发展（IFID）自身为门槛变量时，当其值低于门槛值（0.199、0.203）时，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效应都显着为负；当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以后，其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将转变成显着为正，而且影响作用更大。这一结果证明前面的第一个猜想是正确的，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正负方向，只有当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才能发挥正向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较低，大多数省份都还没有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因此其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显着为负。以政府干预（FIS）为门槛变量时，当政府干预高于门槛值（7.983、6.148）时，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效应显着为负；当政府干预低于门槛值以后，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为正，但不显着。以市场化程度（MI）为门槛变量时，当市场化程度低于门槛值（4.013 2、4.872 5）时，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正向效应都不显着；当市场化程度越过门槛值以后，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正向影响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回归系数增大）。这说明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存在基于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的门槛效应，而且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作用的大小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只有当市场化程度跨越门槛值或政府干预程度低于门槛值以后，金融包容性发展才能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促进作用。由此可见，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存在基于自身水平、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的门槛效应，只有当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跨越相应的门槛值，或政府干预低于相应的门槛值以后，金融包容性发展才能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当前，中西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都较低，政府干预程度也较高，尚未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因此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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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内容来自dedecms

本文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2]：（1）重新计算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一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来重新测算各指标的权重，然后仍采用欧式距离函数法计算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和分指数；二是使用熵值赋权法得到的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重新计算各省级区域的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和分指数。结果发现这两种检验方法所得结果的差异非常小，不影响金融包容性发展综合指数及各分指数的区域差异特征和动态变化趋势特征，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无实质性改变。（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一是分别采用产业结构偏离系数和泰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采用非农产业（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二是分别采用财政支出占GDP之比、R&D经费支出占GDP之比、进出口总额占GDP之比作为政府干预、技术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的衡量指标。（3）为了考察各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滞后效应，用各解释变量的滞后项（1期）来进行回归检验。以上三种稳健性检验都表明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是可信的。 内容来自dedecms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来自织梦

本文首先从5个维度构建金融包容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05—2015年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测算了金融包容性发展指数，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的原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包容性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在全国和东部地区为正，在中西部地区为负，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存在基于自身水平、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的门槛效应，而中西部地区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都非常低，地方政府干预较多，没有跨越相应的门槛值。金融包容性发展分指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也存在差异，“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使用效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具有显着正向作用，“金融服务可持续性”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正，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负，“金融服务创新性”和“经济金融协同性”会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不显着。 织梦好，好织梦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要充分发挥金融包容性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一方面需要多措并举不断提高各地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快市场化进程并适度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强化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1）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开展居民金融需求特征调查，根据需求特征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加大城市ATM机、自助银行网点、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金融业态的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并承担农村地区信贷、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适度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民营金融等新型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门槛，引入PPP模式鼓励和引导各区域民间资本和闲散资本投资实体经济部门，提高城市和农村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效用。（2）促进金融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加快中、西部地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包括本土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外部金融高端人才的引进，提高金融创新人才的福利待遇并制定具体可操作化的考评制度，同时还需要加强金融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完善金融创新的监督管理机制和金融创新的风险分担化解机制。（3）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是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包容性发展不能忽视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和金融创新的需求。出台政策鼓励金融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农业企业、农村企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弱势部门，充分满足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并建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追踪评价机制，提高经济金融的协同性进而有序推进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4）中、西部地区在不断提升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的同时，还需要加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全面推进市场化进程，完善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定价机制和市场供给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copyright dedecms

(作者：张林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冉光和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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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量纲化处理得到的标准化数据存在部分零值，会影响熵值取对数的计算，因此采用平移的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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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未予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本文来自织梦